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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曾国藩做官之修身
曾国藩出身农门，但能少年得志，成为国之重臣。他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其时时注重自身修养。其实，一个人的为官之道，很多时候就是做人之道，只有把自己修炼好，才能做好官，做大官。
静坐自我妄为，读书即是立德。
——曾国藩
曾国藩的一生，在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的帮助。曾国藩通过读书，领会封建官场之道，走上了仕宦之途，树立了“为官，为国，为大同”的远大理想。
曾国藩最善于从书中汲取“为官之道”的营养。在京师供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天灾泛滥、内忧外患交加的时候。因为天灾有黄河决口，内忧有太平天国，外患有“英夷”，所以闲暇时刻，曾国藩会通过有选择性地阅读大量的古代史籍，琢磨古人的为官之理，一旦遇到具体的军政以及庶务问题，便能把平时读书所得拿出来应用。我们只要对曾国藩十多年的京城为官生活、十多年京官期间坚持不懈地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的情况有所了解，就能知道他是在时刻不停地研究为官之道，时刻不停地关心时务，时刻不停地为为官之途作储备。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书籍为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战乱频繁、政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钟情于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把上至孔子、下到王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可见，曾国藩读书的习惯影响了他的下属。他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前大量反复地阅读王船山著作，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尤其烂熟于心，心得体会颇多，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载。一些湘军将领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纷纷研读船山著作，而这种现象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阅读而已，而是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中汲取营养，寻求用兵治国之法，为军事实践服务。正如曾国藩参赞军务郭嵩焘所描述的:“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这批湘军将领多是“一介书生”、“布衣寒士”投笔从戎，从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总督一类的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他们不约而同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船山遗书》使他们获益匪浅，而这，与曾国藩对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读书，使曾国藩的学术观点“经世致用”臻于完善;读书，也使他的军事事业如日中天。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正面的抑或是反面的，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王船山学术。曾国藩对后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深厚的他，为鞭策和警示自己读书不要放松，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大概内容是:“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从中发现乐趣。2月17日，他感到病体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他却不以为然，晚上依旧读书不改。在他看来，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岁末，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他在日记中写道:“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这则日记既写到了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专心致志。可是他虽规定自己以后不做文，不看生书，但却无法实现心愿。因为不久之后，有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一部，这是他从未看过的新书，他拿到手后便不舍放下，从头到尾读完，全神贯注投入，全已忘记自己是病重之躯。后又有湖南王闿运送《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等自己所著之书，他收到后虽不是字斟句酌一一细看，但每部书都认真地阅读了几遍。此后他又继续坚持阅读了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朱彬所纂《札记训纂》，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日本人所著《新论》，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陶篁村所挹《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等一批生书，他已违背自己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
1872年，曾国藩的久病之躯已是风中残烛。3月2日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3月5日，曾国藩出城迎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迎候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已是油尽灯枯，更是珍惜生命的余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坚持不懈地读《二程全书》，希望给自己对理学的研究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善于学习，勤于学习，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知识爆炸的经济时代更应如此，每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日日学习，月月学习，使自己不断进步，紧跟时代的步伐，而不学习肯定会被时代所抛弃!
跟曾国藩学一招
学问的成功成就了官场的成功。曾国藩从书中找到功名利禄，找到了“黄金屋”，更重要的是，他从书中汲取营养，吸取了古人的智慧，为自己为官明确了航向。正是由于总结了先人的成败得失，才使得曾国藩成为“得者、成者”，而避免了失败者的命运。
定静安虑得，此五字时时有，事事有。离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
——曾国藩
人生在世，欲望各种各样，而“贪欲者，众恶之本”。人一旦贪欲多，心术就不正，贪欲过分，方寸就会大乱，思想上被贪欲所困，就会想入非非，就会把事物做坏、做绝，总是奢望自己能够多占多得，不劳而获，什么事情都会办不好，大祸也就临头了。这样不仅有损人格不说，甚至还会毁了一个人的前程。
曾国藩办团练时，为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便提倡“不要钱，不怕死”。他写信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
“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曾说过:“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过:“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曾国藩一生的确如此，“不贪财，不苟取”，兢兢业业，廉洁律己。
曾国藩不爱钱，所以他以“勤俭”二字谆谆训诫后人，也以“勤俭”二字孜孜严律自己。他终身生活清淡，素汤寡水。他说:“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习气，吃饭住宿，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约可以，略略丰盛也可以，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是不愿的。”他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菜，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坚持如此，故时人美其名曰“一品宰相”。“一品”即“一荤”。
曾国藩三十岁那年，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有在庆贺或过新年时才拿出来穿上，平时深藏不穿，这件衣服直到他死的时候，还崭新依旧。他还要求家中妇女必须纺纱绩麻，织布做衣，他的衣衫鞋袜，都是家人做的。
他还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一百两。同治五年，曾国藩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真有这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不由得再三感叹，以为不能满足费用，所以又赠予四百两金子。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是日巳刻，派藩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却依然在“俭”字上严于律己。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正在赶办，尚未修工。他游观后，感慨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勤俭廉洁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曾国藩说:“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曾国藩出身湖南偏僻山村，如果说，他少时的勤俭持家不足为奇。但是当他权倾天下时，依然不忘节约，克勤克俭，这种坚忍的毅力非常人所能做到。
跟曾国藩学一招
欲望永无止境，过强过多，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因此，人在官场上应该尽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要正当地获得利益，正当地赢得名誉。
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
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
曾国藩在《挺经》中说:“至于要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工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之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福气和利益在外，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之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底，还是不能强到最后，都不能预料。即使终身强横乡里安稳度日，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
“明强”之法，讲究修炼自己，尤其在困难时刻，要能够深谋远虑，审时度势。曾国藩认为，做官最重要的是要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绝不求一时之功，绝不轻举妄动。清醒无怨，要想稳住部下必须保持安静，保持安静必须头脑清醒。只有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否则，性烈如马，心急似火，只会于事无补，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求强是可以的，但逞能求强则非明智之举。
曾国藩一生刚强，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曾国藩一生坚而不脆，以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深刻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著《挺经》，说他刚毅”。正如他的一副自箴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种刚毅的性格，使曾国藩勇往直前。这也正是他倔强性格的写照。
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强毅与刚愎有别，刚强是一种克己之学。克己，即“刚”“柔”互用。曾国藩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非就是暴虐，强矫而已;柔并非卑弱，谦退而已。”
为使“刚”“柔”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明”的重要作用。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他致书诸弟子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用后果证明它，又重新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师说的瞎闹。我也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
不明而强，于人滥用权威，逞势恃强，于己偏执任性，迷途难返，这些都是害人害己的。故“明”则是指要明于人，明于己，明于事，明于理。强，须明;柔，同样须明。否则，强，不能恰到好处，柔，也不能恰到好处。一味刚强，而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有理不争，争而不力，虑而不决，决而不行，于成功立业无补。
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有因“强”而大兴，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大概能持久恒常。”孟子说:“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怕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向往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跟曾国藩学一招
人们常说:“狭路相逢强者胜”，官场上更是如此。官场上讲究的就是弱肉强食，当你比别人厉害，凡事比别人强，不仅能体现出你具有很强的能力，而且还能在周围的人面前提高自己的威信。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无畏无惧，这是真正的为官之道。
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
古人说:“志当存高远。”“志”，在这里是指一种道德理想。曾国藩认为，“砺志自强”是内在目标和精神动力之所在，也是道德修养的起点，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之“志”，价值都相同。古人云:“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也就是说，即使是高远之志，若只讲不做，也只是空有其名，徒有其表，只有亲自实践，对理想人格不倦追求，高远之志才能成为一种美德。
曾国藩一生尊崇“修身、治国、平天下”，他的成就，是在砺志中取得的。在曾国藩数千家信中，他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在砺志过程中的得意、困惑、成功、失败等种种事件。口吻亲切，文笔流畅。家书中的故事，生动有趣，还包含了许多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很有教育意义的经验。从这些信中，人们可以具体地看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在一位居高位者心中引起的万千思绪;也能看到他是如何坚持“孝悌忠信”，从而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对长辈、平辈，对皇帝、上司以及对同级、下级的种种关系。所以有人说，“这不仅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更是一部正直、严肃的人生教科书。”
这些家书中，流露出曾国藩的最大的魅力在于“诚恳”。他的字里行间，更有一种对家人的真诚的感情流露。其中有许多篇是曾国藩教训其弟弟的，之所以能感动后人，恐怕就在于这个“砺志”上。字字句句皆真情，毫不夹杂世间泛滥的虚伪和造作，读后让人感慨不已。
砺志必须“用世”，也即将理想付诸实践。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被顺利地点中翰林后，更加的风华正茂、锐意进取。他经常在诗歌中抒发高远志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国之栋梁。他常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在给刘蓉的信中写道:“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也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说，他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美德在要求自己，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宏愿。
跟曾国藩学一招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曾国藩的一生成就，可以说都是在“砺志”中取得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认为一个人的一生要想有所作为，就应该信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生信条。
处毁誉要识有量，今之学者反有向上底，见世所誉而趋之，见世所毁而避之，只誉我而喜，闻毁我而怒，只是量不广，真善真恶在我，毁誉与我分毫无干。
——曾国藩
曾国藩认为，自己一生虽然读书颇多，但总免不了“好名好胜”的一些思想干预，“到了年老没有一本书可为凭恃，没有一件事算有成就”。因此，达不到杜元凯“优柔厌饫”一段所说的滋味，更没有孟子所说“深造自得”的情趣，所以年迈体衰后，他决心从“敬、静、纯、淡”这四个字上下工夫。
曾国藩遵循孔圣人克己之遗训，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这些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可见一斑。他善于从先哲那里汲取生活的智慧，也善于把书中理论与人生实践联系起来，尤其善于分析总结。他从传统文化中受惠，又推动了传统文化向前发展。传统文化在清朝的链环中，曾国藩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曾国藩坚持“主敬”之说，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
“做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就是恭谨。无论是对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也无论是对地位高的人还是对地位低的人，都不敢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而不猛。古书上说:‘君子庄敬日强。’吴竹如先生说:‘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还需添加一个‘和’字，这样才不会勉强，才会自然而自愿地去做。”
三代以后的圣人、宋代理学大师程颢，认为“静”字功夫最要紧，他在“静”方面下足工夫。王守仁也是如此，认为“假若不静，反省也就不细密，见理也就不明了”。理学大师唐鉴说，大凡人都有刚的恶习或柔的恶习，各有偏重，难以体味。只有深察它，并终生加以治疗，方可有所更改。
刚是威仪、是自信、是力量、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人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强、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一个人能站立起来。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通过自立自强闯出来的，没有哪一个圣贤没有自己的自立自强之道。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由于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坚忍不拔，独立不惧。
有刚也不可无柔，刚柔相济，无柔则不亲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会陷入孤立。柔使人挺立长久。它是魅力，是收敛，是方法，是春风宜人的光彩。人生活在世间，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他人的信任与帮助。这正如伟大的人少不了追随者，精彩的演说需要听众一样，柔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东西。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就看不惯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虽然是傲然独立、不畏强暴，但曾国藩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否则，他就不会对天地之道认识得如此深刻。曾国藩认识到，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宜刚柔并用，不可偏废。刚，并非暴虐，而特指“强矫”;柔，并非卑弱，而特指“谦逊”。
何时当为刚？何处当为柔？曾国藩有自己的原则，“凡遇事或为公时，应当强矫;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天乐，应当谦退;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
豁达是一种见识，是大智慧;冲淡是一种态度，是大情趣。
豁达就是要对事物进行反复观察、反复理解，直到事物在你眼前变得透明，不再有盲点或黑暗部分。只有具有良好的智慧、判断、洞察力和理解力，人才能豁达。
冲淡则是指一种情趣，存在而没有理由。这近乎于天然而生的一种倾向，是直觉、直观或体悟。
然而一般人很难实现它们，人们往往为名和利羁绊，为达到某一目的而不择手段，过于执著。沉溺太深，只看到名利带来的积极效应却没有看到或较少看到追求名利的消极影响，更不用说人生存的目的与理由。要知道人生短暂，人赤条条地来，也将赤条条地走，握拳而来，撒手而归，一丝一毫也带不走。
古代的圣贤豪杰也许志趣各异，但他们在豁达与冲淡上是类似的。从诗歌来看，李白、韩愈、杜牧较为豁达，而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则较为冲淡。杜甫和苏东坡在这方面可谓是两美兼备。苏东坡的七言律诗豁达，杜甫的五言律诗则冲淡。邵雍虽不算诗家正宗，但也兼备豁达与冲淡之美。
《庄子》一书较为豁达，它对开阔人的胸襟多有裨益，多读有益。曾国藩喜欢读其中的“天生而美满者”一段，“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这是何等的豁达境界啊!由此联想到古代的两位帝王舜、禹，有了天下而不愿坐，这是何等豁达的胸怀!
跟曾国藩学一招
曾国藩做官常说这样一句心得，那就是:“为官者，就必须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人要想做大官、成大事，没有一定的肚量是不行的。”一个人若不能做到洒脱、飘逸、冲淡、豁达，不但做不成大事，即使在小事上也难有作为，更谈不上立足官场了。所以说大肚能容是一种做事智慧。
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
和普通人一样，曾国藩也有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日后能有所作为，就会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我。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而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曾国藩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重中央轻地方是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是在天子脚下，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被“高层”发现，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林翼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林翼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说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完《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已下，要想从行动上做出改变，却并非易事。这月的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天，京城忽然刮起强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安静读书，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毫无所获，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过如此交游往来，不外乎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他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知道“往来征逐”，就是浮躁，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大病根:“喜色”。
《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曾国藩与自己的一帮文人朋友谈论诗赋之余，不免也常常议论到“东家婆娘西家美媳”之类“浑话”。对于文人来说，这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调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人称貌若桃花，年方十四。曾国藩得知到这个事情后，心中羡慕不已。于是借故到朋友家，先是借口聊了点学问，随后即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满心不愿，但曾国藩“欲强见之”，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小妾叫出来。曾国藩一见心动不已，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他在《日记》中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据曾国藩所记“大不敬”猜想，当时他肯定有举动出格的地方。岱云即他的好友，曾国藩没有忘却他的“谐戏”之语、“狎亵”之举，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雨三是曾国藩的另一位好友，他经常没事找事地到他的家中东拉西扯，讲些“浑话”，谈谈“浑事”。尽管雨三有时很忙，但又不好当面拒客。曾国藩从《日记》中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有时从雨三处回来，虽已是很晚，但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歌伎子贞家中，玩乐至三更而归。
早年的曾国藩极可能在这方面不检点，这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中可以看出，他父亲的劝诫，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酒欢宴席、四处征逐。“嬉游”、“狎亵”是指出入歌馆妓院的用语，曾国藩《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这样的记载反复有几次，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太好，经常患病。有一次曾国藩参加团拜，由于所拜之家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为不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当他意犹未尽回到家中，惶然不适。加上妻子闹病，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这使曾国藩难以忍受，因此仍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由于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用宴请吃酒等事来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一旦听别人谈论理学，便感到格格不入。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在这方面的“不敬”很快发生了变化，为了成为庄重、诙谐的君子，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曾国藩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严加克制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尽管儒家老祖宗孔孟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说到做到，直到以后位极人臣，他都坚决不纳妾，在生活上也严格自律。知误而能改，这是他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地方，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也是后来能有一番作为的原因。
曾国藩立下“澄清天下之志”，为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这三条他都一一做到了。
人人皆知吸烟有害健康，但吸烟对人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他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应酬过多，吸烟过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发誓要戒烟，并把它作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烟的日子很难受。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经常找朋友们聊天、下棋。他在《日记》中写道:“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在曾国藩看来，初次戒烟犹如婴儿断乳，这可见曾经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
曾国藩“三大戒”，其中一重要内容是“戒色”。曾国藩自己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他认识到，沉溺于此是妨碍事业的，定要节制。
跟曾国藩学一招
俗话说:“玩物丧志!”烟、酒、食色等只要适度都是可以的，但是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消减，终会妨碍大事。因此身为官场上的人，为了他日能有所作为，就应通过不断自励改掉不良习惯，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一念之善，吉神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
——曾国藩
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以孝至上”，古代的很多帝王“以孝治天下”，曾子也提倡“忠孝合一”，即“一个人做到了孝顺父母，并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他对国家、对君王、对朋友也会这样做，这就是忠孝合一”。正因为这样，所以古代选求忠臣良将，讲究“以孝为第一”的原则。
在“忠孝节义”上，曾国藩被看成是官场楷模。近代中国人，无论是志士仁人，权贵政要，还是青年学子，都十分佩服曾国藩。对他的为人、治学、做官、带兵都十分佩服。尤其是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蒋介石等人，无不对他佩服之极。杨昌济、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也纷纷表示过对他的尊敬。
曾国藩为了事业，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他母亲离世后，经朝廷准许，他回家服丧。经过长途跋涉，曾国藩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远远看见家门口素灯高悬，魂幡飘摇，不禁泪流满面。想想离家十几年，在处处是陷阱的官场上打拼，尚没有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母亲却已离别自己而去，更是情不能自已。
曾国藩三步并作两步朝家中奔去，当年老体迈的父亲拄着拐杖来迎接自己时，曾国藩便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大喊“不孝儿来迟了……”话未说完泪先流，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个不停。众人纷纷将他搀起，在弟妹们的簇拥下，曾国藩走进了灵堂。白色挽幛飘摇不定，在烛光辉映之下，曾国藩跌跌撞撞地冲到母亲遗像前，痛哭“娘呀”便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众人慌张地把曾国藩抬到床上，有人用冷毛巾敷他的额头;有人掐他的人中;有人往他的嘴里灌姜汤。曾府上下忙乱不堪，其中有一位略通医道的人，把了脉后说:“不碍事，这是悲痛过度引起的，慢慢会醒过来。”
许久许久，曾国藩慢慢地苏醒过来了。刚醒过来，他立刻流着眼泪，挣扎着走到灵枢旁，执意要看他母亲最后一面。尽管他的母亲已大殓入棺，但因为要等曾国藩回来，所以一直没有钉死。曾国藩就着微弱的烛光，看见母亲双目紧闭，神态安详，他心如刀绞。想想自己全心在官场上打拼，没有尽到儿子的半点责任，甚至于在母亲病重期间也没有侍奉过一时半刻，眼看自己都到了知天命的岁数了，还没有出人头地，没有光宗耀祖，想到此，他积压在胸中的悲哀奔涌出来。他索性在灵柩边放声大哭。曾国藩的痛哭流涕感动了乡邻好友，他的孝心感动了全府上下的人，曾府上下更是哭声不绝。
此时，曾国藩官居侍郎。他在哭声中向世人表白了:自己虽然没有赡养病中的母亲，但是孝心却是天地可鉴。
哭完后，曾国藩责怪家人为什么不及早告诉他，回答是其母怕影响他为皇上办事。听到此，曾国藩心中更是悲痛欲绝。
其妹曾国蕙告诉他:“三个月前，接到你的信，得知大哥放了江西主考，又蒙皇上恩赏一个月的探亲假，全家都很高兴，娘的病似乎有了好转，天天念叨您。可是由于兴奋过度，不久又躺下去了。整天念着:‘不要让我……我要看宽一(曾国藩的乳名)一眼’……”
曾国藩听到这里，更是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那一刻，京城的繁华、官场的明争暗斗在曾国藩看来都一文不值，而人间的母子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曾国藩泪如雨下，他奋不顾身地扑向棺材大哭:“娘呀，儿来晚了。”
刚刚安静下来的灵堂又是哭声一片，曾国藩的弟妹哭倒在棺材旁。这场面，连附近乡邻、官场友人也为曾国藩的孝心感叹不已。
曾国藩悲痛欲绝，大家劝他休息，他哽咽地说:“十多年来，我未在母亲大人的面前尽一天孝，病中也不曾为老人端一口药，如今回来，如果不在灵前痛哭，何以表达我的心情，岂不为四乡邻居耻笑？”说完又痛哭流涕，很久很久都没有停止。
跟曾国藩学一招
“孝”与“忠”是一致的，历史上举荐与选拔人才都讲究“孝”字，比如汉代的“举孝廉”。如果对父母不“孝”，那么“忠”从何而来。所以，一个人要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那么首先就得做一个遵从孝道的人。
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则失难。存心君子，自得之体验中耳。
——曾国藩
在处事和求利方面，一般的人都是当仁不让的，“敢为天下先”历来被人称道。但是，作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却反复告诫自己:“不敢为天下先。”
曾国藩认为，“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意即对于一些颇有才华的人来说，最大的缺点就是“傲慢”、“目中无人”。因为才干非凡，本来就引人关注，加之狂傲，就会将自己弄到众矢之的的境地，所以有才华之人应该学会深藏不露，凡事不可出尽风头，认为自己“天下第一”，骄傲不已。故曾国藩用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时警省自己。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性格暴烈，急功好利。曾国藩十分了解这个弟弟的性格，为改正曾国荃的个性缺陷，曾国藩常常用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来告诫他，让他要学会谦虚和忍让，不要事事都做天下先，不要太过于锋芒毕露。
曾国藩身为朝中第一汉臣，深深知道大名气不可强求。曾国荃初进南京时，曾国藩经常教育他少居功、少惹祸，每次写信都要反复强调。后来曾国荃攻克了两个省，功勋卓著，虽说此时其事业根基已十分深厚，但曾国藩对其弟“不患不能通达、不患不能自立，但患其不能稳固适应，患其不能自甘寂寞而繁荣发达”大不放心，因而又劝告曾国荃“安身立命总应该从风平浪静方面考虑，千万不要掀天揭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对自己也进行了深深的反省。他认为自己“落落寡合、高傲视人、不能以柔克刚”，认为“事事争天下先会伤别人之心，夺别人之志”，由此可能导致嫉妒，带来攻击。所以，咸丰八年，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十分注意自我克制，以史为镜，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借鉴。他时常提醒自己，一刻也不敢忘怀。
曾国藩后来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权重于一时，如此职位可谓是位高权重。对此曾国藩喜不胜忧。他认为，“树大招风，盛名之下难以自保。”因此，反复警戒自己:“古人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
他还经常告诫自己的部属、亲属们，要吸取“富贵常蹈危”的历史教训。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自古胜败轮回，祸福相依，要谨防乐极生悲，因此每当有大功之名、大任之职时，他常常谦让。曾国藩的“不敢为天下先”的盛名盖由此而来。
“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人生哲学，表面上看似消极，实际上蕴藏着大智慧。无论是大自然，抑或人类社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只有“不敢为天下先”，事物发展的潮流趋势才能看得清清楚楚。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这正说明了任何人只有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或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成为英雄或成功人士。否则，如果抗逆潮流，那么结局只能是失败。
跟曾国藩学一招
有人说:要想显示自己的能力，就需要在人前展示自己的能力。这句话诚然没错，可是在官场上就不一定对了。在官场上，有才华之人应该学会深藏不露，凡事不可出尽风头。认为自己“天下第一”、骄傲不已的人，就不适合在官场上立足。
小屈以求大伸，圣贤不为。松柏生来便直，士君子穷居便正。若曰在下位遇难事，姑韬光忍耻，以图他日贵达之时，然后直躬行通。此不但出处为两截人，即既仕之后，又为两截人矣。
——曾国藩
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官场上，我们看到的“小不忍乱大谋”的现象却是不计其数，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人们往往克制不住“小忍”的心魔，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只盲目地追求小小的利益，鼠目寸光，陷入了不能高瞻远瞩的苦境。忍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有气量，人一旦有了气量，那么自然就变得不容易烦躁;忍也可以使人变得有力量，人一旦拥有了力量，那么自然也就拥有了解决烦躁的能力。有了气量和力量，就能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深知事物转换之理的极高智慧。
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闻名中外的六尺之巷也就因此而成。
当然这是一个典故，但这样的事情在曾国藩身上也发生过。咸丰初年，曾国藩的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为一墙之界与邻居发生争执，甚至于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其弟曾国满便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兄长曾国藩。当时曾国藩在京师做官，收到此信后，便立即写了一封信，并将“让他三尺又何妨”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深感羞愧，立即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让邻居深深感动，其后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反倒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思想，将土地转让给了曾家，方便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后来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古稀之年的曾德培老人在中国台湾著文，还提起过曾国藩“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凡事让人三尺，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这是曾国藩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但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在曾家还代代相传，惠及后人，人们至今还广为传颂。
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家风传乡里，但其父及诸弟却仗权依势，在地方上为所欲为。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其四弟曾国潢在乡飞扬跋扈，人们怨恨不已。
有事例为证。同治年间，湖南起“哥老会”，成员多是原来参加湘军的人。他们遣散返乡后，参与组成哥老会。曾国潢在乡，不仅大力剿杀“哥老会”的人，而且只要他有“憎恶”之人，便捆送至县府，请求杀掉。只要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甚至捆送五六十人，基本无人能生还。时任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信佛之人，秉性慈善，每每接到曾国潢的请求后，总忧愁不已，不答应又惧怕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不得安宁。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据说这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参祭。
曾国潢为横乡里，曾国藩是略有所闻的。他常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回乡奔父丧，听说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人所共愤，就想法要惩教其弟。这一天，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心生一计，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被突然袭击，生气不已。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他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的这一番训诫后，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改正。
古人说:“君子之所以取远者，则必有所持。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忍是一种强者的心态，更是一个人的修养。在现实生活中，大凡有真本领者都善于忍耐，忍耐是为了给自己留有余地，而有了余地才能掌控住大局。
跟曾国藩学一招
“与邻里乡亲和睦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这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做官也是做人，有时能够忍让，并不表示你懦弱或胆怯，而是一种能屈能伸的魄力。能忍让，不但能避其锋芒，还能给自己留下余地。
勿以人负我而隳为善之心，当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尝责报也。纵遇险徒，止付一笑。
——曾国藩
每个人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做人和交友都应该胸襟坦荡、虚怀若谷。人与人之间只有以诚相待、互相信赖，方能获取支持和帮助，事业才有成功的可能。曾国藩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因势利导，取长补短，主张以“度”容“士”，宽和待人，诚待天下，从而博得了众人的拥戴。
曾国藩曾在长沙岳麓书院求学，读书期间有一位室友性情暴躁，由于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便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
曾国藩一言不发，果然照他的话挪了座位。晚上曾国藩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默默无言，只好低声默读。
后来曾国藩中了举人，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纷纷为曾国藩鸣不平，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怨，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不以为然，反而劝息同学，安慰同室，仿佛无事一般。此事可见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涵养和气度就不同于常人了。
曾国藩求才若渴，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接待。但被骗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有一个拜访曾国藩的人，冒充是校官，高谈阔论，不可一世，曾国藩虽礼贤下士，但心中不喜欢这样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辞伶俐，曾国藩心中好奇，在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一事时，其人正色大言道:“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指左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国藩察人办事一向重条理，见此人所讲的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觉心中大喜，立即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第二天，此人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
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听后又惊又喜，将此人待为上宾。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暂时让他督造船炮。几天后，此人挟千金逃走，兵卒向曾国藩报告请求发兵追捕。
曾国藩沉默许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把须，深叹一口气，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部属们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几天以后，曾国藩重提旧话，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让人称奇:“现今捻军正很猖獗，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话听来，让人“喷饭”之余，不由得佩服曾国藩的远见与卓识。
有个叫钱大昕的清代人说过:“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佛家也说:“大度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可见，大度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身力量的一种自信，而且也是对自己缺点的一种正视。
曾国藩以“宽和大度”名闻天下，历史上还有这样的记载: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必须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显贵，是阅卷大臣。曾国藩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便索取刘长佑的楷书，刘长佑坚持不给。
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后，与曾国藩负责分击捻军的势力，刘长佑负责合围，刘长佑以草写的文稿呈曾国藩，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长佑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后，觉得刘长佑的想法非常正确，便加以称赞。刘长佑知道这件事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的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由于李鸿章身居要职，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因此有时李鸿章不免有傲慢无理之处。然而每当有人向他指出过错时，他也能够深深地自责，立即改过不吝。
有一次，一个下官向他行半跪的礼节进见时，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也不答语。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时，李鸿章问何事来见，官员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
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
官员说:“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鸿章笑道:“这就更荒谬了。”
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
闻听此言，李鸿章方觉刚才太过傲慢，于是向他举手谢过，表示歉意。
做人应当宽宏大量，不要紧紧抓住别人的错误或缺点不放，那样，不但证明自己人品的卑劣，而且也体现了自己狭隘的胸襟。能宽容待人，能容许人家犯错误，同样能造福于自己和别人，从而避免祸害。
跟曾国藩学一招
凡能成就大事之人，必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总要学会心随着群英之意，心怀天下，善待他人。用“宽和大度”来交友处世，不但会博得众人的支持和鼎力协助，而且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曾国藩说，能宽容待人的人，人必宽容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