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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处中原农业文化与西北边疆草原文化的过渡地带，中兽医历史悠久。
距今约3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灵武市水洞沟文化证明，当地及其周围地区“聚集着许多的野生动物，诸如普氏野马、鹿、普氏羚羊、野驴、狍、牛、驼鸟、披毛犀等（《宁夏通史》）。”
距今约10000～8000年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证实，陶乐县南端（水洞沟毗邻地区）“就出现了最初的畜牧业（《宁夏通史》）。”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汉武帝时期，曾对盐、铁、酒实行国家专卖，在产地设盐官、铁官。宁夏因盛产食盐，当时在安定郡三水县（治今同心县韦州镇）设有盐官（《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唐代（公元618～907年）
苏敬等撰《新修本草》载：“枫柳，出原州（治今固原县）。”当时，宁夏地区还有许多特产向朝廷进贡，主要有野生药材、矿物、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牲畜、畜产品和各种手工业品等。原州有白毡、覆鞍毡、龙须席、布和麻，盐州有盐山、木瓜、狩牛，灵州有甘草、青虫子、鹿皮、红花、野马皮、鸟翎、雕翎、鹿角胶、杂筋、麝香、花苁蓉、赤柽、马鞭、红兰、代（岱）赭、白胶、鹘、白羽、野马、野猪黄、吉莫、鞹、毡、库利、印盐、黄牛臆等（《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大唐六典·卷三》）。《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记载了当时灵州和盐州境内众多盐池的名称。
西夏（公元1038～1227年）
西夏时期，宁夏由单一的畜牧业经济逐步过渡为农牧并重的复合经济，但农作物播种面积有限，军队多以“大麦、荜豆、麦、麻子”做口粮，而贫了“则春食鼓子蔓，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记（《隆平集·卷二茵·西夏》）”。从中看到部分家种和野生药材资源状况。西夏臣服宋朝，相互进贡和赏赐中药。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羊、马、牛、骆驼、毡毯、毛褐、青盐、硇砂、柴胡、苁蓉、大黄、红花、翎毛、麝香、甘草、枸杞、羚角、蜜蜡、玉等。枸杞、大黄等药材闻名遐迩，被西夏商人贩运到各地。乌、白两池所产青、白盐，价格又远远低于宋朝解盐，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蕃、汉商人不顾宋朝禁令“贩青白盐者益众，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茶叶、缯、帛、罗尧绮、香药、瓷品、漆器、姜、桂等。茶帛与牲畜、畜产品价格差别甚大，西夏从宋购进茶叶时“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读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朝一次赏给李德明茶叶2万斤，第二年又赐2万斤，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仁宗岁赐茶3万斤。西夏地处中原与中亚交通要道，中亚、回鹘的珠玉、棉织品、药材、乍料、镔铁刀、乌金、银器等，过境贩往宋、辽、金。
元代（公元1206～1368年）
元朝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是盐课收入。元初，一度听民采用，后政府对盐的生产和销售加以控制，在各地普遍推行“食盐法”，即由政府直接掌管销售，按居民人数或户数分配食盐，宁夏也采用此法。除青盐外，宁夏还盛产药材，著名的有红花和大黄，当时“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艺红花，诏令尽种谷麦，以补民食（《元史·卷十七·世祖纪》）”。
明代（公元1366～1644年）
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6年），宣德《宁夏志》中始有枸杞的记载。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建中宁县枣园城，乾隆四年重修，佐证大枣在此栽植已有460余年（道光·《中卫县志·建置考·城池》）。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载：“今陕西之兰州、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市），九原以西，枸杞并是大树，其叶厚，根粗。”
明代官员称：“宁夏小盐池，乃天生自然之利，资穷边军需之用（嘉靖·《宁夏新志·卷三·中路灵州》）。”花马池（今盐池）所产食盐，其贩运也具有一定的商业活动性质。它不仅同宁夏全境以至整个陕甘宁地区的军民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本地区的财政和军需上也起着重要作用。朝廷通过发放“盐引（贩运盐的许可证），”向盐商们索取马匹或马价银。在今盐池县南部的萌城、固原州州城设盐引批验所。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清代专设宁夏盐捕厅，置盐捕通判一员于灵州惠安堡（今属盐池县），管理花马池盐的生产和专卖，花马小池在惠安堡附近，南北三池相接共10余里，周围36里，设有壕墙，逐年疏壕筑墙，以限隔内外。东边另有花马大池（即花马池，在今盐池县北）、烂泥池和莲花池（在今盐池县和陕西定边县界上）。“每岁二月间，于池内开治坝畦，引水入池灌畦，风起波生，日晒成盐，用力极易。惟天旱水少，或雨水过猛，所产差少（民国·《朔方道志·卷九》）。”清初宁夏旧盐井200眼，额坝夫200名，工食银2457.6两，捞盐6.144万石，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又查出新井202眼。清朝沿袭宋、元、明“盐引（各地运司一般以200斤为一引）”制度，每年由户部给各地派“盐引，”藉此征收课税，顺治年间规定花马大池每年1万引，花马小池每年5.544万引，灵州一向以斗计盐，特许以200斤为一石（即一石为一引）。雍正十三年（1735年）宁夏盐引增至6.744万引，每引征银1.155钱，共征银7469两。花马池所产盐按盐引定额行销于平凉和庆阳两府各厅、州、县以及宁夏灵州和中卫所属各营堡48处，同时按盐引定额向这些地方征收课银。乾隆年间每引征银增至2.155钱，其征银1.4247万两，按年解送甘肃布政使司奏销（乾隆《宁夏府志·卷七·田赋志》）。
清代宁夏物产的全貌是“中卫、灵州、平罗地近边，畜牧之利尤广。其物产最著者：夏、朔之稻，灵之盐，宁安之枸杞，香山之羊皮，中卫近又以酒称（乾隆·《宁夏府志·卷四·地理志》）”。其中盐、皮、酒以及灵州磁窑堡的陶器之类，都是手工业产品。固原地区产有驼绒、羊毛、羊皮、蜂蜜、胡麻子油、芦苇、牛乳、酸枣和牛油等，大都是经过了初级加工的农牧业产品。清代宁夏特产当首推名贵药材枸杞。“枸杞，宁安（宁安堡今为中宁县城，清代属中卫县）一带家种杞园。各省入药之甘枸杞，皆宁产也（道光《中卫县志·卷三·贡赋志》）”。乾隆年间中卫知县黄恩赐曾写诗赞美枸杞道：“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千钱一斗矜时价，绝胜腴田岁早丰（道光《中卫县志·卷十·艺文编》。”宁夏野生植物中有珍贵的发菜和多种药材。“头发菜出边外沙地、河南之山丘上，似发，可食（道光《中卫县志·卷三·贡赋志》）”，固原“山中野药甚多（50多种），每年蜀人采获，其利外溢（宣统·《固原州志·卷四·贡赋志》）”。
宁夏矿物药丰富，清代虽未正式开采，但已引起当地人士注意。如“贺兰山出铅、矾，麦垛山出铁，今皆不开采（乾隆《宁夏府志·卷四·地理志三》）”。
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
1920年以前，甘肃、宁夏禁种罂粟。1922年，宁夏开放烟禁，遍种罂粟。同时又成立“宁夏道署禁烟罚办处”，无论农民是否种烟，一律按亩征收“烟亩罚款”，以增加财政收入。当年夏天，马鸿宾提出向八县借款8万元购买枪支，借款未收现金，以低价折收鸦片，经绥远运往北京销售，每两3元，共买得30万元，但此借款分文未还。到1926年，全宁夏“烟亩罚款”总额达到90万元。抗日战争期间，省政府将原先统购的二三百万两大烟全部经宁夏银行出售。当时“禁烟”是禁种不禁吸，大烟需要量增加，存烟数量减少，烟价上涨，宁夏银行通过垄断大烟聚敛大量财富。
1926年，芬兰商人维利俄斯在洪广营创办甘草药膏厂，开创了宁夏中药加工之先河。但因种种原因，1928年停办。1940年4月富宁商行复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停办。
抗日战争期间，宁夏银行在民间低价收购大烟、羊毛、驼毛、发菜等运往兰州、西安销售。并统购甘草、苁蓉、当归、锁阳等药材。1939年，马鸿逵见贩运枸杞等土特产获利甚巨，于是在宁夏银行内设“富宁商行”（对外仍以宁夏银行的招牌活动，内部账目自立），垄断枸杞经营。做枸杞出口贸易，由宁夏银行出面压价收购，地方税局、军警限制药商采购，枸杞价格因之狂跌，杞园减少三分之一。
1935年，宁夏省建设厅为推广养蚕，在中山公园设立养蚕试验所，由三名职业学校毕业生主持。该所工作分饲养、作茧、缫丝三个阶段，每期成绩详细记录并拍摄照片，制定成册，以为宣传和蚕农参观之用（《宁夏省建设汇刊》）。经数年试养，认定本省适宜养蚕。1940年农业改进所育桑苗24万余株，各县农林试验场亦培育桑苗。省政府规定黄灌区七县农民凡12岁以上者每人植桑10株，计划在五年之内完成种桑养蚕推广（《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建设篇》）。但后来推广不力，未能实现。
总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1949年），中兽医被视为“医方小道”，“故无人学兽医久矣（《猪经大全·序》）。”1904年北洋军阀在河北保定开办了北洋马医学堂，从此西方兽医在中国开始系统传播，1914年国民党发出废止中医药宣言，1929年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悍然通过了“废止旧医，扫除医疗卫生之障碍案，”尽管在国人的强烈反对下逼迫收回成命，但广大民间兽医遭受歧视和压迫，中兽医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障碍。宁夏中兽医事业同全国一样，当时没有官办中兽医组织，民间兽医不仅人数少，而且其中仅有少数固定设点开展门诊诊疗，大多数则走乡串户，疗畜病，施骟割，赖以糊口。家畜瘟疫流行，“家有千万，长毛的不算”和“羊上一千，血水不干”就是真实的写照，农牧民倍受其害，又只能把它看作是“天时不顺，鬼神作祟。”并形成了在猪圈门上贴“打猪鬼”画“，建圈敬神”“、过年烧香”“、年后出行”的习俗。1916年化平县发生牛瘟，青灯教以“祭纸人，剪鸡尾”以及“割妇乳童茎”祈求“天雨靖之（民国·《化平县志》）。”1925年泾源县再次暴发和流行牛瘟，造成“十栏九空”的悲惨情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使兽医机构逐步建立，中兽医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中兽医理论技术全面发展，中兽医学术空前活跃。纵向看，新中国的六十年，宁夏中兽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组织阶段（1949～1965年）。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当时全省约有民间兽医220人，他们当中固定开药铺搞门诊的约20人，走乡串户行医或栽桩看病的约50人，农医结合搞阉割治病的约150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耕畜，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兽医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兽医人员，建立了各级各类兽医机构。首先，国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国务院关于民间兽医工作的决定》和农业部《关于中兽医“采风”和编辑中兽医药物志的通知》《关于建立畜牧兽医站的通知》《关于整顿和充实畜牧兽医站的指示》等文件，制定了对民间兽医团结、使用、教育和提高的政策，提出了“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兽医工作方针，指明了中西兽医结合的发展方向。组织专业人员成立了宁夏农业厅畜牧局及下属的兽医防治大队和兽医诊断室，组织民间兽医成立了县、社两级兽医站。建立宁夏农校、固原农校和宁夏农学院，设置畜牧兽医班（系），开设中兽医课程，培养兽医专业人员，同时举办3期中兽医训练班，对民间兽医进行培训提高。成立宁夏农业科学院兽医系，开展兽医研究。建立宁夏兽医生物药品厂生产防疫药品。其次，成立了西北兽医协会宁夏分会、宁夏畜牧兽医学会，召开甘肃省第一次民间兽医代表会议、首次全区中兽医座谈会，开展学术交流，整理验方，编写了《驼病诊疗经验》《初学治猪》《元亨疗马集驼经注解》《元亨疗马集造父八十一难经注解》等专著。第三，自治区卫生部门组织人员对泾源县、贺兰山和六盘山区中药资源进行了三次调查。
第二，耽误阶段（1966～1976年）。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之后的十年中，中兽医界也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注重闹革命，中兽医技术被耽误，发展缓慢，只是在引进捶结术、电针治疗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宁夏农业厅和林业厅合并成立宁夏农林局，下设畜牧处和畜牧兽医站；宁夏大学分出畜牧、农学系，在永宁县王太堡村成立宁夏农学院；宁夏农校停办；宁夏兽医生物药品厂重建开始试产13种兽用中成药。其次，宁夏农林局畜牧处举办了一期中兽医训练班、一期家畜电针疗法和捶结术学习班、两期兽医新技术讲习班。第三，召开了中兽医科研协作会议和全区老中兽医经验交流座谈会，派员参加了西北地区第一次中兽医经验交流会及科研协作会议；编写了《兽医新技术资料选编（上、下册）》《大家畜常见病治疗》《全区老中兽医经验交流会议资料选编》《家畜防疫手册》《宁夏中草药手册》等专著。第四，卫生部门组织人员对泾源县和全区中药资源进行了调查。
第三，提高阶段（1977～2009年）。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为中兽医提高创造了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广大中兽医人员团结合作，理论研究达到国内领先，针灸等技术有新的突破，中兽医发展出现新局面。首先，宁夏畜牧局升格为一级局，地、县相继成立畜牧处、局等行政管理部门，区、地、县、乡建立了四级技术推广和服务机构，完成了乡镇畜牧兽医站“三定（定性、定编、定员）”工作。其次，宁夏农校恢复建校，一院两校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全国出版大、中专院校中兽医统编教材；举办了兽医实用技术巡回讲座、家畜普通病培训班、中兽医新技术讲习班、中兽医师资班、固原地区中西兽医训练班，委托山东中兽医学校举办两期中兽医训练班，派员参加了西北五省（区）三期中兽医讲习班和全国畜牧TDP开发讲习班。第三，开展了全区中药资源普查，全区畜禽疫病普查，中兽医普查以及苏子、红花和枸杞的育种，牛黄的人工培植，种瘤调查和兽医门诊调查，发现了颞窝颧弓穴，开展了家畜扎骟和药骟，进行了铁心甘草研究，建立了盐池甘草基地、宁南山区药材基地、宁夏枸杞基地、银川牛黄基地和中宁大枣基地。第四，中兽医由个体防治转向群体防治，由防治大家畜疾病转向防治中小家畜疾病，由治疗转向防疫，开展了中药饲料添加剂研究。第五，宁夏畜牧兽医学会恢复成立，全国、西北、宁夏中兽医学术研究会相继成立，召开了宁夏畜牧兽医学会第二、三、四、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和1983年年会，宁夏中西兽医结合学术交流会，承办了西北地区第四、九次中兽医学术讨论会及1980年中国畜牧兽医学年会；派员出席了西北地区第2～10次中兽医学术讨论会以及第1～4次全国中西兽医结合学术讨论会、全国中药防治家禽传染病学术讨论会、全国兽医针刺免疫学术讨论会、全国第二次广禅侯学术讨论会，海峡两岸中兽医学术讨论会和中国海峡两岸中西兽医结合学术讨论会；编印了《西北地区第二次中兽医会议资料选编》《西北地区中兽医科技资料选编（第四、九集）》《中兽医基础知识问答》《中兽医实习用表》《固原农校校刊·裴文炳选方专号》《畜禽土偏方治疗集》《杨安有中兽医临床经验集》《中兽医医药学方法论》《西吉县传统动物医药志》《中国畜牧业地名通考》《宁夏中兽医志》胶印本等专著；发表论文716篇（其中优秀论文5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