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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他于1973年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被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被称赞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他担任了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到1975年。1973至1977年，他兼任美国国务卿，获得了了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
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基辛格的父亲路易基辛格当时35岁，在一所专为富裕家庭的女孩子开办的女子中学任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班主任。
读小学时，基辛格在班上很活跃，常常参加讨论，发表意见。而且当他知道问题答案的时候，也爱回答问题，但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生。
基辛格7岁那年，希特勒的青年暴徒在基辛格的故乡巴伐利亚州菲尔特镇上横行霸道，谁是犹太人，谁就成了他们行凶的对象．基辛格和他的犹太同学常常遭到毒打。
在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杀中，基辛格至少有13个亲戚被送进了毒气室。对此，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之一沃尔特·伊萨克森评论说，基辛格的几乎所有个性特征—他的哲学悲观主义、他的信心与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伤害而觉得空虚、以及他的因渴望赞誉而显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那场历史灾难。
1938年为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基辛格随父母迁居纽约。基辛格到美国后，他父母把他送进了华盛顿高级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有5000学生，其中犹太人很多。
当时，基辛格的最大愿望是毕业后做一名会计师。求学时期，在基辛格曼哈顿一家毛刷厂找到了工作。最初他干的活是挤净鬃毛上的酸水，后来被提升为送货员。
由于在中学里成绩优异，基辛格进入了免缴学费的纽约市立大学。就当基辛格在做着成为会计师梦的时候，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却改变了基辛格的命运。
离基辛格20岁生日还有几星期的一天晚上，基辛格上完簿记课回到家里，收到一封使他的一生为之改观的公函，劈头写着“致敬”两个大字。这是美国政府宣布某人被征入伍时一种讨好人的手法。
于是，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便同几百万青年一起，脱下蓝呢便服，穿上黄布军装，参加了美国陆军。
在军队中，基辛格有幸遇到了同是德国裔的列兵克雷默尔，后者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一个伯乐。他们的认识来源一次演讲。
一次，基辛格听了克雷默尔的演讲，这位性格外向的克雷默尔，给了性格内向的基辛格很大影响。基辛格听后热血沸腾，忍不住写了一封表示钦佩的信。
基辛格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克雷默尔列兵，昨天我听了你的讲演，真是讲到我心坎里去了。我是否能帮你干点什么呢？”署名是“列兵基辛格”。
克雷默尔读了大为感动。他后来回忆道：“读其文如见其人，信中毫无矫揉造作，没有我所讨厌的‘令人振奋’、‘真了不起’之类的陈词滥调。那时我就说，‘这个人既有纪律又有闯劲’。”
就这样，基辛格与克雷默尔认识了，在克雷默尔与基辛格的初次交谈中，克雷默尔就认定基辛格是一个天生的奇才。
1944年9月，基辛格所在的部队—美军第84师被派赴欧洲战场。第二年初，他们开进了德国。由于克雷默尔的建议，基辛格被调到师部担任德语翻译，军衔也从列兵提升为军士。
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基辛格从第84师调到第970反谍报部队，并被任命为陆军中士参谋。
1945年3月，基辛格还被任命为接管德国被占领城市的官员。在其任职期间，这位才21岁的青年走马上任后，不消两三天功夫，就把市政工作恢复了，而且恢复得极好。在这个两天前还为纳粹所控制的借大城市里，基辛格不出三天居然就搞起了一个能办事的市政府，让克雷默尔大为叹服。
基辛格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卓越才能，使他不到一年功夫便从第970反特队的成员，一跃而为黑森州贝格斯特拉斯区的负责人。
战争结束后，基辛格回到了美国，开始了他的大学学习。
1947年，基辛格向好几所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但回答都说秋季招生已经结束。当年9月，他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得奖学金并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
在哈佛读书期间，基辛格荣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奥特做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人物，为黑格尔的信徒。他教授给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二个伯乐。
在学习之余，基辛格则协助利奥特做各种行政事务工作，他做得十分尽心。这是讨得教授们欢心的一手。在那些冷战的年代，哈佛大学一直在扩充学术研究机构，几乎每学期都要增设一个新的机构，例如俄国问题研究所等，这样也就需要一批不怕搞点行政事务工作的学者。于是，基辛格的阅历越来越丰富了，他的前程也越来越宽广了。
在熟练行政事务的同时，基辛格与人交往的能力也得到了体现。在哈佛期间，他不仅成为埃利奥特的爱徒，还同时赢得了埃利奥特的著名死对头卡尔·弗里德利克教授的青睐。
据这位同学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是，你要么是埃利奥特中意的人，要么是弗里德克利中意的人。而基辛格却能左右逢源，同双方都混得挺好。”
1950年，在埃利奥特教授的指导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为《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
这篇本科论文长达377页，埃利奥特教授仅看了前100页，就提笔批了“最优”。基辛格的论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这条规则限定未来的大学生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
由于本科学习成绩优异，基辛格被免试推荐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1952年，他获得硕士学位。接着，他又开始了博士的攻读。
也就是在1952年，当基辛格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埃利奥特举荐他的这位大弟子去负责一项新的研究活动，这使基辛格同世界各国首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网。
这项活动的名称是哈佛国际讲习班。这个讲习班邀请了国外大约35位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到查尔斯河畔来度暑假，纵论政治、哲学和历史。
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兴趣的事情。经过几个夏天，基辛格通过这项活动就结识了好几百位前程远大的政治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这些人当中，有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德斯坦，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日本通产相中曾根康弘、以色列总理阿隆等著名政治家。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担任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他还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并创办了一份名为《合流》的季刊。
1954年，基辛格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该文集中研究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与维持，实际上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它奠定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学派中第一流学者的声誉。
由于杰出的学术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奖。
虽然学习时成功的，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愿望却被哈佛大学粗暴地拒绝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乡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负责起草带有结论性的研究报告，并准备出版专著。
无论在协会工作时间还是下班以后，基辛格无时不在考虑，怎样在打核战争则造成浩劫、搞绥靖则心有未甘这两个前途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借以摆脱正像他后来所说的“在决一死战和不战而败……之间作一抉择的困境”。
一句话，就是要设法学会如何在核弹时代生活和生存下去。基辛格以其特有的精力，全神贯注在这项为期一年半的工作之中，不让任何事情打扰他的思路。
1957年，基辛格终于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从而使基辛格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而红。
同年，哈佛大学决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讲师等级。就这样，在1957至1969年，基辛格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校外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兰德公司顾问等兼职。
在此期间的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几个星期，基辛格出版了《选择的必要》，他在此书中提倡的“灵活反应”战略被肯尼迪政府接受为现行战略，肯尼迪一度邀请他为白宫顾问。
后来，因基辛格的作风不合肯尼迪的胃口而中断合作。基辛格从这件事中吸取了一个教训：总统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什么事不能做，最好是告诉他什么事能做，或至少提供他愿意接受的选择。
随着肯尼迪政府的结束，基辛格在华盛顿再度受到欢迎。1965年、1967年约翰逊政府派他和学术界知名人士去越南考察，旨在争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
然而，不久《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基辛格认为越南政府不得人心、打不赢战争的观点。约翰逊政府恼怒异常，声称基辛格的越南之行与政府无关，并不再启用他为顾问。
就这样，基辛格终于了解了政府官员是如何操纵新闻界的，又是如何不考虑调查报告作者的，后来他把这两个教训运用到自己的官场生涯中。
从毕业一直到1968年为止，基辛格一直在权力的边缘上徘徊，这并没有使他过分失意，因为巨大的转机就要出现了。
1968年，美国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拉开了帷幕。
在此次大选中，基辛格担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洛克菲勒时“东部财团”的大财阀之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基辛格把自己的希望大都寄托在洛克菲勒身上，基辛格之道，如果洛克菲勒当选，他作为竞选时的首席外交顾问，国务卿或国家安全助理的职务将为他所有。
然而，事情不如人愿，后来尼克松却战胜了洛克菲勒，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大选。
在竞选中，基辛格曾经把尼克松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尼克松却不计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决定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三个伯乐。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的一天中午，基辛格正在与洛克菲勒共进午餐，电话玲响了。是当选总统的尼克松要在皮埃尔饭店召见基辛格，在坐的人压根儿没料到这次召见是给基辛格在新政府提供一个重要位子。
尽管基辛格的朋友和同事暗藏羡妒之心，但还是催他接受这个职位。而洛克菲勒本人对提拔基辛格一事也感到很高兴，为此，他惟还馈赠给基辛格5万美元。
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了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上任，实现了由文人战略家到政策制定人的转变。
尼克松就任伊始，就面临了美国外交的四大错误路线。第一，进退两难的越南战争；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第三，美苏之间对双方利益都没有好处的军备竞赛的升级；第四，因为美国的无能而使美国与中东的关系陷入僵局。于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之后，就开始着手处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越战当时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麻烦。越战，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为越南共和国及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场战争。越战是冷战中的“一次热战”，希望统一越南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支持南方的游击队“民族解放阵线”反对南越吴廷琰政府。美国则出兵帮助南越。最先开始援助南越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开始支持在越南作战；林登·约翰逊将战争扩大。
到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逐步升级，50多万美军和7万多盟军部队在越南南部的丛林中作战，已经有3万名美军官兵丧失，特别是1968年以后，每周都有200多人阵亡，这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战浪潮。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结束越战无疑成为对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一次严峻考验。因此，基辛格刚刚走马上任，就开始召开国家安全会议，重点讨论越南问题。
1969年8月，基辛格和他的助理安东尼·莱克悄悄搭上一架美国小型军用喷气式飞机飞往巴黎。到达后不久，以春水为首的两名北越代表也来了。就这样，双方开始了谈判。当然此次谈判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第二年，新的一年开始后，基辛格感到开展新一轮谈判的条件成熟了。这时的美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位置，所以基辛格急于回到谈判桌上。
然而，和谈依然没有结果。和谈没有进展，尼克松等人决定在战场上试一下。战争的结果并不顺利，40多天后，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再次一败涂地。
南越军队的无能和国内的反战浪潮让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加快了从越战撤军的步伐。
1971年5月31日，基辛格在巴黎与春水会晤时，最终提出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军。同时，美国方面则要求河内同意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停火，并放弃推翻阮文绍的企图。
美国作出了明显的让步。基辛格的越南问题专家担心北越军队留在南越战争注定将会继续下去。基辛格表示理解，但坚持这项让步。
1972年，河内发动了春季攻势，3个正规师在苏制坦克大炮的掩护下，越过了南北放的非军事区，而南方军队则节节败退。面对北越的进攻，尼克松实施了代号“自由门廊”的行动，对北越进行了轰炸，使北越损失巨大。
接下来，基辛格再次飞到巴黎于北越代表展开谈判。到了10月，基辛格和越南代表签署了《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文本。
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四方（美国、北越、南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在巴黎正式签定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和平协约）。
随后两个月内，美军全部撤出越南。1975年4月29日至4月30日最初的几个小时，美军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直升机撤退行动，而4月30日一架直升机从美国大使馆屋顶上撤离了最后一批美国公民，也成了美国卷入越战的结束的标志。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有两桩心事：一是搞点什么惊人之举使自己名垂青史；一是设法连任下届总统。对外首先考虑的就是：主动同中国和好；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因此，尼克松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认为时机成熟，在7月出访亚、欧前夕，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在出访过程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
当年9月，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尼克松进一步加快步伐，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代办接触。
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着向我驻波兰使馆人员表达了这一愿望。中国作出了积极响应，同意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只谈了两次又因美国人入侵柬埔寨而被我中断。
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这种会谈易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另开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1970年6月美军撤出柬埔寨后，尼克松于10月初先发出要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公开表示：“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接着趁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去美国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机，请这两位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
10月26日，尼克松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又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在欢迎宴会上，尼克松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发出了西方人士称之为“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随着中美双方的努力，中美关系开始向好的方向前进。此时，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此次基辛格到来华接触采取的秘密方式，这也是有原因到。之前，中美会谈都是公开或者半公开进行的。谈判双方都死抱着各自政府的固执己见不放，政策没有丝毫灵活性，同时还要顾全各自政府的面子，所以，谈判根本未获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更有甚者，谈判桌有时还成了彼此指责和斗争的场所。
基辛格经地谨慎的分析之后，决心改变这种谈判方式。他和尼克松总统商谈，决定通过秘密渠道进行谈判接触。秘密谈判有如下好处：万一谈判失败，美方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是公开谈判，失败了有损美国形象，尼克松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也将行走艰难。
于是，基辛格通过友人向中国传达信息。中国方面灵敏地接受暗示，并请美籍名记者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阅兵式。美国人上天安门城楼，实际上也是巧妙地向美国传递信息。
尼克松立即回应，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发表了一段有利于国的暖昧的话：“中国大陆若想在国际舞台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今后十年内恐怕不易办到，但是二十年后，情形想必将会逐渐改善；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便是到中国访问，即使我个人无法成行，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到那里走一趟！”话说得巧妙，既不太引人注意，又给中共方面一个明确答复。
就这样，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在西贡活动了3天，到曼谷停留1天。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伊斯兰堡。为了不使印度不高兴，宣布在巴基斯坦也只呆两天。但为了秘密访华他在8日晚宴上，伪装肚子痛。
叶海亚·汗总统特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以摆脱记者的追逐。基辛格在九日凌晨四时半同章文晋等陪同乘巴基斯坦民航707飞机直飞北京。
基辛格于7月9日12时来华，11日12时离京，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加上参观故宫和商谈公告，时间非常紧张。
9日16时，周恩来去钓鱼台五号楼同基辛格会谈，去时，基辛格已率美方全部人员在会议室屏风前迎候。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他们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恩来。”
然后，基辛格就呆板地念起了稿子，当念完开场白后，他放开稿子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给了他们两个任务：一是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基辛格表示，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基辛格保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周恩来着重谈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阐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蒋条约无效。
基辛格还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只有把你们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会谈结束，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双方商定尼克松在1972年春天访问中国。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起草了公告稿。毛泽东审阅后表示满意。基辛格临行表示，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中美双方公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发表后，世界顿时为之震动。这次秘密访华，基辛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同周恩来一起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基辛格并没有陶醉于初次访华的成功之中，为了给尼克松访华做出细节上的安排，1971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有了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尼克松的访华可以顺利开始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
汽车驶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在18号“元首楼”前停下，尼克松、基辛格和白宫来的人就住在这栋楼里。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则被安排在不远处的一栋稍小的6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就住在那里。
吃过午饭后，尼克松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总统先生，毛泽东主席想见您。周恩来已经来到楼下。”
“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就走。你在楼下等我一会。”
对于尼克松来说，与毛泽东会谈是早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安排得那么快，内心充满了难以抵制的喜悦。5分钟后，尼克松、基辛格乘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新华门，一直开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所。
见尼克松一行进来，毛泽东在秘书的搀扶下站起来，面露微笑地迎接尼克松。当两人握手时，毛泽东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随后，毛泽东又和基辛格握手，并上下打量着，说道：“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连忙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松开了握着的手，然后众人分宾主坐好。
基辛格又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班上的学生研读您的著作。”
毛泽东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连忙接着毛泽东的话说：“主席的著作失去了一个国家，改变了整个世界。”
这次重大的历史性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机敏，富有哲理而幽默，善于驾御全局。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反对“霸权“等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了出来。
几周之后，当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细心研究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勾画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后来他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
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基辛格一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谈。
周恩来在祝酒时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谈判，就台湾问题最终形成了以下协议：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2月26日凌晨2时，中美联合公报的全部文本落实了，基辛格、乔冠华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就等着公布了。
然而，就在尼克松总统一行上午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完刚打印出来的公报文本，就大为不满。这固然有对公报本身的观点分歧，但更主要的是由白宫与国务院越来越深的矛盾引发的。
原来，国务院对尼克松、基辛格背着自己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本来就有意见。这次对未让其参加公报起草小组也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刚到杭州，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这份公报不理想，并交给尼克松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认为公报应该加以修改的地方的清单。共有15外。
尼克松接过那份清单。本来，他可以一口回绝罗杰斯等人的无理要求，但考虑到国内还有一股政治势力，因而不想把白宫与国务院的关系搞得太僵。在晚宴之前，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
“我已批准了公报，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却又要单方面提出修改，中国人将会怎样看我这个总统？”尼克松近乎嚷了起来。
“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全世界都在等着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呢。”基辛格忿忿地说道。
尼克松不停地来回走着，他处于两难之中。
基辛格当然理解尼克松的处境，于是建议说：“总统，您看是不是晚饭后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能否在部分内容上满足国务院的要求？”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基辛格说：“亨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宴会之后你再去找乔先生谈谈吧！”
乔冠华听了基辛格的话后严肃地说：“博士先生，修改公报之事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周总理。”说完就走出房间。
周恩来总理听完乔冠华的汇报后，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又将烟放在烟灰缸上，说道：“你说说你的看法。”
“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不能答应。他们自己内部有矛盾，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乔冠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后来，经毛泽东同意，除了台湾部分中国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就这样，在凌晨两点，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终于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
次日清晨，双方首脑批准认可。星期日中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又在上海花了两个兰小时再次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列举了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肯定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之后，强调指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外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同意，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往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中苏三角外交的态势开始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和解使苏联不得不加紧同美国和西欧实行缓和，迫使日本急切地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终于推动日中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正如尼克松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说的，他对中国的7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1972年，尼克松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然而麻烦也随之而至。1年多后，“水门事件”爆发，一时间尼克松面临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各种指责如潮水般向尼克松涌来。
7个月后，尼克松被迫辞职。然而，基辛格并没有尼克松的失势而受到打击。1973年9月，基辛格以非凡的外交才能，登上了美国国务卿的宝座。在任期间，基辛格信奉均势外交，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从而构筑一个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他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也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然而，随之卡特总统的竞选失利，基辛格退出政坛，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为哈佛校长博克婉拒。后来，他受聘担任了乔治城大学教授，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阿彭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
1982年，基辛格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他本人担任董事长，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罗夫特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离开政界以后，基辛格仍在不断地撰写论文，发表演讲和出版著作，他对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发生过重要影响。1983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1983年7月，里根总统曾任命他为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1986年，基辛格荣获自由奖章。1986年9月任美印委员会主席。
对中国的关注，也是基辛格卸任后的一个重要工作。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在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的时候，基辛格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呼吁保持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
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博士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介绍中美建交30年来的历程，并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
作为中国人的老朋友，中国人自然不会忘记他。2006年10月北京大学向基辛格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作为中美关系三十余年风雨前行的见证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年届83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所推动的两国之间的交流遍及各个领域。
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由北大国关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主持，北大校长许智宏向基辛格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许智宏对基辛格博士在外交领域和学术领域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不仅以高超的智慧和技巧推动了中美建交这一历史性事件，并且在学术领域多年来勤学深思、著述颇丰，能够授予基辛格教授以名誉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的荣幸。
授予仪式结束后，基辛格博士发表了演讲，他表示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欣喜，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北大正在走向开放、融合与多元。他还以一个历史开拓者的身份，将新的历史机遇寄托在北大学子身上，希望他们通过学习获得以世界的眼光来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积极参与到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业中去。
尽管年事已高，基辛格仍然继续关注中国。2007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不应该阻止中国的崛起，必须面对中国，进行合作，来解决当前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讲演中，这位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当场批评了所谓“中国威胁论”，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思路和观念上的问题。“有人把大国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他们会觉得中国实力增强了，另外一个国家势必会走向衰落，但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面对全场300多位硕士、博士，基辛格坦诚地说，希望中国年轻一代也别把美国视为对手，而应该像在座的科研人员和美国同事一起合作那样。“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我对于25年后的两国关系是非常乐观的。”
满头银发、一双闪动在大黑框眼镜背后的眼睛炯炯有神——这可能是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讲演中，基辛格回忆起了36年前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神秘之旅”，向在座的年轻中国学子展示了“中美合作创建一个全新国际体制”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