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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做法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西方的大公司对一个巨大的新市场的前景喜不自禁。俄罗斯政府聘请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们敦促它以疯狂的速度引入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俄罗斯人民的感受以及给他们造成的后果漠不关心。叶利钦政府内的改革分子积极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为首的经济学家盖达尔从两年前诸如波兰等国家为实现经济转型而采用的“休克疗法”中受到启发。叶利钦授命于他“给予人民经济自由,扫除阻碍自由企业和自由企业家精神的一切障碍”。不出几年,数百万的俄罗斯人陷入赤贫,而少数胆大的人和前共产党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身家数十亿的寡头,迅速廉价地攫取了国家资产。
毋庸置疑,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人享有自由,而且是令人目眩的自由。在俄罗斯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俄罗斯人从未享有过这样的自由。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苏联时期积压了70年的能量猛然释放了出来。任何人,只要敢闯,加上手头上有点现金,均可做个小生意,哪怕只是出售士力架和伏特加的一个街头小摊。俄罗斯人可以自由出境,阅读任何想看的东西,随意发表言论,示威抗议本国的领导人。竞选自由,党派林立。国家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尖刻地嘲讽时政,肆无忌惮地抨击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新涌现出的私有银行出钱赞助芭蕾舞演出和音乐会。商店里很快摆满了从前俄罗斯人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的各类商品和食品。如今人们不再恐惧,对未来感到乐观,觉得有了盼头。无疑,这就是西方观察家眼里的俄罗斯。显然,这也是克林顿所认识的俄罗斯。
然而当我翻阅昔日的笔记本和撰写过的新闻稿时,回想起当年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报道文章讲述了我在俄罗斯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和俄罗斯人的惨淡生活。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仿佛是一个恶棍当道的国家。在高速公路上,可以看到这些人乘坐的带有茶色玻璃的轿车飞驶。他们一掷千金,在最高档的餐馆点成瓶的葡萄酒,对服务员吆三喝四,在价格贵得离谱的商店购物,有时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火并。俄罗斯黑手党性质的团伙瓜分地盘和生意范围,雇用杀手司空见惯。
英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叫保罗·塔特姆的美国人拥有这家购物中心的一部分。因生意上的事,他与他的车臣合伙人起了争执。一天下午5点,他走进酒店附近的地铁站时,被人用AK–47步枪打成了筛子,而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一次我开车时遇到堵车,就在我一点点往前蹭时,看到路旁有人正在抢劫。同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可怜的人趴在地上,几个男人用枪对准他的头。还有一次,我就餐的莫斯科的一家餐馆遭到抢劫,我和其他人都扑倒在地,等待警察逮捕嫌犯。走进附近我常去的超级市场时,必须经过身穿迷彩服、怀抱AK–47步枪的保安。最初涌现出的新资本主义行业全都伴随着暴力和恐吓。无论是经营一家五星级酒店,还是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用支起的木板桌子贩卖小纪念品,都需要向黑社会支付保护费。
在大城市的郊区,尤其是莫斯科,所谓的“新俄罗斯人”建造了配有游泳池、酒窖和角楼的豪宅,被围在15英尺高的围墙里面。这批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与此同时,1992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将数百万人抛入贫困。突然放开物价导致价格飞涨。人行道上,俄罗斯的普通百姓纷纷摆摊,出售个人物品。莫斯科市中心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至今我仍清楚记得一个人,一位有着博士学位的中年科学家,摆摊出售生锈的挂锁及其他小玩意儿。
其他科学家流落海外,寻找一份有体面工资的工作,其中很多人带走了俄罗斯的战略知识和机密。就在俄罗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一流的人才却流失到了国外。
火车站里到处是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莫斯科通往南方的主要火车站库尔斯克站成了狄更斯笔下的廉价客栈,扒手和病夫比比皆是。参与过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截肢退伍军人在地铁车厢里穿行行乞。到处是做生意的人,最显眼的就是出售看上去可疑的烈酒和食品的小商品亭。在耗子成群的废弃空地上,涌现出了一家家店面,贩卖不适于人食用的肉食品。绝望的人把自己的存款投入各种理财计划中,结果都打了水漂,落得身无分文。1992年,政府向每位公民发放了私有化券,初衷是让人们用私有化券换取私有化后的企业股票。而实际情况是,数百万人要么将其卖掉,要么送了人,最终落到了少数精明的企业家或国企高管手里,造就了俄罗斯的新生资本家。
企业垮掉了,工人拿不到工资,或是拖欠几个月后才领到工资,而且常常是以发实物的方式而不是发钱,如毛巾、肥皂、药棉。企业之间也用实物交易。一个昔日自豪的大国接受了外国的粮食援助、来自欧盟库存的糖和人造黄油,还有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剩余口粮。一个超级大国如今沦落到行乞的地步。
1993年4月,叶利钦飞到温哥华向克林顿求援。叶利钦指出,别忘了,民主德国结束社会主义制度曾需要1 000亿美元。叶利钦返回俄罗斯时,克林顿仅许诺提供16亿美元,大部分还是以提供信贷或粮食援助的形式。有人不禁想,西方是否缺乏想象力。苏联时代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好不到哪里去。难道俄罗斯不需要一项重建其老旧基础设施的“马歇尔计划”吗?
西方的各家咨询机构从西方的援助计划中得到的好处十有八九超过了俄罗斯人。我记得采访过莫斯科一家小面包房的经理。她在英国一家咨询公司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管理培训,费用由西方政府出。她告诉我:“其实我缺的就是买一流面包机的钱,我知道如何管理我的公司!”
俄罗斯因社会转型受到沉重打击。人们突然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苏联曾是一个由15个共和国组成、拥有2.5亿人口的国家,如今四分五裂了。2 500万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外国居民,陷入所谓“似在国外”的境地。西伯利亚的居民再也不能到克里米亚(如今位于乌克兰)度假去了,甚至连莫斯科也去不成了,因为买不起机票。一次我去西伯利亚,吃惊地听到当地人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为“大陆”,好像他们被遗弃到了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
我几乎看不出克里姆林宫聘用的西方顾问晓得如何解决这个陷入紊乱的国家的问题。西方各国政府似乎没有注意到俄罗斯的混乱局面,抑或是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而不在乎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短期后果。西方的公司只看到自己的产品有了一个庞大的新市场。电视节目里每隔一个广告,就会有一句奇怪的俄语“来自宝洁”,就像是一句新政治口号。我心想,俄罗斯人一定听腻了这句话。它天衣无缝地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口号,可它许诺的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没几个俄罗斯人买得起的洗发液和尿不湿。
成群身穿笔挺西服的美国咨询顾问四处奔波,赞许地谈论下诺夫哥罗德州的私有化项目及其年轻的改革先锋分子。伏尔加河畔旧称高尔基的城市率先向普通百姓出售大量国有资产。在很多方面,这种做法的确激励了人民。我记得去过一次拍卖会,看到一些渴望自己做买卖的俄罗斯人仔细查看195辆破旧不堪的国有卡车和面包车,随后竞相报价。对我来说,我想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也同样,看到如此多的外国人指导改革过程让人感到不对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感到美国似乎正在甩卖俄罗斯。
对于赶上浪头的人,如合伙买下商店自行经营的商店员工“互助会”,出售国有资产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变成店主后,为了千方百计地吸引顾客,商店员工开始满腔热忱地改造自己的商店,很快前苏联时期买东西难的局面为之一变。然而对于柜台对面的买主,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物价飞涨,他们的储蓄和养老金所剩无几。人均寿命直线下降,酗酒人数增加,成千上万的江湖医生、巫师和“行善女巫”应运而生,乘人之危借机捞钱。
之后又有了车臣战争。叶利钦曾鼓励俄罗斯各地区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位于北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小共和国车臣竟然宣布自己独立。如果认可车臣独立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先例,导致俄罗斯联邦的解体。于是1994年12月,叶利钦下令出兵车臣。结果是一场灾难,数千缺乏训练的俄罗斯士兵死于战争。成千上万的车臣人要么被打死,要么背井离乡,逃到临近的其他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沦为一片瓦砾。车臣人心怀仇恨,走向极端主义,复活了苏联时期沉寂一时的伊斯兰教信仰。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分裂主义的民兵队伍,最终迫使俄军撤出自己的国家。这是一次使俄罗斯颜面尽失的失败。1996年底,车臣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叛乱分子同时开始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恐怖主义袭击。1995年夏,他们在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的一家医院扣押了1 000多名人质。当局试图冲进医院解救人质(至少造成130多人死亡),但后来又让扣押人质的人逃之夭夭。
1996年初,叶利钦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不仅他推行的改革不得人心,而且车臣战争以灾难告终,总统本人也因多次在公开场合喝得醉醺醺而令人难堪。毫无疑问,当年夏天的大选若是公平的话,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会当选为总统。然而该国的新寡头—担心共产党重新上台后会失去自己新攫取的财富的亿万富商—结成一伙,确保了叶利钦起死回生。正是这批人在1995年实行的“贷款换股权”方案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攫取了俄罗斯最大的一些国有产业部门,包括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作为交换,他们出资搭救两手空空的政府。如今他们出钱大力赞助叶利钦的竞选活动,在自己拥有的国家电视台一边倒地支持叶利钦。叶利钦顺利当选,西方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克林顿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看来,俄罗斯的“民主”和“自由市场”得到挽救。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头等大事,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感受不到作为个人,也作为一个民族的俄罗斯人遭受的心灵创伤。对于这种创伤,普京远比他们懂得多。
美国学者斯蒂芬· F ·科恩写道,当时美国的流行看法是,“自从1991年底苏联不复存在后,俄罗斯成了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复制品的国家”。
姑且不论鉴于巨大的文化和历史差异,俄罗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复制品”。实际情况是,俄罗斯人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来不及适应民主。
早在1965年,苏联时代著名的诗人和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就预见到这种迷惘。当时,他只能凭空想象摆脱了社会主义紧身衣后会是什么情形:
昨天,他们给了我自由,
可自由对我到底有什么用?
西方人假定,俄罗斯人完全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自由,似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好像俄罗斯人就是美国人,只不过被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几年而已。一旦去掉枷锁,再有一个自由市场,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克林顿手下制定了第一个援助俄罗斯计划的俄罗斯问题顾问承认:“也许我们美国人对苏联社会的看法过于褊狭,高估了俄罗斯人想按照美国规则生活的愿望。我们当初的假定是,转型会很快,混乱也会很快过去,代之以正常生活。顺便说一下,混乱也没有被看做混乱,而是转型期。”
然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反而被它吞没。此外,俄罗斯人对外国人教他们如何“开化”极其反感。不错,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极浅,大多数俄罗斯人毫不费力地就将其丢弃了。然而他们并没有丢弃早于社会主义时期之前就有的、深藏在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某些思维方式。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俄罗斯人对失去苏联时期的“集体感”感到惋惜。“集体”意识不是苏联时期的发明,而是扎根于俄罗斯的历史中。但现在,它同西方强加给俄罗斯人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念发生了冲突。
以上我描述了一幅暗淡的图景,也许比总体形势还要暗淡,因为毫无疑问,叶利钦当政时期俄罗斯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令人极为欢欣。然而正是90年代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经常被西方所忽视—日后成了普京播种他观点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