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来找我同去听讲演吗?”
“不错,去不去?”
“吓!我不是个‘智识欲’极旺的青年,这么大风——就是无风,我也不愿意去的。我想你也不一定是非听不可,尽可在我这儿谈一会。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然而我的嘴却是还在。刚才我正在想着讲演的意义,你来了,我无妨把我所胡思乱想的讲给你听。讲得自然不对,不过我们在这里买点东西吃,喝喝茶,比去在那人丛里钻个空位总好点吧。”
来客看见主人今天这么带劲地谈着,同往常那副冷淡待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心中就想在这里解闷也不错,不觉就把皮帽围巾都解去了。那房主人正忙着叫听差买栗子花生,泡茶。打发清楚后,他又继续着说:
“近来我很爱胡思乱想,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真合着那位坐在望平街高塔中,做《平等阁笔记》的主笔所谓世界中不只‘无奇不有’,实在是‘无有不奇’。Carlyle(卡莱尔)这老头子在
Saitor Resartus
(《旧衣新裁》)中‘自然的超自然主义’(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一章里头,讲自然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神秘,所以这老头子就觉得对于宇宙中一切物事都糊涂了。我现在也有点觉得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比如你是知道我怕上课的,自然不会爱听讲演。然而你经过好几次失败之后,一点也不失望,还是常来找我去听讲演,这就是一个Haeckel(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所没有载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哦!现在又要上课了,我想起来真有点害怕。吓!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从前我们最高学府是没有点名的,我们很可以自由地在家里躺在床上,或者坐在炉边念书。自从那位数学教授来当注册部主任以后,我们就非天天上班不行。一个文学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个钟头换来的。就是打瞌睡,坐着睡那么久,也不是件容易事了。怕三千多个钟头坐得不够,还要跑去三院大礼堂,师大风雨操场去坐,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所以讲演有人去听这事,我抓着头发想了好久,总不明白。若说到‘民国讲演史’那是更有趣了。自从杜威先生来华以后,讲演这件事同新思潮同时流行起来。杜先生曾到敝处过,那时我还在中学读书,也曾亲耳听过,亲眼看过。印象现在已模糊了,大概只记得他说一大阵什么自治,砖头,打球……后来我们校长以‘君子不重则不威’一句话来发挥杜先生的意思。那时翻译是我们那里一个教会学堂叫做格致小学的英文先生,我们那时一面听讲,一面看那洁白的桌布,校长的新马褂,教育厅长的脸孔,杜先生的衣服……我不知道当时杜先生知道不知道How we think
。跟着罗素来了,恍惚有人说他讲的数理哲学不大好懂。罗素去了,杜里舒又来。中国近来,文化进步得真快,讲演得真热闹,杜里舒博士在中国讲演,有十册演讲录。中间有在法政专门学校讲的细胞构造,在体育师范讲的历史哲学,在某女子中学讲的新心理学……总而言之普照十方,凡我青年,无不蒙庇。所以中国人民近来常识才有这么发达。太戈尔
来京时,我也到真光
去听。他的声音是很美妙。可惜我们(至少我个人)都只了解他的音乐,而对于他的意义倒有点模糊了。
“自杜先生来华后,我们国内名人的讲演也不少。我有一个同学他差不多是没有一回没去听的,所以我送他一个‘听讲博士’的绰号,他的‘智识欲’真同火焰山一样的热烈。他当没有讲演听的时候只好打呵欠,他这样下去,还怕不博学得同哥德
,斯忒林堡
一样。据他说近来很多团体因为学校太迟开课发起好几个讲演会,他自然都去听了。他听有‘中国工会问题’,‘一个新实在论的人生观’,‘中外戏剧的比较’,‘中国宪法问题’,‘二十世纪初叶的教育’……我问他他们讲的什么,他说我听得太多也记不清了,我家里有一本簿子上面贴有一切在副刊记的讲演词,你一看就明白了。他怕人家记得不对,每回要亲身去听,又恐怕自己听不清楚,又把人家记的收集来,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模仿的,不过我很替他们担心。讲演者费了半月工夫,迟睡早起,茶饭无心,预备好一篇演稿来讲。我们坐洋车赶去听,只恐太迟了,老是催车夫走快,车夫固然是汗流浃背,我们也心如小鹿乱撞。好,到了,又要往人群里东瞧西看,找位子,招呼朋友,忙了一阵,才鸦雀无声地听讲了。听的时候又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工会,宪法,人生观,戏剧,教育的智识整理好来吸收这新意思。讲完了,人又波涛浪涌地挤出来。若使在这当儿,把所听的也挤出来,那就糟糕了。
“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这种Public-lecture-mania
是一种 Yank-disease
。他们同我们是很要好的,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染了他们的习惯。他们是一种开会,听讲,说笑话的民族。加拿大文学家Stepken Leacoek(斯蒂芬·李科克)在他的
My Discovery of
England
(《英格兰之我见》)里曾说过美国学生把教授的讲演看得非常重要,而英国牛津大学学生就不把lecture(讲演)当做一回事,他又称赞牛津大学学生程度之好。真的我也总怀一种怪意思,因为怕挨骂所以从来不告人,今日无妨同你一讲。请你别告诉人。我想真要得智识,求点学问,不只那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讲演不济事,就是上堂听讲也无大意思。教授尽可把要讲的印出来,也免得我们天天冒风雪上堂。真真要读书只好在床上,炉旁,烟雾中,酒瓶边,这才能领略出味道来。所以历来真文豪都是爱逃学的。至于Swift(斯威夫特)的厌课程,Gibbon(吉本)在自传里骂教授,那又是绅士们所不齿的……”
他讲到这里,人也倦了,就停一下,看桌子上栗子花生也吃完,茶也冷了。他的朋友就很快地讲:
“我们学理科的是非上堂不行的。”
“一行只管一行,我原是只讲学文科的。不要离题跑野马,还是谈讲演吧,我前两天看Mac Dougall(麦克·杜格尔)的《群众心理》,他说我们有一种本能叫做‘爱群本能’(Gregarious instinct),他说多数人不是为看戏而去戏院,是要去人多地方而去戏院。干脆一句话,人是爱向人丛里钻的。你看他的话对不对?”
他忽然跳起,抓着帽和围巾就走,一面说道:
“糟!我还有一位朋友,他也要去三院瞧热闹,我跑来这儿谈天,把他在家里倒等得慌了。”
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北大西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