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导读

一部经典的诞生

张伟保

一、史家的绝唱：《资治通鉴》的编纂经过

（一）背景

司马光（一0一九至一0八六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县令，于是便为其取名“光”。司马光年七岁，闻讲《左氏春秋》，极为喜爱，从此便深嗜史学，手不释卷。仁宗宝元元年（一0三八年），司马光举进士甲第，历任奉礼郎、大理评事，入为馆阁校勘、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职。英宗治平三年（一0六六年），司马光撰成战国迄秦八卷《通志》进呈，获英宗皇帝的嘉许，特命设局续修。神宗即位，因其有益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其后，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复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直至元丰七年（一0八四年）成书。哲宗嗣位，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政，数月间尽罢新法。司马光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传世著作包括《司马文正公集》、《资治通鉴》、《通鉴目录》、《通鉴考异》、《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切韵指掌图》、《太玄集注》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兼具《左传》和《史记》的优点，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而《通鉴》的编写，虽也曾受帝王的鼎力襄助，却无异是一本私家修撰的巨著。这种情况，与历代官修史籍大相径庭。民国史学史专家金毓黻教授曾经指出：“试考（司马）光自言及刘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实践其言；且官修诸史，皆取禀监修，任编纂者往往搁笔相视，含毫不断，而光之修《通鉴》则无是也。编纂之役，统由自任，上无监修之牵制，下无同辈之推诿，二刘（恕、攽）一范（祖禹），则悉取光旨，其任助役，有相济之美，无意见之差，故撰人独署光名，而他人不得与。虽云近于官修，而与向来之官修者异矣。”因此，这部史书并不可以官书视之，其实是一部旷代巨著。即使后世不断有续编和改写，但直至今天，这部著作仍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著作。

中国较早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学著作是《左传》，它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孔子逝世后，因恐弟子们错误理解孔子编纂《春秋》的宗旨，遂利用史官的特殊角色，努力收集各国的历史文献，对《春秋》加上详细的补充，终于完成的一部杰出编年史——《左氏春秋》。千余年后，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年轻时已经非常喜欢和熟习《左传》，并立志要续写一部自战国至五代、繁简适中的编年史。

原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史部典籍急剧增加。下及宋代，随着文化知识的日趋普及，历史典籍仍不断膨胀。面对汗牛充栋的史籍，任何勤奋的读者，即使终其一生，也难以全部通读一遍。特别是自班固《汉书》出现以后，无论是纪传体的历代“正史”，或按时间顺序撰写的编年史，绝大部分都是“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即使贯通数代的《南北史》或《十六国春秋》等史籍，也都只是局限于一个较长的时段，再没有出现如司马迁《史记》般贯通古今的历史巨著。

（二）创作动机和前期工作

今天看来，《通鉴》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一般的读书人读《通鉴》也会大有收获。在司马光的心中，当时读书人的历史知识也极为贫乏。事实上，自南北朝以来，像《史记》一般贯穿古今的著作已绝无仅有。同时，纪传体正史在史事安排上，同一事件的记载往往过于分散，让人难获完整的印象。若要在其中总结出可以借鉴的经验，十分困难。因此，一般的情况是只选读“前四史”。对三国以后的历史，学者往往茫然。部分人对唐史有较大的兴趣，在当时已属罕见。

对此，司马光反复思量，曾感慨地说：“《春秋》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因此，司马光“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要完成这部伟大著作，在人力和图书数据两方面都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为了实践其宿愿，力求打破断代史的局限，以便读者能够更有效地“以史为鉴”，司马光在四十多岁时撰写了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历年图》，并在治平元年（一0六四年）进献宋英宗。这部书共有五卷，内容以大事年表形式展示，把中国千百年间的历史变化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这是司马光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也标志着他的终生事业正式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司马光开始撰写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0三年）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名为《通志》。这部著作事实上便是《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到了治平三年（一0六六年），司马光再向英宗进呈了《通志》八卷，并表示“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编为一书，名曰《通志》”，希望获得英宗的支持。不久，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进行其修史工作。稍后，神宗嗣位，司马光多次为神宗讲述《通志》，深得这位年轻皇帝的称许，认为司马光这部书“有资治道”，特赐名为《资治通鉴》。他并预先写了一个序文，命令待全书完成后收入书内。

现在看来，《通鉴》以编年史方式呈现繁复的史事，较纪传体的史书有较多优点。首先，以时间为序，史事的先后本末较纪传体史籍更清晰。司马光又参用《左传》多元化的叙事方法，故读者较易掌握事件的发展脉络。有学者就《通鉴》编排上特别指出：

本来有若干同一事情的材料，是分见于多处的，《资治通鉴》都依次把它们列在一起，而且有的相当集中。例如人所共知的“赤壁鏖战”，这次战役的记载，既有一些见于《后汉书·刘表传》，又有好些散见于《三国志》的魏武帝纪，蜀先主传，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以及孙权、周瑜、鲁肃、张昭、黄盖等传，还有些杂见于其他著作。假如我们要了解这次战役的本末，势非遍读上述的纪传不可，而且就是都翻看过了，由于太乱太杂，也未必立刻能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详细经过。但《资治通鉴》把这个伤脑筋的问题解决了，它不但把所有涉及“赤壁鏖战”的记载都集中在一起，而且还加以剪裁、穿插，写成一篇整洁而生动的故事，看起来既不觉得头绪纷繁，也毫无厌烦之感。它这种功夫，对于读者节省翻检的时间，帮助是很大的。

因此，当《通鉴》顺利完成后，便立即成为史学著作的典范，受到历代学者的共同赞许。

（三）撰写分工情况

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政治家。今人评论其政治立场多是偏于保守，深致不满。但是，若论及其撰写的《资治通鉴》，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加以极度的称许，以为是史家的极则。我们以他所撰写的两篇奏章和其助手刘恕的《通鉴外纪引》追述其早年言论为例，考察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创作历程的自述。这类自述式资料对了解《资治通鉴》的价值有所帮助，十分接近“口述历史”的本质。

最早出现的关于《资治通鉴》的材料是刘恕的《通鉴外纪引》，它虽写于元丰元年（一0七八年），但其内容却包含了宋仁宗嘉祐（一0五六至一0六三年）初年关于司马光的一则谈话。刘恕首先评论宋代读书人疏于史学。他说：

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堕。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

这段话可能是受到司马光的影响，刘恕也自称是“司马公门生”。之后，他引述了一段司马光的话，反映司马光早在嘉祐初年已有志撰写《通鉴》。司马光对刘恕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赵魏韩为诸侯，下讫（迄）五代，因丘明（《左传》）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

这是有关司马光准备编纂《通鉴》的一则珍贵资料。他的创作动机也很单纯，是希望为读书人提供一部长短合宜的史籍。过了约十年，即宋英宗治平三年（一0六六年），司马光“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遂以他初步完成的《通志》充当历史教材，深受英宗的称赏。随即“诏修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引荐了刘恕，并称“专精史学……唯刘恕一人而已”。司马光又说：“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诿之，光仰成而已。”

事实上，司马光能够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当然非单凭个人的力量。英宗除了表示支持外，更提出让司马光“择馆阁英才共修之”，以继续进行有关的编纂工作。但司马光却婉拒了英宗，并选用自己认为合适的青年史家刘恕（字道原）、赵君锡为助手［按：因适值赵氏丧父，未能入馆，故改任精于汉史的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字贡父）代替］。到了熙宁四年（一0七一年），攽因出为泰州通判，司马光又荐用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字纯甫9）代之。据数据显示，刘攽其后仍继续参与《通鉴》长编的隋代以前部分。

除刘恕外，两汉部分主要由刘攽负责，二刘亦共同负责魏晋至隋代的长编工作，而唐代则由于史料繁多，由范祖禹总其成。由于范氏乃后来加入者，故司马光曾写信指导其工作，反映《通鉴》长编的编纂安排。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说：

附注（按：指丛目）俱毕，请从（唐）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收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唐高祖年号，六一八至六二六年）以后，天祐（唐哀帝年号，九0四至九0七年）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此书函详细交代丛目和长编的具体编纂办法，又寄去“贡父所作长编一册”、“道原广本两卷”供祖禹参考。由此而言，此时三人的分工十分清晰。虽然三人各有职分，但其中以刘恕出力最多，全祖望作《通鉴分修诸人考》有云：“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故分修虽止五代，而实系全局副手。”

其后，刘恕逝世，分工略有调整。司马光之子康（字公休）曾对晁说之言：

《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父），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纯诚粹识、不懈昼夜，不时饮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几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治乱，不自辜所志也。

（四）独任删削全书的大权

除了最早完成并送呈宋英宗的《通志》为司马光独力完成外，自楚汉相争以后的部分，也均由其独任删削工作。在与宋次道的信中他曾指出：

某自到洛阳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祖禹）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至今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诚如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撰一言”。司马光著《通鉴》也极相似，虽然长编由各助手负责，但最后的删订全由司马光一人负全责。刘羲仲（刘恕之子）《通鉴问疑》曾说：

先人在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全书的初稿（长编），基本上由各协修人员负责，再由司马光总其成，包括“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以致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等方面。此外，更以“臣光言”对重大事件加以评论，让其历史观贯穿全书。（按：这是继承了《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的方式，凸显出作者难以替代的地位，亦即史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这种做法，完全避免了前代官修史书“责任不明，互相推诿”的毛病。

除了得到宋英宗的支持外，《通鉴》的完成和流传也是宋神宗赐予的恩宠。神宗在“治平四年（一0六七年）十月初开经筵，（光）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这就是著名的《资治通鉴序》。序文说：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英考（按：宋英宗）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司马光视神宗赐序为极大的荣誉，遂上《谢赐资治通鉴序表》，自述其早年立志修史的志趣，并获得英宗皇帝的支持。他说：

臣性识驽钝，学问空浅，偶自幼龄，粗涉群史。尝欲芟去芜杂，发辉精隽，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怀寸心，行将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徽言，俾摭旧闻，遂伸微志。尚方纸墨，分于奏御之余；内阁图书，从其假借之便。

未几，英宗殁，神宗继位。由于是奉诏编纂的作品，故司马光随即将经修订的《通志》八卷送呈御览，再获神宗称赞，“命之进读，而又序其本原，冠于篇秩”，对此书高度赞赏。神宗《序》赞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司马光认为，这种殊荣，即使“周之南、董，汉之迁、固，皆推高一时，播美千载。未有亲屈帝文，特纡宸翰，曲蒙奖饰，大振辉光。如臣朴樕小才，固非先贤之比；便蕃茂泽，独专后世之荣”。事实上，《通鉴》因获神宗亲自赐序，后来才能避过新党的攻击，免于毁版之灾。

二、贯穿百代的巨著

今天看来，这部书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即使是一般的读书人也需要《通鉴》。正如司马光所说，《通鉴》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删繁削简、上下连贯，以让人君在日理万机之余，也能够广泛阅读历史，并“以史为鉴”，丰富其治国经验；另一方面，他更期望借用历代史事，帮助帝王学习“致治之道”。其中，司马光多次指出，治国之道不外以下三者：“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而德行为统治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故提倡“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通过不同的历史经验，以了解“治乱存亡安危之本源”。

由治平三年（一0六六年）到元丰七年（一0八四年）十二月，这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巨著终于完成。在《进书表》中，司马光详细追述此部经历二十多年的作品的撰写经过和内容重点。他说：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徧，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爰诏下臣，俾之编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赐）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徧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臣今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他如实地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部堪与《史记》匹敌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所谓“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古人著述，死生以之，观两司马在完成其巨著后，均曾发出相似的声音。《老子》所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概正是这个道理。

三、高超的叙事方法和“以史为鉴”的历史哲学

《通鉴》在流传过程中，在叙事方面受到极高的推崇。《左传》、《史记》、《汉纪》等史学名著善于叙事的优良传统，在司马光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让《通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编年体史书的限制。事实上，《通鉴》虽然是编年体裁，但“并不是把史事作流水账式的记载；它往往用各种叙事的方法，把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和背景材料，较为集中地予以叙述，从而使编年史的写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学者曾把司马光的叙事方式归纳为四个方法：

（一）提纲法：即“先提其纲而后原其详”，后来朱熹《通鉴纲目》发展了这方法，创造了“大书为纲，分注为目”的纲目体。

（二）追叙法：此法仿自《左传》，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即以此法追述郑伯母子恶劣关系的前因为“寤生”。司马光在追叙本事时，多用“初”、“先是”等笔法，追溯它的由来，使事件的始末一览而知。

（三）连类法：为整合不同时间发生但又相关联的史事，逐一分叙恐太繁琐，司马光会仿效《左传》、《汉纪》的连类叙事法，把同料的事和人连类有及，如关于建宁二年第二次党狱后，连叙郭泰的免祸、张俭的逃亡，以至袁闳、申屠蟠的遁世，而又旁及汝南袁氏的富盛，为后来袁绍、袁术起事张本。

（四）带叙法：这是就人物而言。史书必载人物，但编年史多不载其邑里世系，学者颇费稽考。司马光于行文中，多带叙其邑里世系。例如，贞观十年提及“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萧锐在此为初见，也不知名。司马光顺带提及：“锐，瑀之子也。”原来他是唐初重臣萧瑀的儿子，其家世和邑里便很清楚了。

通过运用以上各种不同的叙事方法，司马光“采纪传之长，补编年之短”，使《通鉴》的叙事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

当然，由于叙事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故一些前后牵连数十载的重大史事，如武帝征伐匈奴、东汉宦官与外戚冲突事件等，往往难以获得完整的印象。毋庸置疑，编年史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与当时甚为流行的纪传体史书相比较，其优点仍是十分明显的。

国史大师钱穆先生曾在一封给严耕望的信中论及《通鉴》，对人们认识此书的价值很有帮助。钱先生说：

古人治学，本无文史哲之分。如读温公《通鉴》，于两书外多增入小说笔记，不仅有关史事，其间有甚深蕴蓄、属于义理方面者。温公书实已文史哲三者兼顾。专论文与史，班不必不如马；若论义理，则所差远甚。穆教人治理学，须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及其语录，则易于启发也。悔翁诗能化，中年后极少理学气味。阳明早年曾刻意吟咏，而中年以后反多理学气。两家高下，于斯可见。东莱《古史》，一见便是史；温公《通鉴》，史中兼融文哲。弟试从此两义参入，学问必可更上一层。

钱先生是史学界巨匠，这封信写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日。其时严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大师，年约五十七岁，两年前已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师徒二人论学，甚可观。信中钱先生提及如何读《通鉴》使学问能“更上一层”，真让人感受到“学无止境”的真正意义，也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与学问”的结合。《通鉴》非一般史书，更不是一部数据书，看过这封书函，大家对《通鉴》的学术价值更应深思！

四、《资治通鉴》的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迈向全球化的今天，帝制早已结束，我们是否仍需要《通鉴》呢？这样的一部经典，对我们今天是否仍具参考意义？这个课题，实在值得读者深思。必须肯定的是，人类社会异常复杂。一个民族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历史的制约。《通鉴》一书，以善于叙事为世所称许，它的内容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无论从“多识前言往行”以作为日常行事的指南，或增加对本国民族的了解的角度，《通鉴》的内容皆有高度价值，值得现代读者关注。

《通鉴》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芸芸众多的历史事件中，它记了些什么？是否都需要我们有所把握？根据司马光对历史的独特眼光，《通鉴》选择史事基本上只关于以下四点：一、国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为法；四、恶可为戒。符合这个标准的便记录，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便舍弃。由此而言，这部书对今天中学或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

专制时代既已结束，人民便是国家的主人翁。以往限于统治阶层的历史知识，现在却成为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常识。我们既要当家做主，便需要对本国的历史发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通鉴》记载了“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种种因由，对我们参与国家的建设发展、促进国家的繁荣安定、防止国家的衰败灭亡，都有借鉴意义。至于在行事上，那些“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言行，当然也有足资借鉴和反省的地方。古书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鉴》正可以帮助我们多识前言往行，以蓄积学问，培养识见，开阔胸襟。

五、本书的编撰目的及特点

这部小书，根据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四个标准，精选了十二个重要历史事件作为范例。选题数目虽少，如能使青年读者在忙碌的学习或工作生活中，撷取其中一些历史经验以开拓见闻、增益睿智，作为日常行事的借鉴，本书的出版目标即算达成。

按照本套丛书的体例，本书参照传统习惯，划分为四个历史大段落。每个大段落先行撰写一篇引论，以协助读者概要地掌握全局，为阅读各个选题提供基础。然后，选定每篇的正文。这个步骤需要兼顾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有一定的难度。在选定正文后，再整理出本篇的导读、注释、译文、点评等部分。每篇的导读，用以说明选题的背景、内容和意义。注解方面，如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有疑问，笔者建议立即查看译文，以便了解文意。同时，由于本书是以推广经典阅读为目标，故注解数量较少，目的只为辅助阅读正文，不涉及复杂的考订工作。其中只有一处例外，即“世民弑兄”一篇，因司马光编撰时多采用经唐太宗篡改的史料，笔者参考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补充说明。译文以习古堂国学网《资治通鉴全译》为底本，主要是因为这个本子译文行文比较流畅，十分合用。此外，也参考了一些国内已出版的全译本，再加以删润、订正而成。译文以协助读者理解正文为主，故行文力求简洁。译文虽前有所承，但笔者在校对时仍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评点则以新世纪的视野去评价有关的历史案例，期望能让读者不再囿于传统的见解，进而能对历史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