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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易经》的作者与著作年代
《周易》是周朝的筮书，但西、东周合共长达八百年（约公元前一一二二或前一○四六至前七七一；前七七○至前二五六），到底《周易》写成于什么时候？又是何人所著？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易经》，这也是个必须先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关于《易经》的作者与著作年代，传统说法是：八卦、六十四卦卦形符号是由传说时代的伏羲（即包牺）氏所作，而卦爻辞则成于周文王之手（也有人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关于这问题，近世以来歧见纷出，争论甚烈。大致上分为三大派：一派认为《易经》成书于商末周初（这派接近传统观点，在人数上至今仍占绝对优势）；一派认为成于西周后期；还有一派则主张成于春秋战国。学者对此各持一说，互不相下。
但其实，我们只要不盲目地信古或疑古，又尽可能详细占有资料，把各方理据充分梳理，做客观深入的比较研究，要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也并非太难的事。
（一）《周易》的成书与流播
我意认为，周初原有一本《周易》，乃参照夏之《连山》、商之《归藏》等同类典籍编纂而成，故卦名、用语、述事或有部分相似之处。到了西周后期，由于时代以及语言的发展，原本《周易》显得佶屈聱牙、艰涩难读（就如《尚书》中周武王、成王时代的篇章那样），不便于实占的应用，于是有关人士（大约是主管卜筮之官）便在古本《周易》的基础上增损改写，注入新的资料、观念和哲理，用当时新兴且十分流行的艺术体式--韵文，撰成今传本《周易》（《易经》），其卦爻辞称为“繇辞”，也就是歌谣体筮辞之意。由此可见，《周易》从草创到写定，原是一本藏于周室、主要用来占筮的官方重要著述。
到西周灭亡，王室播迁，政教礼乐流散于诸侯国，于是才见有《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六七二）》所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那样的情景出现。随后，此书的影响不断扩大，从上层阶级推向中下层，结合民间原有的一些占筮活动，社会上便逐渐出现一体多元或称同源异流的多种筮书与筮术（如上述包山楚简卜筮简、马王堆汉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以及汲冢竹书《易繇阴阳卦》之类），而正宗定本《易经》的原貌则幸赖战国楚竹书《周易》基本得以保存。同类的传本当时曾引起孔子极大的兴趣，成为他晚年学习、钻研的重要对象，于是产生了夫子“五十以学《易》”、“韦编三绝”种种美谈，并由此开创出不重占筮，而“以德义为先”、研求哲理为主的儒家一派易学。成于春秋末至战国的《易传》便是这派学说的菁华所萃。
（二）《周易》的作者
除少数文字出入外，楚竹书本《周易》和今传本并无二致，可证今本《易经》乃得古定本的真传。它的形制或带有夏、商时代同类著作的影迹，但主要内容（包括卦名义、卦序安排与卦爻辞等）则肯定始创于西周初（前十一世纪中），而著成于西周后期（以厉王末年的“共和”时期可能性最大，即前九世纪中叶左右）。其始创者为谁暂时无法考究，但最后编定者应是周王朝主管卜筮的官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原创或最后编定之人，都必然是“国师”级的大智慧者。
如要作大胆的推断，我认为，按身份地位、学养、才情、器识、胸襟品格及所处时代作综合考虑，能符合此条件，担当起著成（或主持编定）《周易》之大任者，非“共和”时期（前八四一至前八二八）最高执政官之一的召穆公（姬）虎莫属。他是三朝元老，曾切谏“厉王弭谤”于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便是其名言），复佐“宣王中兴”于后；在国人暴动，“厉王奔彘（今山西霍县）”期间，他甘以亲子为代，保存了太子静（后即位为周宣王）的性命，才开创出周朝一度“中兴”的局面。他品格超群，才华卓越，关切民瘼，目光远大，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曾率军平定淮夷，见《诗经·大雅·江汉》）、哲学家，同时又是有作品传世的诗人（《诗经·大雅·民劳》便是召公虎的名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便是其开篇的名句）。他言行、著作的思想倾向，与《周易》的内涵息息相通，而在“共和”时代，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度。因此，我认为，只有召穆公虎，才是最具资格、条件，成为最后著成（或主持编定）以韵文写就、具备百科全书体制、且充满崇高治国理念的《周易》之人。
（三）关于《周易》成书年代的证据
我推定《周易》著成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是有充分根据的：
第一，从内容看。《易经》提及的都是东周以前的事，而没有东周或东周以后的事；其中较多的是周初、早周甚至殷商的人、物、故事。例如高宗伐鬼方（《既济·九三》）、季历伐鬼方（《未济·九四》）、帝乙归妹（《泰·六五》、《归妹·六五》）、箕子之明夷（《明夷·六五》）、为依（殷）迁国（《益·六四》）、康侯用锡马蕃庶（《晋》），以及可能是王亥丧牛羊于易（《大壮·六五》、《旅·上九》）；另外，还有“利西南”（《蹇》、《解》、《坤》）之语、“大国”殷之称（《未济·九四》）等等。但是，《易经》里也同样载有并非周初，而是西周中、后期的重要史实及其他数据。较明显的例如：
1.《升》卦的“南征”，以及《明夷》卦的“明夷，（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九三》、“（明夷，夷）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明夷·六四》）等卦爻辞实暗藏着有关昭、穆王“南征”的史事。
据古史与金文记载，西周昭王、穆王、夷王、厉王、宣王时都曾大举“南征”（“南狩”也是南征）。而昭王更“南征而不复”，丧生于汉水之滨；由于死因扑朔迷离，长期成为疑案，以致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可以振振有词地用来作为征伐楚国的借口：“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但当地人是知道真相的，所以楚使也能理直气壮、不卑不亢地回答：“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见《左传·僖公四年》）那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综合现存各项数据，经去伪存真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合理的答案：
原来当年昭王率大军南征荆楚，在北返渡过汉水时，突逢灾变（似为强烈地震或特大飓风），天昏地暗，野兔奔窜，雉鸡惊飞狂鸣，浮桥坍塌，六师尽丧，昭王亦不幸掉落江中，为鳄鱼所噬，一命呜呼。为保面子，朝廷没有把真实情况告知天下，以致出现“遇大兕”、“逢白雉”乃至类似传奇小说情节的因“胶舟”水解而溺毙等种种不同传闻。［《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按，此似为“地光”之类的大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变前兆。）又《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抎”，通“陨”，坠落。）屈原《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昭后，即周昭王。闻一多认为雉乃“兕”之误，见《楚辞校补》。）］
因此后来穆王南伐，途经江汉时，便通过大规模的狩猎行动为“父王”泄愤报复──捕杀一批鳄鱼，令其陈尸江面（《古本竹书纪年》：“周穆王七年，大起师，东至于九江，架鼋鼍以为梁。”鼍，即扬子鳄。其实是杀鳄浮尸，被讹传为“驾鼋鼍为梁”。梁，桥）；又弋射鸣雉，挖心以祭（古人迷信“鸟占”，认定当日的雉鸡飞鸣带来不祥之兆，遂迁怒于鸣雉）。这便是《明夷》卦所曲折反映的一段西周中期的重大史实。（按，“明夷”，即鸣雉，高亨先生已有此见；“大首”，指活跃于江汉流域的扬子鳄，头特大而身小，故称。其用代称而不用本名，那显然是为昭、穆王讳，为周室讳，故特意含混其词，隐约其事。）而《升》卦则记述了周王一次登祭岐山，为南征虔诚祈求福佑之事，整个过程夜以继日，隆重之至，若非准备亲征，断然不会如此。
2.《比》卦：“不宁方来，后夫凶。”（译：不驯服的方国来朝，迟到的凶险。）所指实为周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古本竹书纪年》）那惊心动魄的血腥一幕。这里再度隐约其词，无非也是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已（齐为太公望之后，与周王室历代通婚）。
3.《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爻辞也很值得留意，它极可能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日因厉王无道，被国人起义推翻，流亡彘地，朝中无主，遂由众诸侯推举周公、召公与共伯（名和）执掌朝政，而以年高德劭的共伯为首，史称“共和行政”。直到厉王去世，周、召二公拥立太子静即位为宣王（前八二七），共伯和归国，才结束了那一历史阶段。《乾·用九》称“群龙无首”为“吉”兆，正反映了“共和”时期的特殊政治色彩。
4.《比》、《否》、《临》、《观》、《井》、《革》诸卦表达了统治者治国安民的理念和施政大计，主要是：行仁政，反苛政；用贤良，除奸佞；去旧图新，及时变革；集思广益，视民进退，即深入了解国情、民意，据之制定相应政策。……这些，便是“共和”时期之秉国者在汲取时局与历史经验的重大教训之后，痛定思痛，试图与民更始，刷新敝政，以延续并巩固西周王朝统治的新思维、新路向、新方略（至于能实行多少是另一回事）。
以上是《易经》成书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的有关内容方面的有力证据。
第二，从语言形式看，《易经》既含有西周早期的特点，也颇多西周中、晚期的语言特点。后者如：
1.连词“而”的出现。甲骨文无此虚词，西周早期金文亦未见，要到西周后期才面世，但尚较罕用，至春秋时始流行。《易经》共有五例：“不克讼，归而逋”（《讼·九二》），“同人先号而后笑”（《同人·九五》），“盥而不荐”（《观》），“舍车而徒”（《贲·初九》），“不鼓缶而歌”（《离·九三》）。
2.词尾“如”、“若”、“然”的使用。《易经》共有二十一例，如“乘马班如”（《屯·六二》），“出涕沱若”（《离·六五》），“履错然”（《离·初九》）等等。
3.以“享”代“祭”。由商代到西周初，祭祀一般称“祭”不称“享”，到西周中叶后才多用“享”字。《易经》有“利用享祀”（《困·九二》）等六例，而“祭”仅一见。
4. 以“其”代“厥”。由商代到西周初，第三人称（含远指）代词均用“厥”，不用“其”，至西周中晚期才渐用“其”字。而《易经》之第三人称代词几全用“其”（共一百例），用“厥”仅得一例。
5.叠词、叠音词与双声叠韵词数量甚多。叠词、叠音词共二十二例，如“谦谦”、“翩翩”等等。双声叠韵词共二十九例，如“屯邅”（双声）、“盘桓”（叠韵）、“赍咨”（双声兼叠韵）等等。
6.齐言（以二、三、四言为多）、排比、对偶句的大量出现与频密应用。如《蒙》卦之“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剥·上九》之“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不早于西周中、后期的语言现象。
第三，也是最能突显《易经》语体之时代特征的，就是普遍用韵的艺术形式。中国的诗文本非一向有韵，“押韵”这种同中见异、具回环复叠之美的艺术形式实萌芽于商、周之际（公元前十一世纪），而成熟于西周中、晚期（公元前十至八世纪），它与同采声、韵复叠形式的叠音词以及双声叠韵词的产生、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而这些发展和西周礼乐文化的发展又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散文用韵是受诗歌影响，所以出现自较诗歌为迟据现有数据，商、周甲骨文，西周初期金文以及《尚书》等文献中属于周武王、成王时代的作品，都还没有韵语。西周中期略有一些，但形式不太工整。直到西周晚期金文如厉王《钟》、宣王时《虢季子白盘》和《尚书》后期作品（如《洪范》等）才多见较纯熟的韵语。总之，散文的韵律化、诗化，在西周中期始初见端倪；至西周末有相当发展，但尚欠成熟；而到了春秋战国方盛极一时。
《易经》正是西周后期对散文作全盘“韵化”的一个尝试。全书卦爻辞普遍协韵，有些更如诗句，但由于筮辞格式、术语的限制，加以散文用韵的创作经验尚浅，故形成韵语、散句、谣谚参错并用的一种“杂拌”体式，句子每每长短不一，押韵的技巧显得较为粗糙（多异调相协，韵位也不太规则），远不如后来的《老子》、《易传》或《诗经·国风》般流畅整饬，铿锵可诵，整体来说，尚处叙事、说理散文韵律化的初级阶段。若依“韵文成熟度”衡量，应与西周后期厉王《钟》铭文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
综合《易经》全书内容、语言艺术形式特点以及作者所需的条件及其情况一并考察，结论是：今传本《易经》应草创于西周初（前十一世纪中），而著成于西周后期的“共和”时代，即前八四一至前八二八。最有可能的作者（或主持编定者）是当时最高行政长官之一、作为周初与周公旦一同辅政的召康公奭后裔的召穆公虎。
七、卦爻辞的断句与释读
解决了《易经》的成书年代之后，要真正读懂《易经》，还须解决卦爻辞应如何断句、标点，以及怎样理解、释读的问题。今天常见《周易》本子的断句多由古本（主要是《十三经注疏》、《周易集解》、朱熹《周易本义》等等）沿袭而来，大同小异，其合理之处固所在多有，但存在问题也并不少，常见该断不断，而不该断却误点误断的情况，由此而引发误解、误译的连锁反应，对广大读者便形成误导，影响非浅。
有鉴于此，本人尝试运用音韵、语法、义理、象数、考证、占筮多元结合的方式，并利用近年出土的简帛材料，对《周易》卦爻辞重新进行标点、释义工作，以纠正前人断句、解读之讹误，希望借此为《易经》的深入探索与现代应用提供较良好前提。在《周易》研究史上，这样做也许还是首次。
以下是在卦爻辞断句与释读问题上须重点留意的几个方面：
（一）必须依韵断句、标点
由于《易经》是韵文，所以给卦爻辞断句，首先必须注意韵位，依韵点断（就像对其他诗歌、韵文一样），而不能囿于传统习惯（大量古人传本都是如此断句），用“散文句法”（即一般人熟悉的常规句法）观念作句读之指南，按个人对文义的理解去随意点断。坊间众多《周易》读物（包括古本与今本）就是由于忽略了这一重要问题而造成不少差误。例如：
《蒙》卦六三爻辞：“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译：不要娶女子。见到财礼，丈夫会丧命。无所利。）（注：取，通“娶”。金，钱财，指代女方陪嫁的财礼。躬，身体。）
按，女和夫（均古韵鱼部）协韵，金和躬（均古韵侵部）协韵，所以这样标点。但诸本几乎都断作“见金夫，不有躬”（如《周易正义》、《周易集解》、《周易本义》、《周易尚氏学》、《周易通义》、《周易译注》、《白话易经》等等），而把“金夫”释为“武夫”，或“有钱的男子”，那显然欠妥。因为：从形式看，那样“躬”字便失韵；从内容看，原文“勿用取女”是先下判断（作出结论），“见金，夫、不有躬”是说明理由，前后意义连贯（意谓，因该女“克夫”，故不可娶）；现在却变成“勿用取女”是就男方说，而“见金夫，不有躬”是就女方说，前后不一，表意混淆。可知那样断句是错误的。唯独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点为：“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比较可取，但未把“夫”字点断，显出韵位，仍是缺失。
（二）必须弄清句法特点，辨明句子的结构关系
与上一点相关，由于《易经》是韵文，所以常用诗歌句法，但诗歌句法与一般散文句法是有不同的（比如，诗句的词序、语序可因应押韵或表达效果的特殊需要而随意颠倒），因此要正确理解文意，还须留意句法问题。例如：
1. 主谓倒装《乾》卦爻辞之“潜龙”、“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见群龙”等，其实都是主谓倒装句（为协韵而倒：龙、用协韵，又与其他各爻龙字协韵），应译作：龙潜伏着；龙出现（在田野）；龙飞（到天上）；龙高飞远举；群龙一起出现；等等。但人们未明此理，所以各译本多把“潜龙”译为“潜伏的龙”；把“亢龙”译为“亢进的龙”或“处在极高处的龙”；把“见群龙”译为 “看见许多龙”或“发现群龙”，等等。
2.宾语直接前置
在汉语中，“动词+宾语”是常见的句法形式，但在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情况也相当普遍，不过，那一般是有条件的，比如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或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宾语便多前置，例如：“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等等。如果是普通宾语前置，会加上助词“维（唯）”以及由指代词虚化而来的“之”、“是”等词作形式标志，例如：“岂无他人，维子之好。”（《诗经·唐风·羔裘》）“将虢是灭，何爱于虞！”（《左传·僖公五年》）等等。而《易经》的宾语同样有上述情况，例如：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注：利于占问雌马的事。“牝马”为宾语，用“之”作前置标志。）
但《易经》的普通宾语还有另一种情形，就是无条件直接前置者颇多。例如：
（1）《小畜·上九》：“妇贞，厉。”
译：“占问妇女的事，危险。”“妇”为宾语，直接置于动词谓语“贞”之前。这句不能译作“妇人占问”。而《恒·六五》：“贞妇人，吉。”便没有前置。
（2）《观·六二》：“利女贞。”（《家人》卦辞同。）译：“利于占问女子的事。”“女”为动词词组“女贞”中的前置宾语。这句不能译作“利于女子占问”。
（3）《明夷·九三》：“不可疾贞。”
译：“不可占问疾病。”即占问疾病则不吉。“疾”为前置宾语。而《豫·六五》：“贞疾，恒不死。”便没有前置。
《易经》中类似的例子甚多，如“幽人贞”、“利艰贞”、“安贞”、“居贞”、“永贞”、“旅贞”等等，都应作“宾语直接前置”的句子释读。
3.定语后置
定语，是放在名词前面的修饰成分，所以“定语+中心词”是古今汉语的共同格式。但《易经》有的句子，定语却跑到中心词的后面。如：
（1）《损·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得臣、无家”，即“得无家之臣”。定语后置。
“臣”，奴仆的通称。“家”，指家室。臣字入韵，故点断。
以下两例究应如何解读，难倒了不少《易》学专家。但其实也是定语后置句，并无太大的特殊之处。
（2）《旅·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得童仆贞”，即“获得忠心的奴仆”。“童”，奴（《说文》）。“贞”，正（见《易·师·彖》），此指忠诚，作定语，修饰“童仆”。
（3）《旅·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贞，厉。”
前一贞字据楚简《易》补，释“正”。“丧其童仆贞”，即“失去他忠心的奴仆”，也是定语后置。后一贞字仍作“占问”解。
《诗经》也有这种句法，如：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芒芒”，广大貌。为与“商”协韵而后置。《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便没有倒置。
4. 另外，有时某些句子的结构形同而实异，也必须分辨清楚，否则容易弄错文意，导致误解、误译。例如：
《大畜》之六四、六五、上九爻，分别是“童牛之牿”，“豮豕之牙”与“何天之衢”，句法形式表面一致（形成排偶关系），但实际结构却各不相同：前者是宾语前置句，意为“牿童牛”，即“给童牛加牿”；“之”由指代词虚化而来，作宾语（童牛）前置的形式标志。中间的是主谓句，犹言“豮豕牙兮”，谓小猪长出了牙齿；“之”是语助词，起加强语气作用。后者是正常的动宾句，意为“蒙受上天之洪福”；“之”是结构助词，作定语（天）的标志。详细请参看本书“《易经》六十四卦”的相关注析。
在研读《易经》过程中，如果能注意做到以上各点，对我们正确地给原文断句、标点，把握文本的真义，更好地参透《易》道、《易》理，相信必大有帮助。
八、《易经》的用韵
《易经》韵位甚密，韵式多样。笔者撰成之《易经韵读》，与以往诸家均有不同，唯限于篇幅，未能纳入本书，尚祈读者见谅。但是，凡涉及断句问题者，必以按语形式在注中扼要指出，以明依据。
为方便讨论，本书之上古音分部，以王力先生《诗经韵读》所拟，并为徐中舒先生主编《汉语大字典》及唐作藩先生《上古音手册》基本采用之古韵十一类三十部为据。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拟音只是一家之言，诚如王力先生所说，古音拟测不可能完全反映上古的实际语音，但如果是合理的拟测，有可能反映上古的语音系统。倘能如此，也已经不错了。
《易经》协韵包括三种情形：一、同部相协。二、同类相协（阴、阳、入对转），可称通韵。三、异类相协（主要元音相同，如阳ang与元an；或韵尾相同，如东ong与阳ang；或元音相近，如之?与幽u等），可称合韵。由于上古用韵偏向于比较宽松、随意，所以《易经》中“合韵”的情况相当常见，与后世成熟的韵文（如唐诗宋词等）有所不同。
九、卦爻知识
本书使用了诠释《易经》的一些传统术语，为便读者，简要说明如下：
（一）关于卦
1. 经卦与别卦：三画之卦称为经卦（又名单卦），共八个，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六画之卦称为别卦（又名重卦、复卦），由八经卦两两重叠而成，共六十四个，本书特加书名号以作识别，如《乾》、《坤》、《屯》、《蒙》、《需》，等等。
2. 阳卦与阴卦：奇数为阳，故爻画为奇数之经卦称阳卦，即乾、震、坎、艮四卦；其主爻为阳爻，其性刚。偶数为阴，故爻画为偶数之经卦称阴卦，共坤、巽、离、兑四卦；其主爻为阴爻，其性柔。
3 . 内、外卦与下、上卦：每别卦中，在下之经卦称内卦或下卦，在上之经卦称外卦或上卦。先秦时代，内卦称为贞，外卦称为悔。
4.反卦（古称“错卦”、“旁通”）：一别卦变为阴阳爻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卦。如《乾》与《坤》，《颐》与《大过》，《坎》与《离》，《中孚》与《小过》，便是反卦关系。
5 . 倒卦（古称“综卦”、“覆卦”）：一别卦卦体回转一百八十度，六爻完全颠倒而成另一卦，称“倒卦”。如《屯》之倒卦为《蒙》，《需》之倒卦为《讼》，《剥》之倒卦为《复》，等等（既反且倒者亦归入“倒卦”范畴，如《泰》与《否》之类）。倒卦形成“反对之象”。在《易经》全部六十四卦中，除前述《乾》与《坤》等四对是以反卦关系相连外，其余二十八对（五十六卦）皆以倒卦关系对对相连。此即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指倒卦；变，指反卦。
6. 本卦与之卦：在占筮活动中，如果出现变爻，一卦便会变为另一卦。原来的卦体称“本卦”，因爻变而形成的另一卦称“之卦”（又称“变卦”）。之，是去、往之意，这里指卦爻的变化。如说“《小畜》之《巽》”，意思是《小畜》卦初爻变（由阳变阴），成《巽》卦。《小畜》是“本卦”，《巽》就是“之卦”。
7. 体：指卦体。如说“三居震体”或“三体震”，即指第三爻在震卦卦体（也就是震卦）中。
8. 互：指互卦，又称互体。即每别卦中，由内、外卦之爻交互组成的新卦体。如二、三、四爻可组成一卦，三、四、五爻又可成一卦。此为先秦古法，故本书亦沿用。如析《屯·初九》云：“四体艮（三至五爻互艮）”，即指《屯》卦之三、四、五爻组成艮卦，而第四爻即在此卦体中。
9. 卦象：指八经卦与六十四别卦所代表的事物、性状，以及由卦与卦的关系而衍生的意象。别卦由经卦重叠构成，故六十四卦卦象亦由八卦卦象构成。八卦与六十四卦所代表的事物、性状，集中见于先秦《易传》（尤其是《说卦》传），故本书取象，即以《说卦》及其合理之引申为主，部分则根据其他《易传》或卦形而来，亦有采自《左传》、《国语》者。其余汉人繁琐芜累之说，如伏象（覆象）、半象或强以爻变、卦变成象等等，一概“潜龙勿用”。
10. 十二消息卦：古人以《复》、《临》、《泰》、《大壮》、《夬》、《乾》，《诟》、《遁》、《否》、《观》、《剥》、《坤》等十二卦代表一年十二个月，此十二卦刚柔二爻的变化，体现阴阳二气消长的过程；息为生长，消为耗散，故称消息卦。前六卦为阳息阴消，表示阳气从下往上逐渐增长，称息卦；后六卦为阴息阳消，表示阴气从下往上逐渐增长，称消卦。
（二）关于爻
1. 爻名、爻位、爻性：每卦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上九、上六等等称为爻名，或爻题。其中初、二、三、四、五、上标明六爻自下而上之位次，称爻位。九、六标示爻性：九为老阳之数，代表阳爻，其性刚；六为老阴之数，代表阴爻，其性柔。
2. 阳位、阴位：初、三、五爻之位为阳位；二、四、上爻之位为阴位。
得位、失位：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称得位，又称当位、位当、位正、位正当、得正、得正位。凡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称失位，又称不当位、位不当、位不正、非其位、不正、失正、失其正。得位者有利，表示人之才能品德与其职务、地位、行事相称；失位则反是。
3. 天位、地位、人位：《易传》认为，六爻分为“天、地、人”“三才”，初、二爻象地，三、四爻象人，五、上爻象天。二爻属阴位，故为“地位”；三爻属阳位，故为“人位”，五爻属阳位，故为“天位”。天位又是君位、尊位；地位又是臣位。
4. 上位、中位、下位：初爻为下卦下位，二爻为下卦中位，三爻为下卦上位；四爻为上卦下位，五爻为上卦中位，上爻为上卦上位。故初、四爻，二、五爻，三、上爻，称同位。
5. 得中与不中：在中位者称中、得中、居中或处中。若阳爻居中位，称刚得中；阴爻居中位，称柔得中。不居中位者，称不中。得中有利，表示能行正中之道；不中反是。这里反映出古人“尚中”、贵中和的思想。
6 . 中正与不中不正：阴爻居下卦中位（六二），或阳爻居上卦中位（九五），为得位得中，又称居中得正，简称中正。阴爻居阳位又不在中位（如六三），或阳爻居阴位又不在中位（如九四），称不中不正，或不中正。中正者有利，不中正者一般不利。
7. 承、乘、比、应、据。
承：一爻在他爻之下（多指阴爻居阳爻下），则此爻对在上之爻称“承”。
乘、据：一爻在他爻之上，则此爻对在下之爻称“乘”，或称“据”。（阴爻居阳爻上多称乘，阳爻居阴爻上多称据。）
比：相邻之爻有亲密的伙伴、辅助关系，称“比”。成“比”者多为阴、阳爻，如《履·九二》，上比于六三；《大有·上九》，下比于六五；等等。
应：指爻与爻间互相呼应（感应）的密切关系。相“应”者例属同位之爻（称应爻，如初、四爻，二、五爻，或三、上爻），一般为一阴一阳，亦偶有例外（见《中孚·九二》）。两爻若互应，称为相应、得应、有应或正应（当位而应）；反之，则称为不应、失应、无应或敌应。得应有利，失应多不利。如《小畜·九三》，失应于上六，即三、上敌应，故产生负面结果。又若敌应而强行相应，亦产生负面效果，如《井·九二》、《诟·九五》。
以柔从刚：指阴爻在阳爻下；又称承阳。为吉利之象，例如《蒙·初六》。
以柔乘刚：指阴爻居阳爻上。所为不顺，为不利之象，例如《蒙·六三》。
8. 爻象：由爻性（阴阳、刚柔）与爻数（爻的位次）所制约而体现的事物之一定的性状、意象，以及由爻与爻、爻与卦之间的关系所衍生的意象。由于爻性本身亦由成卦时蓍草的数目决定（七、九为阳爻，八、六为阴爻），所以象、数实密不可分。
9. 变爻（又称“动爻”）与不变爻（又称“静爻”）：以蓍草布卦或掷钱成卦时，若所得数为七，称少阳，所得数为九，称老阳；所得数为八，称少阴，所得数为六，称老阴。老阳、老阴都是可变爻（即动爻），少阳、少阴都是不变爻（即静爻）。
（三）关于象数分析
根据卦象、卦位与爻象、爻数（位）而作出的推断、分析，称为象数分析。
十、引用书目简称
文中引书多用简称，为方便读者复核、查检，兹列出相应的全称如下：
楚简《易》：战国楚竹书《周易》（上海博物馆藏，马承源主编，濮茅左释文，二○○四年出版）。
汉帛《易》：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周易》（一九七三年出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释文）。
帛《易传》：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本《易传》，包括《系辞》、《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篇（陈松长、廖明春释文）。
汉简《易》：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汉墓《周易》残简（一九七七年出土）。
汉石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
唐写本：敦煌唐人写本《周易》残卷（伯二五三○、二五三二、二六一九、三六八三，斯六一六二）。
秦简《归藏》：湖北省江陵县王家台秦墓竹简《归藏》（一九九三年出土）。
《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等共七种十篇。
《释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内引子夏《易传》、荀爽《九家集注》及薛虞、京房、马融、郑玄、荀爽、刘表、陆绩、姚信、王肃、干宝、蜀才等由秦汉至唐诸家之传、注。
《集解》：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子夏《易传》，《九家易》及马融、郑玄、荀爽、宋衷、虞翻、陆绩、王弼、何晏、向秀、干宝、刘瓛、伏曼容、姚规、崔憬、侯果各家传、注。
《正义》：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三国魏·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其中《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为晋·韩康伯注。
《程传》：宋·程颐《周易程氏传》。
《本义》：宋·朱熹《周易本义》。
《经解》：清·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
《尚氏学》：尚秉和《周易尚氏学》。
《故事》：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新证》：于省吾《易经新证》。
《类纂》：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
《杂识》：闻一多《璞堂杂识》。
《今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
《通义》：李镜池《周易通义》。
《初稿》：屈万里《周易集释初稿》。
《说文》：汉·许慎《说文解字》，清·段玉裁注。
《释名》：汉·刘熙《释名》。
《定声》：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注笺》：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
《疏证》：清·王念孙《广雅疏证》。
《述闻》：清·王引之《经义述闻》。
《释词》：王引之《经传释词》。
《平议》：清·俞樾《群经平议》。
《通释》：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释林》：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
《纪年》：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管锥编》：钱钟书《管锥编》。
《西周史》：杨宽《西周史》。
《西周史略》：白川静（日本）《西周史略》。
《易经》六十四卦
在《易经》全部六十四卦中，除《乾》与《坤》，《颐》与《大过》，《坎》与《离》，《中孚》与《小过》等四对是以“反卦”关系相连外，其余二十八对（五十六卦）皆以“倒卦”关系对对相连。此即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指倒卦（又称“综卦”）；变，指反卦（又称“错卦”）。
在《易经》里，凡排序相连（包括相耦与非相耦）的卦体，其卦义多具有相对（如《乾》与《坤》）、相反（如《泰》与《否》），相因（互为因果，如《讼》与《师》）、相需（条件关系，如《讼》、《师》与《比》），相辅（互补关系，如《临》与《观》）、相承（先后连贯，如《蒙》与《屯》）或者平行并列（如《谦》、《豫》之与《随》、《蛊》）等种种关系，体现出绵密的逻辑性。可见六十四卦并非随机的组合，而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整体；《易经》乃经有意识精心编撰而成，是一本用以占筮，但充满人事、物情、哲理、史实与崇高治国理念的百科全书。亦因此，才会令孔子一见倾心，视为宝典，反复披览，珍而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