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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善轩
现代人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日趋淡漠，一些家长生儿育女时就已考虑子女他日的回报，某些父母从小就栽培女儿嫁入豪门，许多学生选科以前途作考虑而忽略个人志趣。套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术语，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虑，即以事件能带来利益多寡为衡量标准。反之，传统文化被视为陈义过高、不切实际，原因是我们从小所接触的传统文化乃以正统儒家为主，孔子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坚持生与义有矛盾时，“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这种倾向的传统价值理性思维，在当下社会重视追求利益的风气下显得格格不入。
传统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视为根本的考虑，这近于工具理性主义，惟法家进一步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了国家稳定，可以打压少数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书》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威权管治乃基于人民愚昧之设，古今如一，几乎没有一个高教育水平的国家，专政机器能够长期运作。专政者假设百姓无知，故须由“贤人”领导，称呼上级为领导人，就是设定了人民需要被领导，而无权参与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当低落。《管子》一书载有“贤人”一词共二十三次，并屡次提到贤人管治的好处，“贤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蕴，其另一称呼是“臣属文化”，即人民乐于臣服于威权者之下，中国千年来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对这一理论的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
近年来，知识界、文艺界仍然不乏人为这种思想重新造势，试图制造威权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过强大的宣传机器，渐渐成了一种主流声音。文学、影视作品为这样的历史人物塑造伟大的历史形象，秦始皇、汉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车行》里的负面人物，而成了一代伟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凶残成性的历史形象，成了用心良苦的国家领导人，为了社会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名声。至于择善固执又讲价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视为不识大体、阻碍社会发展，例如竟有电视剧把岳飞、文天祥说成妨碍民族融合的障碍。这些人往往重视效果，却轻视手段，譬如不问子女考试的方法，只关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绩；认为工作性质不重要，能养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员如何得居大位，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显。这种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人文关怀才是人类的核心价值的结果，就会导致慢慢地由“向前看”变成“向钱看”，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一、主要思想内容
（一）义利之辨
历史学家赵靖指出，先秦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认可求利是人类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确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张，即富人大量消费以造就贫民、工匠、女工的就业机会，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讨论的重点是讨论“义利”之关系，属于伦理学层面的阐述。《史记·管晏列传》亦有相类的记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其实，《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义利观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弹性，它不像儒家般视道德价值凌驾于生命之上，动辄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饿死于首阳山”，而是试图把倾向价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类近于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逻辑谬误，有意建构成两者并重的思考系统。
许多人以为管仲既是现实主义者，故此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道德要在满足基本需要后进一步实现出来。当代哲学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义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和价值层。人类需要拾级而上，充实基本需要后升华至道德理想的层次，人生才活得有意义。《管子·牧民篇》也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为“义利观”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实质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张先现实后理想。如此不但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满足生活文化层后，必须发展道德伦理一层，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观，有别于儒家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实，这种思想正是现代人的明灯，人们既渴望生活安稳，又想为社会出一份力，他们既不喜空谈理想，认为过高的目标犹如空中楼阁，但又希望在道德实践上有一番作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标。顺带一提，法国大革命时西方哲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至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说法，世称“孟德斯鸠命题”，认为当经济发展起来，摆脱野蛮阶段，人们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一言以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说法是对人性体察极深的洞见。在道德沦丧，几乎无所不假的社会里，在路见不平拔足而走的当代社会，较容易引起向来不关注道德的人们的反思，提升现代人的德性。
（二）经济思想
《管子》一书所提出的治国思想最为可观，历代学人多有引用，尤其体现在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两大路径，一是自由放任主义，以黄老思想为代表，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是为佼佼者；二是干预主义，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滥觞。赵靖指出，《管子》主张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干涉，此方面可见于《管子》之四民不得杂处说。士农工商的阶层说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德川幕府亦以为国策，其实《管子》是这方面的首倡者。对此，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士何事”条对此亦有所分析，其谓：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之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
《国语·齐语》亦记载了管仲与桓公的对话：“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哤，其事易。”《管子》一书与此条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书都反对四民杂处，此乃出于政府管治的考虑，其认为易于控制各阶层，以及堵塞社会流动，实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国家稳定是其学说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径是以司马迁为首的自由主义，其主张“善者因之”，认为市场放任是最好的办法，反对政府直接干预，此与《管子》提出的轻重理论大相径庭，轻重论提倡由政府设置机构，监管市场经济。数十年来，中国奉行干预主义，造成了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诸国大讲“新自由主义”，最后令各国债台高筑，引发经济危机。可见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汉初年行黄老之术，然汉兴七十余年后因放任不管，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富悬殊，民不聊生。汉武帝时积极改革，却因与民争利而令人民生活无依，此即历史发展的规律。观乎历史，当人心思变以后，又会人心思安，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转向社会主义；反之，社会主义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来，就是不断游走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政权不断更替，政局长期不稳，就是不明白中国哲学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书
众所周知，《管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于管仲之手，而是后人集体编辑而成。部分内容是后人托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节与管仲其人没有直接关系。据陈鼓应的研究，《管子》一书的部分篇章，是战国晚期齐国稷下学者的作品，与管仲其人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书中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道家取向，并且主张道法结合，由老庄的理想主义走入现实社会，对后来的黄老思想有深远影响。
由此观之，《管子》是先秦诸子的思想集成，是众多学者共同书写的百科全书，涉及治国、经济、军事、社会、哲学、人口、农业等领域，触及法、儒、道、农、兵、阴阳诸子学说。
据现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书最早被《韩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记》也有详细记载，此书可能是司马迁的手边读物。到了晋代，学者傅玄对《管子》的作者提出异议，他说：“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为，轻重诸篇尤鄙俗。”傅玄对托名篇章的评价不高，认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曰：此传大略》云：“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其言甚详……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叶适《水心集》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当代学者一般认为，书中出现战国或后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内容非春秋时代的作品，此已成学界共识。
其实，不独此书，近年出土大量战国至汉代的竹书、帛书，内容文字与今本流行的大有不同，因我们所读之版本，多为汉代的改版，多非春秋战国的原著，故一些学人认为出土文献使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有改写的必要。
今本《管子》与大部分先秦诸子一样，乃经汉代学者刘向编辑而成。《管子》共八十六篇，今本十篇已佚。全书十六万余字：《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将其作为道家一类，而《隋书·经籍志》则将其改列法家一类。其实，这部书包罗万有，从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看法，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里不禁要问，何以后世学者要冒管仲之名而作书呢？主要是因管仲平生乃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功业对春秋时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世人对他高山仰止，故不少学者都借管仲之名来发挥，希望建立一套实用主义与道德价值俱备的学说。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就连孔子也肯定了管仲对抗夷狄、使华夏免受夷狄侵害的伟大功绩。《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管仲的人格批评，但孔子也客观地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认同管仲尊王有功，对于维护周室统治权威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认为世人只赞美鲍叔能识别人才，却少有人认识到管仲的才能。他还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司马迁反驳了孔子对管仲的批评，认为他即使有过，也是功大于过。由此可见，对管仲持肯定态度者，乃基于其功业成就，欲以实际作用掩盖其行事动机，这与西方哲学中的“义务论”凡事以动机作判断很不同，儒家思想往往以动机作判断，故近于“义务论”一类。近百年来，“义务论”被人们视为难以实行的一套，反之“功利论”大行其道，人人计算如何将利益最大化，讨论社会政策时，目的正义性不再是立论之首要考虑，而成效反是必要条件，这种思维在《管子》一书大量存在。然此书却非近于个人功利主义，而是以社会利益为终极追求，这比起现代人讲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状况，又是高一层次。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也常自比管仲，诸葛亮也是另一现实主义的代表者，史家多将其置于法家人物之中。他为求达到目的，不计较手段，对付李严等蜀国本土派毫不手软，诸葛亮对管仲的推崇，足见其历史影响。管仲不像大多数诸子般属文弱书生，而是战功显赫的齐国相国，桓公以仲父尊称他，他也是经世治国的典范，故后世学者借他的大名来著书立说，实能大大提升作品的说服力。这是古人与今人之别，古人喜托他人之名著书，今人却有人把别人的作品强冠自己的名字，可见古代著者志在阐述己见，非为沽名钓誉而写作。
三、管仲其人
管仲（前七二五至前六四五），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其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其父为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至管仲时已很贫困。管仲年轻时曾经商，又曾辅佐齐国公子纠（齐桓公之兄），几经周折，由鲍叔牙举荐，得以辅佐齐桓公，封为上卿，最终帮齐桓公建立霸业，被尊为“仲父”，有“春秋第一相”之誉。管仲处身列国并峙、征战不休的春秋时代，凭着济世匡时的理想和经天纬地的才能，他从实际出发，重视发展经济，反对空谈，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使齐国慢慢强大起来。对于管仲的功业，《史记·货殖列传》有详细的记述：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齐国自太公望（姜子牙）立国以来，一直兴盛不绝，直至平王东迁后中衰，而令齐国重振雄风的人，不是家学渊源、累世公卿的士大夫，而正是管仲。《史记·管晏列传》对管仲的成就也作了详细的说明：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正因如此，管仲为相期间致力振兴齐国经济，利用商业的路径，使得商货流通不绝。他又对齐国的财政制度进行改革，设立监管机构，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对社会作严密监督。如此一来，在励精图治下，使国家兴旺起来，为齐桓公奠定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转引了管仲的自白：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话反映了三点：首先，管仲不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类人物，而是现实主义者，因家中有老母照顾而在战场上退却，他显然不是情操高尚的典型人物。其次，管仲也非不事二主的忠臣，他不计较个人名声，只在乎是否能实现他的治国宏图，心中只有天下，国家倒是其次。再次，管仲年轻时曾经与好友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可见其与太公望一样，又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且在他为相期间，致力发展齐国的经济，最终使齐国称霸于春秋。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大多出身士人世家，或是身家清白的书生，鲜有像管仲有商贾的背景，再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达致社会上流，与他背景相似的有吕不韦（约前二九〇至前二三五）。如此看来，管仲被列为法家人物，实在是基于他的实质功绩，因其名声之大、影响之巨，而奠定了《管子》一书的学术地位。然而，与管仲背景相似，地位相近，影响力相当的吕不韦，不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管仲与太公望等人却一同入选，这是因为他们功业显著而尚有益于人民，非只为个人私利而治国。司马迁乃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传统，借史书来品评人物，对管仲其人作了崇高的致敬，同传的其他人物，也多才德兼备，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故古时富贵是两回事，富者未必贵，贵者须得社会各界肯定。今天，有些暴发户、官二代、富二代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富而不贵，究其原因，就是不懂义利俱重的道理，这大概是没受过传统中国文化洗礼所致。
管仲治齐国的经历，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说：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史记》多次引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语，反映了历史学家司马迁与《管子》的作者一样，认为政府应当先让老百姓享受物质文明的成果，进而追求精神文明的发展，最后得以“利民”。这可说是现实主义与道德价值结合的一大尝试，当为过分追求利益而忽略道德的今人所注意。
《史记》中尚有不少对管仲的溢美之词，《史记·管晏列传》中说：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司马迁认为管仲是“世所谓贤臣”，这一点是对他的功业作出肯定，尤其是管仲对齐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又在《史记·平准书》中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其实，历史上真正的盛世，经济发达、物阜民丰是必要的条件。然而，管仲治下的齐国不但国力强大，更重要是以国力优势来维护国际秩序与社会正义，带领盟国维护周室的统治地位，又不与丧德败行之国为伍，也绝不欺压无辜者而换来国家稳定，这样的盛世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反之，一味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自诩的君主，如汉武帝、唐玄宗、清高宗等，免不了会遭史家批判。借古鉴今，本是贤明者应当效法。反之，一再重复历史的教训，受苦的永远是平民百姓。
四、历代研究
《管子》研究方面，自唐代尹知章注《管子》至今，至少有四十多种注本，其中尤以石一参的《管子今诠》（上、下），许维遹、闻一多、郭沫若的《管子集校》，马非白的《管子轻重篇新诠》影响最深。“安徽省管子研究会”集合了数十位专家，多年来累计发表论文数百篇，数量甚丰。《管子》的哲学研究，台湾学者陈鼓应及其学生有专书及博士论文讨论。至于经济思想研究，香港学者宋叙五有开拓性的贡献，大陆学者赵靖、石世琦等人的研究成果备受学界肯定。
总之，《管子》一书内容博杂，以治国及经济思想尤为重要，故本书选材以此类为主，选取可读性高且具现代意义的篇章，加以注释、翻译和评点，供读者参考。译注以李山所注版本为底本，并作了过百笔修改。书中若仍有疏漏及错谬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