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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霞（1910～2004），1910年12月出生于浙江诸暨，曾名碧霄。曾当选为江苏省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和全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被聘为全国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健同志为《我的教学生涯》作序中写道：“斯霞同志是小学教育中的梅兰芳。”她不仅是小学教育专家，也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出席了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参政议政，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主要著作有：《斯霞文集》《我的教学生涯》《斯霞教育经验选编》《迅速培养小学一年级学生读写能力的经验》。
1922年，小学未毕业就进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分配到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教国语、算术、常识。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努力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去照亮那些幼稚的孩童，于是把从师范学来的本领全部拿了出来。
当时，这个学校比较落后，很多地方令斯霞看不惯。学生们只会说一口绍兴土话，她便试着用在杭州学到的“官话”来教学。学生的文明、卫生习惯较差。男学生还像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那样，留着小辫子，戴着银项圈，女学生的手腕上也套着银镯子。斯霞便把杭州学生们的打扮讲给大家听，告诉大家摘掉这些首饰，做游戏、上体育课就会怎样的方便。她又把这些道理向家长宣传，家长们都觉得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说得有理，纷纷给孩子剪去了辫子，摘掉了项圈和镯子。她还让每个学生胸前挂一块手帕，用来擦鼻涕，学生们也照办了。当时，斯霞的这一套是个创举，在学校影响很大。她班上的学生不但秩序好，而且穿戴整齐，讲究卫生。
离开绍兴五中附小后，斯霞来到嘉兴集贤小学。这个小学很注重体育，每年开县运动会，集贤小学的体育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学校分给她的工作是教全校常识和女生体育。她把在女师学到的浑身解数都使了出来，排练团体操还专门请教了女师的体育教师。最终在县运动会上获得了团体操比赛第一名。这事对她教育很深，使她懂得：在学校时各门功课都要学好，到工作岗位上无论接受何种学科的教学，只要自己努力，都是可以取得成绩的。
一年后，在朋友的“怂恿”下，斯霞离开集贤小学去了萧山的湘湖师范教音乐。
这以后斯霞就到了南京。先在东区实验小学教三年级语文和常识。
1956年1月，她被评为南京市先进工作者，登台向2000多名代表介绍经验；4月被评为一级教师（当时最高级）；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赶来听她上课的人越来越多，连苏联专家也来了。她的照片被放得大大的，陈列在南京市工人文化宫橱窗里，印在《江苏教育》杂志的封面上。
1956年8月，斯霞在《江苏教育》编辑部召开的低年级语文字词教学座谈会上谈了自己的体会，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该刊还专门发表了她的《字词教学的方法要多样化》的文章。
1958年，斯霞爱人病重，住进了南京市工人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斯霞没有请假，只是到晚上才去医院陪伴他。她也想在医院多待一些时间，这对病人无疑是一个安慰。但斯霞想到，学生们更需要她。当时学校正在进行推广普通话教学的试验，斯霞为探索汉语拼音教学的规律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她想让学生尽快地掌握这个武器，这将会给识字带来很大帮助。于是，斯霞每天晚上来到病房，料理好病人后，便开始了办公。为了不打扰爱人，她来到走廊上，在路灯下看书，做笔记。一连几个晚上，大家都休息了，只有斯霞还在写着、写着。一份几千字的汉语拼音教改的总结，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终因病情过重，她爱人的病无法医治。在他弥留之际，工人医院给南师附小发去病危通知。此时，学生们都放学了，而斯霞正在一个学生的家里访问。傍晚，当她返回学校，得到通知赶到医院时，爱人已经不能言语了。此时，她难过地流下了一串串热泪，心头充满了内疚。丈夫永久地离去了，五个孩子中除老大已在清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外，其余四个还在读中学和小学。家务的重担主要压在斯霞一个人身上。但她没有被压垮，硬是挺挺腰杆顶过来了。教学工作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东方刚亮，别人尚未起床，她已买菜回来了。晚上九十点钟了，别人早已坐在场上吹风乘凉，她还在刷碗、洗衣。时间，就是这样被她挤出来的。
1958年9月，江苏省教育厅经省委批准，决定将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和扬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在秋季开学的一年级班作为小学六年改五年的试点。领导把学制改革的试点任务交给她。她把这个试点班带到小学毕业，圆满完成任务。试点的这五年，是斯霞教育生涯中很重要的五年，在这段时间里，她的教学改革达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1960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儿童教育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1964年，她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在一起开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黑样板”，核心是“童心”“母爱”，她被无休止的检查、批斗，剥夺了她的教学权，她被迫去冲洗厕所，当勤杂工。
1969年，她终于被告知“解放”了，让她教常识、图画、体育等课。1973年，她被借到江苏省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工作，这时，她已63岁了，不顾年迈体弱，深入穷乡僻壤，调查研究，征求意见。
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主动申请回校教书，领导照顾她，想让她多保重身体，不要教书了。她说：“一个人总是要死的。我也知道小学工作很辛苦，但我不愿离开课堂，不愿离开学生。”
1977年的暑假前夕，斯霞又回到了大石桥小学（即现在的南京师大附小），继续担任一年级班主任兼教语文。1978年，她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并被授予江苏省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1978年春，南京市委组织部任命她为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她对这突如其来的任职深感不安。她说，她做惯了教师，不会当领导，也当不好领导。由于组织的坚持，不得不挂了两年副局长的名。1980年8月，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实现各级政府领导人员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她才得以辞去副局长职务。1978年，在年近70、从教51年时，她拍摄了中国小学界第一部教学电影《我们爱老师》，那炉火纯青的教学艺术和极佳的教学效果，受到教育部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赞扬。1979年，她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作为优秀教师的代表，她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在分组讨论会上，斯霞说：“尊师爱生是正常的师生关系，教师爱学生、教育好学生是本职。拿我来讲，我自己觉得做得还不够。可是，1963～1964年，刮起了一股批‘母爱’‘童心’的风，从此，不仅我，许多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不敢再关心学生，尽量少和学生接触。这个批判说我犯了错误，我始终不理解错在哪里？”斯霞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原教育部领导的关注。1979年4月13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的最后一天，张承先副部长代表原教育部正式宣布：“曾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以全国著名模范教师斯霞同志为代表的所谓‘母爱教育’，也是错误的。教师爱护学生是完全应当的、正确的，把‘母爱’当做资产阶级人性论加以批判，这就混淆了是非，在教育界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必须彻底平反。”长达十五六年的“阴云”终于驱散了。
1986年，她被聘为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尽管年事已高，每次审查教材，她总是尽职尽责，一丝不苟。1987年，斯霞荣获了首批“热爱儿童奖章”，她望着金光闪闪的邓颖超同志的题词，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对她数十年如一日热爱儿童的最高奖赏啊！1990年中国福利会授予她妇幼事业“樟树奖”。1991年，她的一家被评为“优秀教育世家”。
1995年，退休后斯霞仍壮心不已，依然为小学教育事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着：或指导校务，或辅导青年教师，或应邀讲学，或出席会议。
2004年1月12日，斯霞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