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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第二年的年末，我偶遇两个通神论者，他们是未婚的两兄弟。他们和我谈起《纪达圣歌》 [1] 。当时这两兄弟正在阅读艾德温·安诺德爵士翻译的《天国之歌》，邀我和他们一起读原著。我深感惭愧，因为这篇圣歌的梵文或古遮拉特文版本我都没有读过。我不得不对他们说我没有读过《纪达圣歌》，但是我很乐意和他们一起读，尽管我的梵文水平很有限，不过仍希望可以通过原著来弥补看译本时可能会出现的讹误之不足。于是我开始和他们一起读《纪达圣歌》，其中印象很深的第二章的几行诗句，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畔：沉迷于外在的感觉，必将受它的诱惑；诱惑生成愿望，愿望煽起欲火，熊熊欲火一旦燃烧起来，便会置一切于不顾，理智丧失，浩气无存，终至精神泯灭，身心同归于尽。
这本书是无价之宝，给我留下的印象日渐深刻，时至今日，我依然把它奉为圭臬。在我最烦闷时，它带给我莫大的帮助。我差不多读遍了所有的英文译本，最好的还是安诺德的译本。他忠实原著，读起来甚至并不像翻译稿。尽管和这些朋友一起读《纪达圣歌》，但当时并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直到几年后，我才每日必读这本书。
这两兄弟还向我推荐了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所著的《亚洲之光》，此前我只知道他是《天国之歌》的译者，直至读起《亚洲之光》，这本书甚至比《薄伽梵歌》还吸引我。一旦开始读起来，便爱不释手。有一次他们还把我带进布拉瓦斯基的住宅里，将我介绍给布拉瓦斯基夫人和贝桑特夫人。贝桑特夫人那时刚加入通神学会，我对她改变信仰这件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也劝我入会，但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对他们说：“我对于自己本民族的宗教的认识也很有限，不想再加入其他宗教团体了。”我听从了这两位兄弟的建议，读了布拉瓦斯基夫人的《通神学入门》。这本书不仅激发了我阅读印度教典籍的愿望，还在我心中排除了传教士们宣传的关于印度教是充满迷信的宗教的观念。
大概就在这个阶段，在一家素食公寓里，我遇见了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徒，他来自曼彻斯特。我们谈起了基督教，我把我在拉奇科特的一些经历告诉了他。他听后觉得很难过，说道：“我自己是一个素食者，也不喝酒。毋庸置疑，的确有很多基督教徒既吃肉又喝酒，但是吃肉喝酒都不是经文训示的。你一读《圣经》便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给我了一本《圣经》的复印本。我隐约记得他也常常卖《圣经》，便向他买了一本含有地图、索引和其他有用的附录资料的《圣经》。我开始读起来，可根本读不下去《旧约》。读完《创世记》后，一读后面的几章就昏昏欲睡。但是为了在人前炫耀我也读过《圣经》，我还是极为勉强地读完了其他部分，既无兴趣，也不求甚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民数记》。
然而《新约》却带给我不同的感受，尤其是《登山宝训》，简直说到我的心坎了。它完全可以与《纪达圣歌》媲美。我欣赏那句“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这使我想起萨玛尔·巴特说的“予我杯水，报以美食”那段话。年轻的我试图把《纪达圣歌》、《亚洲之光》以及《登山宝训》的训诫都贯穿起来。克己是宗教的最高形式的这个观点极大地鼓舞了我。
对这几本书的阅读，引发了我研究其他宗教导师生平的兴趣。一位朋友向我推荐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读罢《先知是英雄》那一章，我才了解先知的伟大、勇敢和简朴的生活。
刻苦攻读以准备考试这件事，使我几乎没有时间涉猎其他知识了，除了对宗教的这点认识以外，当时我已无力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我已做好打算，今后要广泛地阅读宗教书籍，以求对所有主要的宗教都有所涉猎。
对于无神论，我又怎能没有一点认识呢？每个印度人都知道布拉德劳和他所谓的无神论。我曾读过一些关于无神论的书，书名都忘记了，总之它们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我早已走出了无神论的撒哈拉沙漠。当时贝桑特夫人是社会上备受关注的人物，她也从无神论者转为有神论者，我读过她写的书——《我如何成为一个通神论者》。
大约就在这个阶段，布拉德劳去世了。他被安葬在沃金公墓。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以为每个旅居伦敦的印度人都会参加。还有几个牧师也前往墓地，对他表示了最后的敬意。葬礼结束后，我们一起在车站候车，人群中有一个无神论者，诘问其中的一位牧师：“喂，先生，你相信上帝存在吗？”
“我相信。”那位善良的牧师低声答道。
“你也同意地球的周长是28000英里，是吗？”那位无神论者自信满满地笑着说。
“当然。”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上帝有多大？他在哪里？”
“好的，只要我们去感受，他就住在我们的心中。”
“行了，行了，别拿我当孩子哄了。”那位无神论者带着胜利的表情望着我们说。
那位牧师谦逊地保持沉默。这段对话加深了我对无神论的偏见。
[1] 这里指《纪达—戈文达圣歌》（ Gita Govinda ），据说是十二三世纪时由抒情诗人贾亚·德瓦（Jaya-deva）写下的歌颂黑天（Krishna）早年的牧牛生活的诗，戈文达即黑天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