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亨利·戴维·梭罗在1845年7月4日搬到瓦尔登湖畔独自生活时，即将年届二十八岁的他也许并没有料到，这次貌似寻常的举动将会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极为著名的事件。他平静的心态可以从翌日所写的笔记中略见一斑：

7月5日，星期六。瓦尔登湖。昨天我搬到这里来生活。这座木屋让我想起几座以前见过的山间住宅，它们似乎散发着飘渺的氤氲，令人联想到奥林匹斯山的神殿。去年夏天，我曾在某位开办锯木厂的人家里住过，就在卡特斯基尔山，松树果园再往上那片生长着蓝莓和树莓的地方，那里非常清净和凉爽，别有一番仙境的意味。……墙壁是木条拼接而成的，并没有涂抹灰泥，里面的房间也没有安门板。那座房子显得高尚脱俗，兼且气味芬芳，很适合招待嬉游人间的神仙……

撰写笔记是他在八年前，亦即1837年养成的习惯。那年秋天他结束了在哈佛学院四年的学习生涯，遇到比他早十六年毕业的校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因为在前一年出版散文集《自然》而声名大噪的爱默生已经组织起超验主义俱乐部，并且刚刚在8月31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呼吁该国作家摆脱欧洲的影响，开创能够在风格上独树一帜的美国文学，隐隐有成为文坛领袖之势。爱默生对这个和他一样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学弟青眼有加，交谈间问起梭罗是否有写笔记的习惯。梭罗受到很大启发，随即开始实践这种将会给他今后的创作带来极大帮助的做法：

10月22日。“你在忙什么呢？”他问，“你做笔记吗？”所以我在今天做了第一次笔记。

他坚持了整整二十四年。1906年，波士顿的哈夫顿·米弗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出版了《梭罗笔记》，收录的条目从1837年10月22日到1861年11月3日，总共有十四卷之多。然而，他在瓦尔登湖独居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所做的笔记却非常少，只占据了第1卷的后三章。但这并不意味着梭罗其间很少读书或者写作；恰恰相反，他生前出版仅有两部作品，《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与《瓦尔登湖》，都是那段离群索居的岁月孕育出来的。其实梭罗之所以搬到瓦尔登湖畔居住，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他需要安静的环境，以便完成一部构思已久的、悼念其亡兄约翰的作品。

约翰出生于1815年，和梭罗相差只有两岁，彼此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从小睡一张床，结伴到康科德镇学校念书，1828年又一起转到康科德学院。五年之后，梭罗考取了哈佛学院，已经在邻郡唐顿镇当上教师的约翰节衣缩食，帮忙支付了部分学费和生活费。梭罗在1837年毕业，先是在康科德镇中心学校任教，但由于不愿体罚学生，只工作了几个星期就辞职。翌年，约翰从唐顿镇返回故乡，接手关闭数年的康科德学院，亲自担任院长，并由梭罗出任古典学教师；兄弟俩自此同事了三年多。除了拥有共同的事业，他们甚至还共同爱上一个叫做伊伦·西瓦尔的女孩，不过兄弟俩先后求婚都遭到拒绝。

到了1841年，约翰罹患了肺结核，身体越来越差，梭罗独木难支，只好关掉康科德学院，随即住进爱默生家，帮忙做些家务杂活的同时，也向他学习写作。在爱默生的提拔之下，梭罗开始在超验主义的大本营《日晷》（ The Dial ）杂志发表文章，成为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

1842年1月，梭罗和爱默生都遭遇了惨痛的事情：前者的兄长约翰因为破伤风英年早逝，后者的长子沃尔多由于猩红热夭寿而终。约翰的去世给梭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始终不能忘却兄弟情谊的他想到要通过文字来表达他的悼念，但由于各种纷繁的杂务，这个心愿迟迟无法实现。第二年他接受爱默生的安排，远赴纽约史泰登岛，充当后者侄儿侄女的家庭教师；十个月后，他回到康科德镇，却又不得不在他父亲的铅笔厂帮忙。

与此同时，康科德镇也变得日益喧嚣起来。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业已接近尾声，作为最先进交通工具的铁路开始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现。1843年5月，费奇堡铁路公司兴建的波士顿－费奇堡铁路正式动工；隔年6月17日，波士顿至康科德路段开通运营，每天有四班固定的列车往返两地，使原本僻静的康科德变得非常热闹。而梭罗父母的家又正好在火车站附近，离铁路只有数百英尺，自然不是适合潜心创作的理想环境。实际上，从约翰去世以后，梭罗的笔记中断了三年有余，直到1845年7月5日才又接上，这足以证明悲伤的心情、繁杂的事务和吵闹的环境影响到他的阅读及创作，尽管其间他在《日晷》上也发表过若干散文和诗歌。

1844年4月30日，梭罗和他的朋友爱德华·霍尔在康科德镇的费尔黑文湖附近游玩，不慎引发山火，烧毁了三百英亩林木，造成超过两千美元的损失；这件事成为5月3日《康科德自由人报》上的新闻。梭罗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然而镇上的同胞却不肯原谅他的无心之失，经常在背后指责他是“烧毁森林的人”。由于纷纭的人言物议，再加上内心的负疚，梭罗在康科德镇生活得并不舒心，遂渐渐萌发了搬离他父母家的想法。他最初选中了弗林特湖——当地最大的湖泊——旁边的荒地，准备到那里盖一座木屋供自己居住，可是没能获得其主人的同意。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当年年底，爱默生以每英亩八美元八美分的价格，买下了瓦尔登湖边十一英亩林地。作为梭罗的朋友兼导师，他自然没有理由拒绝前者的请求。于是梭罗在1845年3月底来到了瓦尔登湖，动手搭建一座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的小木屋；等到7月4日，也就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终于如愿以偿地开始了那段将会在后世成为传奇的独居生活。

瓦尔登湖位于康科德镇区南边大约一英里处，虽然费奇堡铁路紧贴着湖边经过，但由于人迹罕至，依然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梭罗在这里度过了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年。1847年8月，爱默生决定接受英国友人的邀请，到大西洋彼岸去讲学和访问，却又担心妻小无人照顾，便邀请梭罗再次住到他家里。梭罗当然很乐意替爱默生分忧，况且他和后者家人的相处向来非常融洽，所以在9月6日，他带着两部在湖边生活时完成的书稿，永远地离开了那座亲手所建的小木屋。

那两部书稿，就是《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的初稿。前者便是梭罗此前数年间念兹在兹的悼亡之作，记录了他和约翰从1839年8月31日起在这两条河上一周的游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书稿虽然有些琐碎，但梭罗很成功地将个人感情、自然环境、风俗历史结合起来，可以算是上乘之作。然而当时默默无闻的他却找不到愿意将其付梓的出版商；1847年11月14日，他写信向正在英国访问的爱默生抱怨好几个出版商都拒绝这部书稿。此后他没有放弃努力，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只好听从爱默生的建议，把修改过的书稿交给詹姆斯·曼罗公司，在1849年自费印刷了1000册。就像其他许多名载史册的大作家一样，他的处女作也遭遇了无人问津的惨景。在1853年10月28日的笔记里，梭罗写道：

过去一两年来，那位徒有其名的出版商不断地写信来，问我应该如何处理库存的《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最后旁敲侧击地说，他想把原本被那些书占用的地窖派上其他用场。于是我让他把书寄过来，今天送到了，装了满满一车，总共706册。四年前我向曼罗买了1000册，那笔钱到现在还没付清呢。……另外290余册里面，有75册是赠书，其他的都已卖掉。现在我拥有一座藏书近900册的图书馆啦，而且其中有700多册是我自己写的哦。

虽然在笔记里故作幽默，但梭罗为了将这本书付印，不惜背上多达290美元的债务（当时普通工人的日薪只有1美元），整整四年过去，却只卖掉可怜的219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正是因为《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的反响如此之糟糕，同时完稿的《瓦尔登湖》迟迟不能与读者见面。不过梭罗似乎很少有怀才不遇的负面情绪，他乐此不疲、精益求精地对《瓦尔登湖》进行修改和完善，七年间七易其稿，直到1854年8月9日才由波士顿的提克诺和费尔德兹联合公司出版。

半个月后，也就是8月24日，爱默生写信给他和梭罗共同的朋友乔治·帕特里奇·布拉德福德（当时正在伦敦访问），谈到刚刚面世的《瓦尔登湖》：

举凡吾国人氏，均应以《瓦尔登湖》为喜。是湖虽小，迩来声名大振。未知阁下已得阅否？其行文欣快，流光溢彩，殊堪玩味，兼且诸妙咸备，部分文字已臻极高境界。吾辈皆视亨利为美利坚群狮之王。但观其人近日于康科德镇行走之貌，虽似淡定，然顾盼自雄之情，溢于言表矣。

时年五十二岁的爱默生早已是享誉大西洋两岸的诗人、散文家和思想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有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比如《自然》（ Nature ）、《爱默生诗集》（ Poems ）和《群英列传》（ Representative Men ）等；在欧洲，他深得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华兹华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托马斯·卡莱尔等文化巨人的赞赏，在美国，他备受纳撒尼尔·霍桑、沃尔特·惠特曼、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赫尔曼·梅尔维尔等作家同行的敬仰。身为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为什么会在看了《瓦尔登湖》之后，便谦逊地恭维已经追随他十二年之久的梭罗是“美利坚群狮之王”呢？这要从他们所处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说起。

当时美国正处于重要的成长期，社会上出现了若干种新的趋势和现象，首先是其疆域的不断扩张。当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4月30日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美国总共只有11个州；但在随后数十年里，通过巧取豪夺，其领土面积以极为惊人的速度膨胀：先是在1803年以每英亩不足三分钱的代价从法国购得总面积达214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领地，后来又在1846年向墨西哥宣战，攫取了原本属于后者的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地区，总面积有310万平方公里。等到1850年9月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加入美利坚联合国时，美国已经拥有了31个州，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现在美国全境差不多，是立国之初的数十倍。

然而更重要的是该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大英帝国的疏离。众所周知，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组成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乔治三世治下的大英帝国不甘失去这片广袤的领地，双方苦战七年，直到1783年的《巴黎条约》生效之后才握手言和。但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政治上固然获得了可以和大英帝国等量齐观的地位，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却依然和这个原来的宗主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依附关系，国内也一直存在强大的亲英势力，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

这种现象最直接的表征是，当1812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试图向英国宣战时，众议院竟然闭门激辩了整整四天，才以79票赞成、4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勉强予以通过；参议院的表决结果则是19票赞成、13票反对，也是堪堪过线而已。当时代表亲英势力的联邦党在美国国会共有39个席位，他们没有一个人投赞成票。

从双方的伤亡人数和所获直接利益来看，这场持续32个月的战争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英国和美国于1814年圣诞前夕在比利时签署了《根特条约》，英属加拿大和美国维持战前的边界，谁也没有多占哪怕一寸的河山。然而美国在几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尤其奇迹般的新奥尔良大捷，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热情，促成了他们在心理上的独立，乃至许多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从1815年开始，普通美国人亲英的情绪大大减弱，政治上的亲英势力自此一蹶不振，联邦党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屡战屡败，接连输给民主共和党，最终于1829年永久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反观那些在1812年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则先后有三位代表民主共和党成为总统或副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年和1832年两次当选总统，理查德·门特·约翰逊在1836年当选副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则在1840年当选总统。

威廉·亨利·哈里森在1841年3月4日入主白宫，但履新甫及满月，这位68岁的总统便因肺炎与世长辞。哈里森是美国最后一位出生于独立革命以前的总统，他的去世极具象征意义，标志着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最后一批遗民终于烟消云散。自彼时起，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是在1776年之后诞生的，和生于殖民地时期的父辈不同，大英帝国从来不曾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

与这种日益增强的国民意识相辅相成的，是逐渐成熟的美国文学。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固然产生了诸如《穷理查年历》（ Poor Richard's Almanack ）、《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和《常识》（ Common Sense ）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图书，但总体而言是乏善可陈的。独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作家在1810年左右开始登堂入室，其中的佼佼者有华盛顿·欧文、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和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等；这些人的作品尽管很畅销，本质上却和英国文学并无二致：比如说布莱恩特的诗歌明显师法英国的亚历山大·蒲柏，库珀的《最后的莫希干人》（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1826年出版）中描写的虽然是发生在北美的故事，但谁也看不出它和英国的浪漫主义小说有何区别，至于欧文的《旅行家的故事》（ Tales of a Traveller ，1824年出版），则从创作到出版都是在欧洲完成的。甚至就连埃德加·爱伦·坡这种称得上独具一格的作家，其作品的哥特风格也特别鲜明。

1837年8月31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他批判了当时美国知识界惟欧洲是从的倾向，大声疾呼：

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腿去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我们要说出自己的思想。

这次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乃至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和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将其称为“美国知识界的独立宣言”。其实我倒认为，与其说爱默生发起了美国文学的独立运动，毋宁说他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文化趋势，并及时地将之表达出来；但无论如何，自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文学开始和英国文学分道扬镳，走上一条迥然相异的道路。

这种文化的独立运动在南北战争前夕结出了第一批丰硕的果实。《瓦尔登湖》出版之前，美国文学已经迎来它的爆发期，短短数年间涌现了好几部足以跻身世界文学殿堂的经典名著：1850年是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1851年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1852年则是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霍桑的《红字》发出了反抗清教徒道德的个人主义先声；梅尔维尔的《白鲸记》以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和复杂的主题，成为英语文学前所未见的新颖之作；至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则可能是有史以来对时局产生最大影响的小说，它对当时美国南部奴隶制的控诉直接促成了南北战争，解放了千千万万黑人奴隶。尽管有这些珠玉在前，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他的朋友们——包括霍桑、梅尔维尔、威廉·埃勒里·钱宁、阿摩司·勃朗森·阿尔克特等彪炳美国文学史的重要人物——依旧将最高的赞美献给了梭罗，这主要是因为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具备了数种前所未有的特征，呈现出独特的美国风格。

《瓦尔登湖》首先是作者湖畔独居的记录，描绘了梭罗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这部著作区别于先前文学作品的第一个特征，是其对自然巨细靡遗的描摹和引申。大至四季交替造成的景色变化，小到两只蚂蚁的争斗，无不栩栩如生地再现于梭罗的生花妙笔之下，并且他的描写也不流于表浅，而是有着博物学家的精确，例如第4章“声音”中的这段文字：

这个夏日的午后，我在窗边静坐，苍鹰翱翔于我的耕地上空；野鸽子三三两两地从我的视界疾飞而过，或者在我屋后的白松枝上蹦上跳下，尽情地啼唱；鱼鹰插进波平如镜的瓦尔登湖，叼起鱼儿复返长空；水貂鬼鬼祟祟地走出我门前的沼泽，在岸边抓住了青蛙；飞来飞去的刺歌雀压弯了莎草；过去半个小时来，我一直听见火车咔嗒、咔嗒在响，时而渐渐消歇，时而越来越响，很像榛鸡扑打翅膀发出的声音，将旅客从波士顿运载到这地区来。

这个长句不足两百字，但竟然出现了八种动物和两种植物；梭罗具体地指明了苍鹰、野鸽子、鱼鹰、刺歌雀和榛鸡，而不是笼统地用“飞鸟”来替换；换成某个对自然不敏感的作家，“白松枝”和“莎草”完全有可能被“树枝”和“水草”取代。比如在1850年出版的《大卫·科波菲尔》第3章中，查尔斯·狄更斯就是这样写的：

这真是太巧啦！我立刻解释说，我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虽然只有母亲和我相依为命，但我们的日子向来再快乐不过，今后还会继续快乐地活下去；我还说父亲的坟就在我们家附近的墓园里，被树荫笼罩着，曾有许多个愉快的早晨，我在树枝下方漫步，聆听飞鸟的啼唱。

这倒不是说狄更斯或者其他作家缺乏相应的动植物知识，而主要是因为在《瓦尔登湖》问世以前，自然往往只是充当故事的背景，很少直接成为叙述的对象。少有的例外是早期博物学家的著作，比如查尔斯·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远航纪闻》（ Narrative of the Surveying Voyages of His Majesty's Ships Adventure and Beagle ）、威廉·华兹华斯的《英国湖泊指南》（ Guide to the Lakes ）或者让－皮埃尔·哈勃的《蚂蚁博物志》（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ts ）。本身是博物学家的梭罗对这些作品当然知之甚稔，但他同时也是超验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他而言，自然并不只是客观的研究对象而已。

这里所说的超验主义运动与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超验论无关，而是一种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兴起的哲学运动，其主要人物有爱默生、梭罗、玛格丽特·富勒、阿摩司·勃朗森·阿尔克特等人。超验主义的基本理论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假设：1.词语是自然现象的表征；2.特定的自然现象是特定的灵性现象的表征；3.自然本身是灵性的表征。也就是说，梭罗对自然的探寻，其目的并非为了获取客观的知识，而在于回归自身的灵性。《瓦尔登湖》中众多描写自然景物的段落都非常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思想，此处就不予以展开了。

《瓦尔登湖》提及的动物和植物多达上千种，读起来却并不像普通博物志那样枯燥，而是充满了趣味；就以前面引用的那段文字为例，它给读者一种特别安宁祥和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梭罗成功地将博物学家的精确和文学巨匠的灵巧融为一体：苍鹰、野鸽子、鱼鹰、水貂和刺歌雀的活动反衬了作者的静止，火车的咔嗒、咔嗒声烘托出周围的清寂，火车与榛鸡标志着城市和荒野的两极，旅客和作者则构成了匆忙与闲适的对比。这仅仅是从书中随便摘出来的一个句子，梭罗高超的写作技艺由此可见一斑。

令人意外的是，《瓦尔登湖》虽然是梭罗在郊野独居时写就的，但并不局限于作者的日常生活，也对美国当时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做出批判。

1783年的《巴黎合约》生效以后，由于不再受到大英帝国的约束，美国的国际贸易迅速地得到发展，向内进口大量的茶叶、丝绸、布匹、瓷器和马尼拉麻等舶来品，向外输出冰块、木材和咸鱼等土特产；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从事外贸生意蔚然成风。以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港为例，原本只是个小渔村，但得益于一口通商体系下和清朝的贸易往来，到1790年已经发展成美国第六大城市。

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其他方面的社会进步，铁路和电磁电报先后应运而生。该国最早的铁路是莫霍克和哈德逊铁路，在1831年开始运营；就在梭罗搬到瓦尔登湖生活之前的一年，铁路通到他的家乡康科德镇；等到1850年，全美国的铁路总长已经达到9021英里。萨缪尔·摩尔斯发明的电磁电报系统也在19世纪40年代得到推广。

梭罗不反感这些新生的社会现象，但他特别担忧客观条件的改善无法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甚至会导致人们忘记生活的意义，本末倒置地去追求一些外在的东西。他在第1章“生计”和第2章“居所和生活的目标”中不无嘲讽地说：

谈论重大的话题，我们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速度。我们渴望在大西洋底下铺设隧道，让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但第一道传过来敲打美国人耳朵的新闻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罹患了百日咳。

……如今的生活太过匆促。人们认为这国家有必要兴办商业，出口冰块，借助电线交谈，以及乘坐时速三十英里的交通工具，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但至于我们应该活得像狒狒，还是像人类，大家反倒不确定了。

实际上，梭罗到瓦尔登湖隐居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抗议，第18章“结语”中有段文字很好地总结了他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态度：

我宁愿独自走我的路，或者可以的话，和宇宙的建设者结伴同行，也不愿混在盛装打扮的人群中招摇过市；我不愿生活在这躁动不安的、神经兮兮的、热闹喧嚣的、鸡零狗碎的19世纪，我宁可站着或者坐着思考，任由它悄然流逝。

正是这些散见于全书的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给《瓦尔登湖》染上了浓厚的美国色彩，堪称它的第二个特征。但这本书最鲜明的美国风格，却在于它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思想。

在英文中，“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词汇迟至19世纪30年代方始出现，最初是个贬义词，含义与利己主义差不多，都是指自私、贪婪等人性的阴暗面。但后来它的内涵慢慢发生了变化，转化为一种相对于社会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概念；时至今日，它已经变成美国文化或者说国民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简单来说，政治哲学或者社会哲学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平等和自由是人人皆有的自然权利，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超越了传统、宗教和政治。这些个人主义的要素都能够在《瓦尔登湖》中找到根源，尽管我们在书里找不到“个人主义”这个词汇。

梭罗撰写《瓦尔登湖》的时候，正是南北战争的前夕，南方诸州的种植园主蓄养了大量的黑人奴隶。讽刺的是，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中却赫然写着：“造物主公平地创造了每个人，并赋予大家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个人主义的先驱和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梭罗在书中多次表达了他对黑奴制的厌恶；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曾帮助流亡的黑人奴隶逃到加拿大去。从《瓦尔登湖》来看，梭罗是真正拥护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的，无论是对南方的黑人奴隶，还是对逃荒到美国的爱尔兰人，他都充满了同情和欣赏：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虽然是那么卑贱与无知，却可能是生具异禀的天才，他们总是有独到的见解，从未不懂装懂；尽管他们的外表很可能是肮脏邋遢的，他们的思想却像瓦尔登湖般深不可测。

他的朋友中既有爱默生这样学识渊博、家财万贯的著名学者，也有阿列克·塞雷恩那样不通文墨、一贫如洗的伐木工人。

如果说革除奴隶制在当时新英格兰知识界已经成为共识，废奴主义者的身份尚不足以表明梭罗的特立独行，那么他对新教的蔑视则完全可以证实他的不从流俗。加尔文教派奉为最重要权威来源的《圣经》，在梭罗看来不过是一本“老书”。他也鄙夷一切统治者，在第1章“生计”里写道：

说到金字塔，它们根本不值得惊奇，更值得惊奇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自甘下贱，卖命为某个异想天开的白痴修坟；那白痴要是跳进尼罗河淹死，然后用自己的尸体去喂狗，反而会显得更加睿智和勇猛。

第8章“镇区”中还记载了他在1846年7月因为拒绝纳税而身陷囹圄的事件。梭罗在康科德镇监狱只待了一个夜晚便得到释放，三年后，也就是1849年，他据此撰写了著名的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提出政府若是不正义，公民可以不服从的观点。

梭罗甚至也反抗传统，他在《瓦尔登湖》的开篇公然宣称：

没有哪种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无论它是多么的古老，值得我们盲目地去跟从。今天每个人宣称或默认为万世不移的真理，到明天也许就会被证明是谬误，只是黑色的烟雾，而非有些人曾经以为的雨云，将会普降甘霖滋润他们的田地。有些事从前的人说你不能去做，结果你尝试之后发现你是可以去做的。

他这种反宗教、反政府和反传统的激进个人主义是否值得推崇或许有待商榷，但毫无疑问是《瓦尔登湖》最为鲜明的特征，能够将它与同时代的英国作品区分开来。所以在纳撒尼尔·霍桑担任美国驻利物浦领事期间，某个英国友人要他介绍几本“美国的好书”，霍桑随即写信给他和梭罗共同的出版商威廉·提克诺，信中写道：“你知道的，这些书不能仅仅是好书而已，它们必须是原创性的，具有鲜明的美国特征，是普通英国人不曾见过的。”霍桑列出的书目共有五种，其中两种就是梭罗的《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

遗憾的是，正如梭罗研究专家詹姆斯·莱登·尚利指出的，《瓦尔登湖》出版后受到的好评并没有促进它的销量。得益于出版商的宣传，该书上市后前五个星期销掉689册，这算是不错的成绩，但随后一年只售出65册，剩下两百多册直到1859年才卖光，而且在作者生前并没有加印。梭罗本人对此倒似乎不是很在意，依旧凭借自身灵巧的双手从事各种兼职，空闲时继续研究大自然和印第安人历史，其间还在他父亲亡故后接手了家里的铅笔厂。1860年12月，梭罗在瓦尔登森林考察时不慎受寒，患上了肺炎，不得不中断写一部印第安人历史著作的计划。他的肺炎慢慢变成曾经夺走其哥哥约翰和大姐伊伦生命的肺结核；最终在1862年5月6日，梭罗在康科德镇的家里因为这种当时无药可治的绝症与世长辞。

《瓦尔登湖》的滞销，很大程度上跟其文本的艰涩和思想的激进有关。这本书特别难以读懂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梭罗大量地引用古代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典籍，缺乏足够古典学知识的读者几乎是无法领略的；其次是书中出现了许多动物和植物，如果没有一定的博物学基础，读者将不可能了解那些动植物的习性和形状，从而不可能完整地联想起梭罗描绘的画面；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作者很多假设和推断都是建立在超验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倘若事先没有看过爱默生等其他人的作品，读者必定经常会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梭罗本人对《瓦尔登湖》的艰深心知肚明，甚至是有意为之，他在第18章“结语”中写道：

有些英国人和美国人很荒唐，竟然要求你必须说他们能理解的话。可惜无论是人还是毒菌，其成长都不是他们能理解的。好像那是很重要的事情，除了他们没有别的人会来理解你。好像大自然只支持一种理解能力，养活了四足动物就养不活禽鸟，养活了会爬的东西就养不活会飞的东西，而牛能听得懂的“嘘”和“呼”则是最优美的英语。好像只有愚蠢是最安全的。我惟恐自己的措辞行文不够逾规越矩，无法超越日常经验的狭窄边界，不足以传达我所坚信的真相。

总而言之，这本书要求读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1860年，全美国只有241所大学，能够顺畅地读完《瓦尔登湖》的人应该说是很少的。别说当时的普通读者，就连20世纪首屈一指的梭罗研究专家沃尔特·哈丁，在给这部作品做注解的时候，也多次承认他无法理解相关的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有能力理解《瓦尔登湖》的人，则不见得都赞同作者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指责梭罗行为怪诞、思想偏激的评论家并不在少数。

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状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瓦尔登湖》的价值所在，而梭罗原本显得非常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渐渐为世人所接受甚至效仿。鉴于梭罗的知名度逐渐提高，学术界对其作品的兴趣与日俱增，在1906年，由提克诺·费尔德兹公司改组而成的哈夫顿·米弗林公司推出了二十卷本的《梭罗作品集》。自此以后，梭罗慢慢走进了美国文学史，《瓦尔登湖》开始被视为经典。

进入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梭罗和《瓦尔登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录的相关专著多达上千种。这位生前寂寞的作家，在身后却拥有众多异代知音：在政治上，他启发了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在社会上，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等美国环保运动的先驱都尊称他为精神导师；在文学上，他的写作理念和技巧深刻地影响了包括薇拉·凯瑟、马塞尔·普鲁斯特、威廉·巴特勒·叶芝、厄尼斯特·海明威等大西洋两岸的无数作家。1941年，梭罗协会在康科德镇成立，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作家命名的协会。1990年，著名歌星、老鹰乐队的主唱唐·亨利在林肯镇设立了瓦尔登森林保护组织，致力于维护瓦尔登湖的原貌和传播梭罗的思想。可以说，在美国文学史上，并没有第二个作家或者第二部作品获得过这样的殊荣。

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耶鲁大学出版社同时推出了各自的《瓦尔登湖》150周年纪念版，曾两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约翰·厄普代克给前者的版本撰写了导读，遥遥呼应了爱默生当年的评价：

19世纪中期，美国密集地涌现了几部文学经典，包括霍桑的《红字》（1850年）、梅尔维尔的《白鲸记》（1851年）、惠特曼的《草叶集》（1855年），还有斯托夫人那本轰动全国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年），以及爱默生那些别开生面的散文；在这些作品当中，《瓦尔登湖》对当今美国对其自身认知的贡献是最大的。

爱默生原初的评价并没有让人信服，甚至直到1948年，美国评论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在其《梭罗传记》里还认为那是夸大其辞；但在21世纪初的今天，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已经很少有人会否定厄普代克的这段话，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显然比以前更加需要《瓦尔登湖》里的生活智慧。

说到梭罗的生活智慧，大多数人最先想起的往往是一种苦行僧哲学，或者是退隐林泉的消极心态，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这位19世纪的先哲诚然很容易给人这种印象：他终身未娶，生活俭朴，基本上做到了戒荤茹素，其言谈举止也不落窠臼，乃至他的朋友纳撒尼尔·霍桑曾经无奈地说：“他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在他面前，你会因为身上有钱可以花、有房子可以住、有两件外套可以穿或者有一本许多人看过的著作而感到惭愧。”在《瓦尔登湖》里，梭罗确实多次流露出轻物质重精神的倾向，例如他在第1章“生计”里提到：

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生活的舒适，非但是多余的，而且还会妨碍人类的提升。说到奢侈和舒适，最聪明的人往往过着比穷人还要简单和俭朴的生活。无论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古代的哲学家都是身外财物比谁都少、内心财富比谁都多的人。

但单纯地反对追求物质条件的改善的并不是梭罗的主张，他反对的是那种把改善物质条件当成人生最高、甚至唯一的目标的做法。他在书里清清楚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我并不想浪费时间去谋取华美的地毯或者其他高级的家具，或者佳肴美食，或者希腊式、哥特式的房子。如果有人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这些东西，并且获得后知道合理地使用它们，那么我也并不反对他们的追求。

在梭罗看来，人们应该追求的是人性的提升，客观环境的进步只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手段：

可是文明虽然改善了我们的房屋，却没有同样改善居住在房屋里的人。它创造了皇宫，但创造贵族和国王却没有那么容易。假如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高尚，假如他把生命的大部分都只用于谋取基本的必需品和舒适品，那么他为什么要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

他敏锐地察觉到，生活的困顿，通常不是物质的匮乏造成的，而是源自人们不知餍足的欲望：

绝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想过房子到底是什么，只是看到邻居有房子，便想着自己也必须有一座，于是落得终生穷困，而这其实是毫无必要的。这就好比有人已经穿着裁缝为他量身定做的皮衣，逐渐抛弃了棕榈叶做的草帽或者土拨鼠皮做的皮帽，却还抱怨生活太过艰难，因为他没钱给自己买一顶皇冠！

梭罗无微不至地描述两年多的湖畔独居生活，目的在于通过这次亲力亲为的实验向读者证明，其实不需要很多钱，不需要住豪华的邸宅、穿昂贵的服装或者吃丰盛的大餐，也能够好好地活着，而且能够快快乐乐地活着。

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梭罗从来不认为他那段生活是值得效仿的榜样，那和他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我倒不强求别人采取我的生活模式，既因为在他熟练地掌握这种方式之前，我自己可能已经过上另一种生活，也因为我希望这世界上有尽可能多与众不同的人；但我盼望每个人都能非常清醒地去发现和追求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模仿他的父亲、母亲或者邻居。

每个人都能够清醒地活着，追随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去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立自主的人，是这位最伟大的个人主义先行者的理想。可是就19世纪中叶的新英格兰地区而言：

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以百万计，但百万人中只有一个清醒得足以从事脑力劳动，而清醒得足以过上诗意或者神圣生活的人，一亿人中才有一个。唯有清醒才是真正地活着。

在梭罗看来，如果人们任由传统、宗教、政府或者他人等外在因素摆布，那就和梦游者没有什么区别。他之所以写《瓦尔登湖》，恰恰是为了“像黎明的公鸡那样热情地啼唤，以便唤醒我的邻居”。

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需要梭罗来唤醒的梦游者有很多。有太多的人，为了一日三餐或者三房两厅，过着奔波劳碌、忧心如焚的日子；也许还有同样多的人，财务上已经独立和自由，他们去澳洲旅游，去西藏朝圣，去欧洲购物，花三千块钱吃一顿饭或者做一次头发，却依然感到空虚和痛苦。但生活其实不必如此，真的，这本《瓦尔登湖》能够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最后，我要用书中的段落——请原谅我大量地引用梭罗的原话，因为他写得实在是太好——来结束这篇导读：

让我们如大自然般悠然自在地生活一天吧，别因为有坚果外壳或者蚊子翅膀落在铁轨上而翻了车。让我们该起床时就赶紧起床，该休息时就安心休息，保持安宁而没有烦扰的心态；身边的人要来就让他来，要去就让他去，让钟声回荡，让孩子哭喊——下定决心好好地过一天。

李继宏
2013年3月28日 fUL0zNRtP5XXiz5FHRGCsqG/l19vp/FjAe0xW9hSz5EPTg7iqltB63lco/s2oT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