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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了一场也许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变革。中国的古老文明就像一条大河，静静流淌在处女山的深谷，虽经盛衰荣辱，却没有什么能改变它的方向。直到上世纪末叶，这条河才不遂己愿地与世界文化的海洋邂逅。激烈的动荡很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清帝国崩溃，紧接着古老神圣的文言形式被遗弃，白话取而代之。在此之前，官方和学术语言所用的都是传统的文言形式。如果不在这上边花大气力，便无法通过科举，而科举是获得相称生涯的惟一阶石。文言决然不同于口语，掌握基础通常就要花去人生的四分之一时间，普通大众几乎难以企及。这一事实是民国以来的中国人所难以忍受的：它意味着当民国急需知识阶层的支持时，中国的大众短期内却缺乏教育的前景。它意味着当别国都在战列舰的甲板上不断装备新式枪炮时，中国却不得不划着别致如画的舢板。倘若一个民族永被无用而又累赘的东西捆缚，科学便没有发展的机会。年轻的中国人在一个正迅速现代化的邻居的威胁下，作出了理性的反应，而没有感情用事。
新的文体不仅更理性、明智，作为口语，它还更富于表现力，自然而发。民国人确实洋溢着感情，先不管美学及语言学上的考虑，光这一改革符合年轻中国人的要求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它存在的合理性。反叛真正开始于1917年，到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同年，大约四百份报纸刊物以这种新的文体出现。第二年，教育部宣布所有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这一势如破竹的成功改革被骄傲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因个体觉醒而引起的推广书面语之努力，堪称五千年来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许多人认为，从西方介绍科学发明改变了中国的视野，但广泛地翻译西方文学，从卢梭、穆勒
、达尔文、斯宾塞到伯特兰·罗素，实际上给改革带来了更为积极的影响。他们教给中国知识分子科学与民主，展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推翻清王朝是政治解放的最大成功，文学革命是对延袭旧模式的排拒。用胡适博士的话说，就是每一个时代都该有它自己的文学。文学革命的先驱们阐述了三条原则作为运动的目的：
1．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2．推倒陈腐的单调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3．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何以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直到上世纪还一直闭关自守的中国人，要进行这样剧烈的改革呢？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也曾固执过。直到上一世纪中叶，我们还宁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不愿面对世界局势所呈现出的严峻现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十九世纪是一场噩梦，它充满了来自国外的耻辱和国内的腐败，以及与一个衰落帝国相随相生的一切毒素：贫穷、愚昧、传染病。外国列强全都磨光了利刃。真是如履薄冰，这个伟大帝国及其所有臣民都即将被泯没。中国年轻一辈对印度和朝鲜的命运不寒而栗。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迟疑，看到即将面临的危机，他们自然会对妇女缠足和男人打躬作揖的传统失去耐心。自黄帝时代创立且一直被容忍的社会习俗突然面临挑战，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动荡发生了，而新文学引导、反映并记录了这一变革。
事实上，我们头脑应该清醒，这“新”的形式并不新。它是一个民族从官僚到村妇的古老母语，除去东南沿海的一角，人口的绝大部分都在使用。其实从十世纪开始，大量非凡的文学作品就已在用这种形式创作了，如宋朝的“语录”以及毫无疑问地，我们最好的小说。文学运动领导人胡适及其追随者是为正统而战斗，这绝非易事。
白话的成功并非没有遇到挑战。顽固的林琴南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和大量愤愤不平的信，猛烈抨击并恶意讥讽胡博士及其他改革者。他给已故的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化运动的守护天使蔡元培写信，警告他以权宜之计践踏基本法则有违常情，西方文明有优势可言，但不能连带邪恶推给我们。还有一位守旧学者“王敬轩”把年轻一辈比成见异思迁的妇人，一旦觅到新欢，就把丈夫抛到一边。他责骂改革者奴性十足，因为他们采用了西式标点。但真正的压力来自曾一度掌管了北京政府的保守派，他们找出不同借口禁了许多新书，如1924年出版的《胡适文存》。另外，利用政府文职机构或学校的“录用考试”，企图强迫年轻一代接受旧式文言。
二十五年来用白话写就的成百篇小说、成千首诗歌及散文雄辩地证明，这一民主性文体可以表达人的一切感情，描绘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处瀑布到一只昆虫微微发颤的脚足。中国人仍然喜欢观赏描绘三峡或泰山悬崖峭壁上的古松的画卷，然而今天扬子江上已在跑着蒸汽船，泰山顶上也有飞机在翱翔。我们在欣赏古画的同时，认识到了这种最适合描绘现代中国的媒介的必要性。因此，这一活的语言就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自然方向。二十五年当然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不宜作草率的评估。中国现代文学是正在成长的一株幼树，这里，我将试图来描述这株幼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