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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其任期内，爆发的卢旺达大屠杀事件中，其代表美国的一系列不作为甚至阻挠联合国干涉的行为，客观上纵容了胡图族极端分子的杀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她通晓英语、捷克语、波兰语、俄语和法语，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约翰·温斯顿勋爵说：“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和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能够抓住人心和把握局势，从中提炼清晰的观点。”
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她身材矮小，体型微胖，且喜欢身着红裙，这些连同其令人敬畏的政治声望，使她赢得了红裙“铁娘子”的称号。
1937年5月15日，奥尔布赖特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她的本名是玛丽娜亚·科贝尔。
二战爆发前，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新闻官员，他是一位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外交官。1939年3月15日，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奥尔布赖特的一家与许多捷克人一样，都在设法要逃离战乱的国土。
1939年3月25日，即纳粹占领的10天以后，奥尔布赖特一家拿着伪造的通行证登上了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但是在贝尔格莱德仅仅滞留了两周后，奥尔布赖特一家又逃亡到希腊，后来又从希腊转道目的地——英国。当时的奥尔布赖特还是一个满头金发、有一双大眼睛的、非常可爱的小胖姑娘。
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到英国后，曾经在两家报社当了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之后，他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英国组建了政府情报部。
不久，为了能够及时地把有关战争的消息和振奋人心的信息传递给国内，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决定在伦敦建立自己的广播处，以利用英国广播公司举办自己的广播节目，并同时委派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担任广播处的负责人，这个职位实际上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广播电台的台长。
这一时期，父亲的工作并没有给年仅3岁的奥尔布赖特留下多少记忆，反倒让女儿常常对从广播里传出父亲的声音感到纳闷，对年幼的奥尔布赖特来说，“她搞不懂，爸爸是怎么进到广播里面的”。
1940年的夏天，纳粹德国对英国进行了持续长达13天的夜间空袭，炸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响彻伦敦的夜空。这期间，奥尔布赖特一家为躲避空袭曾经和邻居们一起藏身于公寓的地下室，潮湿的环境和布满管道的地下室并没击退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喝着防空队员提供的茶水，吃着涂有猪油和咸盐的黑面包，有躲在一边看书的，有三五个聚在一起侃大山的，还有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的……
整个地下室就像是一个热闹的社交场所，这时的奥尔布赖特仅是一个4岁的小姑娘，她天真活泼、可爱动人，是防空洞里所有人打破沉寂的乐子，当时的红十字会曾拍摄过有关防空洞生活的片段，小奥尔布赖特在片中扮演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她的片酬是一只长耳朵、粉红色、毛茸茸的玩具兔子。
一天，伴着刺耳的呼啸声和强烈的震颤感，一枚炸弹重重地落在了奥尔布赖特躲避的地下室附近，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这枚炸弹却没爆炸，等到专业的清理未爆炸弹人员赶到现场并拆开炸弹后，他们发现在这个炸弹里有一张捷克工人留下的纸条，上面写道：“别紧张，我们制造的炸弹永远都不会爆炸。”
二战结束后，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出任驻南大使馆第一任大使。1948年12月12日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踏上了美国的国土，他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代表被派往当时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工作的。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以及他本人的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的背离，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
1949年3月，杜鲁门政府正式批准了奥尔布赖特一家的移民要求，从此，奥尔布赖特一家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人生历程，奥尔布赖特的人生从此也开始发生巨大的转折。
由于童年时曾经在几个国家间往返奔波，所以，除捷克语和英语外，奥尔布赖特同时还通晓法语、波兰语和俄语，并能说一些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
科贝尔一家原本是犹太人的后裔，为忘却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经历，科贝尔一家定居美国后改信了天主教，奥尔布赖特也是后来才从报道中得知自己曾经是犹太人。
虽然奥尔布赖特一家躲过了纳粹的迫害，但童年时代的颠沛流离生活使她对纳粹统治极为反感。奥尔布赖特本人曾说过，这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之一便是纳粹德国的阴谋。童年的逃难经历也使得她对难民颇为同情。
中学毕业后，奥尔布赖特先拿着奖学金进入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在求学的同时，她还担任了校报的编辑，这为她以后驾轻就熟地与新闻界打交打下了基础。奥尔布赖特在韦尔斯利学院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一报业大亨的继承人约瑟夫奥尔布赖特。1959年，奥尔布赖特毕业仅3天后，就与约瑟夫结婚了。她说，当时自己感觉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临到我身边，”她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试了试那双水晶鞋，正合我的脚……在童话中，这就是幸福的结尾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只不过是新篇章的开始”。
婚后，奥尔布赖特第一次怀孕并且生下了一对早产的女婴——艾丽斯和安妮，不过，她们两人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但在她第二次生产过程中，婴儿不幸夭折。第三次怀孕，奥尔布赖特终于产下一个健康的女婴，起名叫“凯瑟琳”。
随着女儿们慢慢长大，奥尔布赖特也开始涉足政界，从最初民主党的一个筹款人干起，直到进入了白宫。
奥尔布赖特与国际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与她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父亲曾经任丹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后来又担任丹佛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常常有一些学生到家里做客，与父亲分析国际形势，谈论外交政策。勤奋严谨的父亲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师，他的严格要求让奥尔布赖特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奥尔布赖特对父亲的热爱与崇敬人人皆知。在就任国务卿宣誓时，她曾称父亲为“教我热爱自由和政治的人”。但是，考贝尔的历史中还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儿却从没在公开场合讨论过。要想了解奥尔布赖特，就必须了解约瑟夫·考贝尔。他们父女两人在学术和情感上都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睿智聪明且擅长社交的外交家，能说6种语言，可读8种文字。考贝尔有一种神奇的生存本能，这种本能使他放弃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并且又隐瞒自己的宗教传统。
考贝尔的后半辈子在丹佛大学教欧洲史并指导二十几名学生。他的女儿玛德琳是他最专心的学生。正是他让玛德琳知道，一个领袖必须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讲述清楚，因为在危急关头，除非公民们知道某件事将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否则他们是不会为此而站到一起的。考贝尔曾经一度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杜接·贝奈斯和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的忠实助手，但他却批评这两人对慕尼黑协定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向捷克人民解释清楚。考贝尔还认为，如果贝奈斯稍微修饰一下，使他的外表显得更有个性的话，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效的领袖，考贝尔认为“他那毫无吸引力的外表减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
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有效吸收了这些由父亲传授给她的教训，她的父亲对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为她一有机会就拿到美国领导人政治台面上的东西。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也是她最拿手的本领之一。
在奥尔布赖特的政治生涯中，她的的起落与民主党的兴衰息息相连。早在大学时代，她就参加了民主党人芍德莱史蒂文森在1956年的竞选总统活动。
1955年，当奥尔布赖特凭奖学金进入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后不久，她就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参与《韦尔斯利新闻报》的工作，且曾经一度是这份报纸新闻版的副主编。《韦尔斯利新闻报》是一份以反映校园生活为主的周报，然而，出于对政治的偏爱，奥尔布赖特不时撰写一些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文章。1958年，奥尔布赖特就曾为肯尼迪来韦尔斯利以竞选参议员连任而写过新闻报道。
同时，奥尔布赖特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坦率性格，也成为她日后在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宝。从她在比维尔小学理事会任职时，这种性格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与她共过事的博斯德曾经评价道：“我钦佩并欣赏她的思维方式，她是个非常诚实的女性，遇到问题迎刃而上，不避不闪。”当她在联合国工作时，这位已经逐步适应其职业生涯的政坛新星更加显露了她率直的本性，安南曾经明确表示欣赏她那种不拐弯抹角的直率，曾经与奥尔布赖特有过密切工作往来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曾说道，即使产生暂时的争执，但与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诺诺，没有原则的人相比，他更欣赏奥尔布赖特的坦率。
奥尔布赖特是绝对的学者出身，她拥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因而她也具备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特质：坚持主见，有独立的思想和主张。早在少年时代，奥尔布赖特的这种独立意识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当她还在肯特读中学时，“她总是捍卫民主党一方的主将”。
韦尔斯利学院的座右铭乃是：“不需别人照顾，但需照顾别人”，并且有着“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的传统。如果照此标准，奥尔布赖特无疑是韦尔斯利学院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一生就是对这些标准的精彩演绎。正如约翰·温斯顿所言：“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
1972年，35岁的玛德琳初次踏上与政治相关的工作岗位，她的工作是为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S·马斯基筹集资金，同时负责国内政策和立法问题。
1978年，在卡特政府任职一年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克纽·布热津斯基曾特别邀请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联络员。
奥尔布赖特在七八十年代所做的政治工作也与民主党相关。1976年至1978年，她是民主党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的首席法律助理，前总统卡特当政期间，她的老师布热津斯基挑选她进入由他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负责处理与国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奥尔布赖特在乔治敦家中主持了民主党对外政策沙龙，从1984年至1992年间连续三次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外交政策顾问。
卡特下台时，奥尔布赖特随即失去了政府中的职位。也就在民主党失意的这一时期，奥尔布赖特经历了婚姻上的挫折。1982年，她的丈夫约瑟夫突然宣布婚姻走到了尽头。
当时，奥尔布赖特对丈夫的决定深感吃惊，她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但她也能理解其中的缘由因而不能埋怨丈夫。前几年她不顾丈夫的劝阻坚持要学俄语，虽然受到了卡特政府的重用，却明显忽视了对丈夫和家庭的关心。
丈夫最终和另一个女人走了，给她留下的是3个女儿在乔治敦的一栋豪华住宅和一大笔钱。等孩子们长大、离开家后，一直没有再婚的奥尔布赖特更加积极地参与民主党的活动，成了民主党智囊团中的活跃人物。
她担任过前副总统活尔特蒙代尔、迈克尔杜卡斯基竞选总统时的外交政策顾问。但最为重要的是结识了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克林顿日后的崛起，直接带来了奥尔布赖特的仕途辉煌。
在里根和布什当政的那段时间里，奥尔布赖特的家成了民主党人士的聚集地。但奥尔布赖特那时与克林顿并不相识，直到1992年春天在民主党州长联合会的年度晚宴上由人介绍才相互认识。两人性情相投、思想相近。奥尔赖特成了克林顿组建内阁的天然后选人。1992年克林顿上台后，奥尔布赖特受到重用，她于1993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对于驻联合国大使这一职位，奥尔布赖特由衷地喜欢。她在纽约活道夫一阿斯托利亚饭店拥有一套大使套房，她用家庭照征和美国当代艺术家的伤口将房间装饰得温馨舒适。但奥尔布赖特在担任驻联合国大使时似乎更看重克林顿政府内阁成员的身份。
虽然身在纽约，奥尔布赖特并未将华盛顿的公务抛在一边，经常乘坐飞机穿梭于纽约和华盛顿两地。她去华盛顿自然是为了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克林顿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会议。由于在两地不停奔波，奥尔布赖特常常一觉醒来，不知自己身处纽约还是华盛顿，也常带着蓝西装出现在华盛顿却把与之相配的皮鞋忘在了纽约。
但奥尔布赖特热衷于这样忙碌的生活，一来因为她有充沛的精力，二来因为以前曾出现过国务卿和联合国秘书长在华盛顿共进晚餐、私下做好决定而大使却浑然不知的事情。因此，奥尔布赖特不辞辛苦两地奔波。防的就是自己的权力被架空。
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开始，奥尔布赖特便竭力推行美国的全球战略，在联合国中以美国老大的姿态自居。她在与各国政要交往时常常冒着火药味，因而被称为美国的“铁娘子”。
1994年秋，她曾毫不留情地称伊拉克副总理在联合国的一次讲话“滑稽可笑之极”；她还曾提醒法国国防部长“少管闲事”，对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代表晨石康也用过如此不恭的语言。
尽管她的言谈常因缺乏外交技巧而招致人们的批评，但无人否认她在电视上以明确犀利的语言阐述政府外交政策立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表示自愧不如。
奥尔布赖特在处理海湾危机、波黑、海地和索马里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她对美国主导世界的思想的热衷。1993年6月，奥尔克赖特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直言，如果伊拉克军队侵犯科威特边境，美将派军队以沉重打击。在海地问题上，当安理会同意对海地使用武力后，奥尔布赖特强烈要求克林顿出兵。
在波黑问题上，奥尔布赖特从一开始就和不愿在前南地区使用武力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争吵。她曾这样问鲍威尔：“如果我们不用武力的话，你嘴上老挂着的伟大军队的意义何在？”
奥尔布赖特最后赢了，美国派兵前往波黑参加维和、放弃了由欧洲领导前南联合国安全区的政策。
为了达到美国左右联合国的目的，奥尔布赖特想方设法扳倒了上届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起初，她和加利有很好的私人交往，但当加利不愿听从美国政府所希望的联合国行政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改革、成为对她自己国家内政的不利因素时，奥尔布赖特立刻把矛头转向加利，领导了一场拒绝让加利连任的运动。
奥尔布赖特先是要求有关部门秘密起草换下加利的文件，然后让人与加利协商体面下台。在加利拒绝后，奥尔布赖特又说可以设立一个“荣誉退休秘书长”职位来劝加利下台，但她的这一建议也遭加利的拒绝。
多次努力失改后，奥尔布赖特便不再躲在暗处，转而公开表示反对加利连任。她先是在就加利的第二个任期举行的表决中，投了15票中的唯一的反对票，然后说服非注国家摆脱对加利的承诺，再以全票把科菲安南推上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使美国达到了既扳倒加利、又挑选了其余任得的一箭双雕的谋略。
虽然许多外交官认为奥尔布赖特为了将加利赶下台所做的努力并不光彩，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她是个铁腕女强人。奥尔布赖特也由此又获得了一个称呼：“蛇一样的女人”。
蛇在西方是导恶与狠毒的象征。但她对此并不恼火，反而坚持在胸前别一个蛇形胸针。在有人给她邮寄了一把扫帚，意思是要将她从联合国扫地出门时，她又欣然把扫帚放在办公室里，表示要以此激励自己更加投入地工作。
奥尔布赖特在驻联合国的四年中表现出的外交才干为她入主国务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12月3日，星期二，克林顿总统的那位高大、严肃的新办公室主任厄金斯·鲍勒斯给美国驻联合国纽约使馆的奥尔布赖特打电话，询问了两个问题：“如果总统授予你国务卿之位，你愿意接受吗？”奥尔布赖特说愿意。
第二个问题：“明天早上9点你在家接总统的电话好吗？”奥尔布赖特以一生中最富掩饰的平淡口气说，“好的，我会在家等的”。
第二天上午9点45分，电话铃响起，奥尔布赖特正式得知克林顿总统提名她担任下一任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就告诉她的朋友们，就职那一天她会穿红色的衣服。
奥尔布赖特能够成为首位女国务卿，也是有原因的，克林顿曾说：“奥尔布赖特最高明之处是，她了解美国政治，是一种要求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戏，而且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游戏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运气，以前，都是由那些毫无外交经验和悟性的政治家来决定外交政策，这些外交家几乎不了解那些他们以其名义制定政策的人们的愿望和文化。奥尔布赖特是我国领导人中一个少有特例，她既了解美国政治和外交文化，又知道二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她是一位大师，她最会与美国人民沟通，进而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传达给国内的人们。”
尽管奥尔布赖特并不像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那样是一个幻想家，同时也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那样的战略家，但她在另外一些方面的能力使她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她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博士学位，曾经在国会山工作过，在卡特的白宫班子里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教授过外交政策课程，曾代表美国出任驻联合国大使。她这种个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另外，为逃避纳粹而逃离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也使她明白在一个充满压迫的社会中生活是多么艰难。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曾经评价道，“她知道，当有权者决定无权者的命运时意味着什么，她也知道，当他们对利益范围进行划分时，就会导致战争和不幸。”从1990年初次相识起，他和奥尔布赖特就成了好朋友。
奥尔布赖特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且仍是连接代与代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桥梁，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比得上她。
尽管如此，当克林顿宣布提名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卿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美国政治和外交上的“革命”，因为克林顿的这一决定结束了美国220多年全男性掌管外交的历史。
自从担任国务卿以后，奥尔布赖特终于有机会从参与制定转为亲自执行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担任国务卿后的她也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艰难，她所宣扬的美国外交政策并非到处通行。在行为处事时，她似乎少了些在驻联合国时表露出的火药味。
1997年9月，奥尔布赖特来到中东。这是她担任国务卿后首访这一地区。目的很明确：拯救中东和平进程。然而，奥尔布赖特除了分别会晤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担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和其他五国领导人外，并没有为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一丝好转。相反，她几乎在阿拉法特面前遭到了“冷遇”，这从阿拉法特与她握手合影时的冷冷表情足以看出。
在这次斡旋中，奥尔布赖特既没有如以色列之愿，也没能赢得巴勒斯担和阿拉伯世界的好感。结束中东之行时，奥尔布赖特生气地说，除非巴以双方作出必要的让步决定，不然她决不会再回中东与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这对冤家会晤。
中东之行使奥尔布赖特遭受了出任国务卿后的首次外交挫折，但奥尔布赖特热衷的全球战略所遇到的挫折又何止在这次中东之行。
1997年，反对美国封锁古巴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孤立古巴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国会通过的加强对古巴制裁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不仅招来加勒比国家的谴责，也遭到了与古巴有经贸关系的欧盟及其邻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强烈抗议。美国通过海湾战争苦心经营的反伊统一战线在1997年也濒临瓦解，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再愿意跟着美国走。
同时，美国极力支持的多哈经济会议遭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会议由首脑级降为部长级，便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伊朗、叙利亚、苏丹和伊拉克等国领导人在德黑兰参加了伊斯兰首脑会议，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所谓盟友共商国际大事，对美国来说更是一次挑战。
西欧国家亦已不愿听从美国的领导，明显表示要通过北约东扩来壮大自己，逐步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欧洲防务。俄罗斯虽然得到美国帮助“完全”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但俄美关系的热度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大大降低。
奥尔布赖特的人权交思想在1997年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她在访问非洲七国中的最后一站津巴布韦说，美国一直把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人权问题上，现在必须调整这个重点，必须认识到这些国家的差异以及它们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尊重这些国家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全球发生的36起武装冲突中，有17起发生在非洲。非洲政局的不稳妥，除了内部的复杂因素外，西方在那里掀起的“民主浪潮”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是非洲吃了苦果，西方没收获甜点。奥尔布赖特说出上述一番话，实在是“有感而发”。
在任时，奥尔布赖特的一言一行备受瞩目。意大利服装界发现，除了实际的权力以外，她还有一套服装语言，可以更精准地代表她的真正意图。人们可以从她所佩戴的胸针中找出她的行事准则和企图。
在美国的普通百姓眼里，奥尔布赖特是斗士型的国务卿，说话字正腔圆，底气十足，不管有理与否，总是振振有辞。在数年前联合国安理会重新研究有关对伊拉克的制裁问题时，奥尔布赖特同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就此问题举行紧张会晤时就佩戴着一枚金蛇盘着树枝的胸针，以此显示她的斗志。她也曾经因此被伊拉克传媒称为一条“毒蛇”。从此，她的“胸针哲学”开始引人注意。
奥尔布赖特常常通过所佩戴的胸针向谈判对手传达不同的政治信息。比如，在谈判时如果她的上衣上别着一枚鸽子胸针，则表明她在向谈判对手发出讲和的信息；如果她的胸前惹人注目地别着一枚鹰胸针——美国的象征，所发出的信息就截然不同了。
当她和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会面时，佩戴的就是一个象征美国权势的老鹰胸针；每次出使中东地区，她通常回戴着象征和平的金色鸽子胸针，或是不达目的绝不终止的山羊造型胸针。在欢乐的场合，奥尔布赖特会戴个热气球在胸前；有时为了表示诚意，就别个小天使。
纽约曼哈顿曾举办过一个与奥尔布赖特外交风格有着特殊关系的胸针展览。这个被称为“以胸针表达外交态度”的展览共展出了71枚造型独特的各式胸针。这些胸针来自16个国家的61位艺术家专门为反映奥尔布赖特的外交风格而设计，以此象征其在外交谈判中的不同立场。
在任国务卿期间，奥尔布赖特十分看重与中国的关系，她曾先后5次访华。她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但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长年不断地进行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战机轰炸，奥尔布赖特的行政助理告诉她，CNN正报道此事，3名中国人被炸死，20人受伤。北京认为是美国蓄意进行轰炸。
奥尔布赖特为此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却找不到他本人。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
当时，助理国务卿皮克林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加上罗斯顿将军和几个随从保镖，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在对华立场上，奥尔布赖特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她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对不会在统一问题上做出让步，台湾也绝对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她认为，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常处于世界“热点”中，但它却随时可能爆发大麻烦。奥尔布赖特说，邓小平曾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实现统一。
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了，美国不能忽视她，但也很难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的自豪。她说，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基本哲学。奥尔布赖特同时也认为，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美国需要有一个非常长远的思考，美国不应视中国为敌人，而应当期待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
奥尔布赖特意味深长地说，150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曾预言，美国和俄国的关系将塑造未来世界之命运，但如果托克威尔在21世纪能够重临世界的话，他也许不会忽视俄罗斯，但他肯定会先写到中国。
随着新任总统布什正式上任，奥尔布赖特终于要卸任了。
2001年1月的一个星期二，行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力劝当选总统乔治·布什及其外交领导班子在克林顿政府的外交硕果基础上建立外交政策。
在其任期内举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上，在答记者问时，奥尔布赖特列举了她认为的对布什统治至关重要的许多地区。
奥尔布赖特首先谈到了中东。尽管克林顿即将离任，他仍在争取在任期的最后时日促成巴以双方按他的建议解决争端，达成和平协议。奥尔布赖特说，中东地区的许多问题仍需“下届政府加以关注”。
奥尔布赖特说：“很显然，中东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奥氏指出，随着时间的不断流失，在1月20日以前达成和平协议已非常困难，但华盛顿方面仍会一如既往为推进中东和平而努力。
在谈到巴尔干时，奥尔布赖特说：“我想他们（小布什政府）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将不得不与前任政府保持一致。”布什和行将就任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曾表示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巴尔干问题采取的方针。
奥尔布赖特在谈到美国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布署维和力量时表示：“我相信巴尔干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下届政府应该心里有数：我们的出面对巴尔干问题的解决是非常重要的。”
奥尔布赖特呼吁布什和鲍威尔不要放弃非洲大陆：“我非常希望（新政府）能够象我们那样对非洲事务给予足够的重视。”
她提到的另外一个地区是西南半球，特别是哥伦比亚。克林顿已经承诺向巴斯特拉那总统提供超过1．3亿美元的款项支持他雄心勃勃的和平和改革计划。
此外，奥尔布赖特强调要与中国和俄罗斯继续保持良好关系。
尚有几日便告别美国国务院的奥尔布赖特一次表示，其任内最大的遗憾就是卡斯特罗仍然是古巴领导人。接着，她更变本加厉地说，希望在下届政府期间，卡斯特罗会死去。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先后与九任美国总统“交手”。由于卡斯特罗不屈服于美国霸权，美国当局一直将其视作宿敌。
2000年12月初，奥尔布赖特令人震惊地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追加预算草案，要求国会提供数百万美元，用于她卸任后头6个月24小时全天候的特殊安全保护。
理由很简单，奥卿代表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美国国务院隔三差五地收到针对奥尔布赖特的恐吓信就是证明。所以，提供特殊保护很有必要。
为此，美国国务院派出一个25人的特别安全小组，负责奥尔布赖特华盛顿住所和艾思潘滑雪胜地小别墅的安全，同时还要为她今后旅行、看电影、演讲以及其他私人活动提供特殊的安全保护。
在离职前的一次演讲中，奥尔布赖特用10分钟回顾了她就任4年间的悲喜功过。
最得意的时刻是2000年南斯拉夫总统大选中，米洛舍维奇输给了改革派科什图尼察；
最失败的时刻是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使200多人致死；
最振奋的时刻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
最遗憾的时刻是美国与朝鲜没能达成和平协议。
1月20日，美国新总统就职。从这一天开始，克林顿将成为“前总统”。与此同时，8年来鞍前马后地辅佐克林顿的一大批政府官员也将另谋出路，就在媒体大加揣测克林顿离任后的去向时，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下岗”生活同样引人关注。有“母老虎”之称的她真的会像媒体所说，回家抱孙子吗？
奥尔布赖特成为平民后，要做的两件大事竟然是：学开车，学拨电话。过去几年她虽然常给别人打电话，但每次都是手下拨完号码后将电话直接送到她手上。长此以往，她简直忘了怎么拨电话了。至于开车，她已经有10年没有摸过方向盘。退休后，她买了辆汽车，自己开车购物。奥尔布赖特自信自己可以胜任诸如买菜、购物等家庭琐碎事务，唯一没有信心的就是觉得“驾车有点挑战性”。
奥尔布赖特从1968年起就一直住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区。退休以后，她终于有机会和更多的时间与孙儿共享天伦之乐。奥尔布赖特有3个女儿和5个外孙。卸任后，她用大部分时间来陪外孙。她让外孙们习惯坐在她的腿上和她一起玩耍。她说：“我要做一个平凡而慈爱的外祖母。”祖母远离聚光灯的生活多少使这些孩子们感到有一些失落。奥尔布赖特说，他们以前经常跑到电视机前，指着镜头里的我说，那是我祖母。但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
走出白宫后，奥尔布赖特被乔治顿大学聘为教授。在她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之前就在这所学校教书。奥尔布赖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政界和学术界工作。她出任过卡特政府的安全委员会委员，后来任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学教授，也是该校国家政策中心主任，专门研究美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关系。重回讲台后，奥尔布赖特主要教授实用外交及其他一些课程。
这位精力过人的老太太还一直从事写作，正计划出两本书：一本的主题是讨论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东欧和中欧的转变，以及拉丁美洲的发展；另一本是回忆录。
后来，奥尔布赖特耐不住寂寞，又在华盛顿开了一家为社会各界提供企业经营咨询服务的公司，名称就叫奥尔布赖特集团，合伙人是她以前在国务院的部属温蒂·雪曼。
奥尔布赖特虽然离任了，但作为第一个女国务卿，作为一个女强人，对她评价一直没有断：一位资深的前外交官评价奥尔布赖特“以其鲜明的个人色彩书写了她个人的传奇。
在美国的普通百姓眼里，奥尔布赖特是“斗士”型的国务卿，说话字正腔圆，底气十足，不管有理与否，总是振振有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