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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
蒋百里

第一篇 国防经济学

导言第一种——与塞克脱将军、佛兰克教授谈话资料

同外国人谈天,要想得到一点益处,有两种办法:第一种,研究他的著作,发现了几个问题,做几句简单的问句,请他答复;第二种,将我自己的意思并疑问,述成一个明了的系统,先期请他看了,然后再同他谈话,让议论上可有一个范围。塞将军的《一个军人的思想》等著作并佛教授的替秦始皇呼冤的王道(对霸道)主义,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这短短旅行,没有工夫研究理论。我所需要的是解决当前问题。所以我于约期会面之先,草此一文,送给他们两位。结果塞将军因病,又因为忙,仅仅得了五分钟的谈话,佛教授则畅谈两回。今先将此文录如下方:

研究高深兵学的人,没有不感到历史研究的重要,近世德国首先创造了历史哲学,历史的研究蔚成了一种风气,足证德国军事天才的优越、国防事业的坚实,确有学术上的背景的。就中国说来,孔子的最大努力就是编了一部有哲学性的历史——《春秋》。不管他的微言大义对不对,但他终是努力从客观的事实中,寻出了一个主观的方向,所以《春秋》是中国历史著作一种划时代的创作;因为社会的过程是那样错综复杂,头绪纷纷,要从中寻出几个要点,成立一贯的系统——由此明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确是不容易的事。中国数十年来创造新式军队,事事只知请教外人,结果只学得外人的皮毛(因为外人有外人的传统精神,不是中国人所能学的),不能深入国民的心性,适应民族的传统,以至节节失败,原因有一部分就在于历史没有研究好。

古时的中国民族,当他走进农业经济时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压迫,可是他能应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即井田)以拒绝骑兵及战车之突击。这一个方阵,成为一个最小的抵抗单位——同时又成为共同劳作的经济团体。所以中国古代军制即包含于农制之中,所谓“寓兵于农”。春秋两季更有大规模的打猎——有收获的秋季演习——或运动会,这种寓兵于农的精神之发展,后来又造成了长城与运河,这长城与运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利用农民的乡土观念,做精神力的基础,其结果有一个缺点,就是战术上防守性强而进攻性弱。但是随着经济力的自然发展,他的攻击性是变成迟缓的自然膨胀,如汉、唐、元、清之于陆,唐、明之于海。所以中国国民的军事特色,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一致。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现一条根本原则,就是“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则亡”。生活上之和平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人事的演进,常常有分离的趋势。不是原来要分离,因为愚蠢的人将它看作分离。财政部长见了军政部长的计划就要头痛,老粗又大骂财政部长不肯给钱。

近世史上曾国藩确是一个军事天才家,所以湘军虽是内战,但就国民性看来是成功的。他知道乡土观念是富于防守性的,所以第一步要练成一种取攻势的军队。政府叫他办团,他却用办团来练兵。他一面办团,利用防守维持地方,保守他的经济来源,同时又练一种能取攻势的兵。他能在和平的经济生活与战斗的军事生活分离状况之下,双管齐下,使分离的编成一致。

但是他的天才所以能发展,却更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环境能给予他及他的左右一种事业的长期锻炼。因为同太平军天天打仗,不行的人事实上会自己倒,行的人自然的得到了权力。但是现在谈国防,谁能用国家的存亡来做人才的试验场呢?

所以我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在于知识与行为的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不适事实;做事的人一味盲动,毫无理想。因此将我们祖先的真实本领(即经济生活与战斗生活之一致)丧失了。

姑就军事来举一个简单的例,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具有一种统御人的天才,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怎样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反之,在今日南京各军事学校当教官的,十之七八还是终身当教官,没有直接办事的经验。

不仅军事,各社会事业都有此种倾向。这可说是现在的最大缺点,所以现在建设国防,有两个问题须提前解决:(一)如何能使国防设备费有益于国民产业的发展?我们太穷了,应当一个钱要发生两个以上的作用。(二)如何能使学理与事实成密切的沟通?现在不是空谈,就是盲动。盲与空有相互的关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导言第二种——塞克脱将军与佛兰克教授之问答

因为事前有相当准备,所以谈话时间虽少,却能集中于一个问题,居然得了许多我从前所不知道的材料和事实进行上的要点。如今为便于读者计,只能把他们的话综合起来,作为我个人的叙述。

天才家,能从现在的事实里找出一条理想的新路的,在中国有曾国藩的办团练兵,即军事经济双管齐下的办法。在德国,亦可谓无独有偶的有一位菲列德大王,与曾氏的办法却不谋而合。他第一天即位,就开库济民。有人说他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其实这不是现在人所谓东方文化,这是一种农业文化,中欧当时完全是农业社会,所以对于中国哲学容易感受),在中欧诸邦君间,能懂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道理。他的军队以佣兵为基础,而且佣的是外邦兵。因为普鲁士人口当时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军队倒有八万多。如果将邦内的壮丁当了长期的兵,就没人种田,结果会闹成军饷无着。

因为佣的是外邦人,所以他在军事教育上发明了“外打进”的教育法——(孔子教颜渊以“非礼勿动”为求仁之目)就是从外表的整齐严肃,以浸润之,至于心志和同。军事有了办法,他随时注意到国富之增加。传说他想种桑、种棉,以土性不宜未能成功。所以七年战争除得了英国若干补助外,对俄、法、奥四周包围形势下的苦战,而国民生活还能维持过去。佛兰克于此,特别注意说:“你要知道,菲列德的军事经济调和法,虽则现在全变了,但是他还留下一件真正法宝,为德国复兴的基础,这就是官吏奉公守法(精神与组织)的遗传。有了这个正直精神,所以今天敢谈统制经济。”

当时君民较亲,官吏中饱之弊,肃清较易。不过他能将此精神,应用到法律的组织上,如制定退伍恩给之类,所以不至于人亡政息,而能遗传下来。

英雄的遗产,是不容易继承的。可是不能怨英雄,只能怨自己习惯老是引头脑走旧路,而忽略了当前事实的改变。法国革命了,拿破仑出来了,带了一群七长八短的多数民军,到处打胜仗,在普国军官看了十分奇怪。因为拿破仑也得到别一种的军队教育法,叫做“内心发展”。只须有爱国心、有名誉自尊心的法国成年男子,个个是勇敢的兵卒,帽子不妨歪戴,军礼不必整齐。他的精神,恰恰同普军相反,不是“外打进”,却是“里向外”。这个不整齐的法国民兵,数目上可比普鲁士大得多。既然要多,那么佣兵是最不经济,而征兵是最经济的了。所以在也纳吃了大败仗以后,却隆霍斯脱遂确定了义务兵役制。

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拿破仑看不起轮船,毛奇1却深深地把握着铁路。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原理,有铁路做了工具,竟是如虎添翼。七礼拜解决了普奥问题,两个月到了巴黎,完成了德国战略的速决主义。谁知这个速决主义,又害死了人。

1毛奇(1800~1891),德国总参谋部最著名的参谋长,军事战略家,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打败奥军和法军的实际组织指挥者。

因为偏于速决主义,所以许多军事家,想不到国民经济在战争上占的怎样位置。但是当时一般经济学家对于国民经济观念之不彻底,也是一个原因。

当千九百八十七年(有误,应为一九零六)间摩洛哥发生问题的时候,德国态度很强硬。英法两国却暗中联合各国,将商业现金存在德国银行的尽量一提。这时德国中央银行没有预备,遂发生了恐慌。有人说德国态度因此软化,这可以说欧洲大战前,经济战争的预告。

在这时期中,德国参谋本部出版的《兵学季刊》中有一篇《战争与金钱》的研究,(此文我于民国五年为解说《孙子·作战篇》起见曾经译出,托《东方杂志》发表,不幸的遭了碰壁,所以始终没有与社会相见。亦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此不很注意。)后来又有一篇《战争与民食》研究。偌大一个兵学研究机关,于范围最广阔,事件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战前只有一篇论金钱、一篇论粮食的文章讨论到战时经济,民间的经济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的《德国国防力的财政动员》。

到了八月一号宣战,八号赖脱脑就提出统制原料的建议于政府,在军政部内因此添设了一个资源局。但是内务部却拒绝了,理由是军事所需的原料,已由军部与商人订约承包,到期不交要受罚的(赔钱),现在统制原料反可使社会不安。哪里知道封锁政策成功,有了现金,还是买不了东西。可见当时以世界经济市场为根据的头脑,对于战争的新经济事实的观察,是如何谬误。

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义务兵役制实行了百年,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命,人民是了解的;世界市场商业经济之下,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钱,可是人民不容易了解。

军事范围扩充到民生问题,而内政上就发生了许多扦格。战事进行中防市侩之居奇,于国民生活必需品,政府加以一定的价格,不准涨价,这是正当的;但是军需工艺品是目前火急所需要,军部却不惜重价地购买,其结果则工厂发财,农民倒运。多数的农民,投身到工厂去,轻轻地暗暗地把土地放弃了。经济生活根本地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似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

事实转变太快了,人的脑筋跟不上。可是佛兰克教授,还是拍膝嗟叹地说,“咳,不患寡而患不均!”

经过了这场创巨痛深的经验,才渐渐地成立了国防经济的新思想。此种思想,如何而能按照实际发生有效的能率,是为国防经济学第一篇所发的两个问题,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成立之基础。

(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本体。

(二)经济是一件流转能动的事实,所以从事实上求当前解决方法,是治国防经济学的方法。

不过这种学问,在德国来说,又另有一种意义,因为大战以后,德国国力,整整损失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力量,又一律加到了敌人方面去。德国民族要想自强,正要从不可能中求可能。人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在德国“无米”已成了不动的前提,而生存的火,如果不炊,就是灭亡。所以有米要炊,无米也要炊。说也奇怪,绝处自有生路。他们的方法大概可分为两种:第一,用人力来补充物力。没有地,用义务劳动来垦荒,没有油,用化学方法来烧煤,乃至橡皮肥料等种种。第二,用节俭来调剂企业。没有牛油,少吃半磅,没有鸡子,少吃一个。可是五千万造炼油厂,七万万造国道,却放胆地做去。照普通经济学说来,有些违背自然原理。但是比俄国没收农产物,到外国来减价出售,以换取现金,购买五年计划的机器,还算和平得多啊!

导言第三种

由导言一可见,国防经济学的原则是最旧的,而世界上最先发明这个原则的还是我们的祖宗。可是这个发明,也是经过了一场惨痛的经验,几度的呼天泣血,困心横虑,而后增益其所“不能”的。这就是孟子说的“大王事獯鬻”,讲尽了外交手段,竭尽所能的珠玉皮币,结果还是“不得免焉”。所谓“穷则通”,因此想出一个又能吃饭、又能打仗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后来,周公又把这方法扩大了,一组一组地派出去殖民(封建),建立华族统一中夏的基础。一线相传,经过管仲、商鞅、汉高、魏武,一直到曾国藩、胡林翼,还能懂得强兵必先理财的原则。(《读史兵略》第一卷卫文公章下胡林翼的唯一批语)

从导言二可见,这个原则又是最新的,欧洲以前最肯研究兵事的德国也不知道,研究经济学的也不明白。到了战胜之后,凡尔赛会议的世界大政治家还是不知道,所以国联盟约里要想用经济绝交的手腕来维持和平。乔治·克里孟梭在一九一九年还要抄一八○九年拿破仑失败的老文章,殊不知经济绝交,只能用之于战时,不能用之于平时。因为人们可以禁止他斗争,而不能禁止他生活。但是能够生活,就能战斗,战斗与生活是一件东西。德国之复兴、意大利发展之可能性,都是根据这原理,而同时却是受国联盟约刺激而来。

但是要想解决中国当前的国难问题,复古也不行,学新也不行。还是从新古两者中间再辟一条路,如今且从世界全体状况来说起,所谓国力的原素(战斗的与经济的是同样的)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与物的“组织”,现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三者俱备者,只有美国。实际上美国关于人及组织方面尚有缺点,所以美国参谋总长发过一句牢骚话说:“如果开战,我们要把那些破烂钢铁(就指现在的军实)一起送到前线去,让他去毁坏,只教能够对付三个月,我们就打胜仗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国内物力(包含制造方与原料)的充足。而因为商人经济自由主义太发达,政府无法统制,不能照新发明改进,所以说人及组织上有些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有他的地势,并制造方之伟大、人民乐观自信心的浓厚,补救得过来。

第二组是有“人”有“组织”而“物”不充备的,为英、为法、为德、为意、为日,以及欧洲诸小邦。这里面又可分为二种:

第一种如英如法,本国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物的组织长于人的组织。第二种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够,专靠人与组织来救济。

第三组为有“人”有“物”而组织尚未健全者,为俄。

今日欧洲人所劳心焦思者,重点偏于物之补充,所谓基础武力ForcePotentielle者,即是此义。至于人及组织之改善,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来。故若将今日欧洲流行之办法强以行之中国,其事为不可能,抑且为不必要。

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而中国之生死存亡之关键,完全在此“组织”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两国历史者皆可知之。菲列德、拿破仑军事行动的天才,不过为今日战略者参考之具,而其行政系统之创造保持,则迄今百年,而两国国民实受其赐。德国之外患经两度,法国之内乱经四度,皆几几可以亡国,而不到二十年即能复兴者,此行政系统之存在故也。故中国不患无新法,而患无用此新法之具;譬如有大力者于此,欲挑重而无担,欲挽物而无车,试问虽有负重之力,又何用之?

今日中国行政范围内未始无系统之可言,如海关,如邮政,确已成为一种制度;虽不敢谓其全善,但较之别种机关,已有脉络可寻。故今日欲谈新建设,则内而中央,外而地方,皆当使一切公务人员有一定不移之秩序与保障,此为入手第一义。

我说中国最没出息一句流行话是“人亡政息”。(这一句话是战国时代以后造出来的,孔子不会说,孔子时代是政息而人不亡。)天天在那里饮食男女,何至于人亡?政治原是管人,人亡而政可息的政,决不是真正好政,像一大群有知识的人,内则啼饥号寒,外则钻营奔走,而负相当职务的,又时时不知命在何时,谁还有心思真正办事?

官吏有了组织,在国家说来,是政府保障了官吏。在个人说来,实在是官吏被质于政府,他的生命财产名誉一辈子离开不了他的职务,然后政府可以委任以相当责任。德人有一个专门名词,名曰“勤务乐”,这个勤务乐是与责任连带而来。若如现在的一个衙门的公事只有部长一人画稿负责,这勤务乐就永久不会发生,而且一定弄到事务丛脞。拿了这样朽索,来谈今日世界的物质建设,可以断定三百年不会成功。

官吏组织不过是最小条件,现在要谈全国的社会的组织问题,则范围更大而深刻了,原来中国现在还脱离不了农业生活,而农业生活单位组织的家庭制度,已经破坏无余。周代的宗法,财产传长子,是农业的标本精神(日本现在民法还是如此,所以新兴的知识阶级都是次男),不知几时发生了平分财产的习惯,一个较好的中农阶级经不上二代就把他的土地分得不成样的零碎。不仅如此,一个家如有两个兄弟,不是互相推诿,就是互相倾轧。(德国从前有限制分地法,因为德国民法也是平均分配于子女,所谓两马劳作单位,是农田以两个马一天所能劳作的范围为最小单位,此单位不准分割。)

所以到今日,先生们有的还在那里攻击礼教,有的还在那里想维持礼教。其实一只死老虎,骨头已经烂了几百年,一个还要寻棒来打它,一个还要请医生来打针,岂非笑话?

不过人类总是有群性的,而经济生活总是由彼此互助而发展,这里面本有天然的组织性。如果仔细考察,就可发现新组织的办法。这种办法不外乎两条路,而应当同时并举。一条是地域的组织,一条是职业的组织。

农民之爱土地,可说是爱国心的根苗。土地依天然之形势,自有其一定之区划,顺其自然之势,而国家所注重者,只在这许多个重要的神经结。这个神经结在军事上名之曰战略要点,然同时又必为经济中心。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国家,这几个神经结应该由中央直接管理,而其余的地方不妨委之于地方自治,而中央为之指导。自治之单位应从地方之最小单位起,而提倡每单位间之共同利益,及单位与单位间之互助,为政府指导之大方针。

职业的组织应以固有的同业公会为基础:(1)凡业必有加入公会的义务;(2)业必须由国家分类,其数不可过多;(3)公会办事员应由同业选举,而秘书长应由中央选任;(4)各地秘书长应隶属于国家最高经济会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现在这个“器”还不曾完备,而即刻想直抄外国的蓝本,必至有其名无其实,而地方会发生种种危险。但是经济与国防两件事是天然含有世界性的,所以件件又必得照外国方法做。又要适于国情,又要适于应付世界,这中间有俟乎所谓“组织天才”,中国的管子、商鞅,外国的菲列德、拿破仑就是模范。 O4aF/+nCUilgVqjzjb/x+ZIohhvnKTu3O3G9uN/Yfiymky2JAGMhzdh8rYCae5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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