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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员，长城学者
在具体论题上，桑德尔教授这本书针对的是人类试图以科学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改善人自身之自然性质的问题，而从其深层问题去看，这本书处理的是关于“未来”的理解，即人类如何对待作为不确定可能性的未来，这同时也是人类应该如何接受自然之所与（the given by the nature）的问题，或者说，人应该如何接受自身作为一个偶然存在。我很荣幸能够为桑德尔教授这本讨论前沿问题的精彩著作中文版写一个导论。
3月初波士顿依然大雪纷飞，桑德尔教授与我约好在哈佛“教工会所”吃饭聊天。既然要给他这本书的中文版写序，我本想主要讨论这本书涉及的问题，但结果我们却顺其自然地更多讨论了他另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的主题：金钱，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现实似乎显得比未来更迫切——尽管未必如此，如果有些现实问题使我们一筹莫展，我们就只好等着，什么也不做。按齐泽克（Zizek）的说法，我们不应该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我们就守株待兔！又怎么样？”金钱的统治正是人们深感不满而又无力以抗的现实，人们甚至屈服于金钱统治并与之共谋，那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桑德尔相信，我们至少可以加以批判，所以他就进行了深入批判。不过此种批判只是指出了金钱统治的困境，却仍然未能指出摆脱金钱统治之路。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个说法其实稍有歧义，其真正的意思大概是说“金钱不应该买什么”，至于“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乐观的余地。金钱能够购买一切，这是马克思早已确认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试图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却一直都没有成功。桑德尔说他在十多个国家做过关于金钱问题的哲学报告，多数国家的听众都非常同意金钱必须有所不能，但是——他让我猜，哪两个国家有相对多的听众对他的金钱批判不以为然，我猜对了：美国和中国。不知道这是否说明了美国和中国是对资本主义最感兴趣的国家。
桑德尔这两本书的共同语境都是资本主义，而其核心问题却涉及整个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我愿意把它说成：现代性的宗教性。上帝死了（尼采）只是告别了宗教，却没有告别宗教性。换句话说，现代不再以宗教作为思想界限和价值来源，这只是脱离了宗教，却没有脱离宗教性，而是把现代性变成一种宗教性——我相信这是现代性的隐秘精神。现代性的宗教性集中表现为人定胜天的进步观和人权。进步观和人权意味着人的神权，意味着人决心把人变成神，尽管在现实上尚未实现为神，但已经在概念上先行自诩为神，而且以概念作为抵押而预支了神权。人权就是人的神权，按照人权概念，杀人就是杀神（当然，后现代的激进左派会揭露人权在实践上的虚伪：并非所有地方或所有人的人权都被一视同仁。在此不论）。人权被认为是最大的进步之一种：人被解放为不可杀的存在，因此具有了绝对的神圣性质。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人的神性）意味着，人蕴含并且解释了一切价值，于是，人是万物的定价者。人用来自造神性的神迹，或者说人的神性的典型证据，就是“万能的”金钱和技术，这两者都使自然万物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我不敢肯定桑德尔教授是否同意关于现代性的宗教性的分析，尽管他批判了“万能的”金钱和技术。对此我想稍加论证。金钱的神性在于它是不自然的，而且是超现实的，金钱的本质意味着“一切可能性”，不被局限于任何具体事物的现实性，相反，它可以“万能地”兑换成任意某种现实性，因此金钱具有一种形而上学性质，一种超越的（transcendental）性质。类似地，技术是对自然所给定的秩序和结构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类的欲求而“万能地”改变自然之所是（the nature as it is），把自然变成它所不是的那样（what it is not）。需要注意的是，我在这里并非否认“人为”的意义，事实上，人为之事正是人类所以为人的证明，是人类作为伟大创造者的证明。但问题是，把自然之所是（it is）变成所不是（it is not）是否会导致自我惩罚的灾难？会不会是人类过于自负的毁灭性冒险？技术的疑点在于：技术改变自然的依据是人的欲望，而不是关于自然的绝对知识，即上帝才拥有的那种“全知”，人显然缺乏此种全知，因此不可能给自然安排一种新的“先定和谐”（莱布尼兹），相反，往往只是了破坏自然的先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对自然的否定，因为技术是逆自然的；而工艺（arts）是对自然的致敬，因为工艺是顺自然的。
试图超越自然而证明人类的神权，这是整个现代性的问题，而不仅仅属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属于共产主义。马克思要求人类解放自己，就是宣称人类具有神权，只不过其中的宗教性由原来被神拯救变成了自我解放，正如国际歌唱的：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现代对解放（liberation）的追求就是对人类神权的追求，通常说成是对自由（liberty）的追求。只有彻底的自由才达到神性，于是真正的解放就必须彻底解放，不留尾巴，否则就仍然被某种桎梏所限制，因此，彻底解放不仅需要摆脱各种权力（王权、政府、教会、等级、习俗、传统价值观等等）的支配，还要摆脱自然的支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清解放与进步的内在关系：每一种进步都带来一种自由，都是走向最后解放的过程。
在进步或解放遇到自身造成的悖论之前，每一种进步和解放都是主体性的凯旋，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电灯、电话、青霉素、X光、疫苗、个人权利、法治、民主，如此等等，但是当进步和解放最终遇到自身悖论，就可能由主体性的凯旋变成主体性的自我否定。这意味着，人的神话可能是有极限的，其实不可能化人为神。桑德尔集中讨论的基因工程很可能就是人的神话的一个极限。桑德尔的基本立场可以说就是希望人的神话在其极限处能够停下来，不要去挑战自然的容忍底线。这样一种“及时刹车”的理智态度决非保守，而是“正常”。不过，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小心地理解这个日常词汇，否则会被质问：什么是不正常的？有了政治正确，就无法把任何事情说成不正常的了。为了避免误解，我愿意使用一个足够古老而不至于被“政治正确”所质问的词汇：中庸。桑德尔的立场可谓中庸之道，一方面是避免极端、留有余地的风险规避态度；另一面是对自然和传统智慧的敬意。
桑德尔试图说明，自然所给与我们的是足够好的礼物，包括我们的生命、身体和大脑，而随便修改自然之所与（the givens）是缺乏理由的冒险行为。不过，桑德尔没有拒绝那些合理的技术应用。那么，技术对自然进行什么样的改变算是合适的？这其中应该有个“度”——桑德尔没有使用这个中国概念，但这个概念特别适合用来表达桑德尔要求的有节制的合理性。李泽厚论证过，“度”虽然难以一般地定义，但在具体实践中总是清楚明显的，因此“度”只能在具体语境下理解。以基因技术作为语境，桑德尔并不否认基因技术能够带来某些明显的好处，比如治疗多种疾病，这意味着他没有反对合理的技术应用，而是反对滥用，其中的“度”大概就是：如果基因技术用来救死扶伤，那么是正当的；但如果基因技术被用来制造完美（所谓“比好更好”），那么就是可疑的。换句话说，自然的正常状态就是“度”，纠正缺陷是正当的，而制造超常是可疑的。这种中庸之道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为什么事实上却未必被人们所接受呢？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讨论过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苏格拉底有个著名论断：无人明知故犯（no one errs knowingly）。可是实际经验往往与之相反，因此我们必须解释一个“反苏格拉底问题”：人们为何明知故犯？
一种观点是否有理是一回事，而是否有效又是另一回事。是否“有理”取决于理性论证，而是否“有效”却取决于人们的需要以及时代需要。桑德尔论点虽然有理，但对于当代现实却未必有效，尽管人们不会反对明显有理的观点，但更可能以实际行动去拒绝或漠视它。为什么有理的观念不能必然成为有效的？为什么人类神话不能见好就收，及时刹车以避免陷于无法控制的灾难？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限发展、无限解放所蕴含的危险，但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发展和解放的巨大诱惑，即使是饮鸩止渴，也宁可飞蛾扑火。这个困境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进步问题，而在于整个现代性的逻辑——化人为神——所蕴含的内在矛盾。
现代性的主体神性有其两面，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作为人类整体的主体神性，就好像人类是一体化的神；另一面是作为独立、自主、平等个体的众人，类似于诸神。问题就在于主体性的两面并不一致，于是人的神性是自相矛盾的，类似于硬币两面的面值不一致所导致的混乱。人类主体性的一元神权如果不落实为个人主体诸神的神权，就等于没有解放任何一个人，就仍然是对人的专制，可是当把人类主体神权落实为个人主体的神权，却形成了互相矛盾的诸神，人的神性就在诸神的互相冲突中消散了。表现为实践的结果就是，对于人类整体的合理选择却未必是每个人的合理选择，于是产生了现代社会一个无法摆脱的基本困境：个人理性选择无法形成集体理性选择。
无限发展、无限进步、无限解放的现代神学所产生的错误即便是致命的，也并非不可救药，理性就被认为是解药。
真正导致现代社会无法自身纠错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理性无法导致集体理性，这使得理性与理性的运用是矛盾的。既然现代的价值和利益的生效单位是个人，理性用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必定优先于理性用于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其逻辑结果就是使得合理或最优的集体选择成为不可能。于是，审慎的道德呼声就只是呼声而已，几乎不可能化为人们的集体选择。也许我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只能等待物极必反，等待人的神话的破灭，只有当人的神性被颠覆，人才能认清人的有限地位，从而乐意承担起人的责任，而不再把人伪装成神。
可是，人追求完美难道有错吗？但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完美”。对于古代人来说，完美是个完成式的概念，上帝或者自然就是完美的标准和榜样，人之所思所为都必须符合自然，才有可能接近完美。现代却把观念与自然的关系颠倒过来，要求自然符合观念，完美就势必变成一个无法完成的开放概念，就像失去奥运精神的奥运会那样不断追求“更高更强更快”。根据人的观念去修改自然，意味着人能够定义什么是完美的，而无须听从自然，这正是人类试图自证其神性的追求。可问题是，当失去了自然的外在标准或参照，人就反而无从知道什么是完美了，对完美的想象和追求变成了一种无边的自由冒险。
人因为自由而好像具有了神性，但仍然存在着一个可以质疑人的神性的事实：人身就是一个未经选择的被给予的自然事实。这一点一直是主体神性的一个绝对界限，直到基因工程能够把人身也变成创作的材料和对象，因此，基因工程就成为证明人的神性的决定性最后一役（也许还需要加上电脑技术），但这将是最后审判还是最后解放，还有待未来去证实——所以说，有些事情只能等待，等待临界点。对于基因工程，科学家通常会持乐观态度，他们相信对于“这件事”能够获得足够可信的知识，但哲学家往往倾向于悲观或保守态度，因为关于“这件事”的充分知识相对于整个自然来说仍然非常有限。在此类事情上，知识论的争论其实没有很大意义，反正在最后的事实证明之前不可能见分晓。眼前的问题是，既然最终结果未卜，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质疑技术进步的意义吗？
技术进步能够减少生老病死、饥寒劳作的痛苦，特别是医药技术能够救死扶伤，可以说，减少痛苦就是技术进步的显然意义。不过，技术进步未必能够增加幸福。只要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技术进步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不公和不平也仍将继续存在，社会的一切矛盾将照原样存在于技术更发达的社会里。但这是政治和伦理问题，不能因此怀疑技术进步的意义，政治和伦理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和伦理去解决。然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主要是强势群体（弱势群体无法支付技术费用），因此，技术进步的一个可能的附带后果是扩大了强制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而间接地加深了政治问题。网络共产主义者Aaron Swartz在其“游击队自由取用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里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网络上以收费的手段控制各种知识资源，把科学和学术这些本来应该共享的非商业资源变成商业谋利的资本，从而把相对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拒之知识门外，而既然“信息就是权力”，那么，控制信息就是拒绝让人民分享权力。可以想象，其他技术的享用也存在类似问题。
那么，假如能够有一个足够好的社会，公正、自由而平等，以至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能够公平而平等地得到皆大欢喜的分配和分享，又怎么样呢？桑德尔考虑到了这个可能性。桑德尔说，有一种据说能够避免种族主义或社会歧视的“自由主义优生学”认为，如果社会是公平和自由的，那么基因改良的优生学就是显然的进步，因为人人都将得到改善。这种主张得到德沃金、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支持，诺齐克还想象了人人受惠的“基因超市”。当然，这个假设并不真实，事实上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并不足以实现公正、公平和平等，甚至人们名义上拥有的自由也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能兑现为真实拥有的自由，即实质自由。这是自由主义自身的内在问题所致：只要社会的运行方式是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和市场，那么，公正、公平和平等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批判理论以及近年来的“点共主义”，都已经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无需多论。但这个乌托邦假设仍然具有理论意义（或许未来可以实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公正而平等的社会，基因技术普遍惠及了所有人，在“基因超市”里，人人都吃了长命200岁的“彭祖仙丹”，人人都吃了智商200的“爱因斯坦灵丹”，人人都吃了“阿基里斯神药”或者“美人药片”，于是人人同样漂亮、聪明、强壮，社会游戏又会怎么样？
不妨先考虑一种具有现实性的情况：假定法律允许每个运动员都吃药，每个人的记录都提高了，又怎么样？可以想象，按比例的变化并没有导致比赛的变化。那么，以此类推，基因神药的情况必也类似，人人都获得生理改进，但人们的社会位置和社会竞争的情况并没有变化。可是，既然所有人的情况都变得更好（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这已经是一种超常的帕累托改进了，人们理应满意才对。在这样情况下，当然应该说，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但还不能说，社会变得更好了，因为社会游戏并没有变化。假如人类能够对此状况感到满意，那么人类有福了，但是，人类进步和解放的故事不可能就此止步，这个神话的逻辑注定了，人类必定试图把技术发展到“全知全能”的地步，于是人们就能够实现彻底的平等，只有彻底的平等才是进步和解放的结束语。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彻底平等”有两种可能性，人们会对哪一种比较满意呢？或者都不满意？
彻底平等的一种可能性是：基因神药让人不仅变得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而且让每个人变得同样聪明、同样健康、同样漂亮，千人一面，一切差异都将消失。一切都完美了，也就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为什么这个故事结局会令人不安？也许应该思考的是：人类会因此损失什么呢？我无法罗列人类的可能损失，但有一点大概可以预见：人类将失去文化。一旦人类统一于一个完美概念，文化就自动消失了。这一点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万能的神没有文化？因为神不需要外在标准，不需要任何批评标准，因此，主观就成为客观，文化就化为心理。可以说，万物齐一就不再有文化，物我为一就不再有文化。
彻底平等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对统一的完美概念不感兴趣，人人都宁愿是唯一的，而基因神药使得人人能够自由创作自身，于是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这听起来有些类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想象），人人都按照自己独特的偏好把自己创作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人的存在和价值都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人人的偏好都具有同等价值。这样彻底多元化的彻底平等也是彻底解放的故事的一个可能结局。那么，这种结局是否好过第一种呢？也许，但取消一切比较标准的结局同样也是文化的终结，这一点倒是殊途同归。彻底多元化同样导致标准的丧失，它不否认任何事物的价值，而是通过承认一切事物的平等价值而达到取消任何价值：既然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可以自证，平等而不可通约，那么，也就无所谓价值了，一切价值在得到普遍承认的同时也就被普遍否定了。
这里我愿意提到桑德尔开篇就讨论的一个例子：美国有一对夫妇是后天聋人，他们想要一个也耳聋的小孩。他们认为，耳聋不是缺陷，而是一种文化身份，而且与其他任何身份同等好，是一种值得自豪的身份。为了确保小孩是聋人，他们找到数代天生的聋人进行人工受精而得到了聋小孩。这个例子已经预示了彻底多元化的彻底平等的故事结局。未来人类是否喜欢这个故事，我不知道。
无论人类有了多少知识，未来依然永不可测（休谟原理），因此科学无法确保人类故事不会有一个自食其果的坏结局，所以桑德尔不断强调人有必要尊重自然之道、尊重自然的礼物、尊重自然的偶然创造、尊重自然的界限。这虽是令人敬重的观点，却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科学主义的完美梦想。德沃金就暗示说，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替上帝去改进自然而使之更加完美，既然人类有能力追求完美，又有可能实现平等，怎么就不可以呢？正因为未来不可知，因此我们既无法证明科学冒险必将成功，也无法证明它必将失败，于是，桑德尔的自然主义观点不足以驳倒人定胜天的完美主义，我在这里所表达的也只是一种怀疑论的疑问，也不足以驳倒人类追求完美的冒险。不过，桑德尔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更为有力的观点，那就是：经验，特殊的个人经历，无法预制的生命经验，在不确定性中成长的经验，才是生活意义的基础。因此，即使科学总是节节胜利，也仍然是有疑问的，比如说，基因工程以及各种技术在预制人生时，计划剥夺了经验，同时也就剥夺了生命历程无法还原的意义。因此，桑德尔可以这样回应德沃金：如果完美不是一个偶然生成的故事，而是一种预订的产品，那么完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每个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