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虽然是内忧外患，贫弱交困，弊端丛生，危机四伏，但是，作为若干世纪才出现一个的人才，又遇到一个想有很大作为的皇帝，他要拨乱反正，改革政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几乎是易如反掌。然而看他的成就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原因何在呢？显然是受到了朋党的拖累。宋朝的朋党之祸患，虽说兴盛于王安石之后，实际上却又滥觞于王安石之前，这一点是必须追述的。政党作为一种事物，产生在政治进化之后。国家产生了政党，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虽然如此，也是有条件的。其一，政党只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是与专制政体不相容的。其二，作为政党，应该坦然接受结党这个事实，尤其不应该讳言结党的名声。其三，争辩讨论的问题，应当集中在政治问题，宫廷问题、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都不应该掺杂在里面。但是像宋朝的所谓党，和上面所说的政党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以，我不能称它为政党，而只能用它的旧名，称之为朋党而已。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像汉朝的党锢，唐朝的牛李之争；在此之后的党祸，像明朝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可以说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这样，其性质复杂而且非常混乱，无论聪明还是愚蠢，无论贤明还是不肖，都自投罗网，掉在那锅鼎沸的热汤中。用一句话来概括，无非是士大夫们意气相争而已。推算宋朝朋党之所以特别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尊崇文人而轻贱武将，二是由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造成的。宋太祖的政策，是要千方百计抑制他的臣属，使他们不能凭借武功来自我炫耀，而有才华，有本事的人，势必都要走从政做官这条路。他把兵权、财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管理民众的部门，统辖一方的官署，其官吏的升迁罢免，也由中央来决定，实际上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手中。那些年老旧臣在他的优养之地，并不像汉代的郡国守相那样，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种种权力，而且，对他们也要严格考核，来决定对他们的罢免和升迁，使其明白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优秀的人才，想要建立功名的人，都集中到京师来了。而宋朝的京师，又和当今世界上那些立宪国家有国会不大相同，可以让很多读书人在那里展示他们的才华，在这里可以参与讨论国家政治的人，不过两三个执政者而已。其次还有少量的翰林学士和御史纠察官员，作为执政者的后备晋升之人。这样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很少一些这样的位置，可以让读书人借此而建功立业，他们相互争夺，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宋朝这一代历史，说它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争这个职位是为了谋私利，贤明的人争这个位置是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争来争去，争得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意气也就从这里产生了，他们结成朋党，彼此之间相互诋毁，这样一来，党祸可就与宋朝相始终了。

宋朝的朋党之祸，虽然在宋哲宗的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86—1098年）闹得非常厉害，但它的兴起却在宋仁宗和宋英宗这两朝。宋仁宗时，范仲淹与吕夷简发生矛盾，这是朋党之祸的初始阶段。后来到了宋英宗在位时，发生了著名的“濮议”之争，就使得朋党之祸更加铺张扩大了。最初，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疏批评时弊，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了权知开封府职事的官。士大夫之间，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吕夷简，互相指责为朋党。后来，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务被罢免，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诗，称赞革新派，批评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与石介同朝为官的孙复读了这首诗提醒他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宰相一职，范仲淹只做了几个月，史书记载，他严格限制各级官员享受恩荫的子弟及亲戚的人数，对在职官员的政绩进行严格考核，按优劣分别升降。他不分昼夜，为国家操劳，希望能使天下得到太平。但是，他的改革大刀阔斧，急于求成，涉及的范围又很广，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行。当时，范仲淹亲自到各地考察官员们的工作，遇到不称职的官员，坚决罢免，闹得很多人怨声载道。他还觉得自己不讲情面，考核官员的制度非常严密，不给侥幸者一点机会。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他们结为“朋党”的论调也渐渐影响到了皇帝。反对党乘此机会，大肆攻击，不惜造谣中伤，使得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免。王拱臣公开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这种气焰和石介的诗，好像出自一人之口。后代研究历史的人，没有不抬高范仲淹，贬低吕夷简的。当然，范仲淹胸怀广大，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绝不是吕夷简这种人能够相比的。然而，吕夷简也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贪恋权势，想做高官的人，如果把他说成是大奸大恶，那么，宋朝百余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难道都把他们说成是大奸大恶吗？何况当时与吕夷简一起攻击范仲淹的人，也有许多被后世看做君子的人，这又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宋朝的朋党，无所谓君子还是小人，纯粹是读书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后发展到相互倾轧。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已然如此，这种风气一形成，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自然就有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怎样一件事呢？宋仁宗死后（公元1063年），没有留下后代，便过继了堂兄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后来的宋英宗。仁宗的堂兄赵允让曾封为濮安懿王，濮即濮阳，在今河南省。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下诏讨论如何举办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礼。朝廷之上大臣们分成两派争相哄吵，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之祸，到此时就变得极其严酷了。御史谏议大臣等请求杀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宋仁宗），甚至因为这样一件有关皇家名分的事，诋毁对手的私人品德，有人就诬蔑欧阳修乱伦不耻之举。但当时因为“濮议”受到攻击的人，像韩琦与欧阳修，后世都被称为君子的。而因“濮议”攻击别人的人，像吕诲、范纯仁等人，后世也是称为君子的。宋朝朋党的真相，在这里完全显露出来了。这件事虽然好像与王安石新法的争吵无关，然而，作为一种现象，还是有相似之处。而且，在这里首先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后来首先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不怕别人讥笑我离题太远，把欧阳修关于“濮议”的原文全部作为附件放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当时所谓士大夫中，其风气就是这样的。也就可以了解后来王安石的地位，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而新法这件公案，也就是另一个“濮议”事件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给予了新的封赏。只有濮安懿王，因为是皇上的生父，中书省认为，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一下举行典礼的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之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皇上服丧期满，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认为，要给他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而册封的诏令是有特定规格的。诏令应当这样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则应当这样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把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珪等人提出来可称“皇伯”，但不写名字。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的：“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根据唐《开元》和宋《开宝礼》的要求，其中都说：“做儿子的要为生父‘齐衰’一年，要为后父‘斩衰’三年。”这里的后父、生父都称父母，在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将生父改称“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以藩侯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也没有称“皇伯”的。“皇伯”这个称呼不仅典礼上没有用过，在历史上也没有依据，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将古今的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有开始，皇太后就亲自写了信来责备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写了材料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皇上见到皇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要求停止讨论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要求讨论有关皇伯的问题。他们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御史台的官员们也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意停止讨论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谈论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聪明果断，很通情达理，对待大臣都很谦虚恭敬，但是绝不姑息。御史台的官员所说有关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建议，不可行的也大多被搁置起来，没有施行。御史台的官员因此开始有意见并发出怨言，并指责中书不去施行。中书也曾经上奏说，现在御史台的官员气愤朝廷不用他们的谏言，说我们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谏的皇上，请求能简单施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的事，如果他们说的可行，就应该立即施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强去做，那样不是对事情有害吗？”中书觉得皇上所说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别的请求。皇上仍然问道：“他们说的有没有可行但是没有施行的呢？”韩琦以下的官员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上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

这时有几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新提拔的，锐意进取，希望尽快取得成就，见到什么事都发表意见，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建议都比较荒谬，不能施行。这时，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军营倒塌得尤其厉害。皇上想到军人都在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虑。两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担忧害怕，不分昼夜地操劳，费尽心思，进行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这时的范纯仁刚当上御史，初次上殿，大家都想听听他说什么。他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省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遣监官一名，由中书省审核议定。京城里倒塌的军营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纯仁的请求，就应该派遣监官五百二十人，每个监官还要有四个随从，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事情多，人手少，却要派出两千士兵和五百监官，而瓦木等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仍然不能将营房修起来。他的轻率、张狂、空疏、乖谬就是这样。所以，中书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几天，吕大防又上疏，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常琐碎，不符合实际，无法施行的事。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不可行，反而报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所以吕大防又说，今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施行的，中书省要说出原因为什么不办，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们竟然蛮横无礼到这种程度。他们怨愤的言辞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一些亲朋故友就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来御史提谏议，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改称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官员传来传去以此来开玩笑。

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想着最好弹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为弹劾人而获罪，还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的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两府大臣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还没有定论，就说这可是个好题目啊，这样的好机会是不能错过的，于是都来尽力说这件事。但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谈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说法也还不知采取哪一种，其他追封的事情，又还没有讨论，朝廷对于濮议，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御史们也只有请求早一点施行“皇伯”的建议而已。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答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说，都没有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

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认为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又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中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怕人知道，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朝廷说话，就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定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这种礼节就到这里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施行。暂且等一等吧。”

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施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施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出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就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其中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其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施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施行了。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施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的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还多次派遣宦官，授给他们官职，到家里召见他们，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

不称“皇伯”，想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作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怎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的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开始，吕诲等人决意要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我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事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事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他们果然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宣扬皇上的缺点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被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

说起来，濮议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只是皇家的一件私事，而且是私事中的一件小事，说到底就是一个私人的名分问题，宋英宗当了皇帝，虽然他已经过继给了宋仁宗，但他还想给他的亲生父亲一个名分，对他的父亲是继续称父亲呢？还是称伯父呢？就是这样一个十分无聊的问题，闹得满朝官员数年不安，演变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之争，许多大知识分子参与其间，打得你死我活，真是不可思议。这一点的确是宋代文人的突出特点，难怪只有他们可以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来。

读了欧阳修这篇文章，当时在朝廷上发表议论的那些人，其价值就可以想见了。这些人的想法，不过是要这件事为自己扬名立万罢了，甚至希望皇帝因为他的这些言论而治他的罪，给他的罪名越大，他的名气也就越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这里。而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一切都不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们每天都在搜求好的题目，作为奇货可居的宝贝收藏起来，一有机会，就摇唇鼓舌，鼓动朝廷上那些不得志的人，和他们结为一党，那些没有见识的民众，则跟风跑，随大流，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有人反对他们，就骂这些人是奸邪小人，务必要把他们的口封住不能说话才满意。如果争论不能使别人屈服，就气急败坏地诬蔑别人的私人品德，直到说韩琦结交太监，欧阳修与外甥女乱伦，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他们搞乱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泯灭了做人的良知；说他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愤愤不平，痛心疾首；说他们是奸邪之人，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只想在皇帝面前争得恩宠，不惜伤害伦理大义和孝道；说他们千方百计，花言巧语，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蒙骗皇帝。然而，韩琦、欧阳修二位先生堂堂正正为皇帝做事，他们的行为，人们都明明白白地看在眼里，又何尝如那些人所说呢？假如真像那些人说的一样，那么，他们二人的罪过，就不仅仅是施政中的得失，而在于居心不良，卑鄙无耻，这样做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也就是说，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居心又将如何呢？“濮议”不过是皇家的私事罢了，和天下大事无关，即使是在皇家的私事中，也是很小的一件事。当时那些所谓的士大夫，为了沽名钓誉，发泄他们的愤懑，竟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不惜让天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两个做事的人身上。又何况王安石的变法，其事业的重大超过这件事的上万倍，更不容易被民众所理解，其中一个人像狗一样狂叫而举国都跟着一起叫，就是这个道理。“濮议”这件事，是韩琦、欧阳修所为，没有丝毫违背伦理道义的地方，既然如此，而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仍然指责他们搞乱了人伦关系，在皇帝面前邀功争宠，用花言巧语欺骗皇帝。以后，有人将这些恶名再强加到王安石的头上，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区区一个“濮议”，其是非完全可以用一句话就说清楚，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话还没说，就受到了大家的指责，被视为奸邪小人。那么，以后凡是有人要为王安石的新法打抱不平，都被视为奸邪小人，我们是不是也不这样看呢？“濮议”这件事，因为有了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其中的是非曲直，还可以传达给后来的人，而王安石的熙丰新法，由于他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见到一面之词，于是，真的是千古如长夜了，这是多么的令人悲哀呀！

而且，有一件事尤其应当引起注意，治平年间（公元1065年）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刚开始推行新政的时候，首先以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的，就是这个吕诲。吕诲就是最坚决地反对“濮议”，第一个向皇帝递交辞呈的人。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还有范镇、范纯仁，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担任朝廷执政官破坏新法的人，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范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与吕诲一个鼻孔出气。这些人此后攻击新法，自以为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而后世读这段历史的人，也以为这些人是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的。那么“濮议”的时候，这些人岂不是也自以为是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存在吗？然而，按照实际情况来看，又怎么样呢？

由于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而士大夫为争一时意气，又如此的慷慨激昂，作为执政的官员，只有装作小心谨慎的样子，什么事都不做，尽量去迎合、讨好、取悦世上的人，或许还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如果你想做一点事情，无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只能是给这些人出题目，让他们以此为奇货可居，就像欧阳修在“濮议”这件事上所遭遇的一样。然而，王安石却毅然以自己一身的承担，要对百年来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他将天下的诽谤集于一身，看来也是很合适的。范仲淹的改革，不过改掉了恩荫的陋习，严格了考察官吏的制度，只是做了修补时弊的一两件事而已，然而已经使整个朝廷陷入了争吵和内讧，仅仅过了三个月，范仲淹等人就在朝廷干不下去了，要求到西北边境去主持军事。也幸好宋仁宗对于改革并不专心，容易被流言蜚语蛊惑，如果他能像宋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恶名声早就让范仲淹承担了。所以说，范仲淹不能成为王安石，王安石成为范仲淹却是可以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有一万个理由支持必须实行变法；但是，从当时的风气来看，又有一万个理由不能变法。我对于王安石，不得不敬佩他的志气而对于他的遭遇感到悲痛啊！ Ebmn1k091iJZksfjow7UqWtVaQFPZeg/nZ0TTcLX5miSZfV0yW8DpUpUGfaTE4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