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报道角度与信息选择

一、报道角度的内涵

报道角度是指新闻工作者在采写报道时的观察点与侧重点。从报道角度来看新闻报道的信息处理可以发现，选择什么样的报道角度，直接关系到怎样处理报道的信息问题。一篇报道中，强化什么信息，弱化什么信息，突出什么信息，隐含什么信息，都受制于报道角度的选择。显然，不同的报道角度，会形成报道中不同的主信息。所以，角度选择说到底是个信息选择的问题。重视报道角度的选择，对于新闻报道的信息处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报道角度，微观地看，与记者个人对新闻事实所作的价值判断有关。他选择什么样的报道角度，实际也反映着他对某个事实的认识水平。在新闻报道中，也就决定了他以事实的哪一方面的信息作主信息加以突出处理。他所站的角度正确，看问题就不会囿于一隅，报道中主信息就会把握准确。反之，如果他本身的认识水平有限，报道的角度就难以选准，对事实的信息处理就不免会出偏差。不妨来剖析一个例子：

水泥送进总理故乡

本报讯 6月17日上午，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公路建设工地上出现动人一幕：宁乡县金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慷慨地将6卡车水泥（共计60吨）赠送给朱镕基总理的故乡——和平村。

安沙镇和平村是朱总理祖辈生息劳作的地方。据当地农民介绍，朱氏祖先是早在280多年前从安徽搬迁来此的。此次正逢京珠高速公路从和平村不远处通过，该村的公路将成为输送公路建设材料的通路。该村决定把过去的简易公路修建成水泥路面。正当建设资金紧张时，宁乡县金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无私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条报道信息很简单：一水泥公司送水泥给一个村子。但作者可能觉得这样表述未能把事实的价值体现出来，故着意强调这个村子是“总理故乡”。这样“水泥送进总理故乡”就成了报道的主信息。并且，为了强化这一主信息，短短的消息中特别强调该村是“朱总理祖辈生息劳作的地方”。从新闻价值要素来看，这个村子因为是“总理故乡”，有显著性，因此，送水泥之举也跟着有了显著性。但这条消息的信息处理是否准确呢？这就与记者对事实的认识水平有关了。记者认定“送水泥”与“总理故乡”有因果关系，是否想告诉读者这是公司对总理有感情而爱屋及乌呢？但是，记者没有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问题：这对人们理解朱总理严以律己、理解党风廉政建设是否会有负面作用？可见，由于记者的认识水平而影响了报道角度的选择，以至于在信息处理上，把不必要的信息当成必要的信息而加以强化了。

宏观地看，报道角度的选择还与社会语境、文化背景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有人曾对新华社与美联社的报道做过比较，发现双方在报道角度的选择上都深深地受着各自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例如美联社记者所写的《美国大兵比卡尼克和他的妻子成了住房短缺的牺牲品》，这篇报道讲述的是一起危房倒塌的灾难事故，其中写道：

他们一家（指比卡尼克一家——引者）住在凑合着搭起来的房子里。昨天大雨倾盆……被泥水泡松了的山坡塌了下来。泥土压在他们的房子上，两个孩子——12岁的艾利森和他3岁半的小妹妹朱迪安被活埋在12英尺厚的废墟下面。

……比卡尼克像发了疯似地用手扒又湿又重的泥土。

消防队和铁路抢险队闻讯赶到，他们动用推土机干了12小时，才把废墟的泥土清除干净，找到孩子的尸体。在被砸坏的床上，两个孩子并排睡在一起，男孩子用胳膊护着小妹妹。两个孩子的身上盖着床单，看来，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用这床单挡住不断落下来的泥土。

比较者作了设想，如果换成新华社记者会以怎样的角度报道呢？他一定会突出营救人员如何克服困难进行抢救，一定突出遭受打击的比卡尼克夫妇如何得到安慰和帮助，从而弘扬一种道德风尚。但在美联社记者笔下，新华社记者可能突出的部分全部被一笔带过，而对于后者可能弱处理的事故发生的触目惊心的细节、场面都做了强处理，让人心中充满一种绝望的毁灭感。

新华社记者高晓虎写的《在烈火的考验面前》可作为参照比较。它讲述云南安宁县发生的森林大火，在救火中，有56人牺牲了。文中写道：事后人们在收拾烈士烧焦的遗体时，发现他们有的手中还紧攥着砍刀，有的双臂高举过头，都保持着奋勇扑火的英姿……这里虽然也有关于灾难场面的描述，但不使人产生恐怖的感觉，且最后落脚在英雄烈士的高尚人格上。文章的结尾写道：“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他们在烈火中用信念、勇气、忠诚谱写的壮美的歌，永远回荡在云南高原的大地上……”

因此比较者进而认为：

美联社记者面对灾难造成的悲剧，常常注重极其仔细地描摹事实，他们用大量笔墨赤裸裸地表现灾难对人的摧残，强烈而直接地表现出人的痛苦、悲惨境地以及被毁灭的命运。而新华社记者却习惯于“哀而不伤”，他们虽然也暴露人的悲惨处境，但着眼点却是反映灾难中的人的精神，用人的“战天斗地”去消解事件的悲剧性质，实现一种“事实的悲”向“精神的乐”的转换。

由于报道角度的选择既与报道者个人的认识水平有关，也与社会的要求有关，可以说，选择好报道角度，是记者业务水平与政治水平的综合体现。

二、报道角度的选择

新闻报道如何选择报道角度？这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1.观照宏观世界的角度

从宏观世界来说，世界之大，范围之广，“新近发生、发现的事实”之多，不可能一一加以报道，这就需要选择。选什么？选标志点、切入点和相关点。这些都是报道角度的具体体现。

先说选标志点。

所谓标志点，就是某一事实在同类事实中极具代表性，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我们说“以一叶知全秋”，这“一叶”就是“全秋”的标志。生活中这种标志性的事实比比皆是，它们所蕴涵的信息量是同类事实中最高的。如我国50年代的消息名作《上海把最后两辆人力车送进博物馆》。我们知道，人力车是旧中国交通落后的象征，而人力车工人更是生活在旧中国最底层的最贫困者。不少文学作品都以此作为创作素材，如胡适、沈尹默的同题诗《人力车夫》，又如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如今上海最后两辆人力车送进了博物馆，无疑标志着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所以这最后两辆人力车，就是一种标志，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又如我国京九铁路全线铺通,1995年11月17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新闻的主标题即《京九拧上最后一颗螺栓》，中央电视台对拧这最后一颗螺栓还做了长时间的现场直播。突出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点，比起诸如《京九铁路全线竣工》之类的标题来醒目得多。

又如外国名作《150年来伦敦泰晤士河第一次出现海豹》：

最近，一只海豹沿着泰晤士河逆流而上，游进了议会上下两院所在地。此事引起极大的轰动，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海豹吞食河鱼的镜头，报纸也作了报道。

这是150年来人们第一次看到海豹出现在这个一度有毒的历史名河的河水中。

人们对此兴高采烈，认为这是对这条污染了几百年的河流治理了20年后，终于完成的世界上同类工程中最为成功的一项工程。

泰晤士河管理局把死去的泰晤士河变成了一条令人喜爱的河，吸引来成千上万的钓鱼爱好者和游泳爱好者。许多人原先都说，这项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条河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说是“死亡”了。它的含氧量为零。今天，这条河处于最宜生存状态，氧气含量达98%，适宜于100多种鱼生存。

泰晤士河大规模污染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

在19世纪，人口愈来愈多，工业污染更为严重，加上伦敦沼泽地排放积水以建造码头，结果使这条河成了一条肮脏、毫无生气的臭河。

从1849年到1854年之间，几次发生霍乱，约有4万人死亡。1856年是特别糟糕的一年，当时以“臭气熏天年”而著称，泰晤士河的气味腐臭难闻，以至于面临泰晤士河的议会大厦的窗子都不得不悬挂用消毒水浸泡过的窗帘。

伦敦人开玩笑说，掉进泰晤士河的人还没被淹死就被毒死了。

1964年开始了首次大规模的整治河流工作，当时通过了立法，委托伦敦港当局控制排放工业污水，这些工业污水占污染的30%。

一项调查表明:1200万人口和数千家工厂每天向河中排污水418万立方米。专家制定了计划，重建和延长伦敦的下水道。

整个泰晤士河流域现在同453个污水处理厂连接在一起，每天处理9.4亿加仑污水，变污水为清洁水。

垂钓爱好者争相捕捞到泰晤士河来产卵的大鲑鱼，当局已难以控制甲壳动物的繁殖，甚至连海马也回到了泰晤士河。

泰晤士河管理局承担了泰晤士河的控制污染、保持水中含氧量和废水循环，使之成为饮用水等全部任务。管理局已在为技术援助和培训提供国际性咨询服务，它已向24个国家提出建议，同时还参加了另外20个国家的研究项目。

从消息中我们可以看出，泰晤士河治污成功，既可从数据指标中看出（氧气含量达98%），也可以从453个污水处理厂的工作情况看出，还可以从垂钓者和游泳者的行为中反映出来，记者选择这只海豹的回游为标志性事实，它标志着泰晤士河已由一条有毒的河彻底变成了水生动物的家园。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报道所选的标志性的点，往往是衡量某一社会变动内容的尺度。通过它，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事物最新发生的质的变化。

再说选切入点。

切入点即记者把握报道对象的一个接触点，犹如医生号脉时的一个触脉点。对生活有着敏锐眼光的记者，往往可以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感受到时代的巨变。这些小事，不一定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但同样与社会某些本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1980年、1981年的优秀新闻作品中抽取4篇为例。这4篇作品分别是《会计伢嫌我的壶小》（1980年1月4日《湖北日报》）、《买缸记》（1981年12月31日《河南日报》）、《从邮局看变化》（新华社1980年1月17日电）、《夜宿车马店》（1981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这4篇报道都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为背景的。

《会计伢嫌我的壶小》以一农村老汉去生产队分油为切入点，“我”拿去年的油壶去分油，但今年不同于往年，油多了，旧壶装不下新油了。由此可见，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效之显著，已超出了农民的期望值。

《买缸记》以农民买装粮食的大缸为切入点，表现的是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多了，家家户户都争购装粮的大缸，以至于大缸一时成了紧俏商品。通过“我”的买缸经历，报道生动地展示了农村粮食丰收、经济活跃的新景象。

《从邮局看变化》报道的是，春节将到，记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电管理局里，看到了跟一年前大不相同的情况：过去忙于分拣从内地寄来的大批副食品包裹，而今年却忙于收订大量报刊。从邮局看变化，邮局成了人们了解改革之初新疆农业生产发生喜人变化的一个窗口。

《夜宿车马店》报道的是记者晚上投宿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一集镇，正遇上来此地赶集的农民，看他们吃饭，听他们聊天，谈吐中无不流露出“丰收的喜悦”。

这4篇作品都是从很小的侧面入手，传递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信息，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动地体现了党中央提出“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的实现。

新闻报道要选好切入点，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手法。新闻报道中以小见大的优势在于，首先，它能将人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小事与更大范围内发生的大变化密切联系起来，故具有接近性；其次，它将重大的主题巧妙地寓于具体而生动的事实中，故报道内容具体不空泛，可读性强；最后，正因为是以小见大，所以，惟其“小”，故篇幅不长，惟其大，故信息重要。这样一来，作品的信息密度增大，令人回味。

寻找一个好的切入点，为的是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去接近事物的本质。面对同一报道范围，从不同的切入点入手，最终会产生英雄所见略同之妙。如上述4篇报道，写的是4个地方：湖北、河南、新疆、内蒙古，其切入点各有不同，通过一件小小的事，一个小小的窗口，都触摸到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好转这一重大变化，真可谓条条大道通罗马。

最后说选相关点。

相关点又叫相关系数，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数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牵制着变数的各方，它们互为依存，某一个变数增加或减少，另一个也跟着发生变化。选相关点，就是要利用事物之间的这种联系，通过对此事物的报道，由此及彼地去间接表现彼事物。此即古人说的，以烟霞写山之精神，以草树写春之精神。有些事物从正面直接表现往往费力不讨好，从侧面间接表现，着墨不多，却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请看《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小通讯《罗小红帮了省长一个忙》——

湖南省长沙市民政学校15岁的学生罗小红不久前做了一件好事，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回会帮到省长头上。

4月27日上午，罗小红和20多名同学一道来到长沙火车站协助长沙市公交二公司检查公共汽车。罗小红和同伴郑勇波一道上了一辆12路公共汽车。上车不久，罗小红看到身边站着一个60多岁的老人，老人穿得很破旧，提着一个破烂的蛇皮袋。售票员过来要老人买票时，老人听不懂售票员的普通话，售票员也听不懂老人的湘西土话。罗小红见状，马上将座位让给老人并在老人面前连连打手势，老人终于明白了售票员的意思，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伍角钞票。在与老人交谈时，老人说他叫杨正清，要去省政府找一个叫杨正午的弟弟。

老人是第一次从乡下来长沙，也不知道弟弟杨正午在省城干什么工作。罗小红也不知道杨正午是什么人，但想到这位老人是第一次来长沙，人生地不熟，她便决定与同伴一道将老人送到省政府，尽管她也不知道省政府在什么地方。

经售票员提醒，罗小红与同伴搀扶着老人在省政府门口下了车。武警战士拦住了他们，要他们出示身份证或介绍信，可他们都没有。值勤的战士听老人说要找“弟弟杨正午”，杨正午可是现任的省长呵。他们看到老人这身打扮，一点也不相信。便问：“你弟弟在省政府干什么呀？”老人直摇头。杨正清老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他只知道弟弟杨正午在省城当大官，可具体当什么官，他从没有听正午讲过。

值勤的战士被罗小红缠不过，便说：“杨省长今天休息，住在省委，你们去找吧！”

罗小红与同伴领着杨正清老人来到省委大门口时，再次被值勤的战士拦住，值班室一位同志说：“一个乡里老头，关你什么事，把他丢在这里嘛，快走！”罗小红的同伴郑勇波受不了这种斥责，气得一个人独自走了。

值勤的战士被罗小红纠缠得没办法，便将此事向保卫科领导作了汇报。没多久，保卫科出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杨正清老人回答一些问题。保卫科的同志听了，就往杨正午省长家挂了个电话。杨正午省长的爱人彭文翠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跑出来接杨正清老人。老人连忙把蛇皮袋松开，从里面抓了两大把花生，硬要塞给罗小红，嘴里一个劲地说：“好人呐，好人呐。”

当小罗跑回长沙市公交二公司时，已是下午1点了。她领着老人跑了整整3小时，公司领导正为小罗去向不明着急呢。

原来，杨正午省长于26日接到大哥的电话，知道哥哥杨正清在26日会来长沙。当天早上，他便叮嘱妻子彭文翠，嘱她去火车站接第一次来长沙的大哥。彭文翠早上6点半就在火车站等，一直没见杨正清老人的影子。

罗小红做了这件事后，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直到5月28日她跟一个同学聊天，偶尔谈起了这件事，被班主任成奋华老师听到了。

5月29日，长沙市民政学校将此事打电话告诉了杨正午省长的妻子彭文翠，此时杨正午夫妇还在寻找这位不留姓名的小同学。6月3日，彭文翠执意要酬谢小罗，小罗红着脸腼腆地说：“我只是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极普通的小事。”

该报在发表这条报道时说：“罗小红无意间帮了省长杨正午一个忙。对于罗小红来讲，这只是她做过的许多好事中的一件，然而，透过这位15岁少女的眼睛，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更有意味的东西。”这些更有意味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报道中始终未露面的省长身上所表现出的我党的优良传统。这篇报道显然是抓住了党风建设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但报道并未直接表现，读者是从省长的哥哥身上读到这一点的。在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省长的哥哥“穿得很破旧，提着一个破烂的蛇皮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角钞票”等等。谁能相信他是省长的哥哥呢？无怪乎他在省政府大门口要吃闭门羹了。这个相关点的表现力显然远远要强于直接写省长本人。

通过相关点由此及彼报道事实，往往是由小窥大，以具体来表抽象。一个好的相关点如同阿基米德支点。通过这一支点，报道可以四两拨千斤，从小角度写出大主题。所以这类报道篇幅虽小，但信息量大，并且它贴近读者，可读性强。如解放战争期间的报道《桌上的表》、《西瓜兄弟》等，分别以手表、西瓜作为相关物，来表现我军战士爱护群众财产，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风采，其信息量不亚于长篇巨著。

2.观照微观世界的角度

具体对某一个事实，也有不同的观察角度问题。一个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可能有多个，一篇报道不可能全面涉及，报道者必须对事实中所含的诸信息作出选择。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正如我们从众多的新近发生、发现的事实中，挑选出某一个事实来报道一样，报道者对一个事实所有的多个信息也会作出主次选择。

怎么个选择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选与社会语境最相谐和的点。

记者有时面对事实，虽然觉得很有报道价值，但从何入手，却颇费踌躇。这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与社会语境相谐和的问题。所谓社会语境，就是广大受众最为关心的话题。新闻工作者常说要“吃透两头”，即要了解党和政府的意图，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据《湖南日报》记者熊先志说，该报曾收到一篇通讯员写来的稿子，标题为《德才兼修品学皆优（引题） 湘大寝室七女毕业生全入党（主题）》。报社一见此稿就认定这是新闻，应该见报，但觉得报道角度还要调整。因为，当今大学生要求入党已成大势，不算什么新闻。当今大学生的热点话题，是分配难，特别是女大学生分配难。因此，编辑经过与通讯员沟通，将报道角度作了调整，改标题为《不怕找不到工作就怕自己没本领（引题）湘大一寝室7名女生品学兼优分配很俏（主题）》。熊先志说：“我到中班时见到这个标题，首先的印象是改得好，觉得是条鲜活新闻。但细一想，觉得还可以改，第一可以简练点，去掉‘品学兼优’四个字并不损其意；第二，现在的标题，是站在校方说的，‘湘大一寝室7名女生品学兼优’这是校长的话、同学的话，要改一改角度，站在社会的角度说话，就更客观更好了。我建议将‘分配很俏’改为分配走俏。中班的老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就有了第二改的见报标题。两改标题，实质是两改角度，将角度从‘全入党’改为‘分配很俏’，又从学校认为的‘分配很俏’改为社会认定的‘分配走俏’。这一改就提升了新闻的价值。”

新闻报道角度之所以要考虑与社会语境谐和，这是由新闻的本质所决定的。新闻对社会的感知是最敏感的，新闻作品被人称为“时代的艺术”，其意也在于此。郭梅尼回忆她刚参加新闻工作时的情况说：“为什么我积累了那么多材料却写不出来？我和笔下的人物那么近却并不了解她？后来我注意总结自己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逐渐明白了，并不是每一个好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报上不定期宣传的。生活中可歌可泣的人很多，报纸上要歌颂的人物，是能促进解决时代存在的主要思想矛盾、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这些经验教训使我懂得了作为一个记者，首先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心中要有一杆时代的秤，要把你所采写的人物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衡量，放到时代的天平上来称称，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出它的新闻价值。”

可见，选择一个最能展示事实的时代特征的角度便显得尤其重要。穆青等人写作《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的经过很有启示。植树劳模潘从正20多年来抛家离舍，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风沙吹不跑他，断粮逼不走他，就是生了病他也不肯离开，是个出了名的“老坚决”。穆青他们开始打算从“老坚决”的这种精神入手来表现。但通过比较，他们考虑到这种“缀网劳蛛”的精神不足以反映1979年的时代特征。因为对工作的这种执着、坚决的劲头，不仅在当时值得提倡，往前推15年，往后推15年，也值得提倡，不能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于是他们重新分析潘从正植树的经历，看出他尽管是“缀网劳蛛”，却由于各种干扰，总是劳而无果。50年代植树碰上“共产风”,60年代碰上“造反风”,70年代又碰上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人为的“政治台风”给潘从正老人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从这个角度表现潘从正老人的植树经历，实际上正好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老坚决”对安定团结的渴望正是亿万人民共同的意志与心愿。这一点与当时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时代精神一拍即合，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充分体现新闻事实的时代特征，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充分尊重事实，千万不能牵强附会给新闻事实贴标签。艾丰将新闻报道中那些不能说明问题、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的材料称为“废象”。如一个农村丰收了，可能丰收的原因主要是今年的气候比较好。但是记者非要把这个丰收的成绩记到某项工作的账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类报道很多，一会说丰收是批林批孔的胜利，一会说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其实都不是，是老天爷帮忙。这种乱戴帽子、乱贴标签的做法，为严肃的记者所不屑。熊先志说,1995年2月他去大型企业湖南涟源钢铁厂，在该厂建安公司采访，发现这里的焊接培训中心越办越好，面向社会招生，特别是办了几期扶贫班，为乡镇企业培训人才，挽救了几家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语境，他认为从“技术扶贫”这一角度来写最有新闻价值，标题为《“老大”为“老乡”培训人才（主题）涟钢“技术扶贫”使多家乡镇企业重现生机（副题）》。但采访单位领导反复表明，这个培训班不仅仅是为乡镇企业培训人才,90%是为大中型企业培训人才，为乡镇企业培训人才是很小的一部分，且多在两三年前。“这就向记者提了一个问题，要处理好巧选角度与尊重客观事实的关系。无疑，对于记者来说，巧选角度是至关重要的，但选角度又必须尊重整体事实。如果角度新，又符合整体事实，那是上等；如果角度新，不符合整体事实，甚至有损整体事实，那就只能放弃这个角度而另选符合整体的角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应该是事实第一，角度第二。”

其次，选最能体现事实价值的点。

我们常以苏东坡《题西林壁》中的两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描述不同的观察角度得出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从什么角度来观察，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事实的新闻价值，这也是记者在选择报道角度时特别要考虑的问题。请看下面这条消息：

长沙有人开“自杀”玩笑

一名女青年爬到一栋8层楼顶上，叫嚷着跳楼自杀，引来数百人围观。110接到报警后，立即调动警员赶到现场，在群众协助下救出了该名女青年。这是7月5日下午5时至6时，发生在长沙市石油宿舍区的一幕。

据指挥救援的110干警介绍，女青年叫周艳，今年19岁，系长沙县安沙镇伍龙村人。这次是她今年以来在长沙城内的第4次“自杀”。今年5月30日（端午节）上午9时30分，开福区公安局110处接到上级指令，奔赴松桂园人行天桥搭救欲跳桥自杀的女青年，她就是周艳。在干警们的说服下，她从栏外跨回到天桥上，干警当即把她带回总部，安排梳洗后，问她为什么要“跳”。她拒绝回答，但流利准确地讲述了个人基本情况和家庭地址。干警们好言相劝，耐心细致地开导她。中午饭后，她情绪基本稳定。应她的要求，同意她自己回家。下午1时左右,110中心又接到有女青年准备在湘江二桥上跳桥自杀的电话。汪建国中队长忙再次率人赶到现场，发现仍是周艳。带回处警大队后，她还是不讲为什么要“跳”。副大队长唐建国见状，征得她的同意，和队友曾长明一起来回驱车80多公里，把她送回安沙镇家中。据唐建国讲，她家里很清贫，一家4口，弟弟念中专，父亲务农，母亲双目失明。她极不安分农村生活。据悉，原先有人怀疑过她是否有精神障碍，后经精神病医院检查鉴定正常。6月份，市第4巡警大队也因为同一原因，通知她在长沙城内的亲戚接回过她一次。

这次搭救她时,110干警史军被她掀了一巴掌，吐了一口痰。当晚，周艳已被强制送到市收容所。唐建国说，面对这样的“疯女”胡闹，他们真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这篇报道的事实是长沙县一农村女青年4次来长沙城“自杀”，被干警搭救。报道还特别指出，这位19岁的女青年经精神病院鉴定无精神障碍，只是极度不安心于农村生活。显然，她的此举，有“胡闹”性质。如果是从她“开自杀玩笑”这点来报道，这样的事情报道价值不大，就不必有闻必录。它对于农村青年的成长，对人们理解农村生活可能会产生误导。但仔细观之，这一事实中最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因为报道角度所限没有突出出来，那就是110干警的高度负责精神。他们为搭救这位女青年付出了很多，表现出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如换成这个角度报道，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再次，选最能接近百姓利益的点。

我们知道，新闻价值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接近性。具有接近性特质的新闻，最容易获得受众的青睐。因此，选最能接近百姓利益的点来入手，其报道无疑就获得了一个最佳的视角。

过去，由于受众意识不强，一些报道特别是有关政府工作的报道、经济报道等，纯粹从工作的角度出发，结果把一些本来与读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新闻事实弄得仿佛与之很遥远，读者产生不了兴趣。这已经引起了新闻业务界的高度重视。范敬宜在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多次提到要“从距离群众最近的角度来报道经济工作”，“找到最贴近群众的那个‘点’”。他以《人民日报》上的一个头版头条《节日追踪问菜价》为例，指出从群众最近的角度报道经济工作是搞活经济宣传的重要一环。像菜价这样的问题，如果单纯从政府工作的角度来报道，也未尝不可，但体现不了与群众的心心相印。而该报1995年8月23日的《我国杂交小麦育种获重大突破》在这方面就做得不够，因而其价值就未获得最大值。范敬宜说，这是一条与亿万人民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新闻，但是写法上过于专业化，与群众贴得不紧，读起来很枯燥，恐怕很少有人能读完。其实，这样的报道完全可以写得很贴近群众，写得亲切、有味。范敬宜鼓励记者们都来琢磨如何找到最贴近群众的那个“点”，并提出自己如果写这条报道，其导语可能是这样的：

几年前，一位农业技术员告诉农民，现在国家正在培养一种麦穗一尺多长、亩产可以达到千斤的杂交小麦，当场遭到一阵讪笑，认为这又是“大跃进”式的吹牛（这不是虚构的情节，而是记者亲身经历的场面）。可是今天，这种神话般的麦子对西北地区农民已不陌生。

又如1999年初湖南主要媒体关于长株潭一体化的报道，不少都是从长沙、株洲、湘潭三城一体化的规划、设想，以及一些政策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等方面加以报道。这些虽然告诉人们有关三城市一体化的规划情况，但大都是说的政府行为，普通百姓感到与自身利益联系不大。但另一家不太起眼的报纸却以“三市‘融城’“究竟能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入手，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分别告诉读者“居民用电更便利”、“居民出行更便捷”、“居民存取款更快捷”、“拨打电话更简便”、“就业机会更多”等等。这样老百姓就能感到这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工程，读者对这样的新闻也就特别关注 。

又次，选人无我有的最新颖之点。

新闻记者常常面对的是同一个信息源，如果都按常规思维，写出来的报道极有可能是千篇一律。这样的报道，读者感觉不到新意，作为一个有创新精神的记者也是不愿为之的。因此，怎样才能不重复他人的报道角度，是记者们经常思索的。《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曾谈到他采写“人大”开幕式的一次经历。报道这样重大的会议，各路记者云集一堂。他心里很清楚，这是各大报都要尽显身手的采写活动。如何才能不重复他人？他苦苦思索新的角度。结果，他别的不写，专记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哪些段落在大会堂引起掌声，掌声响亮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然后写成特写：《大会堂里的掌声》。通过这一角度，既写出了大会堂里的气氛，又把代表们关心什么，拥护什么，迫切希望解决什么，间接地表达出来了。

选人无我有的新颖之点，必须打破常规的思维定势，用求异思维和逆向思维来看待事物。求异思维是指向事物的非似性与差异性方面的思维方式，它力求发表与前人、众人不同的见解。当别人习惯于从某些角度去观察某些问题时，求异思维总是设法从新的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事实。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往往是对人云亦云的思维方式的挑战，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2004年11月7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庆功会，庆祝袁隆平院士获世界粮食奖。这件事是颇具新闻价值的。省会长沙几家媒体都对此作了报道。对于这样的会议新闻，如何报道得更好？比较4家媒体的报道，可以分出其高下。

先看4家媒体报道突出的是什么。第一家：《50万元奖给“杂交水稻之父”（主题）省府为袁隆平获世界粮食奖庆功（副题）》。第二家：《湖南50万元奖励袁隆平》。第三家：《省长三祝袁隆平（主题）省政府为袁隆平荣获世界粮食奖庆功（副题）》。第四家《三湘都市报》的报道为：《袁院士，请您坐中间（主题）省府庆祝袁隆平获世界粮食奖，周伯华省长亲自为功臣换座（副题）》。谁的标题做得最活？显然,4家中要数最后者。第一家与第二家强调的是50万元的奖励。重奖科学家当然可以作为报道的价值依据，但如今这样的报道已不鲜见，无新鲜感，何况这一信息已通过所配的大幅照片表现（照片就是袁院士双手接过50万元的大支票）。第三家和第四家的报道并没有在标题中将这一元素写入，前者突出的是“省长三祝”，后者突出的是“省长让座”，倒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而在“省长三祝”和“省长让座”之间比较，“省长让座”要更胜一筹。

从4篇报道的内容看，第一篇报道《50万元奖给“杂交水稻之父”（主题）省府为袁隆平获世界粮食奖庆功（副题）》完全是按旧式会议报道的写法，导语先说省政府在哪儿开了一个什么会，然后就是说哪些领导参加了，在列举完省领导名单后，才提到“袁隆平以及广大科技人员代表参加了庆功会”。省政府为袁隆平庆功，主角是谁？当然是袁隆平！但这篇报道突出的是省政府的领导。这种主次不分的做法在强调改革会议报道的今天，已经显得很不合时宜。这条报道的主体部分也完全是程式化的会议报道写法，先是报道袁隆平获奖励后发表讲话，然后是领导讲话，最后才用背景材料介绍袁隆平所获奖项的地位。第二篇报道《湖南50万元奖励袁隆平》比起第一篇报道来，虽然也是一种程式化的写法，但它有些进步。进步在哪？它没有在导语中罗列某某领导参加会议，而是让袁隆平唱了主角，说袁隆平得到了什么奖励等等。第三篇报道《省长三祝袁隆平（主题）省政府为袁隆平荣获世界粮食奖庆功（副题）》抓住省长的“三个祝愿”为报道的主信息，比起前两篇来，信息选择上有了新意，它打破了会议报道程式化的老套路。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导语中已经有了省长给袁院士让座的内容，可见记者还是能抓住新鲜的事实写入报道，遗憾的是未能将它在标题中突出。因为，“让座”要比“祝愿”更有表现力。第四家报道抓住了这一点，算是独具慧眼。既在导语中突出，又将它作为主标题，算是独具匠心了。这则报道获湖南省好新闻一等奖请看全文，——

袁院士，请您坐中间（主题）
省府庆祝袁隆平获世界粮食奖
周伯华省长亲自为功臣换座（副题）

本报11月8日讯“让我们请袁隆平院士坐中间。”今天下午，省政府隆重召开袁隆平院士获世界粮食奖庆功大会，周伯华省长走上主席台时发现袁院士的座位未在中间，马上亲自动手把写有“袁隆平”三字的座位牌放到主席台正中，并恭请袁院士入座。看到这一幕开场插曲，会场上响起热烈掌声。

周伯华省长在庆功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祝贺袁隆平院士获得世界粮食奖，祝贺由其主持的超级杂交稻课题组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中稻研究第二期目标（即育成大面积亩产800公斤的水稻品种）。

周伯华强调说，为了选拔培养一批像袁隆平一样的世界一流专家院士，湖南的科技工作在资金使用上将突出重点项目、突出重点人才。会上，省政府对袁隆平院士奖励50万元。袁隆平院士在致辞中说，自己仍有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争取在2010年完成超级杂交稻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攻关目标。今天，袁隆平还正式将世界粮食奖的12.5万美元奖金悉数捐献给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

又如《光明日报》发表的《市长电话何时完成超越》（1994年12月23日），它是当人们尚在对“市长电话”这一举措发出阵阵喝彩声时，当新闻界还在浓墨重彩对此大加赞扬时，记者从更新的角度，看到了这一“热点”问题掩盖下的不合理因素。这种由高层领导越俎代庖操办本应由职能部门操办的事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也容易引起“中层萎缩”。报道进而提出市长电话应从“排忧解难”的层次上有所超越，以求更上一层楼。这篇报道角度新颖，立意也就高人一筹。

最后，采用逆向思维也是获得新颖的报道角度的途径。它是从相反的方向或角度来考察事物，从而发现人家没有注意到的新鲜事物和新颖内容。逆向思维对认识对象所采取的态度是否定性的，它敢于在众人诺诺之中，发谔谔之言。如1983年10月，引滦入津工程正式通水了，天津人民高兴，全国人民也为之高兴。新闻界对此大加报道，不少报道在谈到这项工程的意义时，几乎是众口一词：“天津人民长期喝咸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一片欢呼声中，《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水，要看得长远些——写在引滦入津工程通水之后》（1983年10月18日），作者显然以逆向思维方式对此提出质疑：问题真正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了吗？这一动机促使作者从相反的方向来认识这一问题：如果忽略节约用水和治理水土流失等问题，“一去不复返”说不定又会“返复”回来。显然，这样的报道比起那种简单的唱赞歌式的报道来，角度独特，眼光也深远得多。 f8zw9ZWinsUgUd1hlAi1p5gLB+PzczmjuN8QHw0HYiloImnP/c4qgG9CT2UHYF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