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经典如何诞生？怎么可能有人愿意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一部著作？这实在让生活于快节奏时代的读者疑惑、惊讶。事实上，世间很多巨大的文化工程，在开始时并不一定有完整的计划和良好的条件。《资治通鉴》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学名著，但是，作者司马光最初创作《资治通鉴》的构想，原来只是要提供一部贯通古今、可读性强的历史读物，给读者为人处世作参考。

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历史书籍可称得上“汗牛充栋”，史料的繁杂，使得读书人无法轻易汲取历史知识，故此，司马光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经过前后近十年的努力，他终于独力完成了上接《左传》、下迄秦末的八卷本《通志》。其后，司马光获得君主的鼎力支持，终于再用了约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自楚汉相争到宋朝建国前夕的一段历史。然而，正因得到朝廷的赞助，这部书从原来的为一般读者服务，变为专门为统治阶级提供“有益治道”的史学“巨著”，这一方面让它成为誉满史坛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导致它的内容极其厚重，必须花费极长时间才能通读一遍。据司马光自述，这部巨著只有他的一位官员朋友王益柔（字胜之）能够通读，其他的读者总在阅读不久后便放弃。因此，这部可读性极高、充满可供借鉴的经验的著作却难以觅得知音。

时至今日，要读者通读这部三百多万字的巨著，已经极为困难；若还要兼看宋末胡三省精彩翔实的注解，更是近乎不可能。据记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司马光曾将全书删减为八十万字的《通鉴举要历》，可惜这部精简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我们要细读全书，在时间上和精力上恐怕非一般读者所能负担。即使是专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未必有耐性通读全书。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究竟这是一部“不可不读”的经典，还是将之“束之高阁”，两者如何权衡，还要读者自行把握。

古代帝王面对着数之不尽的奏章，通常都需要文学侍从将其要点提炼出来，用黄纸贴在封面上供其阅览（例如，在明代，这项工作由内阁大学士负责）。仿照这个方式，将一部精彩的经典著作给现今读者做一点辅助，也是可以的。本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对《资治通鉴》加以处理的。《通鉴》是一部编年史，从中获得较为连贯的历史经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南宋有位官员叫袁枢，他为了方便阅读，将《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记了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这个做法，方便了一些读者，后来也有不少学者加以仿效。今天常见的这类纪事本末体史书共有九种。袁枢的工作受到章学诚和梁启超等大史学家的称赞，认为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举动。可是，由于袁枢此项工作只是为了自己读《通鉴》时的方便，史识也不甚高明，故司马光原著的优点并没有被完全保留下来，这是十分可惜的。所以，较严谨的读者都宁愿阅读原书，而不去看袁氏的《通鉴纪事本末》。

此次，我们也并不打算重新将《通鉴》撮写一遍，而是按照司马光的原意，以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等四个要素为重心挑选篇目，帮助读者了解历史脉络并把握《通鉴》特色。由于所选题材围绕以上四个重点，故本书将战国至五代合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按照传统习惯，划分为战国至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等四个历史大段落。每个大段落先行撰写一篇引论，以通述该段历史发展趋势，作为读者阅读各个时段的背景资料。每时段的选题数量不等，一方面是必须考虑时代的先后和本书的篇幅限制；另一方面也将四个标准贯穿全书，以供读者参考，故难免有畸轻畸重、挂一漏万的毛病。这方面的工作，前辈学人虽有不少可供参考的经验，但仍须笔者仔细斟酌和修订。

以下便让笔者介绍司马光的生平和一些关于编纂《资治通鉴》的资料，以加深读者对《资治通鉴》的了解和阅读本书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