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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生活在希望里，对未来的瞩望和期待决定他当前的行为和忧乐。这种人之常情驱使我今天在这个讲台上陈说我对21世纪婴幼儿教育的瞩望。
像我这样一个在20世纪里生活了即将80年的人，面对10年后即将来临的21世纪，心情是复杂的，有衷心的盼望，也有满怀的忧虑。人类必然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对过去所知道的历史保证了这种信念。今既胜昔，来日怎能不比今天更好，这使人乐观。但是如果再想一想，还是让今天这样的人，带着现有的心胸和头脑，进入即将来临的世界里去，他们能很好适应一个不断革新和迅速发展的世界么？从这个疑问，使我看到了21世纪婴幼儿教育的重要性。那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着手从小培养出适合于在21世纪世界里生活的人。人造下了世界，人还必须同时造就能在世界里生活的人。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培养人的工作。对刚出生的婴儿和尚未能独自行动的幼儿的教育称之为婴幼儿教育，这段时期的教育是培养一个人身心发育的基础教育。
要着力于培养适合在21世纪生活的人，首先要问的是21世纪将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说，如果对具有20世纪头脑的人不加适当的教育，原封不动地让他进入21世纪，恐怕会带来许多难免引起我们不愿见到的结果。这个担心是出于认为：21世纪的世界将不同于20世纪。客观世界改变了，在改变前的世界里养成的生活方式，能应付得了改变了的世界么？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看21世纪究竟和20世纪有什么不同？
用简单的几句话来点清楚20世纪和21世纪的差别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会确切和周全的。如果容许我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20世纪有点像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是我借用中国历史上的名词，指的是一个从分到合的历史过程。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形成的。从分裂进入统一，重要的一步发生在大概2200年前经历了两个半世纪（公元前475～前221年）才结束的战国时期。这个比喻暗示着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世界范围的，或全球性的，从分到合的运动。20世纪正处在世界统一体出现前的那个阶段。在这100年里发生了两次被称为“世界大战”的重大事件。20世纪前世界规模的战争是没有过的，因而“世界大战”成了这段历史的特征，称之战国时期，用来作历史类比的根据。
20世纪的这两次世界战争是和我同龄人亲身的经历，回忆犹新。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有人提出了One World的概念，不妨翻译成“世界一体”。世界要成为一体，已是当时的战争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已经互相联系得休戚相关，如此密切，甚至能在世界规模上用枪炮来对话了。战争固然出于对抗，对抗却也是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利益上的你争我夺，决不会发生在互不相关的绝缘体之间。对抗不仅表示了联系，而且也总是以加强联系为终结而导致联合。
在中国的这片东亚平原上，2000多年前出现的群雄争霸导致了秦代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了当前中国统一体的核心。从这点上来看20世纪，我领会到在“世界大战”中提出世界一体的口号绝非偶然。是否可认为20世纪已为向全球性大社会的方向发展作出了开导，准备了条件？
把20世纪看作是世界范围的战国时代，又把两次世界大战作为 20世纪的标志，作为一个20世纪的人，在感情上似乎不那么容易接受。其实我作出上述的历史比拟，无非是想强调“世界一体”这个20世纪提出而没有能实现的构想。
“地球越来越小了”是我短短80年经历中最深刻的感受。不说别的，70年前我心目中外婆家是那么遥远。在运河上坐一条手摇的小木船，一早上船，船上用餐，到外婆家已近黄昏，足足是一天。从地图上看只有15公里的距离。现在通了公路，中间不阻塞，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距离的概念已经用时间来计算了。当年在运河上需要度过一天的路程，现在完全有可能一天打几个来回了。当然我们不再坐小木船，而是坐汽车了。这些话头现在已引不起听众的惊讶。那种怀旧的情绪已不再能得到年轻人的同情了。但不应当忘记的是这种变化恰恰是20世纪中人类杰出的创造。没有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登上月球还是神话中的美妙想像。我们现在对这样大的进步已觉得受之无愧，视为平常，而这种变化的出现实际上却包含着人类知识的巨大积累和更新，也许更重要的是人们已找到了使得人类知识得以不断积累和更新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这一切书不胜书，以致不能不简单地用意义相当含糊的“现代化”一词来加以概括。现代化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指由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无休止地改造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历史进程。
现代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表现得最深刻的就是距离缩短了，接触加多了，范围扩大了，相互往来频繁了，搞得人们在生活上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就这样，把全人类疏疏密密地编织在一个关系网里。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大社会。如果用比较具体但笼统而易懂的话来表达，就是现代化要把一个习惯于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天地里的乡下佬，变成一个和一刻离不开计算机的全球性大社会的运转相配合的角色。这句话包括了：生产的机械化，流通的商品化，信息的高速化等等的现代都市化的过程。再概括一下是从乡土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
我倾向这样的看法：接受这个现代化过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命运。它的开始是在20世纪之前，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才到今天，而且还会继续进入21世纪。它的发源地是在西欧，在这一二百年里，先是一面扩大到东欧和西亚，一面跟着西欧的移民扩及美洲和澳洲。接着是向全世界扩散，成为20世纪突出的历史性纪录。
从人类历史上看，世界上各种民族的人，虽则都住在这同一的地球上，但历来是分散在各地，各自为谋地经营着各自的生活，即使他们和邻近地方的居民有各种往来和联系。在20世纪以前，地球上并不存在一个牵连着所有人在内的一脉牵全局的大网络。这个网络在20世纪后期才出现，是以前几个世纪的科技发展的结果。在这个大网络所罩住的各地的人民，他们生活方式原是各自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所以在经济发展上是不平衡的，在文化素质上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接受现代化的能力和速度各不相同，因而在20世纪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性和多样性。
世界在休戚相关的意义上形成了一体，但这个一体中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许许多多国家和地方。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经济的水平而言。在已有科技知识的条件下，这个世界上已经开发的资源是足以为所有的人提供基本需要的。现在还存在广大饥寒的人口，是由于分配上的问题。
文化上的多样性，性质却不同。这里包含着价值观念的内容。看来在饥寒线上下挣扎的人们，追求的目标比较容易一致，因为这些要求还紧密联系着生物的基础，所谓饥不择食就说明这种情况。在物质生活富裕的条件下，个人间身心上的差别有了分道扬镳的客观条件，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人也更能发挥他们特有的价值倾向。这就使得文化多样性所产生的问题不能等同于经济不平衡性产生的问题。
尽管这两方面的问题在20世纪里已经都带来了严重的结果，甚至应当将两次大战的原因包括在内一并加以考虑。但是二者相比较，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实质上也就是所谓“南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提到人们意识范围之内，尽管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纪里还没有找到比较圆满解决的办法。
文化多样性问题则属于另一层次或性质。文化就其广义而言就是人造的世界，包括社会制度和其意识形态。引起两次大战的矛盾，意识形态的争执还属于次要的地位。但第二次大战之后，却暴露出“意识形态”的矛盾成为“东西的问题”，形成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基础。直到这个世纪快结束时，才出现以对话代替对抗的信号，但还不能说在世界一体的格局中怎样容纳和处理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已经有了一致的看法。
文化多样性是一个与人类同时出现的事实。我这样说表明我是同意人类起源多元论的。从世界各地考古学的发现，我们看到早期的人类生活似乎很相似，如使用石器，住在洞穴里等等，因而发生了一元或同源的印象。这些生活上的相似并不一定表示同源。人是从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人造的世界的，文化是从自然中诞生的，是对自然的加工。人类初期和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他们受到自然的限制也是十分大的。各地的人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开始他们的文化生活。只要自然条件相似，开始时的生活方式也就表示出相似状态。
这样说，我不仅认为人的世界一开始是多元的，而且在多元的基础上向着多样发展。文化的类型越来越多。到了20世纪，当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各地方的人被交通、信息和经济上的联系拉在一个难解难分的体系中时，文化上的多样性，包括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在互相接触中也就显著和突出了，而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以对抗性的矛盾出现了。这些问题已经以“东西对抗”的面貌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将带入21世纪，而逐步显示其紧迫性。要讨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21世纪生活的话，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值得倍加注意。
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多样性是会像经济不平衡性一样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淡化么？望文生义地想，现代化既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趋势，就应当包括经济的趋平和文化的趋同。事实可能比这种看法要复杂得多。
现代化使人的流动和接触加强。静止的、封闭的小社区，经过开放和改革，逐步成为世界性社会或全球大社会有机的结合部分。这个过程无疑会产生一套共同的东西。假如没有一套传递信息的共同符号，人和人的往来和行为上的配合是不可能的。文化多样性最容易见到的例证是语言的分歧。话都讲不通，人与人的行动就配合不上。所以由多元向统一的发展过程中，语言的相通常是首要的条件。语言相通依靠一套能引起共同理解的表象或符号，这不是文化趋同的例证么？
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文化趋同的一面是不能否认的。有意思的是，即以语言来说，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确在形成一种共同通用的语言，但更多的是个人语言表象体系的多元化。有人曾企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不同于已有的各种语言的“世界语”。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利用“世界语”作为日常国际间传播的工具。但是我确是看到统一的计算机语言已经在文化领域的较高层次里在全球通行和应用了，它在传播作用上的重要性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日见增加。但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世界性的符号体系，可以说还抵不过英语在国际上的通用。在当前国际交往体系中，懂得英语的人似乎不致在任何机场或世界大都市的旅馆和菜馆里发生生活上的困难。许多不会说英语的人开始学习英语了。结果是能操多种语言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
这表示在进入世界一体的过程中，文化的多样性激起的反应，显然有相反的两个层次，共同层和多元层。从整体看出现了通用的语言，从个人看学会了多种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往来中运用共同语言通话时，是以双方学会了多种语言为条件的。文化的多样性深化为相往来的人们个人的文化多样性。
文化的其他部分并不都是和语言一样。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工具性的文化，它的价值取决于能否达到达意的目的，是一种使用价值，不附带贵贱好恶等感情选择。这在文化领域里并不普遍，普遍的倒是充满着爱憎、是非的规范，而且还和民族或地方自尊心密切结合在一起，容不得撞碰。每个人熟悉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依靠它在所属的团体中经营日常的生活。各是其是，各美其美，泾渭分明，是封闭社会的特点。当经济的力量冲开了这种孤芳自赏的国家、民族、地方的大门时，对抗性的矛盾总是在价值标准的差别上发生的。这可以说，一个分立的多元结合成协调的一体时很难避免会出现一种吵吵闹闹、“百家争鸣”的局面。
争鸣在人类历史上曾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定于一尊，那就是从是非之争发展到对抗性的矛盾，结果不是甲方压倒乙方，就是乙方压倒甲方，胜者存，败者亡。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就是走上这条路而告终。另一条路就是从“百家争鸣”进入“百花齐放”。人们不仅自美其美，而且能容忍各美其美，甚至进一步美人之美。也就是价值标准上容忍多样性的同时存在。中国的宗教史里多少出现过这种多宗并立的局面，而避免发展成对抗性宗教战争。
回到当前的现实世界来说，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建立起休戚相关的世界体系里，多种文化集体正在各个层次发生着上述两种不同的倾向。北美可以提供一个值得注意的不同来源的移民文化接触的试验场所。美国，甚至包括加拿大，在文化上有着较强烈的笼罩着全体的共同性，但是这个共同性的底下显然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多样性。文化上的共同性和多样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并行发展的。
再看欧洲情况就不同。在这里现代化的过程和北美基本相同，但是文化上的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似乎胜过了文化上的共同性。现代化起步较晚，处在发展中地区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更是非常明显的。
从这个角度去瞩望21世纪的世界，在全球范围的共同体系中，文化多样性问题应当说还是个有引起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素。我们是否有理由在这里提出一个想法，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说到这里我认为应当提到这次会议的主题——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就是怎样从小培养一个适合21世纪生活和工作的人了。
我虽则从事教育工作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并不是一个研究教育的专业人员。我对教育工作只有一般常识性理解。简单说，教育就是培养人的工作。人需要培养，因为人并不是生来就知道怎样做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是从小向别人学习来的。孔子的《论语》就是用“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开始。从个人对社会来说是学习，从社会对个人来说是教育，是一回事。
近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有它的惯性，学会了的东西，经过反复练习，成为不须思索就能自动反应的习惯。人们的日常生活绝大部分依赖这些习惯性的动作来完成。习惯一旦形成要加以改变就相当费力。因此婴幼儿教育对人的启蒙工作特别重要。中国有句老话“三岁到老”，就是说，婴幼儿时期养成的性格到老难改。“孟母三迁”是中国重视婴幼儿教育的传统范例。这位母亲为了儿女们的早期教育，曾经三次迁居，寻找一个教育儿女最好的环境。
这样说来，我们如果关心21世纪的人能在这密切相关的地球上和平共处，协力发展，我们不能不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多考虑一下当前和今后的婴幼儿教育。针对我在前面所设想的21世纪的主要特点，发展上的不平衡和文化上的多样性，我们应当用什么指导思想去培养将在21世纪里生活的人？我想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人所共知，20世纪后期科技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国家的教育改革。从小培养幼儿爱好和实物接触，养成敢于更新试验的习惯，发展了在客观实际中探索规律的理性活动。这些科技思维和行为通过婴幼儿教育植根到人的一生中。回顾我国20世纪初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和这种教育的巨大差距，甚至方向性的差别。当时婴幼儿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儿童的思想行为纳入传统的规范，所以把朗诵经典著作作为知识的入门，读书成了受教育的同义词。这种教育在一个滞止、封闭的社会中是有它的功能的。和我同龄的中国人虽则已有开始接受“新学”的，但还有不少是从背诵“四书”启蒙。所谓“新学”就是对这种僵化的传统教育的改革。如允许我提到我个人的经历，我的母亲正是在中国最早提倡新式幼儿教育的人。她在我家乡创办了一所蒙养院。所以婴幼儿教育在这方面的改革在我国起步是较早的，但发展尚不十分理想。
如果说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人们为适应这种需要，在教育上作出改革是相当重要的。尽管发达国家对这种改革也远没有完成，但是它们在这方面确是找到了一些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经验。在这里我想着重指出，为克服当前世界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实现全世界共同繁荣的目标，不仅应当在先进国家的婴幼儿教育里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经验，发展中国家也应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提供本国及别国参考和借鉴，以促使它们能早日赶上先进水平。
我特别关心的是另一方面的教育工作，那就是怎样去培养出善于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里能和平共处、并肩前进的21世纪的人。我之所以特别关心是因为我认为目前世界各国的教育还很少重视这个问题。
当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等等之间的公共关系，已经由于地球越来越小，使它们之间互相接触越来越频繁，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早期由部落和血族斗争所遗留下来的那种以对抗来解决矛盾的办法已因科技发达逐渐失去其实际可行性。这个一发牵全局的世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超常毁灭性的武器所威胁的不只是斗争的对方，而且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人类的生存。这已经是一般的常识。因而也使得这一类的矛盾必须避免发展成非常严重的对抗性质。但是到目前为止，针对这种威胁的思路却还是从减少或销毁这类武器本身着眼。20世纪的整个年代似乎还没有走上更理想的道路。
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从人的思想和意识方面积极地进行和平共处的教育，就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种体系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个体系包括了21世纪人共同生存的根本规则，显然将联系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等的基本意念，这些基本意念是每个人从小养成的。因之可以纳入我们讨论21世纪婴幼儿教育的范围。
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怎样共处本来不是新问题，是自从有了人，有了民族，有了国家之后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在世界各洲和各国的历史上都有不少经验和教训。现在已有人提出对话代替对抗的主张，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对话要有共同的心理准备，那就是双方必须平等相待，宽容相对。在大家必须一起生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的时候，人们共同利益是具体的，因而人们的理智可以在解决矛盾中起主导的作用。我们要培养这种能适合于21世纪世界中生活的人，也主要是打下这种理性的态度，这又必须从小加以培养，是婴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任务。
我很抱歉，由于我缺乏婴幼儿教育的知识和经验，请允许我，把这种教育的具体设计留给更合格的和同意我这种观点的朋友们去进行吧。
1989年7月30日
（本文是作者在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