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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AGAINST
PREFECTION |
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委，需要思索四个已初露端倪的生物工程实例：肌肉增强、记忆力增强、身高提升和性别选择。每一个例子的初衷，都是试图治疗疾病或预防遗传性疾病，现在却成为一项改良的工具或消费者的选择之一。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基因疗法来减缓肌肉的萎缩，或是恢复衰损的肌肉。不过要是用同样的疗法来产生基因改造的运动员呢？研究人员已开发出人造基因，并将其注射到老鼠的肌肉细胞中，使肌肉成长，并预防肌肉随年龄衰退。这预示着这个成就将应用在人类身上。主持研究的李·斯威尼（Lee Sweeney）博士希望，他的发现能治愈折磨老年人的行动不便。然而斯威尼博士的肌肉发达的老鼠，已经吸引了寻求竞争优势的运动员的注意。
这种人造基因不只能修复受损的肌肉，也可以增强健康的肌肉。虽然这个疗法还没通过人体应用的许可，但不难想象，经过基因改良的举重选手、全垒打强击手、美式足球后卫和短跑选手的未来展望。类固醇和增进表现药物在职业运动界的广泛使用，表明许多运动员渴望借助基因改良的效用来提升自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已经开始担心的事实是，改造过的基因不同于药物，无法从尿液或血液中检验出来。
基因改造运动员的未来展望，为围绕基因改良所带来的道德难题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职业体育联赛应该禁止基因改造运动员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根据是什么呢？体育竞赛禁止使用药物，两大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为安全和公平——因为类固醇的副作用有害健康；此外，允许运动员使用严重威胁健康的药物以提升运动表现，会使体育竞赛变得不公平。但为了要辩论清楚，我们假设肌肉增强的基因疗法是安全的，或者至少比严苛的重量训练课程风险更小，那么还有理由禁止运动员使用吗？基因改造的运动员举起多功能车，或击出650英尺远的全垒打，或3分钟跑1英里，皆让人心头萦绕着不安。但这些状况到底是哪里令人担忧呢？是我们觉得这些超出常人的奇异现象是无法预期的吗？还是我们的不安其实有着直指道德层面的重要意义？
治疗和改善之间的区别，似乎会造成道德方面的差异，不过差异是什么却并不明显。想想看，如果受伤的运动员借助基因疗法修复肌肉的撕裂伤，这没有什么不对；那么他把治疗扩及至增进肌力，从而在日后归队时比之前更强壮，又有什么不对？或许有人主张，基因改造过的运动员与未经改造的竞争对手相比，具备一项不公平优势，可是以公平性反对基因改良的论点却有个致命缺陷——一直以来，有些运动员的遗传天赋就是优于其他人。然而我们并没有考虑先天遗传天赋的不平等也会破坏体育竞赛的公平性。从公平性的立场看来，基因改良所造成的差别，并不会比先天的差异还要大。而且，假设基因改良是安全无虞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那么要是基因改良运用在体育上有道德方面的异议，那就一定是公平性之外的原因了。
基因改良既有可能运用在肌肉上，也一样可能用在大脑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学家设法控制果蝇身上与记忆相连的基因，创造出过目不忘的果蝇。最近研究人员额外克隆出跟记忆相关的基因，将其植入老鼠的胚胎，成功制造出聪明的老鼠。改良过的老鼠较一般老鼠的学习速度更快，记忆也能维持更长的时间。例如，它们更能认出以往看过的物体，以及记住特定的声音会导致电击等。科学家在老鼠胚胎上调整的基因，人类身上也有，而且此基因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不活跃。但是额外克隆植入老鼠的基因经过设定后，到老了也还能维持其活跃性，且此基因改良还可以遗传给后代子孙。
当然人类的记忆力比回忆起一些简单的关联更复杂得多。但取名为记忆制药这一类的生物技术公司，强烈追求的却是增强人类记忆力的药物或是认知增强剂。这类药物的明显市场在于记忆力严重失调的患者，比如老年痴呆症与痴呆患者。但这些公司也把眼光放到更大的市场——在婴儿潮时代出生的7600万人，他们目前已超过50岁，这群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面临自然的记忆力减退。
故可治疗因年龄关系而造成记忆力减退的药物，将成为制药业的金矿，成为“头脑威而刚”
。
这一类的药物使用，横跨治疗和改良两个领域。在治疗领域，与治疗老年痴呆症不同，这一类的药物不会治愈任何疾病，但是可以在某个范围内修复个人以往具备的能力。然而此类药物也有完全非医疗的用途，例如：律师为了即将面临的审讯，猛背法律案件；或是商业主管急着在出发到上海的前一晚学会中文。
也许有人会辩称，某些事情我们更倾向于忘掉，因而反对增强记忆的方案。但是对制药公司而言，想要遗忘并不代表反对增强记忆力的生意，同时反而浮现出另外一个细分市场。想要淡化伤痛的打击或痛苦回忆的人，也许很快就能够借助药物，来防止可怕的事件在记忆中经常浮现、挥之不去。遭受性侵害的人、经历过战争残杀的军人，或被迫目睹恐怖攻击灾后景象的救难人员，他们将可以服用抑制记忆的药物，来减轻原本可能会终身折磨他们的创伤。如果这一类的药物使用被普遍认可，将来或许会成为急诊室和战地医院的常规用药。
担心认知能力改良的道德标准的人，指出了会创造出两类人的危险——一种有权力使用改良技术，另一种不得不使用没有改造过的随年龄而衰退的记忆力。假使这种基因改良可以遗传给后代子孙，两个级别最终可能形成人类的亚种——改良过的和天生的。然而对使用权的担忧，将引发基因改良本身的道德立场这一问题。这些情形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没有改良过的穷人不会得到生物工程技术的利益？还是因为改良过的有钱人会因此而失去人性？就像肌肉增强一样，记忆力增强也是，根本的问题不是关于如何确保取得基因改良的平等权力，而是我们应不应该渴望基因改良。我们是否应该致力于生物技术的独创性，来治疗疾病以及帮助伤员恢复健康？或者试图改造我们的身体和头脑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面对想要让孩子长得更高的父母，儿科医师已经开始对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感到为难。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人类生长激素通过审核，并获准使用于因生长激素缺乏症而导致身高较平均矮小许多的儿童。
但是这个疗法也能提升健康儿童的身高。有些健康儿童的家长不满意孩子（通常是男孩）的身材，要求使用激素疗法，不管孩子矮小的理由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症，还是因为父母刚好较矮，这根本不重要。不论原因是什么，此两种情况造成身材矮小的社会后果都一样。
面对这种论述，有些医生开始为孩子开立激素疗法的处方，即使孩子的矮小身材跟医学上的问题毫不相干。到1996年为止，这类用于“未标示的”用途估计占人类生长激素处方的40%。
虽然将处方药物用在未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许可的层面上并不违法，可是制药公司不得宣传这些功效。美国礼来制药
为了扩展市场，近日说服食品药物管理局许可其将人类生长激素，用于预估成年身高在最低一个百分比的健康儿童——男孩低于5英尺3英寸（约160厘米）；女孩低于4英尺11英寸（约150厘米）。
这个小小的特许引起有关基因改良之道德标准的大问题：如果激素疗法不必局限于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为什么只有非常矮小的儿童才能使用？为什么不是所有比平均身高矮的儿童都能寻求治疗？那么对于达到平均身高可是想要长得更高，以便进入篮球队的儿童呢？
评论家称选择性地使用人类生长激素为“整形用的内分泌学”，健康保险大概不会给付，而且治疗费用昂贵。一周注射药物高达6次，为期2~5年，一年花费大约2万美元——全都为了能够长高2~3英寸（5~7.6厘米）的可能性。
也有人反对增高，认为这简直是弄巧成拙，因为如果有人长高，其他人比照基准，自然相对变矮。除非住在沃比冈湖
，否则不可能每个孩子的身高都在平均身高之上。只要未经改良的孩子开始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他们就可能寻求治疗，从而导致激素的军备竞赛，而接下来每个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糟，尤其是无法负担买通增高之路的人。
但遭到反对的原因并不单单是会成为军备竞赛而已。就像基于公平性而反对生物技术改造肌肉和记忆力一样，这其中仍有引起基因改良欲望的态度和意向需要检视。如果我们的苦恼仅是因为会给穷人带去雪上加霜的不公不义，那么只要公家提供增高补助就能解决不公平的问题。至于造成的集体采取行动的问题，可以对花钱增高的人征税，用来赔偿身高权益相对受到剥夺的无辜局外人。不过，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想要生活在一个父母感觉迫不得已，非要花一笔巨款让完全健康的孩子再长高几英寸的社会里。
生物工程的非医疗用途中，最诱人的也许是性别选择。几个世纪以来，父母都一直努力想要选择小孩的性别。亚里士多德建议，想要生男孩的男人，要在性交之前将左侧睪丸打结；犹太法典《塔木德经》则指出，控制住自己，让妻子先达到性高潮的男人，神会赐给他儿子；其他种种建议方法还涉及配合排卵或月亮盈亏等的受孕时机。如今，生物技术成功做到了民俗疗法所做不到的事情。
一种性别选择的技术随着使用羊膜穿刺术和超音波的产前检查共同产生。这些技术被改进，用来侦测脊柱裂和唐氏症等的基因异常，可是也能透露胎儿的性别，得以将性别不合意的胎儿人工流产。即使是赞成堕胎法的人，也绝少只因母亲（或父亲）不想生女孩而主张堕胎。可是在有着强烈重男轻女文化偏好的社会里，在超声波性别测定之后，便是司空见惯的女性胎儿人工流产。印度在过去20年当中，女孩的数量和每1000个男孩相比，从962下滑至927。印度已禁止使用产前诊断来做性别选择，但是这项法律绝少执行。巡回放射科医师带着便携式超声波诊断仪，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生意做个不停。一家孟买的诊所叙述，他们所完成的8000件人工流产当中，只有一件除外，其余的都是为了选择性别。
然而性别选择不必涉及堕胎，接受体外受精的夫妇能在受精卵植入子宫前选择孩子的性别。这个被称为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的程序是这样操作的：数个卵子在培养皿中受精，长到8细胞期（大约3天），早期胚胎在这个时候可检验出性别。性别合意的胚胎将植入子宫，其他的通常全部丢弃。尽管绝少夫妇会为了选择孩子的性别，去承担体外受精的辛苦和花费，然而胚胎筛选是非常可靠的性别选择法。随着我们的遗传学知识日渐增加，利用胚胎植入前的遗传诊断，剔除其他带有不合意遗传特性的胚胎将成为可能，比如与肥胖、身高、肤色相关的性质。在1997年的科幻电影《千钧一发》中，未来父母会对胚胎的性别、身高、对疾病的免疫力，甚至智商进行日常筛检。《千钧一发》的情节令人感到几分不安，但却不容易确认以筛检胚胎来选择孩子的性别到底是哪里不对。
一行异议在堕胎的讨论中很常见。认为“胚胎就是人”的反对者，抗议胚胎筛检的理由，跟他们反对堕胎的理由是一样的。如果在培养皿培育到8细胞期的胚胎，在道德上等同于发育完整的人类，那么丢弃胚胎几乎是以人工将胎儿流产，两种做法都等同于杀害婴儿。然而不论其优点是什么，这个“主张对胚胎或胎儿进行全面法律保护”而反堕胎的论据，不仅仅是在反对性别选择，而是反对所有的胚胎筛检，包括利用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以检测遗传疾病的做法。由于主张保护胚胎而反对堕胎的人发现了一个最主要的道德错误，即丢弃不要的胚胎，于是没有继续探讨性别选择本身是否有错的问题。
最新的性别选择技术反应出清晰的胚胎道德地位问题。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美国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中心，是一间营利的不孕症诊所，目前提供精子分离技术，让客户能在怀孕前选择孩子的性别。带X染色体的精子（生女孩）比带Y染色体的精子（生男孩）带有更多DNA；一个称为流式细胞仪的设备可以把两者分开。这个经过商标注册的方法叫作“微选”，其成功率很高——女生是91%，男生是76%。微选原为美国农业部开发用来繁殖种牛的技术，后来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中心向美国农业部取得了使用许可。
如果以精子分离来做性别选择会引起反对的话，那么理由一定在胚胎道德地位所争辩的范围以外。这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性别选择是性别歧视的工具，尤其是针对女性，从印度和中国令人寒心的女孩生育比例就看得出来。而且有人推测，相对于比例分配正常的社会，男人比女人多很多的社会会更不稳定、更暴力、更易发生犯罪或战争。
这些是合理的顾虑，不过这家精子分离公司有个聪明的办法来应对问题。他们只提供微选给为了平衡家庭才选择孩子性别的夫妇，儿子比女儿多的家庭可以选女儿，反之亦然。客户不能利用这项科技来囤积同一个性别的孩子，甚至也不能选择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性别。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微选的顾客会选择女儿。
微选的例子帮我们摆脱基因改良技术带来的道德问题，撇开耳熟能详的安全、胚胎损耗、性别歧视等争辩。试想一下，将精子分离技术使用于一个不会重男轻女的社会，还能实现两性比例平衡，这种情况之下的性别选择就没什么好反对了吗？要是演变成除了性别以外，还可以选择身高、眼睛的颜色和肤色呢？还有性倾向、智商、音乐的才能或体育的本领呢？或者假设肌肉增强、记忆力增强、身高提升的技术，都完善到既安全又人人皆可取得的程度，那么没有人就会再反对了吗？
答案是：不见得。在这些例子中，有些道德忧虑还是存在的。这些困扰不但存在于处理的方法中，也存在于最终的结果中。最常见的说法是基因改良、无性克隆和基因工程会为人类的尊严带来威胁，这理由当然就够了，但所面临的挑战却是：说出这些技术是如何削弱我们的人性，又在哪些方面威胁到人类自由或人类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