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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苏经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并不是他最有名或最畅销的著作，然而却可能是争议性最大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作品。
公平、正义原本就是个不容易有完美答案的议题，若是再加上尚未被明确而妥善规范的新科技所衍生出的规范，就显得更加棘手。而当我们遇上的高科技是足以改变我们自身遗传物质的基因科技时，所引发的争议与论战就更不是能从现今的状况、科技的应用范围、政府的规范、宗教与哲学、伦理道德等的角度来解决的了。于是，常常产生各说各话而无法充分沟通的状况，以至于成为有心的政治人物误导人民的工具，或无知的决策者祸延子孙的无心之举。
然而，纯粹的公平、正义真的存在吗？换句话说，有可能从任何角度看起来都是公平与正义的吗？我相信，就算有，也只是在极少数的特例中，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中应该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那遇到关系重大的议题时，我们又该如何是好呢？此外，在追求重大议题的公平与正义时，到底要追求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追求到百分之百的极致吗？而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或成本呢？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吗？
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作者却在一波又一波的论证中阐述他的立场。由于作者论理流畅，所以笔者只花了几个小时就读完了一遍；然而读后在脑中萦绕的思绪却久久无法散去。例如，笔者服务的公司最近有同事喜获麟儿，所有的父母当然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因此当读到书中提到的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聋的孩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听不到并不是一种一般人认为的缺憾，而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时，我感到震惊不已！作者马上就问：“为何世人觉得父母愿意花钱利用科技选择生男生女，或找优质精子或卵子的捐赠者是合理而可接受的尝试，然而当听到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聋的孩子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呢？”“事先设计把孩子制造成聋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哪里做错了？是耳聋的部分，还是设计这个行为本身？”
基因科技有别于先前的优生学观念之处，在于这个新的科技虽然发展的初衷是为了要医治或改善疾病，然而它似乎也带来了令人们困扰的副作用，即使父母可以决定或选取子女的基因组成，来达到原本可能要经过长时间努力才能获得的成果。更令人担忧的是，基因科技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基因，可能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情形下改变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或现今达成的平衡。许多人可能认为，基因科技的出现就像运动员使用禁药的问题，要从对运动员本身的安全问题以及对其他选手的公平性问题着手来探讨；然而作者却是从生命是一个特别的礼物的观点为基础，从而阐述生命的不可全然掌握及不可预知的多样性。若是父母可以通过基因科技来设计或订做子女，原本两者存在的生育及养育的关系似乎也可能成为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从属关系，当然也会衍生出新的责任与义务问题。
苏东坡有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千百年来，为人父母者无不希望子女能才华出众、功成名就。但正如苏东坡的这首诗中所描述的，世间的事情其实很难说，再聪明的人也难逃命运的玩弄。在第一章（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中，作者先以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能生出耳聋的小孩所引发的反对言论，以及许多父母愿意花大把钞票来获得他们主观认定的优质精子或卵子，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的现象来讨论基因改良的一些相关道德问题。遗传工程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困境。带来的希望是，我们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疾病；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遗传学知识或许也使我们能操控我们的自然状态。作者列举了几项已经引发强烈争议的问题，如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强化肌肉的努力、与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的记忆力及身高问题，以及在我们的社会中早已耳熟能详的性别选择，来试图探讨我们所面临的道德不安。然而，在这个科学的脚步比道德理解快速的年代，虽然大部分的人至少对某些形式的遗传工程感到不安，但要明确地表达出所感到不安的起源却并不容易。最有可能让人思考的方向有：被设计者的自主权问题、共同参与者的公平问题、个体健康安全问题、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的差异，以及胚胎到哪一个阶段才算是个有人权的个体等等。
接下来，作者在第二章（生化运动员）中指出：在基因科技的推进中，备受人们喜爱的体育和艺术表现中颂扬天分和禀赋的那个部分已一步步被侵蚀了。运动赛事中最能激励人心的，莫过于运动员经过长年的苦练继而在国际赛事中脱颖而出；但是运动赛事的商业利益很大，再加上社会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赢者全拿的心态，许多人都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然而为了能强化与彰显运动项目的核心价值，许多增强表现的媒介也逐渐不再被允许，似乎在低科技辅助下的高技术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例如，虽然功能性的球鞋与服装可以使用，但是希望借由模拟高山缺氧训练环境来提高心肺功能的“高原屋”，却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考虑是否应该禁止，原因是奥委会早已经禁止运动员借由其他增加红血球浓度以提升耐力的方法，包括输血和注射原本用于洗肾病人的红血球生成素（EPO）。作者不禁要问：“我们如何区分这些新科技所带来的增进比赛和败坏比赛的改变呢？”他认为答案需着眼于运动的本质，并取决于新科技是突显还是扭曲最佳选手的天分和技能。当然这个争论并不只限于体育界，在音乐界的困境一样发人深省！据说，有的演奏家或指挥家为了在台上能消除紧张，使用乙型受体阻断剂之类的药物来镇定神经。反对的人主张，靠药物镇定的表演是一种欺骗行为；赞成的人则认为，药物只是单纯地消除与主要表演较无关的麻烦，表演者反而因此更能展现真正的音乐天赋。遗传工程这个新科技，已让许多原本要彰显长期努力的特定核心本质的比重降低，继之而起的却是表演成分的提高。
接下来在第三章“父母打造订做的孩子”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观念：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虽然对于任何人而言，亲子关系都胜过任何其他的人际关系，但因为天赋的不可预知性，我们并不期待父母为子女的一切全负责；这也就是神学家威廉·梅所谓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不过，为了求取下一代的竞争优势，美国的父母聘请升学顾问的比例大为提高。这些收费昂贵的升学顾问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不是指导入学申请，而是“指引人生！”；反观台湾的父母也不遑多让，孩子从小就有各种学科与术科的补习。前些时日，国外媒体甚至报导了内地学生为了准备高考，全班同学集体打点滴以增强体力的怪异现象。然而生物医药科技的知识又给了父母另一项选择，也就是求助于强化专心与注意力的兴奋剂，如利他能及阿迪罗等。这一类药物在过去十多年来的产量需求都增长了几十倍，彰显出这种唯利是图的制药产业与父母师长求好心切的扭曲现象。虽说父母有栽培孩子的天职，以帮助他们发现和发展才能和天分，但正如文中专家所指出的，这样的爱有两个面向：接受的爱和转化的爱；接受的爱肯定孩子的本质（也就是接受子女先天的组成），而转化的爱则追求孩子的福利（也就是极力促进子女后天发展的机会）。然而上面许多扭曲的情况表明，野心过度的父母很容易在转化的爱上得意忘形——从孩子身上敦促和要求各式各样的成就，极力追求完美。正如作者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强力介入孩子生活各个层面的父母，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意义是个恩赐，他们是急于掌控和统治而焦虑过度的代表。”
追求后代的优越若是越过了个人与家庭的层次，又可能到什么程度？而且在追求的过程中社会与国家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或成本呢？历史上发生过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事件，例如，20世纪初，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写信给长岛冷泉港优生学改革者达文波特时说：“……我们没有职责允许错误类型的公民生育后代”；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恶名昭彰的巴克对贝尔诉讼案件中，支持绝育法律符合宪法；二战期间，希特勒推行的优生学超过了绝育范畴，直指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些旧优生学的严重问题是，社会国家的不中立，导致沉重的责任不成比例地落在弱势者的身上，让他们不公正且非自愿地受到隔离或被迫绝育。于是，自由市场优生学或者自由主义的优生学继之而起，让人们有意识地通过所谓的“基因超市”自行构思所欲订制的子女，以协助孩子取得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能有所成就的条件。
作者认为假如所增进的能力是“通用的”工具，也不指引孩子向特定的职业或生活计划，在道德上是容许的。虽不完全同意，但他引述德国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玛斯反对新优生学的观点：基因干预用来选择或改良孩子直接侵犯了自主和平等的自由原则；之所以违反自主权，是由于基因计划养成的人无法把自己看待为“个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而逐渐削弱了的平等，则是因为破坏了亲子之间“人与人原本自由和平等的对称关系”。这种不对称关系的产生是因为，一旦父母成为孩子的设计者，就会无可避免地带来对孩子的人生责任，这样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互惠的。这说明为什么经过基因设计的孩子，在某个程度上对设计孩子的父母有义务和附属的关系；而生命起点是非经基因设计的孩子则没有这个问题。
作者其实想要传达的是更广义的概念：想要排除偶发性和掌控出生奥秘的欲望贬低了插手设计孩子的父母，并破坏了父母养育子女的、由无条件的爱所规范的社会实践的那一份亲情；而这将会改变我们道德观中的三大关键——谦卑、责任与团结。作者认为：“假如大家习惯于基因上的自我改进，社会谦卑的基础也会被削弱；父母必须为帮孩子选择（或是没有选择）对的特质负责，而这责任会扩张到令人畏惧的规模；然后这不可避免地会降低我们跟比我们不幸的人团结的意识，终而让长久以来维系共同大我整体利益与团结的各种保险系统彻底瓦解。”
作者对这个跨物种、跨世代、跨越自身限制议题的多重论证，也让我们不由得考虑当今台湾社会所面临的一些与公平、正义有关的议题，例如：关系到投资人自身权益的证所税（公平正义若是使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降低，进而引发恐慌与系统性崩盘该怎么办？）、濒临破产但却想到抽取补充保费的二代医保（医疗体系捉襟见肘，却由与健康不直接相关的存款、加班费等来源课征是否符合公平与正义？）以及媒体人宣告只领起薪2.2万的失落的一代。（以制造业为核心思维的政府，与企业为了维持短期的成本优势的竞争力，却一步步地让我们的薪资水平几乎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吊车尾，甚至让许多高阶人力背井离乡，踏上与家人长期分离的不归路！这种用未来几代人的命运换来短暂的且已过去的成本优势是值得的吗？是合乎公平正义的吗？）
作者在这本书中引述了在这场基因科技论战中的许多论点，也毫不留情地对他反对的论点提出了强烈的批判。笔者认为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作者的论点，因为基因科技对我们各个层面的影响还在不断地发生，许多新的证据或决策很可能会让之前的想法与决策显得不符合时宜。然而，笔者觉得经过这本书的洗礼，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种跨越个人、社会、国家、宗教、物种，甚至于深沉到宇宙中平衡定位的论战中所需拥有的胸怀。
因为在现今的台湾，我们已经习惯于只关心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物，而对间接或在遥远的未来才会产生影响的事情的关切程度都很低。所以，笔者希望读者们能在读这本书之前以及之后都能停下来想想下面的几个议题。也许这些议题可以在您读这本书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也许能在读完之后持续激发新的想法。
一、现在的好等于未来的好吗： 我们当下认定是好的、优越的、成功的因素、条件或目标，在未来也是好的吗？简单来说，我们真的这么有信心自己有能力帮后代决定他们的未来？笔者记得，在读书的时候父母总是告诫再三要努力向上，看能不能考上医学院日后做个医生。但是任谁也没想到，能全面普及的医保，在台湾让医疗体系势力的平衡在多年运作后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现在的医生工时长、责任重，还常常面临法律的风险，导致许多医生都酝酿出走。所以，之前认定的好，不见得等于现在的好，更不一定会是未来的好。
二、好的基因Vs.好的神经： 先天有好的基因比较容易成功吗？其实后天的环境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同卵的双胞胎出生后若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命运也会大不同的道理。许多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也发现，神经的连结与裁剪受到我们的经验、文化、价值观等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即使拥有相同的基因，但后天环境不同也会造就不同的未来。所以，与其费心地改善不好的基因，还不如以健康快乐的人生观来迎接各种挑战！
三、适者生存Vs.强者胜出： 想用基因科技以现在认定的好坏来设计下一代其实是缘木求鱼的。正如书中所提到的关于征求优质精子或卵子的例子，这些父母以体型或学习成果做为筛选生殖细胞的标准，姑且假设这些特质都可以完全地表现在子女的身上，而且维持此优势也不需额外的投入，结果却是产生了充其量只能在所选定项目中占优势的后代。
也就是说，这些被设计的子女在这些特质上比未经特殊设计的人表现得好。然而问题是，从古至今没有什么特质可以长期而稳定地保持优势；而且，常常在某一时空下的优势，到了另一个时空下反而成了劣势！生物界的优胜劣败从来就不是指向某些特质的强者胜出，反而总是适者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