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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完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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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AGAINST
PREFECTION |
遗传学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困境。带来的希望是，我们也许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大量衰竭性疾病；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遗传学知识或许也能使我们操控人类自身的自然状态——例如改善我们的肌肉、记忆力和心情；选择孩子的性别、身高以及其他遗传特质；或者增进我们的体能和认知能力，把我们自己改造得“比好更好”（Better than Well）。
大部分人至少对某些形式的遗传工程感到不安，但要表达出感到不安的理由却不容易。那些耳熟能详的道德和政治言辞，使我们很难说出改造人类的自然状态有什么不对。
我们再来思考无性克隆的问题。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带来了一阵对未来可能会无性克隆人类的担忧。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很充分的理由值得担忧。大部分的科学家一致认为无性克隆不安全，很可能制造出严重异常和具有先天缺陷的产物（多利羊染病早死）。但假设无性克隆的技术进步到所冒的风险比自然怀孕小时，克隆人类还会遭到反对吗？就此而言，创造出一个跟父母，或是不幸死去的兄姊，亦或是伟大的科学家、运动明星或名人具有遗传基因的双胞胎小孩，到底哪里不对？
有人说，因为无性克隆侵犯孩子的自主权，所以是不对的。父母预先挑选孩子的遗传天性，让孩子活在别人的阴影下，是在剥夺孩子开拓未来的权力。基于孩子自主权而提出的异议，不但反对无性克隆，而且也反对任何能让父母选择孩子遗传特质的生物工程。根据这一异议，遗传工程的问题在于，“订做的孩子”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即使增强有利的基因（比如音乐天分或体育能力），仍会为孩子指向特定的人生抉择，以致损害他们的自主权，侵犯他们为自己制定人生规划的权利。
初步看，自主权的论点似乎抓住了克隆人类和其他遗传工程的症结所在，但其实并不具说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个论点有着错误的暗示——不是父母订做的孩子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身体特质。然而没有人可以挑选自己的遗传基因。相对于一个克隆出来的或是经过基因改良的孩子，自然孕育出的孩子并不是一个未受特定天分局限未来的孩子，而是受到基因遗传乐透彩支配的孩子。
其次，并非所有的基因干预都是影响后代子孙的。即使关心自主权可以说明我们对订做孩子的一些忧虑，但却不足以解释我们对想要改良自己基因的人的道德上的犹豫。肌肉细胞或脑细胞等不可再生细胞（或称体细胞）的基因疗法，就可借由修复或替代有缺陷的基因来作用。当有人不把基因疗法用在治疗疾病上，而是超越健康的范畴，用来增进体能和认知能力，从而提升自己高于普通标准，则道德难题也随之产生。
这种道德上的难题跟损害自主权并不相干，因为唯有介入卵子、精子或胚胎等生殖细胞的基因疗法才会影响后代。运用基因疗法增强肌肉的运动员虽然不会把增加的速度和力量遗传给子孙，促使他们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但经过基因改造的运动员的前景还是令人不安。
基因改良就像整型手术一样，是运用医疗方法达到非医疗之目的——跟治疗或预防疾病、修复创伤或恢复健康无关。但基因改良不同于整型手术的是，其不仅作用于外在，改变的不只是外表。即使增强的是体细胞，它不会遗传给儿子或孙子，但还是会产生很大的道德问题。假如我们对整型手术，和给松垂的下巴和紧皱的眉头打肉毒杆菌等行为有着矛盾的情绪，那我们也会对用来强壮身体、增强记忆力、提升智力和改善心情的基因工程更加担忧。问题是，我们的担忧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那么是根据什么呢？
当科学的脚步比道德的理解快时，就会像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大家努力地想表达出心中的不安。在开明的社会里，人们首先触及的是自主权、公正和个人权力的措辞，但这部分道德词汇不足以让我们处理无性克隆、订做孩子和基因工程所引起的最大难题，因此基因革命才会导致道德上的晕头转向。要掌握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我们就必须面对在现代世界的见解中已大量遗失的问题——有关自然的道德地位，以及人类面对当今世界的正确立场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接近神学的范畴，现代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倾向于规避这些问题。但是新兴的生物技术的威力使得这些问题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