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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光荣的荆棘路”，这本来是安徒生一篇短文的题目，只因为不是他借以成名的童话，所以一直鲜为人知。
安徒生说：曾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叫做“光荣的荆棘路”，是说一位在后世享有无上荣誉的猎人生前却一直在与无尽的苦难作着殊死的斗争。……假如我们把世界的历史看做一部幻灯片，那么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度，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伟人和殉道者们在走着怎样的一条荆棘路。辉煌而荣耀的画面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尽管每幅画面都随着幻灯机的转动而迅速消逝，却在我们的心上烙下了一个个充满抗争的光辉人生，甚至是一个个充满抗争的光辉时代。让我们想象一下：这里，那里，到处都有数不清的殉道者，不断会有新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直到世界消亡。
安徒生的这篇短文，讲的是许多先驱者们如何披荆斩棘并饱受磨难的故事。如果安徒生也了解佛教入藏的这段历程，一定也会把它写进自己的文章中去。光荣的荆棘路，一直通向世界的尽头。
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
——《佛遗教经》
吐蕃人害怕莲花生的密教咒术，终于把他送出境外，但在墀松德赞的主持下，佛教依然在藏地大张旗鼓地发展着。当时的佛教大国，一个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一个是中原的李唐王朝，两地的僧侣齐集藏地，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国际交流的一件好事，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佛字。可谁知道，两地的僧侣各执一说，竟然在吐蕃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其斗争之激烈，一点也不逊色于当年的佛教与苯教之争。
这件事情的因缘，可以追溯到巴赛囊的身上。我们从前文已经看到，在弘扬佛法这件事上，墀松德赞最得力的助手就是这位巴赛囊了。无论政治气候怎么改变，无论前途吉凶荣辱，巴赛囊始终站在佛教的一边。有人一定会问：巴赛囊的向佛之心为什么如此坚定呢，毕竟这在当时实在要算特立独行的呀？
不错，巴赛囊是真心向佛的，并不是借宗教来作政治投机。他之所以有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佛法的神奇。
当初，在巴赛囊的子女中，曾经有兄妹两人同时夭折，巴赛囊请了汉地的僧人为他们作了一场法事。结果一年之后，巴赛囊又得了一个儿子。随着这个小孩子渐渐长大，竟然不断地回忆起前生的往事，巴赛囊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儿子就是当年那个女儿的投胎转世。从此以后，巴赛囊坚信佛法，再也不曾动摇，即便在佛法被禁的时期，他也偷偷地背着人修习从汉僧那里求来的佛经。
但这事颇有几分蹊跷，因为当时中土的主流佛学并不认为人真的可以投胎转世。总之不管怎么说，巴赛囊就把女儿的投胎转世和汉僧作过的那场法事联系在一起了。这件事被巴赛囊亲笔记录在案，对后来西藏地区“活佛转世”说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大的影响。
巴赛囊对汉地佛教既然有了这样深刻的一番经验，那么在此之后他虽然请过寂护、陪过莲花生，还亲自到印度学过佛法，但也很希望在引入印度佛教之外，把汉地佛教也更多地引入吐蕃。
事情也确是这么发展的，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印度僧侣和中原僧侣齐集藏地，各自传经授法，场面蔚为壮观。这个时候，莲花生的密教基本上已经转入地下，师徒、父子之间口传心授，秘不示人，台面上的佛学主要是寂护一派的中观宗，而寂护大师业已圆寂，弟子们谁也没有老师当年的威望；至于中原的佛教，著名的六祖慧能已经开创了禅宗的一片新天地，一位法号摩诃衍的禅宗大师远行藏地，推广禅宗，收效之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中观和禅宗有什么区别呢？简而言之，中观理论相当复杂，主要靠人逻辑思辨的能力，是用缜密而周详的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明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为何是空、如何是空；禅宗恰恰相反，理论要简单得多，更强调修行的实践。
具体到寂护和摩诃衍，寂护除了中观理论之外，很重视戒律和修行的次第，教人按部就班地解脱成佛，而摩诃衍融会禅门南北二宗，尤其贴近慧能，倡导一种简便易行的修行方式，教人顿悟成佛。
我们要知道，理论性越强，流行性也就越弱，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看看我们今天的佛教就知道，中印两国历史上那么多高僧大德殚精竭虑、博大精深的理论建设只委屈地寄居在象牙塔尖里极少数一些学者的案头，而老百姓的心里无非就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和祈福消灾，即便是对禅宗有兴趣的人，也不过是找一点心灵感悟、抿一口心灵鸡汤而已。而在当年的西藏，这个规律一样适用。所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但大批信众涌向了摩诃衍，甚至就连原本寂护门下的信徒也改弦更张，转投到摩诃衍的门下了。
这种一边倒的现象到底有多夸张呢，我们从当时的记载里就能看到：曾经辉煌一时、作为寂护一派大本营的桑耶寺基本上断了香火，以王后为首，很多贵族子弟纷纷投向摩诃衍，只有少到数得上名字的几个人仍旧坚持着寂护的佛法。
如果任由宗教自行发展，摩诃衍的禅宗必定会彻底吞并寂护的中观派，西藏的佛教从此将是禅宗一统天下。但就在这个关键的转捩点上，身为赞普的墀松德赞再次祭出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武器，分摩诃衍与寂护为顿、渐两派，宣称在佛法上应当是渐悟一派为高。
尽管在佛教理论里众生平等，但在现实世界里，墀松德赞的一句话无疑胜过了其他人的千言万语，也无疑可以把顿悟一派偌大的发展一下子打回原点。佛教界自然兴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有人记载下了那个群情沸腾的场面：摩诃衍的弟子们在不忿之下做出了一连串的激烈举动，有人割掉了自己的肉，有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甚至还有自焚而死的，另有许多门徒手持利刃，扬言要杀尽渐悟派的信徒，然后自尽在王宫之前。渐悟派硕果仅存的信徒们也不甘示弱，声言顿悟派的教义与印度佛教不合，请赞普严禁之。
佛经里讲过这样一句话：“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纵然可以使清冷的月亮变热，可以使火热的太阳变冷，也不可以使佛的真理有丝毫的变异。信仰关乎真理，真理总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
墀松德赞虽然成功解决过苯教与佛教之争，此刻面对佛教内部的门派之争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更何况这内部斗争的形式比当初的“敌我斗争”还要严峻，当年对“敌我斗争”还能搞一下平衡，如今的内部斗争却必须分出个你死我活，不留一点转圜的余地。
无奈之下，墀松德赞只好把一位信得过的、正在外地修行的高僧召了回来，向他请教办法。这位高僧答道：“寂护大师生前早就预见过今天的局面，当时他说：当佛教内部因为见地不同而发生争执的时候，可以把我的学生莲花戒请来辩论。”
于是，辩论大赛再一次召开了，只不过辩论的双方由当初的苯教和佛教变成了佛教内部的两派。
这一场辩论大赛可谓万人瞩目，莲花戒与摩诃衍各自引经据典、舌灿莲花。事关本教派的生死存亡，所以谁也不敢掉以轻心。高手对决，令观者如醉如痴。
佛教素来都有教理辩难的传统，在宗派内部有学习性质的辩难，宗派之间有一决高下的辩难，所以佛教专门发展出了一套因明学，也就是逻辑学，训练僧侣们在说理与辩难中使用严密的逻辑语言，并且可以准确发现对手论证中的逻辑漏洞。现代读者对佛教的这一面不但已经很陌生了，而且还相当排斥，认为佛法要靠践行、靠感悟，拒绝逻辑思辨，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就是人心向简、古今有异呀。
论辩大赛的结果到底如何呢？——两派人士各有各的记载，而最困惑我们的是：两派都说自己赢了、对方输了。
哪怕用上最最玄妙精微的佛法，恐怕也难以解释这个矛盾。好在学者们经考据达成了颇为一致的意见：莲花戒赢了，摩诃衍输了。
这个结果倒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上一次的辩论大赛是由墀松德赞作出最终裁决一样，这一次墀松德赞分明站在了莲花戒的一边，结局也就毫无悬念了。在莲花戒一派的记载里，摩诃衍他们终于无言以对，只好供上花环，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个说法虽然可能有夸大之嫌，摩诃衍一派未必甘心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他们毕竟败了。从此，摩诃衍一派返回内地，有些骨干驻留在敦煌一带。虽然后来又在移居敦煌的藏人当中再次兴起了学禅的热潮，但在藏地，禅宗再也没能卷土重来。
而渐宗的胜局也为西藏的佛教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佛法修行必须按部就班，也就是要按照“次第”来修行，既没有“拈花一笑，洞然明白”的潇洒，也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直捷。后来西藏佛教的不同派别基本都秉承着这个思路——在那些经典名作里，从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到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把修行次第的教理发挥到了极致。
这对普通人也大有影响，我们看今天的汉地，信佛的人多，懂点佛理的人也多，不过大多都是耍一点禅机，玩一点感悟，说一点玄的虚的而已。而在西藏，普通的藏民都会以五体投地的姿态走着长长的转经路，每一个步伐，每一个姿势都不敢稍有松懈。我们之所以会为之感动，是因为我们全不是这种做派。
话说回来，了解一下摩诃衍与莲花戒的这一场“顿渐之争”，对我们认识本书传主仓央嘉措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这可以破除一种流传很广的误解，即认为仓央嘉措的所谓“情歌”其实就像禅宗的那些艳情体的证道诗一样属于“道歌”，表面写的是男女情爱，实际则是借男女情爱来象征一种宗教上难以言传的悟境。
除了一些大众读物，甚至在个别的专著和论文里也出现过这种误解，但只要我们了解过墀松德赞时代的这次“顿渐之争”，就会知道随着摩诃衍的失败，禅宗基本上就绝迹于藏地了，所以仓央嘉措的诗歌创作不可能沿袭有禅宗艳情体证道歌的传统。仓央嘉措的情歌，只能是为情而写的。
这里之所以要到很久远的地方追溯“前因”，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加清晰地明白“后果”。
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维摩经·佛道品》
墀松德赞去世之后，继位的是他的次子牟尼。前文我们讲过，墀松德赞大力扶持佛教，曾经专门安排过佛教僧侣作为赞普与王公贵族之子孙的导师，所以墀松德赞的孩子从小就是在佛学的熏陶里成长起来的。
牟尼虽然做了赞普，纯然仍是一片佛心。他热心地在桑耶寺举办法会，就在这个法会上，他注意到了一件很不合乎佛理的事情，那就是臣民们的贡物有多有少，悬殊很大。不谙世事的牟尼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吐蕃的臣民们平均财富。
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政令一定很难付诸实施，但牟尼毫不气馁，一次做不到就再做一次，如是者三，牟尼终于被自己的母亲下药毒死了。
是呀，即便在现代社会，虔心佛教的富人很多，他们可以斥金百万在某座名寺拍得除夕的第一炷香，可以用大桶的金粉为佛像再塑金身，但依然没听说有谁把自己的所有财产拿出来和贫苦的同胞均分。佛教虽然讲众生平等，讲了无牵挂，但这样的教理只有在打了折之后才能被大众接受。
牟尼一死，他的弟弟墀德松赞接任赞普，仍然大力地发展佛教。墀德松赞继位之后，他童年时代的佛教老师也跟着一步登天，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像我们熟悉的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关系。
墀德松赞对那位从小教育自己长大的佛教老师有着儿子对父亲一般的感情，纵然自己执掌大权了，许多军国大事也每每征求老师的意见。在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件里，正是这位佛教老师促成了吐蕃与李唐王朝的和平外交。这是西藏佛教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从此就开了佛教首脑参与政务的先例，以后西藏形成“政教合一”的特殊社会格局，藏民对佛教统治形成了很好的心理接受度，“活佛转世”之所以能够敏感地牵动起各方面的政治势力，那一粒种子就种在这里。
墀德松赞死后，接任的是他的儿子热巴坚，佛教在西藏的发展至此而近乎登峰造极。
热巴坚的崇佛几乎到了佞佛的地步，很像汉人之中的梁武帝。“热巴坚”并不是他的本名，“热巴坚”是“长发人”的意思，人们之所以用这个词来称呼他，因为他每次迎接佛教僧侣的时候，都会低下头来，把一头长发铺在地上，请僧侣践踏而过。
除了以身作则之外，热巴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提高了僧人的待遇标准，使每一位僧人至少都有七户居民供养，另外还出台特别的法律，凡是态度不敬地用手指点僧人的就砍断他的手指，凡是以恶意瞪过僧人的就剜下他的眼睛，至于军国大政，则交给佛教老师全权掌管。我们知道，政治领袖对宗教再怎么尊崇，也常常是出于政治目的，这位热巴坚却是一个例外，他首先是一名佛教徒，其次才是吐蕃的赞普。
但是，就算崇佛是没错的，也不能尊崇得太过分了。热巴坚的这些做法自然给自己树敌无数，招致了上上下下太多人的不满，终于被手下的大臣设计杀害了。
热巴坚死后，大臣们拥立了他的哥哥达磨，这是一位素来以“嗜酒喜肉，凶悖少恩”而闻名的强人。正如《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佛教在西藏发展到这里，仿佛之前捧得越高，就是为了这一刻跌得越狠。达磨施展铁腕手段开始了灭佛大计：终止对僧侣的一切供应，把所有的佛寺的大门通通砌死，然后再画上僧人饮酒图，而追溯祸源，一切始于文成公主携带释迦牟尼的佛像入藏，于是宣布文成公主为罗刹鬼。
这时候的西藏，是任何一个佛教徒看了都会伤心落泪的：小的佛像被埋起来，大的佛像被捆起来，逃亡的著名僧侣遭到刺客的追杀，佛经要么被烧掉，要么被扔到河里。本地僧侣要么被勒令还俗，要么改宗苯教，对那些强硬分子就逼迫他们带上弓箭和猎狗去打猎，逼他们违反不准杀生的戒律。从拉萨到桑耶寺，从中心到边地，转眼之间，佛教就要在藏地被彻底肃清了。
令达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吃斋念佛的僧人里边竟然也有武艺高强、胆敢与王权作对的。一位名叫贝吉多吉的僧人携带弓箭，潜入拉萨，在一次达磨外出的时候一箭射杀了他，这比少林寺武僧的传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幸运的是，贝吉多吉趁着纷乱逃过了搜捕，辗转逃亡到西宁一带，继续修持佛法，得以寿终。而随着达磨的死，吐蕃在混乱的局势中迅速地四分五裂，作为一个统一政权的吐蕃就此灭亡了，西藏的佛教从此也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沉寂时期。对此情此境，任谁能不慨叹祸福相因、世事难料呢？
释迦牟尼纵然悟出了无常之理，他所创立的佛教毕竟也难逃无常的命运。
不舍一切世间事，成就出世间道。
——《华严经·十地品》
当培根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些特殊含义在内的。“力量”这个词，在原文里是power，而power不只是“力量”，更是“权力”。如果掌握了更高的知识，就可以获取更多的权力。佛教在西藏的流传过程恰恰就是对这句话的真实印证。
达磨灭佛的百年之后，佛教混杂着苯教，渐渐在藏地复苏了。达磨之前，佛教在西藏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靠统治者的力量在全境推广，而这个时候，佛教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自下而上的路线，从民间开始，慢慢积累自己的力量，先获得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然后再顺势获得了政治地位。
僧侣们怎样从社会的底层逐渐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地位呢？原因非常简单：在文化相对落后的西藏地区，僧侣既是神职人员，同时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识文断字，会治病，懂法术，有着高深的天文知识，甚至为西藏制定了历法。总之，他们掌握的知识是大多数的俗人们不曾掌握的。这种情形颇有几分像中世纪的欧洲，汉人反而很难理解，因为在汉人的传统里，儒家才是最主流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汉、藏的这种文化差别，汉人对佛教更欣赏它的哲学与美学的一面，藏人却更多地把佛教当做一种高级而神秘的知识，所以更多了几分敬畏，也更看重它的实用性。
实用性越强，想学的人也就越多，谁不想学成莲花生大师那一身足以降妖伏魔的本领呢？于是，需求强了，佛教知识的价码也就高了。在当时的记载里，有的僧人每向人传授一法，就要收取很多金子，甚至还有僧人传授密法的条件是要对方把所有的财产都献给自己。咒术和行医的市场越大，僧人们也就越来越富有了。
这一时期最富有的僧人就是“三素尔”之一的小素尔。所谓“三素尔”，是素尔家族里的三位名人，正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努力，一直悄声传播着的莲花生的密教才形成了藏地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宁玛派。
大素尔是邬巴隆寺的创建者，弟子很多，他一生不曾娶妻，只收了小素尔做养子。
小素尔虽然在养父那里学到了许多佛法，却始终学不到密法，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传授密法需要收取很高的费用，看来就算是父子关系也没能让大素尔破了规矩。
规矩虽然不能破，但毕竟有着父子之情，大素尔就给小素尔指了一条赚钱的明路：一位有钱的寡妇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小素尔可以去娶那寡妇的女儿，用她们家的钱来付密法的学费。小素尔依计而行，终于学成了密法，但他出师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遗弃了那对可怜的母女。
小素尔不但尽得养父的真传，后来又接替养父主持邬巴隆寺。他此时已经很有名望了，但仍然去行走四方，游历修行，终于证得了宁玛派的最高法门“大圆满境界”。此后他又遍访高手，在辩论中折服了四位显教名人。这四人当即便改投在他的门下，小素尔的声名至此到达了巅峰。
不但有大名，还有暴利——小素尔从一出道就显露过不凡的致富手段，成为名人之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很快就成了当时佛教界最富有的人。
小素尔不但佛法高、名声大、钱财多，就连子女也多，真像《华严经》字面上说的“不舍一切世间事，成就出世间道”。小素尔的子女们也都是宁玛派的传人，宁玛派几乎变成一项家族事业了。而这些子女当中，最小的儿子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三素尔”中的第三位素尔。
第三位素尔其实并没有见过父亲小素尔，因为他出生的那年也就是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不过，至少可以令素尔家族欣慰的是，擅长获利的小素尔虽然圆寂了，家族的财产却不但未受影响，反而越滚越多。
另外，汉人小孩子读书识字，我们都知道有私塾来教，私塾的老师多是底层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藏人的小孩子读书识字，老师要么是苯教僧侣，要么是佛教僧侣。逐渐地，正如儒家基本垄断了汉人的教育，佛教也基本垄断了藏人的教育。既然为之师，慢慢也开始有了僧侣为之尊、为之君，因为德高望重而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有些佛教僧侣也开始娶妻生子，于是地方领袖之职也就变成世袭的了。此风一开，藏地的贵族们也越来越愿意让自家的子弟出家学佛，学成之后便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继承家族的统治，成为这一地区“政教合一”的领袖。
宁玛派后来逐渐式微，直到仓央嘉措的“前生”，即格鲁派的五世达赖，兼习宁玛派的密法，为宁玛派兴建了不少的寺院，宁玛派这才恢复了往昔的一些声势。而五世达赖大揽政权，也将引出“小素尔式的修行到底可不可取”这样的问题。等到五世达赖圆寂，活佛转世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时候，还会生出一些和宁玛派相关的波折。
“三素尔”时代的西藏还只有宁玛派这唯一一个成型的佛教宗派，但佛教的生机已经无法再被遏止了。从社会底层自发生长起来的佛教，自然要比之前那种由政治领袖强行推广的佛教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这个自发生长的时间越长，根基也就越是牢固。尤其是，“三素尔”的家族事业型的佛法传承和致富的方式为西藏的佛教奠定了一个基础，后来出现的活佛转世型的教主统治就是家族事业型的一个变体。所以，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对“血统”的认同，那个“耽于酒色，不守清规”的仓央嘉措才能得到那么多人的谅解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