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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普遍流行着一种进步的观念，即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会越来越美好。但近年来整个世界的动荡和经济危机，还有来自大自然的灾难，让人们开始动摇了这种信念。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的是，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经济发达的美国、欧洲、日本，都在面临经济危机，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产阶级在萎缩，贫富悬殊在加大，社会的稳定性在受到挑战。而自然环境也在受到破坏，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在发生，如地震、海啸、飓风、泥石流等。还有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核泄露、水污染、空气污染等。表面上看来，这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合理、资源分配不平衡所造成的，但实际上，从深层次来看这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的问题也开始凸显：传统价值观解体所带来的后果是传统道德体系的动摇以及各种价值取向的争锋；最近还出现了如何与周边国家相处、如何与世界对话、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等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让人们感到，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还应该包括一个文化导向与文化建设的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与关注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而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意识形态的对抗转化为“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出版的一本专著，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强调了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他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他在书中写道，文化“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
。他的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并被翻译成数十种不同的文字，他书中的许多观点被不同国家的人广泛讨论。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和他的“文化自觉”思想，为此他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讲话。如果说，亨廷顿的写作是缘起于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的重组，强调的是文明冲突，那么费孝通晚年“文化自觉”思想的缘起则是面对全球化的加速，开始思考不同文化应该如何共生的问题，他更加强调的是文明的共存。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描绘的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忧虑，尤其是对西方文明未来发展的忧虑：一个崛起的东亚地带，一个崛起的中华民族，还有充满着矛盾与战争的伊斯兰国家——这是一幅具有西方思维特点的世界图景。而费孝通在“十六字箴言”和“文化自觉”思想中所希望表达的，则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文化共存、多元文化互动的世界图景。
一位是西方学者，一位是东方学者，正因为思维方式不一样，文化的立足点不一样，虽然同样都谈到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需要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但一个强调的是文明的冲突，另一个强调的是文明的共存，一个强调的是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秩序来规范和统一世界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另一个强调的是通过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对话以及相互欣赏、相互尊重来解决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世界秩序。这两种角度和两种思维方式都重要，但相比之下，费孝通的思想更加柔和、更加富有弹性。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在国际上已经广为人知，而作为提倡“文明共存”的中国学者费孝通先生，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这些理念和思想写成一本专门的著作，这些思想只是散见在他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去世之前的一些文章和谈话中，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在中国，由于当时更注重经济发展，他的思想虽然在学界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正如费孝通所说的，他“是将明天的话在今天讲了”
。而我们今天重读他的文章，感觉正是恰逢其时。
现在，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委托，笔者编了这本《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这本集子收集的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即费孝通先生在去世前十来年的时间里，所写的相关论文以及演讲、对话。
笔者根据内容将其编为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共有四篇文章：《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在这四篇文章中，费孝通先生叙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将如何通过相互尊重，达到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存的政治局面。第二部分有《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在这三篇文章中费孝通先生完善了他所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和中国学者将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并通过“文化自觉”融入国际社会，达到自主转型的目标。第三个部分共有《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四篇文章，在这四篇文章中，费孝通先生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中华文明的特征，并期望着中华文明在人类社会新的历史转折中会有新的贡献。第四个部分有《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人文价值再思考》、《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思考》、《文化生态失衡问题》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主要谈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以及这些相互之间的关系又如何面临一种新的挑战。第五个部分有《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开创学术新风气》三篇文章，主要论述的是有关社会学人类学在新的社会和历史转折中，所面临的新的使命、新的研究方向和视野，并希望通过这些专业的学术研究，为世界的文明共存及人类文化自觉的发展做出科学的论断。第六部分有《多元化的西部文化》、《九访兰州 一次讲话》、《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走到民众中去》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主要谈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如何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资源并让其成为新的文化的发展基础。最后附了一篇《我的早年生活——费孝通访谈录》，这是由费孝通先生讲述、由笔者记录和提问而写成的，目的是帮助读者们更进一步认识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费先生在世时常说，一个人的家庭，一个人从小的成长经历，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以上是对为什么要编这本书、笔者编辑这本书的基本思路以及书中文章的基本内容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
以下是笔者对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和“文化自觉”的理解，写出来希望能和读者们一起交流，或可以此为导读，进一步学习和探讨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不足之处，还望读者们批评指正。
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学术界被称为费孝通“十六字箴言”。这十六个字对于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这些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如何相互理解与对话，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在以下的内容里，笔者将以费孝通先生自己的话来理解这“十六字箴言”，这里的“美”是“美好社会”的意思。费孝通先生说：“‘美好社会’的内涵是各群体从不同客观条件下取得生存和发展的长期经验中提炼出来，在世世代代实践中逐步形成，因之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所以，不同的群体对‘美好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各自肯定群体共同认可和相互督促的理想。”
人类社会的不同群体经历了从各自封闭逐步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当群体能够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下生存和发展时，各个不相关联的群体尽可以各是其是、各美其美、各不相干。但是，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建立、因特网和卫星通信的传播，使得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国家的人们成为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于是，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间相互隔绝的状态已一去不复返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间的接触、交流以至融合已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还是只知道“各美其美”，或强制别人“美我之美”，世界就有发生战争的危险。
费孝通先生认为，全球化肇始于16世纪，从那时开始，“以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带来的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把整个地球上的各个大陆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原来分布在五大洲广大地域的无数人类群体却从此不再能相互隔绝，各自为生了。但是它们在这500年里，并没有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秩序，使它们能同心协力来为人类形成一个共同认可的美好社会。相反，从海上掠夺，武装侵略，强占资源开始，进而建立殖民统治和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以强制弱，争霸天下，战争不绝的形势”
。
这样的全球扩张发展到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但在20世纪以前，世界规模的战争是从来没有过的。进入20世纪之后，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已经休戚相关、联系如此密切，甚至可以在世界规模上用枪炮来对话了。“战争固然出于对抗，对抗却也是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利益上的你争我夺，决不会发生在互不相关的绝缘体之间。对抗不仅表示了联系，并且也总是以加强联系为终结而终于导致联合。”
因此，费孝通先生常常把20世纪看成是战国时代，是在“各美其美”的时代中，被人逼迫“美我之美”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引起矛盾是必然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尽管民族矛盾甚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价值观念不同的群体之间相互往来中，协作是经常的，而且是历史的系统的，人类只有不断扩大其分工合作的范围才能进步。但是矛盾甚至冲突也是不免的。……这类冲突甚至可以发展到兵戎相见。历史上群体之间以意识形态中价值观念的歧异为借口而发生的战争史不绝书，至今未止。当前世界依然面临这种危险。”
如当前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尤其是最近与日本之间的矛盾等等。在这样的因特网时代，一旦激起民族矛盾，就像星火燎原，一点就燃。所以，各个不同国家之间，除有“各美其美”的观点之外，还应该有“美人之美”的观点。矛盾是暂时的，最终的结果应该是相互欣赏与共同协作，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化的最终价值。
为此，费孝通进一步解释了“美人之美”这句话。他说，“我曾经把20世纪的人类历史比喻为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也许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是其中包含着的一个暗示我认为还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球性的从分到合的运动过程。”
“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前出现的群雄争霸，导致了秦朝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当前中国统一体的核心。从这点上来看20世纪，我领会到，在世界大战中提出的‘世界一体’绝非偶然，它也许是合乎逻辑地指出，群雄争霸的20世纪已为人类向全球性大社会的方向发展做出了先导，准备了条件。”
站在笔者的角度上来理解，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是，20世纪的战争与对抗为今天的全球化打下了基础，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科技的发展加强了人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人类可以自我毁灭的武器，如果再来一次世界大战，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未来的世界不仅是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就是从政治上来讲，虽然存在着不同文明的冲突，不同社会制度的冲突，甚至不同发展模式的冲突，但大的趋势还是要走向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传统的和平共处。在外交上，各国政府必然要采取更加文明、理性与温和的态度相处；在经济上，跨国公司的出现必然也会加强不同国家的进一步协作；在文化上，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交流与学习也会成为一种趋势。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更多的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不仅是竞争，还是互动和共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的文化态度作为基础。
费孝通先生在这里讲的“美人之美”，就是要看到不同文化的长处，要善于尊重和欣赏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包括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这就需要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和理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做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同时具有较大的包容性。生物圈的健康平衡需要多样性的物种与基因的互动来保持，同样，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也需要多样性的文化和群体经验及智慧来支持，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世界不同国家的人类学者所持的基本态度。而且，“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并不矛盾，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我们的认识能更上一个层次，大家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完全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合作共处关系。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许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但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他说：“我总是认为各群体间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存在一些差别不应成为群体冲突和战争的根据。如果用比较方法去具体分析人类各群体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这两项基本愿望只有通过群体和平协作来实现，没有引起你死我活相对抗的理由。”
人类各种大小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而和其他群体建立和平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在群体间尚没有通过长期的交流达到自觉的融合之前，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取得和平共处并逐步发展，为进入融合一致的大同世界准备条件。
“这些作为群体之间共处的基本守则，是为一个完全繁荣的全球大社会的形成做出必要的准备，也是避免在这大社会形成之前，人类历史进程受到灾难性的挫折，而倒退回到不文明的状态，或甚至使人类让出其主持这个地球发展的地位。”
在这里费孝通先生看到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经济的一体化，还要有一套需要人类共同遵守的基本法则、理念和秩序，其实也就是一种新的普适性的价值观。所以他呼唤新的孔子的出现——当年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秦汉时代的大一统提出了新的理念与新的社会秩序。当然这个时代的孔子，并不是某个个人，也许需要一个由各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来共同完成这一任务。所以，他说：“对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纯知识性的探索，它已经成了解决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的一门科学。”
他认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国家’，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同样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不是哪个单一的国家、民族或文明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都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这需要有一个群体来开一代新风，还需要有一个文化底蕴来支持。近百年来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上缺少创新，在思想理论上也没有对世界的发展有所贡献。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自信心的加强，在这世纪转折之交，在人类文化需要大同或和而不同的时候，中国人是否有这种能力在挖掘中国古代资源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世界的新秩序的建立做出新的贡献，费孝通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
在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先生尤其关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共同生活形成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研究文章叫《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这里他看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如何在大中华的理念中做到“和而不同”的。所以他说“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们的理想。但是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如何才能在世界上达到这种“和而不同”的境界，费孝通先生开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也许是当今中国文化能贡献给世界的一种思考。
针对以上问题，费孝通先生几乎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反复讨论“文化自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一种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达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所以他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不仅是针对中华文明本身，还是针对世界不同文明而言的。他还认为：“人类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圣贤’。……当然，今天的‘圣贤’，不大可能是由某一种文明或某一个人物来担当，他应该，而且必然是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晶，是全体人类‘合力’的体现。”
而这种合力出现的标志就是新的文化运动的产生。如在历史上，当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时，曾经出现过欧洲文艺复兴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就不会有人类的现代社会及工业化社会。所以，当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转化时，必然也会伴随一场新的文化运动。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对人自身的自觉，而今天面临的重大历史转型，也许还需要“人类文化的自觉”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文化自觉”。
他认为，“‘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上不论哪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尽管我们在这些族群的远古神话里，可以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强调自己文化的‘纯正性’，但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表明，各种文明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基本形态构建而成的。”
所以，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文明是没有的，每一种文明都是在与其他文明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今天，不同文明间交流和学习的频率会更高，涉及的内容将更加深刻。因此，我们要用一种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视野来重新认识不同国家间所产生的不同文化。
因而，费孝通先生提出：第一，“文化自觉”不仅是针对中国社会，而且是整个的人类社会；第二，“文化自觉”是全球化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针对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而言的，目的是加强对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第三，“文化自觉”的目的是为了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让所有的文明以一个更加理性与温和的态度与其他文明互动，为避免人与人的争斗（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战争）、人与自然的恶性竞争（对自然的破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努力，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和平安宁的可持续发展。
费孝通先生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每一个民族都在面临文化转型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很难再坚持其日复一日的传统生活，它必须要融入一个更大的文化中去适应新的文化的发展。而作为更大的、整体的中国文化，也要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快速发展的世界文化之中，适应新文化的发展。尽管如此，每个文化还必须有自己文化的自主性，这一自主性的基础，就是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过去100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把握，不能说不存在问题。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将如何重建自己文化的信心，并因此对时势做出与民族利益一致的判断与选择，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大问题。费孝通先生认为：“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我们将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重新认识传统，以传统为基础建设新的中国文化。他说，“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所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
但无论是推陈出新，还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新的中国文化，我们都必须认真了解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入完整的认识，我们如何能说清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可以发展成今天的现代文化，对世界的发展有贡献？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费孝通先生说：“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谈到如何从中国的古代资源中提炼出当今可用的哲学思想和经验的问题。这种经验就在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他说，“古代中国人的眼里，‘中国’就是‘天下’，也就是被看作是一个‘世界’。所以中国人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并不是现代西方人所指的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比如南北朝鲜、东西德国），而是一种‘世界’的分崩离析和重归‘大一统’。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且即使是在‘统一’的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形态等方面，仍然允许在某些地区、某一阶层、某种行业中保持它的特殊性。古代中国这种分散的多中心的局面，究竟是因为怎样的内在机制、怎样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才得以存在？这样‘和而不同’的局面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要素在这里边起了什么作用？古代的中国人究竟是怀有怎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和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族群和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努力研究的问题。”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有天下一家的概念，如何将这一概念进行伸展研究，为当今全球文化的构建做出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费孝通先生说：“人类终归是共同享有一个地球的，未来挑战人类的可能不是人类自己，而是太空。况且，‘全球化’这个概念包含一个与以往的帝国主义支配不同的主张，它欢迎不同的文化来参与制订其趋势、影响其发展。”
费先生在这里看到了不同文化间的民主、平等的发展趋势，今后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多极互动的世界，某一个权威国家，或某几个权威国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说：“然而，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全球化’是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才兴起的，也不能简单地相信，这一潮流必将推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局面。”
笔者的理解是，未来的社会要做到“美美与共”的多极文化发展，还必须关注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和而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和而不同”是中国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他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即历史的经验不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和”的理念，去努力争取建立一个“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社会的新局面。
如何在儒家文化中进一步挖掘出“和”理念，费先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说：“比如早在公元前，号称‘诸子百家’的战国时期，出了那么多思想家，创立了那么多学说，后来为什么会‘独尊儒术’，能够‘统一’？儒家学说中又有什么东西使它成为一种联结各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从而维系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还有，许许多多的族群在融入以‘汉人’为主体的大家庭时，是以一个怎样的机制，使原本属于某一族群的文化，发展成由大家‘共享’的文化？”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费先生还从孔子的思想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他说，古代孔子从根本上反对本位中心主义，提出了“有教无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认为在可以接受教化上，人是不分类别的，凡是自己不愿接受的事，不要强加于人。人的价值观念可以通过教育取得一致，但是不能强加于人。
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就是不同文明能美美与共的基础。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定还能挖掘出更多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今社会的价值观，一方面能成为我们自己的立国之本，另一方面也可以贡献给世界，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或共识。这也许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初衷。
正如费先生所说：“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
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工业化以及西方现代文明覆盖全球的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费孝通先生认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股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
他认为，“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因此，“美人之美”不仅包括了欣赏与尊重，还要包括理解与研究、认识与学习等方面。
由此，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通过相互的学习而达到共赢的。比如，“唐朝的时候，国家昌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引起了邻国日本的关注，派人来学习，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把唐朝好的东西带回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这段历史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是很有‘鉴赏力’的，善于‘美人之美’，因此获得了很多文化资源，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世界上所有文明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每一种文明都值得我们关注、研究，从中汲取营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强大的国家和各种强势文明，诸如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阿拉伯文明、南美文明、非洲文明等等，这些庞大的多民族的社会实体，无不在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融合方面，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对于不同文化有更高的鉴赏力，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
费孝通先生强调说，“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
但人类也必须朝这样的方向努力，因为如果不朝着它努力，今后的人类社会就无法再继续下去。
正因为如此，他对世界格局的未来发展，有着和亨廷顿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原因正如他所说的：“我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有批判，但对于中西文化中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敏感。”
“去年美国的‘9·11’事件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事件后事态的发展使我很失望，这种‘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我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让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
他认为，“作为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应该下工夫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为当今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做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工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文化自觉”对于中国人来讲，还包括三个含义：第一，是要重新回到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真正弄懂中国的文化思想；第二，是要提炼出中华文化中的精华，为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第三，是要学习和欣赏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在学习和欣赏中达到共赢。
费孝通先生思考“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左右，那时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费孝通先生充满着憧憬，希望中国又能迎来一个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因为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可能有机会成为新文化的引导者和倡导者，才有可能成为文化自信、文化自主和文化包容的国家。
近百年来，所有能够领导世界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都来自于西方，许多国家的当代文化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西方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对于当代世界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强势的话语权。而中国在这样的时代是否能做到在文化上的自主转型，是否能做到民族文化复兴并重新崛起，是否能率先领导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潮流，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他还说：“目前正在兴起的文化自觉这股风已经在许多国家中酝酿和展开。我们中国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参与和推动这股新风气。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写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看来21世纪我们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要抓住这一机遇，中国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大的担当，需要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文化，说清楚中国文化的特征，看清楚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之路。费孝通先生认为，“经济全球化后文化接触中的大波动必然会到来，迟早要发生的，我们要有准备地迎接这场世界性文化大论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是费孝通先生对未来世界发展的期待，也是他晚年的研究所在，他寄希望于中华文明对世界未来的担当。他说，“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但是，这种包容性并非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已知道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隋唐时期，它们都是中华文化包容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时期。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
是否能抓住这一机遇，一方面要看我们是否能真正做到“文化自觉”这四个大字，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的国力上升，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没有强盛的国力，难以担当世界文化发展的先锋，当然反过来，如果没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经济也难以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不同文明的相互了解、相互对话、相互尊重，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与“美美与共”，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的潮流。而且在“文化自觉”思潮推动下的文化反思、历史研究也应该成为一场人类新的文化复兴，为未来新的社会形态重建新的人类文化与新的世界秩序，希望它能为人类带来新的和平与新的发展之路。这是编辑这本书的最终意义，也是费孝通先生生前所希望做到的。
费孝通先生生前总是对我们说，每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总是会在这个世界消失的，但作为整体的人文世界，却是生生不息的，这个人文世界是由许多不同人的思想所凝聚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消失了，但我们的思想却会融入到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现在，费孝通先生已经去世几年了，但只要他的学术还在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起作用，他的灵魂就是不朽的。
关于选集的编辑原则，费孝通先生曾在《费孝通文集》前记中做了原则性的嘱托：“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旧。因为在这段虽则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语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近时已不常见的辞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不宜改动。但在校核过程中确是发现不少出于作者的错失或疏忽，以致文章内容中有实质的错误，使前后所提的事实对不上口，甚至有矛盾，在数字上又有出入。这些错误应当由作者来负责的。我十分感谢编者对我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能发现这些错误，使我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把这些错误予以公开纠正。所以我请求编者凡逢到这类情形，应当按照原文不加修饰地予以付印，并加注说明错误所在，千万不可掩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如果文章中还有错失没有揭露之处，祈望今后读者继续纠正。我即在九天之上，也将表示感激。”
我们完全赞同并谨遵先生的意见，在编辑中力图呈现文章的历史原貌，并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谨愿编此书以纪念费孝通先生，同时，深深地感谢外研社编辑们的辛勤劳动，以及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在笔者编辑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料和所有的帮助。
方李莉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