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英国是打算当律师，一直到如今还没有谈到这个，现在该简单地谈一点了。

在正式当上律师之前，一名学法律的学生必须履行两个事情：一个是“持续的学期”，十二个学期相当于三年的时间；还有一个是通过考试。“持续的学期”意味着参加聚餐，每一个学期的二十四次聚餐必须至少参加六次。这种聚餐并不是指单纯地吃一顿饭，而是要求参与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表现自我，并在整个宴会过程中保持形象。当然宴会上，人人都是随意享用好菜、大喝美酒。一次聚餐每人要花2先令6便士到3先令6便士，即2～3个卢比。这个价位还算合适，如果是在外面的餐厅吃饭，光是酒钱就得花那么多了。对于我们印度人来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变得“文明”的话，实在无法接受酒钱超过饭钱。刚开始我也奇怪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就逐渐理解了。在宴会上，我常常不吃东西，能吃的只有面包、煮的马铃薯和卷心菜。最初这些东西我也不吃，我根本不爱吃这些；后来既然吃了，也就渐渐有了勇气要别的东西吃。

宴上提供给法官的食物往往比学生的好。有一个波希学生，也是素食者，出于替素食者着想，我申请了只提供给法官席的素菜。这个请求获允了，我们开始从法官席上得到水果和蔬菜。

由于每四人一组便可以分到两瓶酒，而我不喝酒，所以人们都想拉我凑数，这样三个人就能喝两瓶酒了。每学期还有一个提供额外酒水的“盛夜”，除了葡萄酒和樱桃酒，还有平常没有的香槟酒。一到“盛夜”，我便特别受欢迎，到处都有人拉我加入他们。

当时我既想不通，而且一直也搞不懂，这种聚餐怎样使学生变得更有资格当律师。最初只有少数几个学生有资格参加这种宴会，因此他们就有机会和法官攀谈，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场合有助于他们学会得体、优雅、精练的社交知识，而且还提高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可是到了我读书的那个时候，法官们自己分设一席了，像以前那样是不可能了。这样一来，这种教学体制便逐渐丧失了它的本意，然而保守的英国依旧保持着这种形式。

我们学的课程是容易的，因而律师们被笑称做“宴会律师”。人人知道考试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我读书时，考试有两门：一是罗马法，一是普通法。当时有指定的参考书，而且可以带进考场，可是很少有人去读它们。据我所知，很多人用一两个周突击一下笔记，便可以通过罗马法的考试；普通法也只是需要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读一读笔记就可以通过。考卷十分容易，主考员的监考也很宽松。罗马法考试平时测验的及格率高达95％～99％，而最后大考也有75％或更多的人通过。所以大家都不怕落榜，更何况考试一年四次，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困难。

我对付这两种考试的办法只有一个。我想我应该读遍课本所有的内容，不读是错误的。于是花很多的钱去买课本，还决定读拉丁文版的罗马法。在应付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时学到的拉丁文知识，对我很有帮助。尤其在我到了南非以后，很有用，因为罗马荷兰法就是南非的普通法。所以读贾斯丁尼亚的著作确实有助于我了解南非的法律。

经过了九个月的艰苦劳动，我终于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布罗姆的《普通法》是一部体系庞大而且十分有趣的著作，我花了很久才读完。斯尼尔的《平衡法》很有意思，可是有一点儿不好理解。怀特和提德尔合著的《案例精粹》收集了很多重要的案例，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性。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威廉士和爱德华合著的《论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论私有财产》。威廉士的著作读起来很像小说。回到印度后，我继续怀着浓郁的兴趣去读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不过这里并非谈论印度法律书籍的地方，不再赘述了。

我通过了律师资格认定考试，于1891年6月10日取得了律师资格，并于11日在高等法院注册。12日我便动身回国了。

我内心的恐慌和束手无策并未因此告终，我并不觉得自己已经具备执行律师事务的资格。

要详述我这种无助的情形，只好另辟一章了。 mtMXo57BfyQoEqDj+O5XyZyc48ro0Wbhp/2/YNP32ar9EnXrma55d5KcTyMoAx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