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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曾说：“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他把翻译看作副业，写作才是他的正业。实际上，他毕生在翻译方面做出的成绩绝不亚于创作。萧乾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达67年（1931—1998）之久。不论中译英还是英译中都能胜任，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推动作用。
早在1930年秋，刚迈入辅仁大学西语系门坎的萧乾，就拉着美国青年威廉·阿兰，在文化古都北平策划起《中国简报》。那是我国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刊物之一。阿兰比萧乾略大几岁，是揣着母亲送给他的一笔钱，去闯荡世界的。然而在北京向萧乾学北京话，并听他讲解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情况（这些，萧乾是头一年在燕京大学读国文专修班时，从他的恩师杨振声教授那里学来的）后，阿兰认为将手头的钱悉数用来办刊物，远比周游各国有意义，遂逗留下来。那时上海有个英文的《密勒氏评论周报》，办得很成功。阿兰雄心勃勃地想办一份与之相媲美的刊物。为此，他还常向清华大学哲学系贺麟教授请教。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刊物问世了。目前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中国简报》（ China in Brief ）是一份英文周刊，创刊号发行于1931年6月1日，第8期则于7月29日与读者见面。它的宗旨是向关心中国社会、文化进展的英语世界“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的情势以及社会大众之趋向与其背景”。《中国简报》报头下面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关于文学、社会、艺术动向的文摘周刊”。报纸发行人是美国人威廉·阿兰，文艺版主编是萧乾。
现存的《中国简报》1至8期，译载了鲁迅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野草》，郭沫若的《落叶》，茅盾的《野蔷薇》、《从牯岭到东京》，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创作之回顾》，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徐志摩的《自剖》、《灰色的人生》（诗），闻一多的《洗衣歌》（诗），章衣萍的《从你走后》，还对这些名作一一作了粗浅的评介。除上述大家外，还译了一些《二月二来龙抬头》一类民间文艺作品，均出自萧乾之笔。
在第8期上，文艺版主编萧乾公布了专栏的蓝图：一、每期介绍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述其身世、性格、作风，选择其代表作（指短篇）”。准备陆续介绍蒋光慈、叶绍钧（圣陶）、张资平、周作人、谢冰心、丁玲、胡适、谢冰莹、苏曼殊、胡也频。二、力求翻译介绍能够代表作者的文艺思想、作风特点及反映作者的生活背景的作品。三、计划出以下专号：“文学革命号”、“革命文学号”、“中国新诗坛号”、“南国戏剧运动号”、“北平小剧院运动号”、“国故派与白话文学派之战”、“语丝与新月社、创造社之论战”、“汉译西洋文学书目”。
计划后面写道：“通过以上简略介绍使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坛有初步认识后，就开始刊登新文学的短篇作品。因为对象是对东方文坛茫然无知的读者，所以评论不求深刻、透辟。计划虽然大得惊人，但只要文坛同道襄助，我们并不视为畏途。”
这个计划大体上包括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间的成就。由此可见，萧乾这个《中国简报》文艺主编的眼界是广阔的。他十六岁那年的夏季在北新书局当过一名练习生，曾大量阅读我国现代文学作品。十九岁考上燕大国文专修班，受教于杨振声教授，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有了基本知识。他从九岁起就跟着四堂嫂安娜（美国人）苦读英文，大学一年级时已开始帮助系主任雷德曼改同窗的卷子了，其实就是担任助教的工作。
可惜由于经费不足，《中国简报》夭折了，威廉·阿兰带着一批刊物回美国去了。他对萧乾说，再也没想到中国之旅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果，真是不虚此行。
这份英文文艺周刊在当时旅居北平的西方读者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辅仁大学西语系主任、爱尔兰裔美国神父雷德曼的鼓励下，萧乾将《王昭君》（郭沫若）、《艺术家》（熊佛西）和《湖上的悲剧》（田汉）等剧本译成英文，又用英文写了《棘心》（苏雪林）的书评，均发表在《辅仁学报》（ Fujen Magazine ，1932）上。
1933年萧乾转学到燕京大学，改读新闻系。教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正在编译一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也就是《活的中国》。斯诺也看过《中国简报》，知道萧乾热衷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就邀萧乾参加《活的中国》的编选、翻译工作。结识萧乾之前，他已经在上海完成了这部集子的第一部分，其中收录了鲁迅的六篇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和一篇杂文（《论“他妈的！”》），都是由姚莘农翻译的。斯诺请萧乾来翻译第二部分。其中共收短篇小说17篇，作者14人，即郭沫若（《十字架》），茅盾（《自杀》、《泥泞》），巴金（《狗》），郁达夫（《紫藤与莺萝》），丁玲（《冰》、《消息》），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柏子》），林语堂（《狗肉将军》），田军（《第三枝枪》、《在“大连号”轮船上》），张天翼（《移行》），沙汀（《法律外的航线》），孙席珍（《阿娥》），萧乾（《皈依》），杨刚（《日记拾遗》）。
杨刚后来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在斯诺的执意要求下，萧乾和杨刚各自提供了一篇作品。杨刚那篇《日记拾遗》（署名“佚名”）就是她根据自己所写的短篇小说《肉刑》译出的。
萧乾译完初稿后，通过斯诺的修改学会了“文字经济学”，也就是语言的简练明快，真切自然。萧乾可以说是借着帮助斯诺来编译《活的中国》，从而完成了自己在《中国简报》第8期中提出的计划。
埃德加·斯诺所编《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英文版于1936年由伦敦乔治·G. 哈拉普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版于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萧乾写了《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作为代序。
1939年10月，萧乾抵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报道战时英伦。除了教书，他还积极参加伦敦笔会和国际笔会伦敦分会组织的活动，就中国现代文学频频发表演说。1941年5月9日，英国笔会在伦敦康伟厅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举行追悼会。出席那次聚会并演讲的，有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萧乾也应邀代表中国讲了话。他们二人就是这么结识的。同年，萧乾还应乔治·奥威尔的邀请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印度广播中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
旅英七年间，萧乾在伦敦出版了以下五本深受英国读者喜爱的英文著作。
（一）《苦难时代的蚀刻》（ 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 ），国际笔会丛刊，乔治·艾伦与恩德公司1942年3月初版；有瑞士苏黎世德译本，出版者：布尔–弗拉格社，1947年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42年3月21日）上刊载了无署名书评《评〈苦难时代的蚀刻〉》，有左丹译文（见《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二）《中国并非华夏》（
China But Not Cathay
），引导出版社1942年10月初版，1944年1月第2次印刷。本书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与抗日战争情况。强调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局面。全书共15章。在出版者的要求下，由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写了序。他还选译了3篇自己的特写：《鲁西流民图》、《刘粹刚之死》和《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最后一章谈战后中国的前景时，萧乾写道：“1842年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中西方相互了解的最大障碍。这一障碍拆除后，中国与她的西方民主阵营的友人之间合作的前途将是灿烂的。中国在抵御外敌上得到了国际上的帮助。任何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不会设想战后中国将关起门来与世隔绝。那样的蠢举既不符合我们的政治哲学，又完全违背中国的民族性格。战后的中国将以其物质及文化潜力，协同各国一道为创造一个更幸福、更清醒的世界而努力。”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回顾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萧乾的话，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一定的预见性。
（三）《龙须与蓝图》（ 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the Blueprints ），引导出版社1944年5月初版。本书的副标题是“战后文化的思考”。书中收有萧乾的两篇演讲。《关于机器的反思》是谈英国小说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机械文明的反应的。《龙须与蓝图》作于伦敦华莱士图书馆，是由1942年作者在伦敦笔会中心所作的那次纪念弥尔顿《论言论自由》的简短发言扩充而成。另有两篇对印度的广播稿：《易卜生在中国》和《文学与大众》。
（四）《千弦琴》（ 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 ），引导出版社1944年6月初版。这是一本从多棱角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文选，长达五百余页。书前有亚瑟·魏理写的一篇短序。他写道：“中国早期的《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确实曾把许多佚作或不经见之作，保存了下来。”他认为萧乾这本《千弦琴》的选编是做了件好事，并举书中的《孙中山伦敦遇难记》为例。序言最后说：“在中国，为人作序首先是友情的表示。此序虽不敢与中国古代那些优美的序言相比，但这也是发自友情的由衷之举。”全书共分6卷。第1卷是《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分作诗歌、散文、随笔、传记及书简等项。诗歌从湖畔诗人柯勒律治做了一场梦后所写的《忽必烈汗》，选到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威廉·燕卜荪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赴内地时写的《南岳的秋天》。第2卷是《欧洲旅行家笔下的中国》，从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一直选到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特威尔民国初年访华时所写的《北京的声与色》。第3卷是《人物画廊》，从以东汉的焦仲卿为男主角的古诗《孔雀东南飞》、沈复的《浮生六记》，一直选到四十年代项美丽所写的《宋氏三姐妹》。第4卷是中西文化交流。第5卷是有关中国文化及艺术的。哲学方面选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第6卷是民间文学，内分民歌、格言、儿歌等。
英国《观察家》报（1945年11月11日）上刊载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书评《评萧乾编的〈千弦琴〉》，有左丹译文（见《萧乾研究资料》）。
（五）《吐丝者》（ Spinners of Silk ）是萧乾自选自译的散文小说集，艾伦与恩德出版社1944年初版，1945年第2次印刷；有瑞士苏黎世德译本，出版者：布尔–弗拉格社，1947年版。收有《雨夕》、《蚕》、《篱下》、《雁荡行》、《栗子》、《矮檐》、《俘虏》、《破车上》、《印子车的命运》、《上海》、《邮票》及《花子与老黄》等十二篇。
英国杂志《今日之生活与文学》（1944年10月）上刊载了印度旅英学者穆尔克·拉贾拉南的书评《评〈吐丝者〉》，有左丹译文（见《萧乾研究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萧乾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1951年初，萧乾参加了湖南省岳阳县筻口乡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全过程是四十二天，其间他跟农民同吃同住十来天，根据对外宣传的需要，用英文写下了《土地回老家》，曾连载于第3卷第8期至第4卷第3期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当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英文单行本。萧乾本人把此作译成中文，由平明出版社于1951年11月出版，后收入《萧乾文集》第3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此书有宫崎世民日译本（鸠书房，1993年7月版）以及俄、德、法、印尼、缅甸等十一种译本。
1952年，萧乾还曾把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人民中国》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
1953年，他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译文》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这之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为止，主要从事翻译的工作（《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好兵帅克》、《里柯克小品选》、《培尔·金特》等；与人合译的有《屠场》、《战争风云》、《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等）。
进入思想开放的时代后，萧乾重新拿起笔来。他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中写道：“可惜我的日记统统毁于‘文革’中，否则我本可以专就在英国演讲的经历写一本书，那不会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
“如今，太平日子来了，想写点回忆录，搞点研究，可旧时的书籍、笔记、日记、卡片，早就统统化为灰烬。”
二十二年不正常的年月损害了他的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下了南京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上门约的《尤利西斯》一书的翻译工作。合译《尤利西斯》的那四年（1990年至1994年），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成果的一段岁月。1998年11月20日，他在北京医院病房里写了一篇《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病房里，在连字典都拿不动的情况下，他还坚持将《夜幕降临》初稿译完。我在这个基础上定稿，作为合译，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这是莱斯·马丁所著美国新科技探案小说中的一种。关于住了将近两年医院的萧乾，我屡次听主任和大夫们说：“真是个奇迹。”我知道他们指的是他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个病人。耳聪眼明，不断地读书看报写文章。其实我知道，是对文字工作的执著和热爱化为精神力量在支撑他。他走后，我马不停蹄地整理他的遗著，《龙须与蓝图——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后，向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呕心沥血的吴浩、易璐、段会香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文洁若
2014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