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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与人们对新闻定义的理解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定义是对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明确。正确认识新闻的涵义，对新闻报道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国，比较公认的、影响较大的还是陆定一关于新闻的定义。1943年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写道：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之所以得到新闻界较普遍的认可，是因为它简洁明确地揭示了新闻的本质特征。
第一，指出了新闻是“事实”的。这表明新闻的内容应当是“有准确地址”的真人真事。新闻的本源在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事实不成新闻。它有别于文学的虚构，从而区别了新闻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
第二，指出了这个“事实”是“新近发生的”。这表明了新闻内容的时新性，使它有别于历史。
第三，提出了“报道”这一行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但它本身还不是新闻，还必须经过“报道”。报道这一行为后面有着丰富的动机。它总是与记者对新闻事实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所有的事实都会成为新闻，只有在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才是新闻。记者对事实进行报道，是一个“用事实说话”的过程。我们把从事实到新闻这整个过程统称为新闻报道。
概而言之，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就有三点：坚持真实性，注重时效性，用事实说话。
一、坚持真实性
真实性又称准确性，即指新闻报道必须反映事物的原貌。从根本上说，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在后，有了事实，才有新闻。主张新闻必须真实准确，老老实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解释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实践证明，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所系，是取信于民的力量所在，是新闻报道最主要的要求，也是新闻学的起码常识。
西方新闻界对真实性也是十分重视的。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在主持《世界报》期间，一再告诫记者要“准确、准确、准确”，“必须把每一个人都与报纸联系在一起——编辑、记者、通讯员、改写员、校对员——让他们相信准确对于报纸就如贞操对于妇女一样重要。”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制定的《新闻工作准则》中也规定：“诚实、真实、准确——忠诚于读者是一切新闻工作的名副其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我们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吸取了不少教训。新闻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崇高的信誉。但是，维护新闻真实性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应当引起我们长期不懈的重视。
1.坚持真实性的具体要求
满足真实性的要求，在写作中具体可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第一，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要完全真实。
新闻六要素包括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为何、如何，对此要求准确无误。英国诗人吉卜林曾写过以下一节诗：
我有六个忠实的仆人，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们教我的；
他们的名儿是何地和何事和何时，
以及如何和为何和何人。
从这节诗中可以读出一个浅显而重要的新闻原理，即新闻六要素应当是“六个忠实的仆人”，虚假不得。因为它们是新闻赖以成立的起码因素，若有半点虚假，就会招致人们对整个新闻事实的怀疑。比如新闻中报道的这件事实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发生的，就不能写成是别的时间、在别的地点发生的；是张三做的事就不能往李四头上挂。不能嫁接，不可拼凑。
第二，新闻所引用的各种材料要真实可靠。
新闻所引用的材料包括数据、史料、背景材料等，都是一些间接材料，记者要善于判别其可靠性。在可能的情况下，要找到原始材料核实，并尽量请权威人士或当事人、知情人认可，以求确切。被列为2004年我国十大假新闻之一的《新闻丛业人员平均寿命45.7》，说新华社江苏分社新闻信息中心主办的一个研究会上医学专家公布了这一统计数据。事实是，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上海市新闻从业人员健康状况抽样调查，发现上海10家新闻单位已死亡的在职职工平均年龄仅为45.7岁。这条新闻便将这一调查结果误为“新闻从业人员的平均寿命”。错误在于没把材料弄清楚。
因为数据与实事的出入，这条新闻就成了有名的假新闻。
2005年3月28日，地处西部的四川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年近50的乞丐要娶某名牌大学的22岁女大学生。《成都晚报》当天把这个惊人的新闻报道了出来，并用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标题：《48岁乞丐要娶22岁女大学生：卖血也要供其读书》。文章讲述了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两个主角，一位是毕业于成都某名牌大学，即将前往新加坡留学的22岁漂亮女孩，一位是没有自理能力，目前只能靠乞讨度日的48岁落魄乞丐。当他们相遇后，爱神之箭射中了他们，在经过近一年的恋爱后，双方决定携手共度余生。然而，当他们去民政局登记结婚时，竟发生了意外的一幕：由于多年在外乞讨，不知道谁竟然将乞丐的户口给注销了。婚暂时是没法结了，老乞丐又走上街头，他说还得继续乞讨，争取在女友出国前自己也能去陪读。
但是，无数读者翘首企盼的“浪漫”故事是否真如报道所言那么完美呢？从3月29日起，当地的媒体相继发布了《48岁乞丐娶22岁女大学生？此“新闻”实属无稽之谈》，《女大学生要嫁48岁乞丐另有隐情女方自称被欺骗》……。而《老乞丐要娶22岁女大学生续：老乞丐风流成性》一文中更是揭露出这个乞丐的真正面目：他竟有着复杂的感情纠葛，私生活不太检点，三四年前他也曾带回一个女大学生，常年在宜宾开“性病诊所”，债主很多等。与此同时，故事中的女大学生也马上声明，她对他只是同情，绝不是爱情，所谓的结婚完全是乞丐自己编造的谎言。于是，这个所谓的现代罗曼史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刚刚被媒体吹起来就被戳穿了，留给读者的都是虚幻的谈资
。因为引用材料的不真实，新闻出假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述，必须是当事人所述，切忌“合理想象”。
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外人看不见摸不着的。有些记者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形象，不惜调动想象去揣摩人物心理，还美其名曰“合理想象”。
20世纪50年代我国新闻界曾开展过一场新闻报道允不允许“合理想象”的大讨论，它是由新华社一篇关于志愿军英雄黄继光的报道引起的。报道这样描写黄继光牺牲前的一刹那：
一阵阵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子上，敌人的机枪仍在嘶叫，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黄继光又醒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后面坑道里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他……黄继光一跃扑上了敌人的枪眼……
黄继光的事迹本来是惊天动地的，但报道中加上去的“合理想象”反倒让人怀疑：黄继光当时只身独人，扑上枪眼就牺牲了，那些心理活动从何得之？
鲁迅先生曾说：“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文学尚且如此，何况新闻！在我们今天的一些报道中，仍存在这种“合理现象”，应予制止。
第四，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性质，恰如其分地描述事物的状态。
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性质，要求我们看问题必须坚持辩证法，不搞主观片面化。主观片面地看问题，是把握不住事物的性质的。毛泽东说：“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物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跤子的。”比如有一篇新闻，报道一个城市的卫生状况，作者在这个城市走了一些地方，所到之处卫生工作搞得比较好。于是，他在新闻中把这个城市写成是“路面清、水面清，胡同里巷皆干净”。读者批评他的报道不实事求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不少街道还纸屑痰迹满地，马路上尘土飞扬。这位记者的错误在于以偏概全，将局部当整体了。
新闻报道要恰如其分地描绘事物的状态，防止绝对化。有些记者为了突出某一点，在报道中就说过头话。2005年1月，我国多家媒体报道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贫困生一年消费仅8.35元》的消息，称这位贫困女大学生两年来靠在校内食堂捡吃剩馒头剩菜,2004年伙食消费仅8.35元。经查，这名女生家境确实困难，但不是特困生。两年来，她累计获得国家和学校的资助1万元，其中直接生活补助为6400元。报道把“一张伙食卡一年的消费8.35元”夸大为全年实际消费金额，又不核实而大肆渲染，把话说绝了。鲁迅先生曾批评过《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就是因为表现人物时分寸把握不够，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过犹不及的道理我们应当明白。
第五，准确判断新闻线索和新闻来源的可信度。
现在我国新闻媒体获取新闻线索的途径多样。特别是一些媒体靠“线人”提供信息，记者如果缺少对所提供的新闻线索进行求证的工作，那么虚假新闻的泛滥是可想而知的。目前我国有新闻从业人员逾100万人，其中获得国家有关机构颁发《记者证》的仅15万余人，这意味着在新闻工作者队伍中，靠卖新闻换钱者占了大多数。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些不受约束的“自由人”在制造虚假新闻，在为新闻商业化推波助澜。对此，记者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谨防上当受骗。
如曾在海内外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湖南某高校开设《新闻炒作学》课程的报道。媒体几次对此作出不合事实的报道，皆因为轻信他人提供的虚假信息而上当受骗。2003年12月23日，长沙两家都市类的报纸分别以《湖南×校一讲师欲开创“新闻炒作学”（主题）收编邓建国刘晓庆开创“新闻炒作学”（副题）》、《讲师编写〈新闻炒作学〉刘晓庆成为成功案例》为题发表报道，称“湖南一高校教师正在编撰一本关于《新闻炒作学》的书籍”……事实上，这两家媒体所得到的信息完全没有得到校方的证实。事实上此时湖南这所高校并没有正式接到有教师要开《新闻炒作学》或类似名称课程的申请。2005年1月20日，长沙某报刊登消息《刀郎成炒作教材》，称这位老师出版了两本关于“新闻炒作学”的书：《商业策划与新闻炒作》、《炒作致胜——个性经济时代的商业策略》在北京的图书交易会上“炙手可热，销售火爆”，又一次轻信不实之言替人作了广告。事实上，“新闻炒作”在新闻界早已声名狼藉、臭不可闻。2005年3月17日，湖南省会某都市报再次在A13版显要位置花大篇幅刊登报道：《“炒作学”长沙开课》，称湖南某校新闻系一教师开设“新闻炒作学”一课“场面火爆”，既赢得了学生的追捧，也得到了专家的好评。据后来核实的情况，上述报道都是被不可靠的“新闻线索”所愚弄。记者不去求证核实，以讹传讹，读者受骗。
有些新闻是从其他新闻机构和新闻媒体上得到的，我们在转发这类消息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仔细判别新闻的来源和可靠性。
西方国家每年4月1日是愚人节，常弄些“愚人新闻”。我们有些新闻部门不知底细，因而被愚弄。如某年愚人节，我国一家重要的新闻机关播发了这样的新闻：“新加坡将大力发展国内民用航空事业，将在这个岛国周围修建六处机场。”实际上，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其中之假：新加坡总面积仅相当于我国一个县那么大，最大的岛新加坡最宽处仅为40公里，无必要也不可能发展国内民航。
又如《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24日有一篇报道：《第二代身份证将由日本企业造》——
雅虎中国8月20日转载《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的报道，中国6个试点城市的第二代身份证的印制业务将交由一家日本企业担任。第二代身份证采用彩色数码照相技术，而这个日本企业的打印机在所有的测试、比较和论证过程中表现优异，因而被选中。
看了这篇报道，不由地想到——身份证载有公民的基本信息，交给外国企业印制，就不担心因此泄露有关中国公民的机密吗？事实是，为确保证件质量，经公开招标，选用包括富士施乐、惠普在内的打印设备，用于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表面照片和文字信息的打印，但所有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均由公安机关制证中心（所）印制，制证过程是在安全可控环境下进行的，不存在身份证由外国企业印制的问题。其实，《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中也并没有说中国第二代身份证将由日本企业印制。由于作者只是看了雅虎转载的报道而没有查找原文来核实信息的真伪，便信手写来，把选用打印设备说成了由日本企业印制。
2.新闻失实原因分析
新闻失实的原因很多，它和记者的职业道德修养、知识水平、思想水平等因素有关，还和整个社会氛围有关。这里仅从写作的角度探讨新闻失实的原因。
——夸大事实，耸人听闻。新闻要求对事实进行如实报道，不可随意夸大。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摘录过《大晚报》的一则消息。报道的是一个叫杨江生的泥瓦匠，在江苏盛宝山的泥水作场作工时，奸污了老板盛宝山的女儿盛金弟。这本来是用不着大肆张扬的，而《大晚报》则用了几行吓人的标题：“拦路扭住捕房控诉，干叔奸侄女，女声称被奸过十余次，男指系游玩并非风流。”为何变成干叔奸侄女？原来杨江生供词中有“盛女向呼我为叔”的字句。鲁迅说，盛女称杨为叔，是中国的习惯，报纸为何要加一个“干”字呢？用意很明显，要造成乱伦的新闻。“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唯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者的眼目。”
这一类报道虽然有一点事实为基础，但一经夸大，事实就走味走调，失真势在必然。
——捕风捉影，超前预报。一些记者采访作风轻浮，对新闻线索不作核实求证，当某个事物尚处在欲发生而未发生的阶段，就搞“提前量”，搞“合理预言”。如把“动工”说成“竣工”，把“正待收割”说成“已获特大丰收”等。
这种报道在前、事实在后的做法本身就不符合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并且，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错综复杂，事实的发展往往难以完全按记者的预言进行。例如,2005年6月23日长沙某报刊登《昨日抵长参加田径大赛/邢慧娜想跑到2008年》，将邢慧娜本来23日抵长的时间提前到了22日。文中写道：“当身材高大、一脸黝黑、身体结实的邢慧娜出现在长沙新华宾馆大堂时，没人注意到这就是雅典奥运会的女子万米冠军。”人家还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怎么就说人家到了长沙？又怎么能给人家描绘出活龙活现的形象呢？原来是记者只是听到邢慧娜要来长沙的消息，也未经过采访，匆匆忙忙把稿子写出来了。这也是造成新闻失实的一个原因。群众对这种超前预报的做法十分反感。
——追求生动，胡编乱造。有些记者工作作风浮躁，想把新闻报道写得生动一点，却又不愿在采访上多下功夫，往往是不顾实际情况，一厢情愿地胡编乱造。鲁迅曾批评当时报纸上的一个坏习气：“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
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生动编造，是新闻真实性要求的大忌。请看2004年重庆某报一则非常轰动的消息《180万买辆宝马砸着玩》——
11月6日下午，成都八宝街肯德基快餐店附近，几名男子正用各式工具用力砸着一辆白色宝马760的窗玻璃，直到其玻璃被砸得稀烂为止。原来,6日下午，徐老太带着孙儿宇宇在肯德基用餐，宇宇吃着吃着便跑出去玩了。过了十来分钟，宇宇突然哭着跑了进来，“奶奶，叔叔喊我找你赔钱，还打了我一耳光。”听完孙子的哭诉，徐老太马上怒气冲冲地跟孙子走到了店外的一辆宝马前。“这小孩用玩具划伤我的新宝马，这可是宝马760。”宝马车司机说。“你要赔钱是不是？那你等一下。”老太说着拨了一个电话。十余分钟后，徐老太的儿子带着自己公司的6辆奔驰600到了现场。“你这个宝马760买成160多万是不是？加完税180万是不是？那我180万把它买了！”徐老太的儿子向宝马司机说。“好，这个宝马是我的了。儿子，看叔叔们把这辆车砸烂了耍哈。”说完，他便和另外几个奔驰司机将那辆宝马的车窗砸得稀烂。
11月8日，《法制晚报》发表杜冰的评论：“这是一条假新闻！从新闻报道的各要素分析，它都是一条假新闻。如果你经常出入各大网站的BBS,估计会有和我一样的看法：这不过是一个放在‘国内新闻’栏里报道的‘一个古老的新故事’而已。从今年的八九月份开始，全国各大网站的BBS里就很‘火’地流传过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不妨和报纸的报道对比一下：就‘What’和‘Why’而言，从事件的起因、发生、展开、高潮、结局，并无二致；就‘Where’来说，无非是把各‘帖子’中‘不具体的大城市’的‘麦当劳门口’（也有说‘肯德基门口’的）挪到了新闻中‘确凿’的‘四川成都八宝街肯德基快餐店’；对于‘Who’，各色‘帖子’中的‘姥姥’或‘奶奶’转化为了新闻里的‘徐老太’；最搞笑的是，可能是为了突出新闻的‘时效性’吧，报纸把‘When’放在了‘11月6日下午’这样一个如此精确的时间段。”蓄意造假，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新闻记者》杂志把它评为年度“十大假新闻”之一。
——乔装打扮，导演新闻。我们知道，新闻应该要以事件的本来面目去面对受众，然而传播者为了使新闻更能吸引眼球，曲折生动，人为地突出拔高，以追求某种“意义”，达到想要的“效果”。新闻事件里的人物按照作者的安排进入某种事先设定好的场景，把本该自然发生的事情经过“导演”的授意，当戏来演。请看“新闻”《专家驱车赶战士》——
10月28日晚6时49分，北京开往太原的473次列车驶进了忻州车站。车轮尚未停稳，站台上就响起急促的找人广播：“退伍战士任志忠同志，请马上带好行李下车，出站口有人接。”
小任本该到太原下车的，他在忻州没有亲戚，谁会在这里接站呢？他万万没有想到，接他的是山西省政协常委、著名养殖专家岳安林。
岳安林为什么要亲自接任志忠中途下车呢？这事还得从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说起。
而实际情况是，任因为在部队猪养得不错，退伍时部队为其联系到山西忻州的一个养殖研究所工作。这样没什么“新闻性”，平淡而且意义不大。作者因此编造故事说任在发酵饲料方面颇有研究，专家爱才，便着力“追赶”。作者再让任志忠乘车往太原，然后又让忻州养殖研究所的一位专家去接站。作者以为这样导演好之后就天衣无缝了，急忙把事先写好的稿子拿到报社，等着好消息的到来。哪成想，任志忠因故未能赶上安排好的“473次列车”，而是改乘部队的汽车直接到了忻州。但是，报道却见报了，忻州养殖场读者大哗，该新闻也因此露馅。
防止新闻失实是一件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综合治理。写作中的失实，不仅是个写作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的问题。
二、注重时效性
所谓时效性，即指迅速及时地报道新闻。这是新闻报道必须遵守的又一基本要求。
时效性是构成新闻价值的重要因素。西方新闻学甚至认为，决定新闻价值的首要因素是新闻时效。
关于新闻的时效性，有不少形象的说法。有人说搞新闻就像吃活鱼。时间长了，活鱼就会变成死鱼、臭鱼。“新闻是易碎品”，“新闻只有24小时的生命”等等，这些都是说新闻是很讲时效的。实践证明，新闻一旦过时，马上变成“旧闻”了，从而大大贬值。
与时效性相关的要求是时机性。时机性要求不能单纯求快，更要注意时机，早了不好，晚了也不行，正好发表在那个合适的时候。表面上看，时机性似乎不那么强调快，但是从总的来说，所谓时机仍然是当前的时机。因此，它是时效性前提下的时机，仍然暗含着某种快的因素。
那么，如何提高时效性呢？
注重时效性，涉及到采写、编辑、出版、发行等各部门。就写作的角度而言，应当注意如下四点。
1.树立高度的时效观念
当今社会是向高速度、高效率发展的社会，各行各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求信息。同时，“电子时代”、“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信息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记者必须树立高度的时效观念，明确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体现了国家现代化的程度。新闻报道能不能迅速及时，是一个国家新闻事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新闻行业是否具有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在第23届奥运会上，我国射击选手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男子自选手枪冠军，夺得了这届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新华社记者在许海峰获得冠军后十分钟左右，即发出了《我国选手获得奥运会第一块金牌》，及时报道了这一鼓舞人心的重要消息，使中国人民为之扬眉吐气，也震动了全世界。新华社这一消息，在世界各国新闻竞争中，也夺得了一块“金牌”——比东道国的美联社快20分钟，比路透社快15分钟。这在我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这一成绩，为中国新闻界赶超世界大新闻通讯社坚定了信心，也令各国同行刮目相看。
2.提高新闻采写的效率
新闻采写效率的提高，首先关系到记者的工作作风和职业素质。以往，我国一些新闻单位吃惯了“大锅饭”，不少记者缺乏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办事拖沓，缺乏“抢新闻”的职业素质。
为提高新闻采写的效率，记者一定要学会“抢新闻”。过去，我们总是笼统地把抢新闻指责为西方资产阶级记者的工作作风。这种看法应改变。
抢新闻，就是抢时间先报道。我们批评西方资产阶级记者抢新闻的做法，主要是指那种不顾职业道德损人利己不择手段的“抢”法，并不能否认争分夺秒获取新闻的重要性。
抢新闻和抢独家新闻是密切相关的。所谓独家新闻，即指第一个被发现并予以报道的新闻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说，能否经常抢到独家新闻，是一张报纸有无竞争力、有无特色的具体体现，也是一个名记者的具体标志。特别是在同一地区有几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并存的情况下，抢独家新闻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了。
3.改变报道方式，丰富报道手段
一事一报式的报道方式，往往是待事件结束后再作报道。对于那些时间跨度较大的事件来说，这种报道方式显得太慢，不能满足人们对事件发展的及时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应采取灵活的做法，跟踪事件的发展，按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出连续报道。2002年6月22日山西繁峙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当地政府避重就轻隐瞒事故真相。《中国青年报》从6月28日首篇报道起，连续10天穷追不舍，发表15篇报道，将矿难案真相大白于天下。《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带动了其他媒体对此事的关注，也为官方的调查及时提供了线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新闻事实来得非常突然，记者为了赢得时间，可先就事实的结果发个简讯，然后再通过深入采访，就新闻事实、新闻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情况、影响范围及各界的反应，作连续深入的报道。2003年3月20日新华社报道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先是发了个9个字的快讯：“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接着又发了一则简讯《美国战机袭击伊拉克》，约20余字。接下来发了两条较长一点的消息《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对伊拉克展开军事行动》，及时报道最新信息。这种快慢相交、长短结合的做法，也是提高新闻时效性的好途径。
4.写作中应有明确的时间观念，努力表明新闻的时间新
长期以来一，些记者时间观念较差，在报道新闻时，对新闻六要素中的时间要素总是马虎对待，用“最近”“、不久前”“、前些日子”等弹性很大的词语。有些新闻甚至通篇见不到一个表明时间新的时间概念，似乎迟报道早报道都一样。这是不符合新闻报道写作要求的。
一些非事件性的新闻，不像事件性新闻那样有明确的时间点，这类报道的写作要特别注意报道的时机，在报道内容中努力表明为何要现在报道这一事实。请看《石家庄打击盗窃市政设施活动》：
近两年，河北省石家庄市下水道井盖、井箆子被盗走2500多块，价值15万元。致使马路上屡屡出现“陷阱”，交通事故不断发生，受伤者达50余人。石家庄市对此深为不满。
自去年1月份起，石家庄市政养护管理处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盗窃、收购市政设施案件18起，抓获不法分子74人，其中18人受到严惩。查处收赃、销赃点16个，收回井盖、井箆子50多块，追回赃款和赔偿损失费1.5万元。石家庄市刹住了盗窃市政设施的歪风，第一次出现了五个
月不丢井盖、井箆子的现象，马路上的“陷阱”消失了。
这条新闻的时间概念，一看就十分陈旧，如果将结尾“第一次出现了五个月不丢井盖、井箆子的现象”作为报道契机，表明新闻在时间上的新鲜，时效性就明显增强了。
三、用事实说话
前面说过，“报道”是一种行为，行为背后有着相应的动机。记者报道新闻事实，实际上有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他要把某件事情告诉读者或听众；另一方面，既然是报道，就有记者的选择和记者的立场观点，传播本身就含有一定的说话的意义。所以，应该说“报道”本身就含有“说话”的性质。
用事实说话就包含以上的双重任务，既报道事实，又要“说话”。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办《政治周报》时，就在“发刊理由”中写道：“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是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事实胜于雄辩，用事实说话，实际上就是指说话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胡乔木同志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一文中说：“我们经常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要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总是根据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这番话表明了新闻用事实说话的两重含义，即新闻报道既要讲客观性，但并不排斥作者的思想观点在报道中的隐含。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1.充分挖掘新闻事实的意义
新闻的思想性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着的。但是，同一新闻事实，由于记者的认识水平和分析角度不一，所挖掘到的思想性是有所差别的。因此，我们在采写新闻时，要善于从事实出发，力求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把新闻事实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从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去剖析和挖掘出它的意义。获2004年变湖面新闻奖的《雷锋叔叔上卡通》，报道是全国首次“雷锋卡通绘画比赛”。记者联系全国上下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大背景，把卡通雷锋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提出通过卡通绘画比赛学雷锋，是青少年喜闻乐见德育教育形式。报道涉及对青少年德育教育方式如何创新、新时期新形势下学雷锋活动如何开展等重大主题，有很强的思想性。
新闻事实的意义，有时往往要与时代的需要联系起来才能得以体现。一些有经验的记者，总是善于联系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去认识事物、发现事实，通过有典型意义的事实的报道，来提高人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体现新闻报道的思想性。
1982年全国好新闻《耕者有其责，农民穷变富》，报道的是一件新鲜生动的事情:1980年春，广东省紫金县乌石公社景联大队开始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有一天，景光生产队社员贺荣增，以对联的形式向大队党支部书记贺云开提问：“三十年前分田地，三十年后又分地，为什么？”当时，对大包干还不大理解的贺云开，摇摇头说：“我只能给这副对联加个横额：难解其故。”三年过去了，景联大变，这个原来有半数生产队缺粮的大队，如今已是户户粮满仓，油满缸，五业兴旺，人均分配由实行大包干前的46元，增加到200多元。1982年晚稻又获大丰收，单产总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贺云开从本大队的变化中看到，大包干责任制使农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于是，他喜不自禁，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三十年前分田地，耕者有其田；三十年后又‘分’地（指分责任田），耕者有其责”，横额为“社会主义好”，并亲自登门把这副对联送给贺荣增，作为他的回答。这件事是在惠阳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由紫金县县委书记的发言中提到的，一时传为美谈。记者从这两副对联中看了农村基层干部对生产责任制认识的巨大变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取得的丰硕成果。抓住这一事例报道，不仅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有鼓舞作用，而且对那些当时还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怀有这样或那样疑虑的人们，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2.巧妙隐含新闻事实的意义
新闻报道讲客观性。客观性是指新闻报道者的立场和倾向性应该寄寓在对事实的选择和叙述中，而不是特别地加以指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体现出很强的逻辑力量。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就是建立在真实地报道事实这一点上的。
显果藏因法是新闻报道中隐含思想意义最常见的做法。所谓显果藏因，即指记者只需把事实摆出来，道理则让读者去猜而得之或悟而得之。读者自己从新闻事实中悟到了道理，自然会心悦诚服。
这就需要记者选择事实。有些事实是一种必然现象，体现着事物的本质；而有些事实则只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与事物本质无必然联系。记者的本领就是要善于挑选出那些最能够反映出事物本质的事实来。
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路透社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显示自豪，展示强大》，报道天安门前盛大的阅兵式，其结尾写道：
没有参加庆祝游行的北京人在家中收看电视现场转播。当隆隆轰鸣的飞机从电视屏幕上掠过的时候,22岁的黎宁说：“这是显示民族自豪的时刻。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谁也别指望阻挡我们前进。”
游行结束后，当坦克车队穿过北京大街返回基地，成千上万人聚集一处在立交桥旁观看。身穿毛衣的工人刘韶志说，“第三代领导人不错，的确不错。”
戴着白手套的士兵目不斜视，以严格的立正姿势站在军车上。许多北京市民向他们招手致敬。一个士兵显然感动得无法自已，他不顾军规，向街道旁的群众挥了挥手。这时人群中响起了欢呼声。
这三个材料把这场庆典写得余波荡漾，回味无穷。比起简单的议论来，这些事实的表现力要强得多。
不直接说出作者的观点，西方新闻界通常称之为“藏舌头”。舌头即指新闻报道中的思想观点。不善于藏舌头，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新闻战线》曾刊登《吴冷西同志谈广播电视新闻》一文，文章指出：“现在我们的记者不会写新闻，特别是不会用事实写新闻。”他谈到这样一个例子：徐州酒厂女工吴继玲，在粉碎葡萄时一只手被机器截断后，在各方大力协助下被送到上海抢救。这一事件本身就很感人，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记者在报道中偏偏加上一笔：“真是社会主义好啊！”吴冷西指出：“这是新闻写作的败笔。”这种写法违反了用事实说话这一规律。
3.在事实的联系中显示意义
背景材料在新闻中无非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帮助读者读懂新闻，二是作者藉此传达自己的倾向性。
用来传达作者思想倾向的背景材料有两类：对比性材料和提示性材料。前者让人在事实的对立联系中去分清不同的两类事物，作者的褒贬态度也是很明显的。
如2003年度中国新闻奖作品《五河：城市贫民背不动豪华广场》，报道安徽省五河县规划修健一个高规格的文化广场。项目简介上写着，这是“为民办实事工程，是县城的标志性形象工程”。老百姓对这一“为民办实事”的工程意见如何？记者调查了解到，大多数群众都反映这是一个“劳民伤财”的工程。工程需要大量的旧房拆迁，政府给的补贴很低，这就让贫困户雪上加霜。一方面是豪华广场，一方面是住房困难；政府说是“为民办事”，百姓却说是“劳民伤财”。对比说，记者的意见与倾向不言而喻。
用提示性背景材料表明观点，不像对比性材料那样褒贬对立鲜明，但读者同样可以从事物的不同联系中感受到作者所要表明的观点。
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奥卡所写的《逛北京的集市》一文。作者先描写了自由市场上的农民有一种眼神：我们必须多赚钱。但报道马上又引用日本朋友的观感。他联系日本的情况说：“我们是否比过去更富裕了呢？那当然。我们是否满意了呢？我不敢肯定。我认为，当我们还很穷的时候，我们那种有难同当的精神更多些。”“要是中国既能实现现代化，又不像我们日本人民那样烦恼就好了。在日本，每人都在注视他的邻居买了什么东西——一辆大轿车，一台高级电视机或送儿子上大学等等。但是，我不敢肯定情况是否都会是那样。你想，如果八亿中国农民眼里都是那种眼神，这个国家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这一背景材料，引用日本的情况为参照，提示我们在发展经济赚钱致富时应注意到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4.借权威人士之口来表明作者观点
权威人士对某一事实的评价，往往比记者的评论要准确，从形式上看要客观得多，故也常被记者有选择性地用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引用权威人士的话，有时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就是记者自己的话。艾丰在《新闻写作方法论》中称为“假引述表达方式”。“有时明明是记者自己的看法，也假借一个别人的名义。如许多的西方记者在自己的报道中常用这样的句子：‘此间观察家认为……’，‘此间消息灵通人士说’，‘此间权威人士透露’，等等。实际上，这个所谓‘观察家”、‘权威人士’、‘消息灵通人士’往往就是记者本人。”
这种“假引述”的做法，只要是道出了真相，道出了本质，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