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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刻在甲骨上的文明
文明探索编委会

第一章:玄鸟后裔

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部族-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先祖的八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后,吸取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的几代王的治理下,政治、经济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天命生商

商族是黄河下游一个古老的部族。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寥寥八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道:“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可见,商人的祖先契是由于他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时,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来似乎有点荒唐,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通过甲骨文证实,商人确实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

据《史记》记载,夏是龙的后裔,帮助大禹治水的契则是凤的后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契和玄鸟有着不解之缘,据说契长大后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后来成为殷商的始祖,所以整个商代都十分崇信玄鸟,因而商代的青铜器上铸有很多变幻无穷的凤纹图案。

商人称“商”,是因为契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

其字上半部分为象征王权的冠冕,下半部分则为祷告占卜之口。而商又被称为“殷”,“殷”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这样解释道:“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从这段解释,我们可以知道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乐教的民族。周人称商为“殷”,是因为周人承袭了商人的乐教文化。另外“殷”、“夷”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古音中读音相同,所以“殷”是“夷”的一支。《说文解字》中说:“夷,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证实了商人和东夷族有着历史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又表明了殷商文明承袭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氏分出的一个宗族,契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始祖,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

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大约在今天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共有过8次迁移。这8次具体迁移的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不出今天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地区。

在先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微以后,商族的首领逐步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部族正在东方崛起,而此时的夏王朝却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

成汤建商

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个出名的暴君,他和奴隶主贵族残酷地压迫人民,对奴隶的压迫更重。夏桀还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契的第十四代孙成汤执掌商国事。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行动,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亳(今河南商丘),从亳到夏朝的都城,是一片平原旷地,几乎没有什么山河阻挡,特别有利于军队进攻。迁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内部形成了百姓亲附、安居乐业的局面。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力量。

据说有一次,成汤和几个大臣到城外游览。走到一个小树林里,看到一个老人正在林中布设捕鸟的网。老人在四面支好网,拜了几拜,祷告四面八方的鸟都能入网。成汤在一旁看到这种情景,忙走上前去劝阻,并把老人布下的网收起三面来,只留下一个方向的。这就是“网开三面”这个成语的由来,成汤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要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人和事物。成汤的这一举动很快就流传到国人耳中,人们都说成汤对天上的飞鸟尚且如此仁慈,更何况对百姓呢?正所谓人心所向,成汤在民众的心中更具有号召力了,不仅本族人拥护他,连夏人甚至其他方国的人也十分向往。

出现了《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

成汤的一系列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夏台(位于今河南禹县)。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为汤正确分析形势,仍向夏桀表示臣服。

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忍受不了夏的压榨勒索,逐渐叛离夏朝,力量对比逐渐向有利于成汤的方面转化。《说苑·权谋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伊尹给成汤献计,不给夏朝进贡,来观察夏朝的反映。夏桀见成汤不来进贡,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九夷之师却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

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亳起兵,矛头直指夏都。

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准备,只得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夏桀早早灭亡,作战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鸣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被商军俘获。夏朝灭亡了。

成汤回师亳都,即位为王,三千诸侯前来朝贺。成汤也因此被称为商汤。他把夏禹所铸的九鼎移到亳都,从此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

一代贤相--伊尹

商汤灭亡夏朝,建立商朝,右相伊尹是他的得力助手。伊尹名挚,原是商汤的岳父有莘氏家里的奴隶。有莘氏嫁女儿的时候,把伊尹作为陪嫁奴隶,陪嫁到了商汤家里。伊尹善烹饪,到商后为商汤掌厨,他利用侍奉商汤进食的机会,给商汤分析天下形势,历数夏桀暴政,进献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商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即右相。

商汤励精图治,反抗夏桀暴政,并最终一举灭亡了夏朝,建立商朝,这其中伊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朝建立初期,伊尹又帮助商汤制订了各种典章制度,使官吏不敢胡作非为,政局得以迅速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商朝逐渐繁荣起来。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但不久都死了。后来,由伊尹作主,让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做了王之后,伊尹一连写了3篇文章给太甲读,教他学习怎样做一个好的君主。读了这些文章,太甲开头两年还能照着做,到了第三年就忘乎所以了。他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把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全给破坏了。他以暴虐的手段对待老百姓,把老百姓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此时的商朝虽已历经3王,但建国不过20年,商政权尚需进一步稳固。伊尹为了解除危机,挽救商政权,先是一再规劝太甲,希望他对自己的行为要多加检点,不要破坏汤王留下的法纪;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放逐到桐(今山西万荣县境内),自己摄政,代行国君之职。

为了劝诫太甲,伊尹一连写了《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的君主;如何分清是非,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教育太甲一定要按照祖先定下的规矩行事,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祖父在天之灵,决心改正错误。他以祖父作榜样,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老弱孤寡,办事情也变得雷厉风行。

过了3年,伊尹觉得太甲确实悔过自新了,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亳都,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交还给太甲,自己仍官复臣位。

太甲复位后,兢兢业业,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那个时期“诸侯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太甲因此在死后被尊为“太宗”。而伊尹则恪尽职守地辅助王室,一直活到太甲之子沃丁在位时才去世。通过殷墟卜辞可知,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

有商一代,伊尹的地位介于殷先公和商王之间,他的丰功伟绩为后人所称颂,而商汤和伊尹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对被并称的圣君贤相,为后世君臣所效仿。

古老的继承制度

商代是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专政政权。王权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总代表。在卜辞中,商王自称“余一人”或“一人”,充分揭示了商王惟我独尊、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

王权的世袭制度在夏代已经确立。商代王位同夏代一样,是一姓世代相传的。

至于王位世袭的方法,夏代大致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到了商代,王位的继承仍然遵守这样两个法则:一是兄终弟及,一是父死子继。

商代前期,还没有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因此商王的儿子原则上都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兄长去世后,兄弟们都可以继承王位,这就是“兄终弟及”制。与此并行的则是父死子继制,即传位于子的继承制度。从商汤到纣王的17代中,兄终弟及的共有9世,而从康丁以后一直到商末,则一直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即由商王生前预立的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王位。例如商纣王帝辛有兄弟3人,长兄为微子启,次兄为仲衍,帝辛最小,但帝辛却得以继承王位,就是因为帝辛的母亲是他父亲帝乙的嫡妻,他两个兄长都是庶妻所生的缘故。

从商代以后,中国历代王朝,虽也有兄弟相传之例,但王位世袭的主流却变为了父死子继。历史经验表明,兄弟在未婚之前尤其是孩提时代,关系十分亲密、融洽,一旦各自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由于异姓之介入,便渐疏远。倘若遇到根本利害冲突,如财产、权位等承继,则往往势同水火。所以商代后期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并非偶然,实为家族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

宗法与分封制度

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标志着王权统治的加强。兄终弟及制大概是氏族社会推举制的一种残余。兄终弟及制曾使得商代前期屡次发生争夺王位的纷争,特别是仲丁以后,发生了连续9世的内乱。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使王位纷争明显减少,王室内部稳定下来,王权得以加强。而嫡长子继承制又和宗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商代后期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意味着宗法制度在逐渐形成。

在私有制下,为了确保财产的继承,在父权制下产生了嫡庶制度,在婚姻上就表现为一夫多妻制。正妻所生的长子就是嫡长子,于是一个大家族就产生了“大宗”和“小宗”的区别。“大宗”代表了正统的传承,是由嫡长子一系世代相传的;而“小宗”则为庶出,由嫡长子之外庶出的家族成员组成。“大宗”不仅获得家族的绝大部分财产,更拥有管理“小宗”的权力。“大宗”和“小宗”的划分,正是宗法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宗法制度源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商代发展成为一套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成为奴隶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宗法制的确立,也促使了分封制的产生。为了巩固统治,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被分到各地去做诸侯,作为商王朝在各地的统治支柱,形成了许多新的子族。

商王在政治上是最高统治者,在宗法关系上是“大宗”,各地诸侯相对于商王来说是“小宗”,但他们同时以宗法制的原则分别用“大宗”、“小宗”维系他们下属贵族的统属关系。商王正是通过宗法制和分封制,把“国”和“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加强了以商王为首的各级贵族的家长权力,巩固其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

不过商代的宗法和分封制度还处于逐步发展成熟的阶段,到周代由周公进一步将之完善发展,才确立了中国所特有的宗法和分封制度。

庞大的政府机构

商朝建立起来以后,商汤及其继任者通过总结夏王朝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王朝的政权机构,以此来保证商王朝的稳定。商代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以及法律制度是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商王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常把自己的妻子、诸子以及功臣分封到外地,在甲骨文中就有侯、伯、男、田等封号。同时,对于外服诸侯即各臣属方国,商王也给他们的首领以封号,与他们保持着同盟关系。但商王是这一同盟的盟主,对各个方国部族都拥有指挥权。

商王直辖下的商王朝中央政权机构及官员的设置相当庞杂。从功能上看,商代的政权机构主要有帮助商王处理政务的执政机关和进行占卜的宗教机关两种。作为国王的辅弼,政务官员在商代政权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们的官职主要有相、师保、尹、臣、小臣、史工及各种武职等。商王在对一些国家大事作出决定之前,一般都要与主要的官员商议。盘庚迁殷就是在向贵族官员反复讲述迁都的必要性和好处,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得以成行的。此外,国家大事也必须经过占卜吉凶才能付诸行动,因此从事占卜活动的神职人员在商代政权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对国家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神权和王权的共存同治是商代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

商代已建成了一支比较成熟的军队,其军队一般称为师,每师约为1万人,其最高长官叫“师长”。在商朝中期,军队编制出现了左师、中师、右师三师的形式,武丁、文丁时代的卜辞中就有作三营以屯三军的记载。这可能是后世三军的起源。商代军队的兵种主要由步卒和战车组成。步卒是当时人数最多的兵种,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考古发现可知商代的战车均为两轮独辕,每车至少驾两匹马,车上有甲士3人,1人御车,1人持戈或矛,1人持弓箭,战车后面和侧面则跟随步兵。

商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时的统治者特别强调惩罚罪恶是鬼神和上帝的意思,把法律制度蒙上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盘庚迁殷时,在遇到阻力又无法调解的情况下,就曾强调迁都是天命,而天命是不可违的,以此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商代的刑罚非常残酷,其种类有死刑、肉刑、流刑以及徒刑等。其中死刑名目繁多,有族诛、斩、戮、炮烙、醢、脯、剖心等。

商代尚处于国家形成后的早期阶段,其官职设置难免庞杂,但通过各种政权机构,商王朝牢牢地控制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有效地管理着幅员辽阔的土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

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商朝是中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生产关系比起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奴隶制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进行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

通过广大奴隶的辛勤劳动,商代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和光辉灿烂的文化。

农业是商代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商代经济、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商代的生产能力无疑比新石器时代的水平高。然而以农具而言,商代并无多少青铜农具供农业生产使用,出土的农具绝大多数仍是石、蚌、骨器,最多的是磨光的扁平石铲、蚌铲和骨铲。殷墟窖穴土壁上,有不少木耒的痕迹,均为双齿。这种耒,早在龙山文化即见使用,而到战国两汉仍见于文献,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起土工具。收割工具则有石镰、蚌镰,镰上则安装有木柄。所以商代生产能力的提高,似乎与生产工具没有太大关系,生产能力的提高可能是由于商代在人力的组织与运用方面,比前代较有效率。商代农耕技术不高,田地不能连续使用而不失地力。井田制下奴隶们的集体协作劳动才是丰收的秘诀所在。商代农产品不仅能满足食用的需要,还有大量盈余。商代酿酒业的兴盛,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的兴盛。商代的作物,如以“禾”部的卜辞文字计算,为数不少。不过,经常出现而且辨识无疑的作物名称,也不外黍、稷、来(大麦)、麦、(野生旱稻)几类。黍、稷是华北作物的正系,则是南方开始栽培的作物,商代农业无疑是一个南北交流的结果。而且商代农业卜辞中有粪、尿之词,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用肥的证据,这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此说现在也有疑义,商代是否已经掌握了施肥的方法,尚待进一步考证。

商代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林、牧、副、渔、猎各业都获得了相应地发展。青铜工具的应用,为林木采伐提供了有利条件。商代还出现了人工栽培林木的行业。栽桑植麻是商代重要的副业产品来源,丝织品和麻布都有考古发现证实。商人素来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六畜俱全,而且数量惊人。大牲畜的增加,使得畜力的使用成为可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商代已经有了牛耕。不过畜牧业主要还是作为食用和祭祀的。商人特别重视祭祀活动,需要大量的牲畜用于祭祀,这从甲骨卜辞和出土墓葬中大量的兽骨中可以得到印证。

农业、畜牧业的繁荣,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商代手工业里,青铜铸造业无疑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当时的青铜,大多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正因如此,青铜铸造业在有商一代都是一种官府手工业。到商代后期,殷都中集中了当时全国大多数铜器作坊,成为青铜铸造业的中心。在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和数量上,都大大增加。

1939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对于当时的平民百姓而言,青铜器几乎是远不可及的,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多是陶器。另外,骨、角、牙器用具的需要也推动了相应手工业的发展。制玉、漆木业以及纺织等也有所发展。

商代的甲骨文是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从文字的构造来看,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和转注等汉字构造的基本形式在其中都已具备。甲骨文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商代的经济、文化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 Ly2kT4hfoce+8/jgoOlkYkc20w0oRdssEp5v2X4ZCY3RQH1Qy/35uaGM+fnT3fVc



第二章:五易都城

商人是一个“不常厥邑”的民族,所以其发展的历史和迁徙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频繁地迁移都城,让人们误以为商人是游牧民族,但近期的研究表明,商人确实和夏人一样是古老的农业民族。其频繁迁徙的原因至今学者们仍没有统一的看法,总的来说可能与商族的发展以及水患等政治因素、自然原因有关。

“前八后五”

关于商人的迁徙,汉代著名天文学家和文学家张衡在其所著的《西京赋》中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

所谓的“前八”指的是商汤建国前的八次迁徙,《史记·殷本纪》中即有记载“自契至汤八迁”,王国维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即:契自亳迁居蕃;昭明自蕃迁居砥石;昭明自砥石迁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后复归商丘;上甲微迁于殷又复迁至商丘;汤始居亳。但具体迁徙情况到底如何,学术界始终存在分歧。而所谓的“后五”指的是商汤建国到盘庚迁殷这段时间还有五次迁徙,分别是:

仲丁迁于,河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盘庚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从此以后一直到商王朝覆灭,再也没有迁过都城。应该说从契至成汤的八次迁徙,是商族在建国之前为了谋求发展空间,或者由于自然原因,或者由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整个部族的迁徙。

而从成汤建国到盘庚迁殷期间的五次迁徙,则是商王室在统治区域内的迁都,是统治中心的迁移,其意义不同于先商时期的八次部族迁徙。

从成汤建国后的五次迁都地点来看,大体可以看出商代的统治中心在今天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虽然现在还不能一一确定它们的确切位置,但大体可以说,商代的统治中心区域在距离黄河不远的地方。

关于商汤都亳的地望问题,历来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从汉代以来就争论不休。目前主要有杜亳说、南亳说、王国维先生提出的汉山阳薄县说、董作宾先生提出的安徽亳县说,邹衡先生提出的郑亳说、偃师商城发现后提出的偃师西亳说等说法。因为汤亳地望不能得到解决,所以商代都城屡迁的问题始终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2000年在殷墟附近的洹河流域所发现的洹北商城,补上了商代考古编年体系中郑州二里冈与安阳殷墟之间的缺环,不过其性质又引起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该城是河甲迁徙所建的都城相,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洹北商城才是盘庚迁殷所建立的殷都。不论哪种说法,都可以证实洹北商城正好处在郑州二里冈商城和安阳殷墟商城之间,它把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连接起来,使商王朝历史的考古学编年框架更为完善,那就是:以郑州二里冈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早商,以洹北商城和郑州小双桥等遗址为代表的中商,以安阳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晚商。

郑亳--郑州商城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为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孰为“商代第一都”争论不休,至今学者们仍各持一端,没有统一看法。

河南省郑州市发现的商代遗址有两处,即郑州商城遗址和小双桥遗址,其中郑州商城遗址被认为是商代早期的都城,有些学者认为郑州商城遗址是汤亳所在,为此“郑亳说”与偃师商城“西亳说”争论多年。除商汤都郑亳说外,不少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是商代中期“仲丁迁于”的都,到底谁是谁非,目前仍无定论。但无论如何,郑州商城的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郑州商城遗址属于二里冈文化,位于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经过30多年的考古探掘发现,郑州商城是一座拥有宫城、内城、外郭城和护城壕的规模庞大的城址,其防御体系是通过外郭城和护城壕与东部湖泊内的大面积水域构成的。商城平面接近正方形,也是正方向,仅东北角斜向。

城垣的东墙和南墙,均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都是直线走向,只有北墙为折线型,长约1690米。城垣周长6960米。墙基均宽11米,墙顶残宽5米,残高10米。墙体基本上沿用原始社会的旧规夯筑,即先构筑城墙的元件,然后在内、外两侧构筑护墙的斜坡。城墙现有11处缺口(东墙两处,南墙、北墙和西墙各三处),可能有的缺口就是旧日的城门。

有人曾经计算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夯筑这样一座城垣,要耗费1万名奴隶8年的劳动。

城内东北部有近40万平方米的较高地带,发现有大、中型夯土台基建筑遗存,应是商代大贵族居住的宫殿区。基址均用红土与黄土夯筑而成。其面积大的近2000平方米,面积小的也有100多平方米。台基平面都呈矩形,表面有排列整齐的柱穴,柱穴底部一般都有柱础石。有的台基表面还有坚硬的“白灰面”或黄泥地坪。在已发掘的数十处台基中,最大的一座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用黄土夯筑,有两排长方形柱穴,大体可以复原为一座九室重檐顶并带有回廊的大型寝殿。在这些宫殿基址的附近,曾出土青铜簪、玉簪和玉片等其他地点少见的遗物。

另外,在其中心区域还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根据这些发现,基本可以推断出此处是王室贵族聚居的地方。

在内城与外城之间,有2个铸铜作坊遗址、2处祭祀遗址、3个青铜器窖藏坑和20多座有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墓中除大量青铜器之外,还有玉器、原始瓷器、象牙器、陶器、骨制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墓中还有2片刻字卜骨。商城内出土的窖藏大方鼎和窖藏大圆鼎造型浑重,大气磅礴,王气十足,不仅映衬出郑州商城的王都地位,而且反映出商王朝的强盛。其中的杜岭方鼎目前已成为郑州市的象征。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可能是商汤为巩固河洛地区,在“下洛之阳”又建的新邑。也有的学者认为偃师商城是商初在河洛营建的军事重镇,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就是“桐宫”,或是陪都。无论怎么样,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偃师商城比郑州商城始建稍晚,比郑州商城要小得多,它没发现三重城垣,没发现大型礼仪重器,没有庞大的宫殿区,即使当时是“两京”格局,那也只能郑亳是主都,西亳是辅都或陪都。

可以说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中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是商代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有城垣的王都,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第一座具有一定规划布局和注重生态环境的都城遗址。它拥有的城墙宫殿、手工作坊、祭祀窖藏、青铜礼器、防御设施和配套的供、排、蓄水系统,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它所提供的有关宫殿的建造与布局、城墙的结构、城内外民居遗址、墓地和手工业作坊等的分布特点等方面的资料,为研究中国早期城市和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实。大批铜器、玉石器和陶器的发现也为研究商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亳--偃师

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塔庄村的偃师商城建于前1600年左右,距今约3600年。该遗址于1983年被发现,距著名的夏代都城--偃师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

偃师商城遗址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宽约1200米,包括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该遗址内有宫殿、庙宇、祭祀场所、青铜作坊、供水池和排水系统等设施,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并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商代都城遗址。其城墙为夯筑,目前已找到城门7座。城内有多处宫殿区。其中1号宫殿区长宽均在200米左右,有围墙环绕,内有数座建筑基址;其宫城已将寝宫与朝堂分离,并出现了宫庙分离、对称布局的建筑方法,为研究中国古代宫室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遗址中发现的“苑囿”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城市园林遗址。另外城中还发现了用石板围砌的排水道,长约800米。除此之外,城中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铜器、玉器等遗物。

从已发现的遗迹来看,偃师商城内既有大型宫殿建筑,又有军事防御设施,具备了早期都城的规模和特点。偃师商城城市布局讲求中轴对称,规则整齐,供排水设施采用暗渠形式,宫城与府库成犄角之势;宫殿建筑已有前朝后寝、宫庙分离制度,宫城内有专门的祭礼场所和游乐苑业等定制,这些都成为后世都城建设遵循的基本制度。

对于偃师商城,有的学者认为该城是商代早期商汤所居的“西亳”;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偃师商城是商初软禁太甲的桐宫;目前尚无统一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偃师商城是商汤灭夏之后所营建的第一座商代都城,其始建年代约为前1600年,延续使用了200多年。偃师二里头夏都的废弃和偃师商城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夏商王朝更替的重大事件,可以说偃师商城是夏商王朝考古学的界标。目前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把偃师商城的始建作为夏商王朝的界标,可以说偃师商城是目前夏商时期布局结构最清楚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夏文化和商文化的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阝敖都--小双桥遗址

郑州的另一处商代遗址-小双桥遗址,虽然没有郑州商城那样建制规整,气势雄伟,但具有高规格的文化遗存,符合都城遗址的条件,一些学者推断其可能是仲丁都的故址。但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该看法。

小双桥遗址1989年才被发现,该遗址因位于郑州西北20公里中原区石佛镇小双桥村南部而得名,遗址面积约120万平方米。1995年以后在该遗址连续作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才得知该遗址规模大,而且具有高规格的文化遗存,可能是商代的又一都城。在该遗址发现有数处夯土建筑基址、窖穴、祭祀坑、灰坑、壕沟等文化遗迹和青铜建筑饰件、石磬、原始瓷尊、石圭等重要遗物,还出土了一批陶器和卜骨等。

其出土的两件青铜建筑构件尤为重要。其中一件平面为“凹”字形,高18.5厘米,正面宽18.8厘米,侧面宽16.5厘米,两侧面各有一个6×4.2厘米的长方孔,壁厚0.6厘米,重6公斤。正面饰单线饕餮纹,侧面在长方孔四周为一组龙虎斗象图,龙、虎形象生动。据分析此构件应放置在宫殿正门两侧的枕木前端,作为装饰性构件。另外,根据此构件的形体和规则来看,该建筑的规模和等级均应为皇室所特有。作为国内的首次发现,这种青铜建筑饰件造型独特,纹饰繁缛,实为商代文物中少见的精品。

这对研究商代青铜冶铸技术、青铜器花纹图案以及商代建筑的发展水平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有些陶缸、大口尊器表及口沿内壁,还发现有朱书陶文。这些文字均书写在陶缸表面的绳纹之间,文字的书写方式和规格均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朱书文字一脉相承。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商代最早的书写文字。

另外,小双桥遗址还发现了数十件长方形穿孔石铲,特别引人注意。这些石铲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都不曾见过,一些专家推测这些石铲很可能是仲丁伐兰夷带回的战利品。

目前,通过专家考证,证实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时代与郑州商城晚期同时,当属于商王室的祭祀遗址或都,但其具体性质专家们没有共识,至今仍在争论之中。

关于小双桥遗址可能是仲丁都的推断,源自小双桥遗址与郑州商城位置的相合。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商城西北约20公里处,在索须河南岸的台地上,遗址西北约5公里是荥阳故城,荥泽古城在遗址东北2公里,向北约5公里就是邙山和黄河。小双桥遗址的这一地理位置,与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仲丁迁地望基本相符合。而且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小双桥遗址的文化遗存应该属于商代白家庄期。白家庄期既是小双桥遗址的繁荣期又是郑州商城的末期,这一时期郑州商城处于都城的废弃期。所以一些学者认为郑州商城的废弃与小双桥遗址的兴起,前后交错衔接,由此推断郑州商城是汤都亳,那么紧接其后的小双桥遗址就当是仲丁自亳迁之所在。

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小双桥遗址夯土建筑基址质量差,其周围也没有高规格的祭祀坑,而且青铜冶铸遗存都在遗址的中心区域。一般王都统治区的核心部位,不会出现手工业作坊,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小双桥遗址不会是仲丁所迁的都。他们认为从城址规模、祭祀坑、青铜礼器的规格及历史、地理等因素来看,小双桥遗址可能是仲丁在征伐兰夷战争中击败并俘虏的兰夷战俘集中居住、生产和生活的地点,或是当时一处青铜冶铸和烧制陶器等手工业生产的场所,还可能是仲丁进行祭祀祖先和天地鬼神的场所。

关于小双桥遗址的性质尚待新的考古发现证实,不过小双桥遗址的发现为郑州商城性质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洹北商都

从城市布局上说,洹北商城宫殿建筑群处于城址南北中轴线略偏东的位置,显示出中国城市中轴线布局的早期特征。

目前,洹北商城宫殿区内已发现大型夯土基址30余处,其中被考古工作者编为1号的基址,位于洹北商城内中轴线南部偏东,整体结构呈“回”字型,东西长170多米,南北宽90米,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基址、柱洞、台阶、门道保存完整。其结构严谨,使用的建筑材料十分讲究。基址南庑中部有两处宽达5米的门道。正殿高于当时地面0.7米以上,其台阶前普遍发现用于祭祀的被肢解的动物骨骼。这些均说明该建筑应属商代王室拥有和使用,该基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另外1号基址表面清晰的柱网结构超过以前发现的任何商代建筑。加上保存下来的台阶、门道,特别是周围倒塌着丰富的墙体和屋顶残块,可以最大限度地复原出一座规模宏大的商代宫殿。可以说洹北商城1号基址是迄今发现的所有商代建筑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复原其本来面貌(特别是地表以上结构)的一处基址,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发掘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在宫殿区内,有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这些土大部分为红色,而接近于地表部分的烧土则为黑色。研究表明,这种颜色上的差异是因为土在受热过程中,其中铁元素氧化程度不同的结果。由于专家分析这些土可能是倒塌的墙体和屋顶的残遗,所以专家推断,很可能是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座宏伟的宫殿。

而宫殿区一带的古地面是一种深黑色土。这种黑土与殷墟一带普遍分布的棕红色古土壤不同,属冲积土,土壤化程度较高。洹北商城的位置,处在商代古地面从西部的棕红色土壤向东部的黑色土壤的过渡地带。对洹北商城的钻探和发掘,显然有利于认识古代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 a04+0eVwP2h6n9ma8+as8SgsxUtDluQsnmAJB4RdpIdg7p4J2IAjrrBMP8BQksPi



第三章:商世盛衰

王室内部的争夺,域外方国的侵扰,让商朝的统治者们不断地迁移都城。到盘庚时,将都城迁到殷地后,四处游移的都城从此有了定所,商也因此被称为“殷商”。迁都之后,几代商王衰败的局面得以扭转,到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国势达到了最强盛的阶段。盛极必衰,统治阶层的腐朽,频繁的征伐战争,残暴的阶级压迫,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在商纣王时期爆发。商汤建立的千秋基业在商纣的手中毁于一旦,商朝的统治被西方的周族所取代。

再探殷墟

盘庚迁殷在商代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使得商代早期四处游移的都城有了定所,此后一直到商朝灭亡都以此为都。现在的史学界甚至以盘庚迁殷为标志,把商代历史分为前期和后期。盘庚迁都后,商朝的政治稳定,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殷都的规模也已经很大了。但商被周所灭后,这里逐步沦为废墟,殷都成了殷墟。

随着时间的推移,殷都逐渐在世人的记忆中消失了。到了清朝晚期,王懿荣从药材“龙骨”上辨识出了商代的文字--甲骨文之后,大批学者为甲骨所吸引,从而使得殷墟遗址又逐渐走到了世人的面前。盘庚所迁之殷一般认为就是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洹水畔的殷墟。遗址以距安阳市西北2.5公里的小屯村为中心,包括洹河两岸的后冈、高楼庄、花园庄、四盘磨、孝民屯、侯家庄、武官村、大小司空村等十多个村庄,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曾提到周公将其弟康叔分封在“河、淇间,故商墟”,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提到项羽也曾领军来到“洹水南,殷墟上”,都是指小屯村一带。

殷墟遗址的挖掘工作从1928年开始,至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暂停,期间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第一次至第九次,发掘的地点都在小屯村附近,主要是想了解殷墟地下的情况。第十次到第十二次,发掘规模盛大,并利用新技术改良发掘的方法,发现了11座大墓及1200多座祭祀坑和小墓。第十三次到第十五次主要发掘小屯村北地及大司空村,并开始采用探方发掘法,注意建筑基址的遗留及其平面布局关系。1949年以后,对于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又得以恢复进行。50余年来重要的挖掘工作有:妇好墓和其他高级贵族墓的墓葬、后冈和西北冈祭祀坑、小屯南地甲骨坑、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孝民屯等地1000多座中小型墓和若干车马坑以及小屯村北大型建筑基址等等。

通过挖掘可以判明,殷都的宫室区座落于洹河南岸与小屯村东北,环以手工业作坊与民居,洹河北岸则集中了王室、贵族的墓葬。小屯村也有墓葬,集中在宗庙基址附近,多为人祭坑,著名的妇好墓就在遗址的东边。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一带是王陵区,目前已发现13座规模巨大的陵墓和1400多座祭祀坑,其中最大的一座墓葬面积达1200平方米,较小的也有700平方米。

殷墟出土的器物以陶器数量最多,其他有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等等,可用作生活器皿、武器、装饰品和礼仪用器等。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最著名的当属已挖掘到近3万片的甲骨。

盘庚迁殷

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500多年,最后的270多年定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开始的。

商朝的社会秩序在成汤时期已经稳固了,但是在他死后,王室内部却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斗争。尤其是对王位的争夺,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为夺得王位,甚至斗得你死我活,国家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太甲以后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越来越腐化,对奴隶的剥削非常残酷。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致使商朝的国力日渐减弱,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也趁机起来反叛,再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

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二十个王。他是个有远见的人,善于观察形势,觉得国家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应当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都城迁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东低,像一个簸箕一样,而前边面对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洹水自西北向东南穿过,用水方便,便于农业生产。盘庚想可以在此开垦荒地,长期进行农业生产,不愁国力不富。另外,殷正处于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管理全国,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迁都还可以避开那些叛乱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其实,在这之前,商朝曾因水患等原因屡次迁都,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反映了这时候农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畜牧业和人们要求定居下来的普遍心态。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灾害比较少,在这里建设都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可以说,盘庚的思考和选择是很有道理的。

虽然迁都有诸多的好处,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迁都这个决定,一些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迁都。他们害怕到了新的地方不能照旧享乐。可盘庚是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绝不因为有人反对就改变主意。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用严刑峻法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恐吓他们。《尚书·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第一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去的好处。他说:

“我要迁都是继承先王的基业,以平定四方。……我要像先王关心臣民那样,关心你们,保佑你们,带着你们去寻求安乐的地方。

你们如果不与我同心,先王的在天之灵便要责罚你们,降下不祥来了。”

“我之所以要迁都,正是为了使得你们的生活安定。”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就要进行严厉的制裁。他说:“我将要把你们杀戮了,绝灭了,不让你们恶劣的种子遗留一个在这个新邑之中。”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

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

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于把都城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老家。奴隶主贵族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盘庚》第三篇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对官员贵族们讲的。他用强硬的语气制止住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对。他告诫官员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生立功,施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

盘庚迁殷摆脱了长期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从此,商朝的都城就固定在殷城。

武丁中兴

盘庚将国都迁到殷以后,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国势达到最强盛的阶段。

武丁是盘庚的弟弟小乙的儿子。他从小和平民的孩子一块儿玩耍,一块儿干活,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也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同时对奴隶的艰苦生活也有所体会。盘庚去世以后,他的大弟弟小辛继承了王位。过了3年,小辛死了,这就轮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小乙在位10年,他死后,王位就传给了武丁。

武丁做了王以后,没有改变当年简朴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忘掉民众的疾苦。他一心想要复兴商朝,做一个像商汤那样的贤王。

因为武丁的继位不合乎商的继承制度,违反了祖制--兄终弟及,最后还位于长兄之子--本来,小乙死后是应该把王位传给盘庚的儿子的。这就要求武丁首先要平复诸位叔伯兄弟的不满。

史载,武丁继位后“三年不言,政事决于冢宰,以观国风。”一来武丁以沉默的方式来观察形势,巩固王位。二来因为他“未得其佐”,他这样做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贤才。通过冷静观察,他将最有才能、忠于自己的人聚拢到自己周围。

为了治国大事,他到处访求可以辅佐他的贤臣。后来,在一个叫傅岩的地方,武丁发现了一个叫“说”的奴隶。武丁与他交谈,发现他是大贤之才,于是赐说姓傅,并且果断地提拔他为相,委以国政。由于傅说出身低微,武丁就假借做梦,将他引入宫中,以便堵住一些闲言碎语。《史记·殷本纪》中这样描写:“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于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

虽然方法是在利用殷人迷信的心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重用傅说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武丁不但具备与众不同的眼光,而且知人善任。正是在傅说等一帮贤臣的辅助下,商朝日益强盛起来。

国力强盛使得商王朝有能力与骚扰边庭、叛服无常的一些方国部落进行战争。

武丁开始不断征战四方,先后发起一系列战争,从周边少数民族那里获得了大量人口和财富。与此同时,商也和周边部族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诸侯各国纷纷融入商王朝,使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现今出土的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中师”之名,应该是军队以“师”为最高建制单位的开始,也有人认为右、中、左三师的创立就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

武丁对外战争的目标主要是鬼方、方、土方、羌、荆楚等。鬼方是殷商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曾频频骚扰殷人统治区,武丁亲自率军征讨,三年平定。方是殷商北方另一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前,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

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方逐渐向南游移,经常骚扰商朝属国,并屡屡深入商王畿(国都附近的地方)西郊进行抢劫,严重威胁着商王朝的统治。经过十几年征讨,方也被武丁平定。土方是殷商北方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部族,经常侵扰商地居民。武丁在征伐方过程中,用三年时间消灭了土方,土方的土地也成为商朝领土。羌族是西部地区的古老民族,又称西羌,武丁多次对西羌进行征伐。当时商朝南方地区也有很多方国、部落,江汉流域的荆楚是它们当中最强大的方国之一。武丁曾率商族武士,深入荆楚险阻的地方,打败荆楚,掳获了许多奴隶,荡平了那里,江汉流域也成了商朝的一部分。商的诸侯国大彭和豕韦不愿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于是,武丁也消灭了他们。

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迅速扩张,达到商代的最高峰。这些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流域的泱泱大国。

武丁在位50多年,他统治期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武丁中兴”。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武丁的强盛是建立在加重劳动人民负担基础之上的,所以根基并不牢固。战争所需的繁重的兵役和赋役,以及王室贵族为享乐、祭祀,甚至死后随葬所要征发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牛羊牲畜等都由劳动人民来承担,这使得社会下层与王室贵族之间矛盾重重。由此,武丁盛世也是商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血淋淋的人殉制度

在商朝,奴隶们受着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奴隶和牲畜、工具、房屋等一样,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成千上万的奴隶,用他们的血汗养活着极少数的奴隶主。

奴隶主们活着的时候剥削惯了,享受惯了,他们希望在死了以后,自己的灵魂也能够照样过一种享乐生活,所以要将其生前用过的物品一起随葬,带到另一个世界接着使用。这些物品中当然也包括奴隶。在中国历史上,人殉的风气在商代达到了顶峰。

殉葬也叫陪葬,就是逼迫活人陪着死人一起埋葬。奴隶主死了,埋葬的时候,把活生生的奴隶也一起埋在坟墓里。奴隶要是反抗,就把他们杀了再埋,或用绳子捆了扔进墓坑。一个奴隶主还不只用一个奴隶殉葬,而是按照地位的高低,要用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奴隶殉葬。当时人殉甚至已经成了一种制度:“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在殷墟发掘出来的商朝墓葬,为我们揭示了奴隶殉葬的悲惨情景。在一座商王的陵墓中,殉葬的奴隶总数有400人左右。这些人的头和身子都不在一处,证明是杀了以后再埋葬的。发掘的时候,发现头骨下面的泥土呈青紫色,大概是被鲜血染的,可见奴隶被埋的时候都是十分悲惨的。

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奴隶主在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时候,还要把奴隶和牛、羊、狗、猪一起杀了,当做祭祀用的祭品。

因为奴隶比牛、羊、狗、猪便宜,祭祀的时候,牛、羊、狗、猪顶多杀几头,而奴隶则可以杀上几十个、几百个。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最多的一次竟然杀了2656个奴隶。

奴隶主这样残酷地迫害奴隶,必然激起奴隶们的强烈反抗,奴隶们多次举行暴动。在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不止一次地记载着商王亲自去追击、镇压奴隶的事情。奴隶们的反抗,震撼着奴隶主的统治。

商的衰亡

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后的统治者也越来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时,情况更为严重。商汤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重蹈夏桀的覆辙,在他的十七世孙帝辛手上,他所创立的千秋基业毁于一旦。

帝辛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纣王,他是商朝第二十九位王帝乙的小儿子,因为是帝乙正妻所生,被立为太子。帝乙死后,纣继位为商王。史称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就是说他天资聪敏,不仅勇力过人,能赤手与猛兽搏斗,而且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他不是像他的祖先那样将才能用于治国安邦,而是用于追求奢侈淫靡的生活。纣王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高筑鹿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残暴,为镇压各方面的反抗,他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罚。如“炮烙之刑”,是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中间燃以木炭,将铜柱烧红,凡有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令他赤脚在铜柱上走,受刑者忍受不了烫烙,就掉下去被火活活地烧死;“醢刑”,就是把人杀死后制成肉酱。朝中大臣九侯的女儿是纣王的妃子,因厌恶宫中的生活而被纣王杀死,九侯也被处以醢刑。

诸侯梅伯曾劝谏纣王废除“炮烙”酷刑,纣将他剁成肉酱,强迫其他诸侯吃掉,以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脯刑”,就是把人杀死后切成块,然后晒成肉干。朝臣对纣王的暴政敢怒不敢言,鄂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争辩,指责纣王无道,被纣王处死,并制成肉干示众。

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听到这些事后在背地里叹息,被人告发后也被纣王关进监狱,后来又把姬昌的儿子杀死后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

纣王的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兄弟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灭亡,苦劝纣王,但纣王根本不听,他只好逃离都城,隐居民间。纣王的另一个兄弟箕子对纣王的暴政早已不满,他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纣发现后,命武士将其囚禁起来。纣王的叔父比干亲眼看见微子逃隐,箕子佯狂为奴,非常伤感。

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向纣王苦苦劝谏,提出尖锐的意见,纣王很生气,说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比干有圣人的名声,我倒要看看比干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下令杀死比干,开膛破肚,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长得什么样。朝中一些大臣看到纣王这样残暴,纷纷逃到日益强大的周国去了。纣王众叛亲离,彻底孤立,商王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在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其颓势已难以扭转。而商国西边的附属国周国,在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英主的领导下,大胆任用姜尚等贤达之士,势力日益强大起来。

周武王会合各部诸侯军队直捣商都,纣王仓促应战,大败。纣王逃至鹿台自焚而亡。商王朝彻底覆灭了。 a04+0eVwP2h6n9ma8+as8SgsxUtDluQsnmAJB4RdpIdg7p4J2IAjrrBMP8BQk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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