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玄鸟后裔

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部族-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先祖的八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后，吸取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的几代王的治理下，政治、经济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天命生商

商族是黄河下游一个古老的部族。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寥寥八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道：“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可见，商人的祖先契是由于他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时，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来似乎有点荒唐，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通过甲骨文证实，商人确实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

据《史记》记载，夏是龙的后裔，帮助大禹治水的契则是凤的后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契和玄鸟有着不解之缘，据说契长大后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后来成为殷商的始祖，所以整个商代都十分崇信玄鸟，因而商代的青铜器上铸有很多变幻无穷的凤纹图案。

商人称“商”，是因为契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

其字上半部分为象征王权的冠冕，下半部分则为祷告占卜之口。而商又被称为“殷”，“殷”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这样解释道：“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从这段解释，我们可以知道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乐教的民族。周人称商为“殷”，是因为周人承袭了商人的乐教文化。另外“殷”、“夷”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古音中读音相同，所以“殷”是“夷”的一支。《说文解字》中说：“夷，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证实了商人和东夷族有着历史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又表明了殷商文明承袭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氏分出的一个宗族，契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始祖，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

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大约在今天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共有过8次迁移。这8次具体迁移的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不出今天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地区。

在先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微以后，商族的首领逐步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部族正在东方崛起，而此时的夏王朝却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

成汤建商

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个出名的暴君，他和奴隶主贵族残酷地压迫人民，对奴隶的压迫更重。夏桀还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契的第十四代孙成汤执掌商国事。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行动，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亳（今河南商丘），从亳到夏朝的都城，是一片平原旷地，几乎没有什么山河阻挡，特别有利于军队进攻。迁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内部形成了百姓亲附、安居乐业的局面。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力量。

据说有一次，成汤和几个大臣到城外游览。走到一个小树林里，看到一个老人正在林中布设捕鸟的网。老人在四面支好网，拜了几拜，祷告四面八方的鸟都能入网。成汤在一旁看到这种情景，忙走上前去劝阻，并把老人布下的网收起三面来，只留下一个方向的。这就是“网开三面”这个成语的由来，成汤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要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人和事物。成汤的这一举动很快就流传到国人耳中，人们都说成汤对天上的飞鸟尚且如此仁慈，更何况对百姓呢？正所谓人心所向，成汤在民众的心中更具有号召力了，不仅本族人拥护他，连夏人甚至其他方国的人也十分向往。

出现了《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

成汤的一系列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夏台（位于今河南禹县）。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为汤正确分析形势，仍向夏桀表示臣服。

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忍受不了夏的压榨勒索，逐渐叛离夏朝，力量对比逐渐向有利于成汤的方面转化。《说苑·权谋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伊尹给成汤献计，不给夏朝进贡，来观察夏朝的反映。夏桀见成汤不来进贡，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九夷之师却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

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亳起兵，矛头直指夏都。

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准备，只得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夏桀早早灭亡，作战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鸣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被商军俘获。夏朝灭亡了。

成汤回师亳都，即位为王，三千诸侯前来朝贺。成汤也因此被称为商汤。他把夏禹所铸的九鼎移到亳都，从此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

一代贤相--伊尹

商汤灭亡夏朝，建立商朝，右相伊尹是他的得力助手。伊尹名挚，原是商汤的岳父有莘氏家里的奴隶。有莘氏嫁女儿的时候，把伊尹作为陪嫁奴隶，陪嫁到了商汤家里。伊尹善烹饪，到商后为商汤掌厨，他利用侍奉商汤进食的机会，给商汤分析天下形势，历数夏桀暴政，进献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商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即右相。

商汤励精图治，反抗夏桀暴政，并最终一举灭亡了夏朝，建立商朝，这其中伊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朝建立初期，伊尹又帮助商汤制订了各种典章制度，使官吏不敢胡作非为，政局得以迅速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商朝逐渐繁荣起来。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但不久都死了。后来，由伊尹作主，让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做了王之后，伊尹一连写了3篇文章给太甲读，教他学习怎样做一个好的君主。读了这些文章，太甲开头两年还能照着做，到了第三年就忘乎所以了。他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把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全给破坏了。他以暴虐的手段对待老百姓，把老百姓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此时的商朝虽已历经3王，但建国不过20年，商政权尚需进一步稳固。伊尹为了解除危机，挽救商政权，先是一再规劝太甲，希望他对自己的行为要多加检点，不要破坏汤王留下的法纪；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放逐到桐（今山西万荣县境内），自己摄政，代行国君之职。

为了劝诫太甲，伊尹一连写了《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的君主；如何分清是非，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教育太甲一定要按照祖先定下的规矩行事，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祖父在天之灵，决心改正错误。他以祖父作榜样，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老弱孤寡，办事情也变得雷厉风行。

过了3年，伊尹觉得太甲确实悔过自新了，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亳都，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交还给太甲，自己仍官复臣位。

太甲复位后，兢兢业业，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那个时期“诸侯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太甲因此在死后被尊为“太宗”。而伊尹则恪尽职守地辅助王室，一直活到太甲之子沃丁在位时才去世。通过殷墟卜辞可知，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

有商一代，伊尹的地位介于殷先公和商王之间，他的丰功伟绩为后人所称颂，而商汤和伊尹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对被并称的圣君贤相，为后世君臣所效仿。

古老的继承制度

商代是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专政政权。王权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总代表。在卜辞中，商王自称“余一人”或“一人”，充分揭示了商王惟我独尊、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

王权的世袭制度在夏代已经确立。商代王位同夏代一样，是一姓世代相传的。

至于王位世袭的方法，夏代大致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到了商代，王位的继承仍然遵守这样两个法则：一是兄终弟及，一是父死子继。

商代前期，还没有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因此商王的儿子原则上都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兄长去世后，兄弟们都可以继承王位，这就是“兄终弟及”制。与此并行的则是父死子继制，即传位于子的继承制度。从商汤到纣王的17代中，兄终弟及的共有9世，而从康丁以后一直到商末，则一直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即由商王生前预立的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王位。例如商纣王帝辛有兄弟3人，长兄为微子启，次兄为仲衍，帝辛最小，但帝辛却得以继承王位，就是因为帝辛的母亲是他父亲帝乙的嫡妻，他两个兄长都是庶妻所生的缘故。

从商代以后，中国历代王朝，虽也有兄弟相传之例，但王位世袭的主流却变为了父死子继。历史经验表明，兄弟在未婚之前尤其是孩提时代，关系十分亲密、融洽，一旦各自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由于异姓之介入，便渐疏远。倘若遇到根本利害冲突，如财产、权位等承继，则往往势同水火。所以商代后期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并非偶然，实为家族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

宗法与分封制度

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标志着王权统治的加强。兄终弟及制大概是氏族社会推举制的一种残余。兄终弟及制曾使得商代前期屡次发生争夺王位的纷争，特别是仲丁以后，发生了连续9世的内乱。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使王位纷争明显减少，王室内部稳定下来，王权得以加强。而嫡长子继承制又和宗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商代后期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意味着宗法制度在逐渐形成。

在私有制下，为了确保财产的继承，在父权制下产生了嫡庶制度，在婚姻上就表现为一夫多妻制。正妻所生的长子就是嫡长子，于是一个大家族就产生了“大宗”和“小宗”的区别。“大宗”代表了正统的传承，是由嫡长子一系世代相传的；而“小宗”则为庶出，由嫡长子之外庶出的家族成员组成。“大宗”不仅获得家族的绝大部分财产，更拥有管理“小宗”的权力。“大宗”和“小宗”的划分，正是宗法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宗法制度源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商代发展成为一套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成为奴隶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宗法制的确立，也促使了分封制的产生。为了巩固统治，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被分到各地去做诸侯，作为商王朝在各地的统治支柱，形成了许多新的子族。

商王在政治上是最高统治者，在宗法关系上是“大宗”，各地诸侯相对于商王来说是“小宗”，但他们同时以宗法制的原则分别用“大宗”、“小宗”维系他们下属贵族的统属关系。商王正是通过宗法制和分封制，把“国”和“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加强了以商王为首的各级贵族的家长权力，巩固其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

不过商代的宗法和分封制度还处于逐步发展成熟的阶段，到周代由周公进一步将之完善发展，才确立了中国所特有的宗法和分封制度。

庞大的政府机构

商朝建立起来以后，商汤及其继任者通过总结夏王朝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王朝的政权机构，以此来保证商王朝的稳定。商代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以及法律制度是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商王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常把自己的妻子、诸子以及功臣分封到外地，在甲骨文中就有侯、伯、男、田等封号。同时，对于外服诸侯即各臣属方国，商王也给他们的首领以封号，与他们保持着同盟关系。但商王是这一同盟的盟主，对各个方国部族都拥有指挥权。

商王直辖下的商王朝中央政权机构及官员的设置相当庞杂。从功能上看，商代的政权机构主要有帮助商王处理政务的执政机关和进行占卜的宗教机关两种。作为国王的辅弼，政务官员在商代政权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们的官职主要有相、师保、尹、臣、小臣、史工及各种武职等。商王在对一些国家大事作出决定之前，一般都要与主要的官员商议。盘庚迁殷就是在向贵族官员反复讲述迁都的必要性和好处，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得以成行的。此外，国家大事也必须经过占卜吉凶才能付诸行动，因此从事占卜活动的神职人员在商代政权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对国家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神权和王权的共存同治是商代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

商代已建成了一支比较成熟的军队，其军队一般称为师，每师约为1万人，其最高长官叫“师长”。在商朝中期，军队编制出现了左师、中师、右师三师的形式，武丁、文丁时代的卜辞中就有作三营以屯三军的记载。这可能是后世三军的起源。商代军队的兵种主要由步卒和战车组成。步卒是当时人数最多的兵种，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考古发现可知商代的战车均为两轮独辕，每车至少驾两匹马，车上有甲士3人，1人御车，1人持戈或矛，1人持弓箭，战车后面和侧面则跟随步兵。

商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时的统治者特别强调惩罚罪恶是鬼神和上帝的意思，把法律制度蒙上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盘庚迁殷时，在遇到阻力又无法调解的情况下，就曾强调迁都是天命，而天命是不可违的，以此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商代的刑罚非常残酷，其种类有死刑、肉刑、流刑以及徒刑等。其中死刑名目繁多，有族诛、斩、戮、炮烙、醢、脯、剖心等。

商代尚处于国家形成后的早期阶段，其官职设置难免庞杂，但通过各种政权机构，商王朝牢牢地控制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有效地管理着幅员辽阔的土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

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商朝是中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生产关系比起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奴隶制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进行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

通过广大奴隶的辛勤劳动，商代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和光辉灿烂的文化。

农业是商代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商代经济、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商代的生产能力无疑比新石器时代的水平高。然而以农具而言，商代并无多少青铜农具供农业生产使用，出土的农具绝大多数仍是石、蚌、骨器，最多的是磨光的扁平石铲、蚌铲和骨铲。殷墟窖穴土壁上，有不少木耒的痕迹，均为双齿。这种耒，早在龙山文化即见使用，而到战国两汉仍见于文献，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起土工具。收割工具则有石镰、蚌镰，镰上则安装有木柄。所以商代生产能力的提高，似乎与生产工具没有太大关系，生产能力的提高可能是由于商代在人力的组织与运用方面，比前代较有效率。商代农耕技术不高，田地不能连续使用而不失地力。井田制下奴隶们的集体协作劳动才是丰收的秘诀所在。商代农产品不仅能满足食用的需要，还有大量盈余。商代酿酒业的兴盛，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的兴盛。商代的作物，如以“禾”部的卜辞文字计算，为数不少。不过，经常出现而且辨识无疑的作物名称，也不外黍、稷、来（大麦）、麦、（野生旱稻）几类。黍、稷是华北作物的正系，则是南方开始栽培的作物，商代农业无疑是一个南北交流的结果。而且商代农业卜辞中有粪、尿之词，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用肥的证据，这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此说现在也有疑义，商代是否已经掌握了施肥的方法，尚待进一步考证。

商代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林、牧、副、渔、猎各业都获得了相应地发展。青铜工具的应用，为林木采伐提供了有利条件。商代还出现了人工栽培林木的行业。栽桑植麻是商代重要的副业产品来源，丝织品和麻布都有考古发现证实。商人素来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六畜俱全，而且数量惊人。大牲畜的增加，使得畜力的使用成为可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商代已经有了牛耕。不过畜牧业主要还是作为食用和祭祀的。商人特别重视祭祀活动，需要大量的牲畜用于祭祀，这从甲骨卜辞和出土墓葬中大量的兽骨中可以得到印证。

农业、畜牧业的繁荣，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商代手工业里，青铜铸造业无疑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当时的青铜，大多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正因如此，青铜铸造业在有商一代都是一种官府手工业。到商代后期，殷都中集中了当时全国大多数铜器作坊，成为青铜铸造业的中心。在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和数量上，都大大增加。

1939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对于当时的平民百姓而言，青铜器几乎是远不可及的，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多是陶器。另外，骨、角、牙器用具的需要也推动了相应手工业的发展。制玉、漆木业以及纺织等也有所发展。

商代的甲骨文是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从文字的构造来看，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和转注等汉字构造的基本形式在其中都已具备。甲骨文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商代的经济、文化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