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辛酉政变的成功，只是慈禧太后迈上权力巅峰的第一步。要想在政治的旋涡中不被淹没，她还要一步步奠定自己无可动摇的地位。终于，在打压恭亲王、扶立光绪帝之后，慈禧太后的地位再也无人可以挑战。她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王朝历史上继武则天之后最有权势的女人。
重建权力核心
处置了八大臣之后，慈禧太后为了彰显自己消除八大臣影响的决心，取消了八大臣为新皇帝载淳拟定的年号“祺祥”，代之以“同治”，以1862年为同治元年。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九日，同治皇帝举行登基大典。新皇帝的圣旨中规定，以后无论行政性还是军事性的奏折都要先请慈禧和慈安两位皇太后过目，最后军机处的处理办法也要经两位皇太后批准才可以执行。就这样，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的垂帘听政就开始了。
为了更好地应对内外局面，也为了巩固自己垂帘听政的成果，慈禧太后开始重建权力核心。在辛酉政变中，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当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垂帘听政后，没有忘记这位股肱之臣，开始对他进行大力封赏和褒奖。早在辛酉政变甫一结束，奕就被授予了议政王的头衔。清代以前虽然也有过议政王，但都是同时授予多人的，而奕竟然独自一人被授予议政王，可见权势之显赫。接着，奕又被补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加上他此前所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原职，奕很快集军、政大权和外交大权于一身。军机处是中央权力的中枢，很快，在奕的领导下，军机处选任了一批有能力、有见识的军机大臣，一切政务很快回到了正轨。
在地方，太平天国运动这次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在辛酉政变发生时正处于高潮阶段。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的正规军连吃败绩，只有曾国藩等汉人领导的湘军对太平军起了扼制作用。出于保住江山、坐稳权位的考虑，慈禧太后在地方上给予了曾国藩等汉人更多的实权。在辛酉政变大约发生半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就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集该地区军、政、财权于一身。与此同时，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将领也得到了大力提拔。也正是这些人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让慈禧太后坐稳了权力宝座。
罢免议政王
同治四年（1865），在清朝的权力中枢爆发了一场权力争夺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双方，正是四年前联手发动辛酉政变的盟友--慈禧太后与奕。
随着对外交好列强、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顺利进行，慈禧太后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便开始着手对付和她分享权力的奕。虽然在辛酉政变刚刚结束的时候，两位皇太后曾对奕大加封赏，但限制奕权势的行动也同时被提上了日程。奕被授予议政王之后的第二天，两宫皇太后就发出郑重宣告：军国大事都要经由两位皇太后亲自处理，其他大臣有什么重大的事务还可以向两位皇太后上密折奏报。这无疑是给奕一个下马威，也是避免大权旁落的鲜明举动。
奕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慈禧太后的用意，但他觉得是自己一步步苦心经营北京，才有今天的结果，况且北京的很多官员都是他提拔起来的，因此他并没有忌惮慈禧太后发出的警戒信号，依然我行我素、权势熏天。甚至有时政见不合，奕竟敢与慈禧太后当面争辩。奕这种“不敬”行为更加促使慈禧太后下定决心要限制奕的势力。
奕的主要势力在总理衙门和军机处。
慈禧借着一次和奕闹僵的机会，连发两道上谕，明确指出奕今后不得为发展自己的势力而推荐官员升迁。慈禧太后还逐步罢免了倾向于奕的一些官员，既达到了震慑奕的作用，又剪除了奕的羽翼。
随着慈禧太后与奕矛盾的加深，一些投机取巧的官员正在紧紧盯着这个机会，把投慈禧太后所好看成是自己飞黄腾达的绝佳良机。蔡寿祺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员。他仔细权衡后，认为还是倒向慈禧太后这一边有利可图，于是上了一道奏折，指出议政王奕有贪污、骄横、大权独揽、徇私舞弊四大罪状。慈禧太后看到奏折后心中大喜，立即召见奕进宫，对其当面斥责。奕不仅没有诚惶诚恐，反而火冒三丈地要找蔡寿祺算账。慈禧太后见奕如此骄横，便命人将他逐出大殿，随后避开被奕掌控的军机处，命一些老臣直接发布诏书，责成一些官员对奕所犯罪状进行一一核查。
诏书一出，内外震惊。在内，大量身居要职的官员力保奕无罪，指责蔡寿祺诬告，一份份替奕求情的奏折雪片般飞到了慈禧太后的眼前；在外，外国使馆的官员也对奕的事十分关注，甚至想出面干涉。这样的局面是慈禧太后没有料到的。另一方面，奕见慈禧太后发布了这样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知道其手腕之强硬，因此请其他大臣向慈禧太后转达了自己的和解之意。慈禧太后正好有了这么一个台阶下，于是召奕进宫，当面训诫。在训诫过程中，奕收起了以前的倨傲，慈禧太后则顺水推舟地取消了奕的议政王封号，使奕的地位与权力较以前都有了很大的削弱。本想投机取巧的蔡寿祺最终不仅没有捞到好处，反倒被革除官职，罢职回乡。
扶立光绪帝
同治帝载淳，本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子，但是他畏于生母的严厉和心机，一直与慈禧太后较为疏远，反倒与慈爱敦厚的慈安太后走得很近。这一状况，激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满。同治十一年（1872），在选皇后的问题上，同治帝与慈禧太后又产生了矛盾。当时慈安太后看中的是阿鲁特氏，慈禧太后看中的是富察氏。两个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让同治帝自己选择。同治帝选择了阿鲁特氏。这让慈禧太后大为不快。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同治帝亲政以后，处理政务仍多受母亲的掣肘，因此一直郁郁寡欢。加之他所选的皇后阿鲁特氏，也经常惹得慈禧太后不悦。故而不仅他的皇后受到慈禧太后的百般刁难，连他本人也多次受到慈禧太后的训斥。同治帝为了免受母亲的斥责，只好尽量少与皇后接触，自己独居乾清宫，整天与小太监嬉戏打闹，有时还在内侍的引导下偷偷溜出宫逛酒馆妓院。也许是积郁成疾，也许是酒色伤身，也许是不幸地感染了天花，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在久病不起后，撒手离开了人世，在人间走过了悲苦交织的不足20个春秋。
同治之死，给慈禧太后再次全面把持朝政创造了机会。同治去世时，没有留下子嗣，慈禧太后选来选去，将载恬推上了皇位，即光绪帝。载恬的父亲是醇亲王，从咸丰帝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慈禧太后的侄子；载恬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他又是她的外甥。
更重要的是，载恬此时年仅4岁，这使原本已经表面上让同治帝亲政的慈禧太后再次名正言顺地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此后，将没有人再能挑战她的地位。
当天朝上国的自信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的时候，清政府不得不面对危局做出一系列的调整。就在60多年前，乾隆帝还能趾高气扬地面对着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然而60多年之后，咸丰帝被时事所趋，批准了总理衙门的建立，把对外事务看成是重中之重。
世易时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政府代表和英方代表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签订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竟然与乾隆帝那次趾高气扬地面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隔了仅仅半个世纪。
1793年，马戛尔尼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踏上了大清帝国的国土。尽管马戛尔尼并不愿意，他所率领的使团的船上还是被插上了“贡使”的旗子。尽管马戛尔尼在向乾隆帝行叩拜大礼问题上也进行了适当的妥协，但是最后这个使团希望大清帝国能够增开通商口岸，降低关税，设常驻外交使节，并开租界等请求仍旧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乾隆帝并不关心通不通商，因为他认为大清帝国物阜民丰，应有尽有，他只是把马戛尔尼的访华看做是自己的一次恩威远播而已。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在《南京条约》之后，一切都变了。列强将物阜民丰、市场广阔的中国看成是美餐，每个国家都想分得一杯羹。因此，《南京条约》仅仅是一个开始，套在清政府脖子上的绳索将越拉越紧。
到了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被迫出逃热河，圆明园被焚，更使偌大的清朝显得不堪一击。奕在北京主持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之后，也陷入了反思。列强的实力已经再也不容忽视，清政府也不能靠闭目塞听来自欺欺人了。奕于是奏请皇帝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外务事宜，以免总是对外务缺乏系统的认识和管理。
政治博弈
咸丰帝看到奕的奏折后，立即召见心腹大臣肃顺、载垣等人商议。商议的内容不是是否应该建立总理衙门，因为外务的重要性已经不容置疑；而是建了总理衙门后是否会出现总理衙门权势过大，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肃顺思忖再三后，向咸丰帝提出的建议是：随着时事变迁，洋务事宜的增多，的确需要一个部门来加强对外务的管理。但是，不同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提法，应该给这个衙门的名号再加上“通商”两个字，这样一来以往设立的礼部、理藩院都还有事可干；同时也分散了总理衙门的权力，不至于使这个部门总揽大权，不至于让奕的权势大到难以控制。肃顺的这个提法立即得到了咸丰帝和其他大臣的一致同意。
奕接到咸丰帝的批示，发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名号上加了“通商”两个字，立即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但他并不肯就此罢休。一方面总理衙门如果权力过小，对他自己肯定没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如果总理衙门在诸多的外务事宜上还要和礼部、理藩院互相扯来扯去，那么这个部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于是，他又上了一道奏折，强调单纯的通商事务已经有其他的部门来管理，现在清政府所面对的列强，不单单是通不通商的问题，总理衙门的管理范围也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列强的诸多举措。
奕的第二道奏折，振振有词，情真意切，虽然肃顺等人仍然坚持要在总理衙门上加上“通商”二字，咸丰帝权衡之后还是同意了奕的请求。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1861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批准成立，总揽外交以及与外国相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等多方面的内容。
风雨历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正式建立之后，不仅成为了清政府的外交机构，还成为了与军机处并驾齐驱的权力部门。而总理衙门的组织结构也是效仿军机处建立的，主要由总理大臣和章京组成。首席总理大臣一人，由亲王等皇族兼领。奕任总理衙门的首席总理大臣时间最长，长达28年。总理大臣总体上无固定数额，总理衙门初设时，由奕、桂良、文祥3人担任，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在内部组织上，由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及清档房、司务厅组成，每个股办理与自己管辖范围相关的对外事务，责任明确。在京师有海关总税务司及京师同文馆两个附属机构，抽调各衙门章京，分属办事。
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政变之后，随着奕权势的提升，总理衙门的地位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理衙门管辖的范围一步步拓展，凡是和外国有关的且不属于六部管辖范围的，都划归总理衙门管辖。
关税、学堂、铁路、电报、海防、传教等等，都是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
在洋务运动时期，总理衙门又成为洋务运动的中枢。在奕等洋务派的作用下，总理衙门成为了“洋务内阁”，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筹建军事工业还是兴办民用工业，都能看见总理衙门的身影。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曾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由此可见，总理衙门对近代中国还是发挥了很大积极作用的。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已经沉疴在身、积重难返和列强的进一步掠夺，加上一次惨痛的甲午中日战争，使大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总理衙门的地位也因洋务运动不见成效而日渐衰弱。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也开始对总理衙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抱怨，经常指责总理衙门各部分分属机构职责不清、办事拖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及亲信仓皇出逃西安，并再次被迫向列强求和。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在条约中，列强要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清政府只好照办。此后，按照列强的要求，在外务部之外陆续增设了商务、学部、邮传部、陆军部等机构，行使原总理衙门的其他部分职权。
从1861年正式建立，到1901年最终被裁撤，总理衙门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
在这段历程中，总理衙门在晚清的政局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甚至与军机处同时成为清政府的权力核心。总理衙门的设立是因为列强的压力，总理衙门的撤销同样是迫于列强的压力，这样的命运已经说明了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当一个国家丧失了独立发展的能力时，命运就将悬于他国的好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