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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那位官员无疑是个错误。但与我的错误相比，他盛气凌人的态度未免也太过分了。他没有必要驱逐我，我最多占用他五分钟的时间，只是他完全不想听我说的话，其实他大可以客气地请我走，可权力已把他迷醉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地步。后来我听说，这位英国官员完全不具备忍耐的美德，经常侮辱来访者，只要他稍感不如意，就会暴跳如雷。
当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他主持的法庭里开展，我不会同他和解，因为不愿意拍他的马屁。况且，既然我说过要控告他，就不甘这样沉默。
我开始在这个时候对小地方上的官场政治有了一定的了解。卡提亚华是由诸多小邦组成的，自然是免不了钩心斗角之争了。各邦之间、官吏之间的争权夺利是家常便饭。王公们都听信身边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像上次那位官员的听差，要被小心伺候着，而那位官员的文书作为他主子的耳目和翻译，则比他的主子还厉害。这位文书的话就是法律，他的收入比他的主子多，也许有点夸张，不过他的确不是靠拿薪水过生活的。
对我而言，这种气氛毒害身心，怎样才能不被沾染倒成了困扰我的难题了。
我深感苦恼，哥哥也察觉到了。我们都觉得，要是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就有机会离开这个钩心斗角的地方。因为如果不耍一点手段，想当上部长或法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我和那位官员发生了冲突，要在本地继续执业是困难重重。
当时，波尔班达已属英国人管辖，我在那里还有一点工作可以做，就是替当地的王公争取更多的权利。为了解决佃农负担的地租过重的问题，我还得去见当地的一个行政官。尽管这位官员是个印度人，气焰比上次那个英国官员还嚣张。他很能干，可是当地的农民并没有因此得益。我或多或少给王公争得了一些权益，但佃农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而佃农们的苦难这样被漠视，这实在令我大为震惊。
我的工作令我相当失望。法官对我的当事人并不公道，可我又无法主持公道，顶多只能向政治监督官或省督提出上诉，但他们会以一句“我们不便干涉”便把我的上诉驳回。如果有什么规章条文可以管制他们的做法，我还有办法，可是在这里，官员的话就是法律。
我无限愤慨。
这时，波尔班达的一家弥曼（Moman）
商行给我哥哥写信，提出邀请：“我们是一家大商行，在南非有生意，正在那里打官司，涉及到4万英镑。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很久了。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讼师和律师来帮助我们。如果你能让你弟弟过来协助我们，对我们彼此都有好处，他能够恰当地指导我们的顾问，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世面，结交新朋友。”
哥哥跟我商量这件事。我没搞清到那里只是从旁协助顾问，还是亲自出庭，但我愿意试试。
哥哥介绍给我去见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股东，最近才去世的。这家公司就是信上所说的商行。他向我保证：“这不是一件难事。我们有很多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有机会认识他们。你的到来对我们铺子上的生意很有帮助。我们的大部分往来信件是用英文的，在这方面也需要你帮忙。到那里后当然你是客人，不会承担任何费用。”
“需要多长时间？报酬是多少？”我问道。
“不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坐轮船头等舱的来回船票，另外付给你105英镑。”
这待遇不像是给律师的，倒像是给商店雇员的。但当时我真的很想离开印度，这是一个不该错过的好机会，可以去新的国家体验新的经历，而且那105英镑的收入可以寄给哥哥补贴家用。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准备赴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