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导读

康·震

唐诗，是唐代文学留给后世的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它诸体完备，名家辈出，流派众多，成就斐然。唐诗流传至今的有五万多首，可考诗人有两千八百余人。

唐诗在历代的诸多选本

在普及和流播过程中，唐诗选本难以胜数。仅唐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便有多种，其中多为断代选集，如芮挺章的《国秀集》选录天宝三载前初、盛唐的诗作，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专录盛唐开元、天宝间的诗作，高仲武则仿殷书体例选肃宗、代宗二朝诗作，编成《中兴间气集》。这些选集的编选各有所重，如殷璠取诗论兴象重风骨而无取权势，元结的《箧中集》则多录复古之诗人作品，姚合的《极玄集》则以王维一派诗风为重，后蜀韦的《才调集》却偏重晚唐作品，以丽宏敞为宗。

“唐人选唐诗”选集，为唐诗发展与唐代诗人生平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到了宋代，开始出现唐代诗歌总集。宋人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收录唐人绝句逾万首，赵孟奎的《分门纂类唐歌诗》收诗达四万余首。

宋元时期的唐诗选本不多，较重要者有宋代王安石之《唐百家诗选》，但此选集无明确选编标准。宋绶所编的《岁时杂咏》专取唐人岁时节日诗歌。周弼专录唐人七绝、七律、五律三体诗，编成《唐三体诗》，并详细分格，讲说做法。金朝元好问的《唐诗鼓吹》风格宗流丽晓畅，取诗偏于中、晚唐。元代杨士弘的《唐音》则以始音、正声、嗣响分选唐诗，有较大影响。

及至明清，唐诗选本甚众，其中影响最大的明代选本是高的《唐诗品汇》与李攀龙的《唐诗选》。前者选诗与析论皆具识见，论诗崇尚盛唐，并区分流变，将唐诗确分为初、盛、中、晚唐四期，为学习唐诗者指出明确途径，影响甚为深远；后者则以初、盛唐为重，以精美流丽、声响洪亮为宗，其选本颇为世人所重，但入清后渐遭冷落。

另有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分成十签，分门别类地汇辑唐代诗歌。其他有影响的明代选本尚有唐汝询的《唐诗解》、陆时雍的《唐诗镜》等。

清初季振宜则以钱谦益的《唐诗纪事》为据，编成《唐诗》七百一十七卷。康熙年间官修之《全唐诗》，便是以季书为本、胡书为补编纂完成的。《全唐诗》不作选择地网罗唐人诗歌，成书匆促，重出误收、短漏讹误之处甚多，颇受后人诟病，但其总汇唐代诗歌，使唐诗爱好者和研究者大获沾益，并对唐诗的流传有较大贡献。清代选本中，具影响力者有王夫之的《唐诗评选》、王士祯的《唐贤三昧集》和《唐人万首绝句选》。

此外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选诗推崇温柔敦厚，录诗一千九百余首，分体编排，流行一时，影响极大。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则选取脍炙人口、通俗晓畅之作，适应童蒙课读之需要，流布广泛，家弦户诵，成为唐诗选集的经典。

蘅塘退士与《唐诗三百首》的编选

《唐诗三百首》编成于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原仅署名“蘅塘退士”，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学者考证，才确知作者为孙洙。孙洙（一七一一至一七七八），字临西，或作苓西，别号蘅塘退士，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进士，历官直隶大城、卢龙、山东邹平知县。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任山东乡试同考官，后改江宁府儒学教授。晚年归里，著有《蘅塘漫稿》。乾隆二十八年，与善书工诗的继室徐兰英切磋商讨，编成这部唐诗选作为家塾课本。

从清代顾光旭编《梁溪诗钞》卷四十二、窦镇《名儒言行录》卷下之相关资料可知，孙洙少时家贫却苦读不辍，曾先后多次担任学官之职。孙洙历任学官，深明诗教以教化为上，其书中自序言此选集以“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祈能达到“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的目的，体现出其纯学方正之意旨。

《唐诗三百首》的特点

《唐诗三百首》篇幅适中，所收作者兼顾众家，既收到“一脔全鼎”之效，亦可达到普及之目的。据学者统计分析，其所选篇目中有二百七十首见于王士祯的《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有二百三十九首见诸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其余则见于高的《唐诗品汇》、唐汝询的《唐诗解》等著名唐诗选本中。细析篇目，所取者皆为平大敦厚或怨而不怒之作，力尊丰神情韵之唐调为正宗。

其所收作者共七十七位，其中杜甫入选作品最多，其次为王维、李白、李商隐、孟浩然、韦应物，此六位诗人的作品总数便已达百首，成为选集突出的重点。其余作家上至皇帝、宰执，下到僧人、歌女，兼收反映社会各阶层生活的诗人作品。同时涵盖各种不同的诗歌题材，举凡山水田园、咏史怀古、登山临水、赠别怀远、边塞出征、思妇宫怨等等，兼而有之，脍炙人口之作略无遗漏。如王之涣存诗只有六首，便选进两首；金昌绪仅存一首，亦选入。《唐诗三百首》选诗还兼重实用，那些奉和应制、劝慰落第罢官之作也都在集中，以合科举取士之用。

编者在择选具有代表性诗人作品的同时，不仅选取他们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使全书作品成为最优之选，还择取多种诗歌体裁，以表现其不同风貌。如杜甫选诗中，他最擅长的律诗有二十多首，同时也选有古体诗与绝句。李白的选诗中，最能表现其个性和风格的古体诗、乐府诗合计十几首，但绝句与律诗亦不曾或缺。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初旨乃欲取代“工拙莫变”的千家诗，成为童蒙读本，并期待读者能贯彻终身，直至“白首亦莫能废”。因此编者承旧创新地确立了自己的编排体例，以避免进入《千家诗》只选五七律绝、轻情志逐声对的歧途。

全书涵括唐代诗歌的全部体裁，并按诗体分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六大类，同时单列乐府诗于每类之后。这种先古体后律体、绝句的诗体安排，除呈现出唐诗发展历程之外，亦秉承自唐以来学诗从古体着手，先培植底气，以情志为本，再入律体调声逐对技巧的学诗传统，以达到“声律风骨兼备”的境界。单列乐府诗于每类之后，一方面便于吟诵、利于学习诗歌，同时也表现唐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以及律诗由乐府发展而来的演进轨迹。

《唐诗三百首》满足了童蒙诗集方正、易诵、易读、易解的需要，并顾及诗歌体裁、题材的完备，其思想内容涉及丰富的时代社会生活与思想情感。虽在选目上仍有畸重畸轻、顾此失彼的缺点，许多知名作者的代表诗作未被收录，也缺乏反映社会矛盾、民生疾苦的诗作，但在历代的唐诗选集中，仍不失为一部最具影响力、生命力，雅俗共赏的选本，编定之初便已“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见光绪十一年仲夏月中浣四藤吟社主人《唐诗三百首序》），迄今历经二百余年，尚能光景常新，继续发挥中国古代诗歌启蒙与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

本书的主要贡献

《唐诗三百首》自编成以来，其批评注释本极多，屡刻每有增补，有三百一十三首、三百一十七首、三百二十一首等不同版本，其中，以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为最早，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于作家小传和名物典故均有诠解，影响最大。此次整理评注是以“中华经典藏书”（其底本为陈婉俊补注本的光绪间日本四藤吟社刊本）为底本，参以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以及诸家别集。我们做的主要工作是：

一、整理文本，校正部分误字。对于诗人的小传，力求简明、全面地介绍其生平、诗作风格和作品结集情况。

二、重新注释，力求简明浅显，不作过多的征引、考证，同时校改底本某些注错之处，补充一些必要的注释。如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根据考证，张丞相应指“张说”而非“张九龄”；韦庄《章台夜思》中章台之地点，为楚灵王行宫章华台，故址在今湖北，陕西长安为非。

三、对作品作赏析与点评，着力在历代蜂起的大批注本之外，找出贴近时代的新意，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尝试。在短小的篇幅中，希望能以简洁、优美的文字，引领读者与我们一起进入诗歌的氛围，深入理解诗意，一同欣赏和借鉴唐诗的艺术技巧，并发现唐代诗歌的当代意义。

这是一件嘉惠学林、泽被大众的好事，值得我们努力。蒙出版方的热情邀约与帮助，我们不揣浅陋，大胆地进行了整理与评注的工作。囿于学识不足与时间所限，必然还存在诸多不当之处，恳请各位读者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