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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红烧狗肉和罂粟花

睡梦当中,电话铃遽然狂响,儿子的声音从大不列颠传送过来,这个六尺汉子正在太阳当头的牛津校园用手机和我通话:“英国人问我,有没有吃过狗肉?”

“没有,当然没有。”我毫不犹豫地大声撒谎。

“那么,侬有没有吃过狗肉?”

“怎么可能?妈妈从来也不会吃宠物的。”我继续撒谎。

“那就好了,我要去上课了,下了课再给侬打电话。”

儿子的电话挂断了,黑暗里留给我的只是一片嗡嗡的拨号声。看了看夜光表上显示的时间,长短针渐渐走向一条竖线。

“今天的黑夜怎么这么长?”我想了想便披上睡袍,走到硕大的玻璃窗前。拉开厚实的窗帘,窗子下面万籁俱寂的庭院正幽幽地向我显示出鬼魂一般的阴森。邻家的老狗在它的狗房子里发出坦然的鼻鼾,似乎正在享受黎明前最后的安详。

我把我的前额轻轻贴在冰冷的玻璃平面上,突然,在我的眼前跃出小孃孃的身影。我那被黄浦江吞没的小孃孃,此时此刻,正兴冲冲地拎了一刀狗肉朝着我走过来。她仍旧穿着那件被我幼时的保姆胖妈想办法搓皱的的确良衬衫,三脚两步地从后门冲进来。她把手里的狗肉对着如今早已仙逝的胖妈高高举起,胖妈连忙接过来问:“哪里来的?可是新鲜?”

“当然新鲜,这是我们这群‘黑帮’在郊区劳动的时候,乡下人为了换粮票,偷偷卖给我们的。”小孃孃说着,就快手快脚地清洗起这块狗肉来了。

我站在水池子的旁边,看着自来水哗哗地流淌在这块新鲜的狗肉上面,遥远褪色的记忆渐渐被冲洗得显露出来。那块狗肉好像没有皮,粉红颜色,被一层白色的筋膜包裹着。小孃孃找不到红烧狗肉的菜谱,胖妈讲她会做,就好像红烧牛肉一样。于是大锅烧开水,把切成块状的狗肉投入,除净腥血,又在一口铁锅里放入食油烧至冒烟,下狗肉煸炒,加入黄酒、酱油、白糖和葱姜,又下花椒、肉桂、八角、丁香、小茴香。小孃孃和胖妈挽着袖子忙得不亦乐乎,把个厨房间弄得乒乓乱响,等到狗肉装入一只砂锅炖,煤气改用小火时,母亲回来了。

母亲一看到小孃孃就说:“侬胆子太大了,怎么敢溜回来?”

“乐乐哮喘,吃狗肉会好的呢。我不敢回去,怕保姆阿莘出去报告,所以就到这里来了,一整条的狗呢,足够大家大吃一顿。剩下的请胖妈帮我送去给乐乐吃,我就赶末班车回乡下,没有人会知道的。”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侬这样奔波,不累死才怪呢。”母亲怜爱地绞了一块热水毛巾递给小孃孃,又冲了一杯麦乳精。胖妈则在另一个煤气炉头上哗啦哗啦地炒面粉,一会儿面粉炒得焦黄,胖妈用筷尖挑了一小撮塞进小孃孃嘴巴里。

“真香,里面拌了芝麻,留一点给东东吧。”小孃孃说。

“不用,东东在家里,总有的吃,侬带去好了,再加一点糖。”母亲说。

说着说着,狗肉烧好了,满屋子的奇香。胖妈给大家盛好饭,又连汤带汁地舀了一勺狗肉盖在上面,姐姐看到了说:“五香狗肉盖浇饭啊!”

“乡下人的狗是吃屎长大的,我在乡下劳动的时候就看到那些饿狗,跟在小孩子的背后,舔伊拉刚刚拉完屎的屁股,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我是不吃这种龌龊东西的。胖妈给我烧一碗泡饭,加一点咸菜就可以了。”母亲说。

“不要乱讲,有句老话‘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呢。这肉香得一塌糊涂,侬晓得吧?广东人称狗肉是三六香肉。”小孃孃说。

“为什么是三六香肉啊?”我问。

“三加六就是九,‘九’的广东发音和‘狗’相同,为了避免直呼其‘狗’,让侬妈妈这样的人感到不舒服,就拐弯抹角地称之为‘三六香肉’了。”小孃孃回答。

尽管母亲对那顿五香狗肉盖浇饭大煞风景,但一直到今天,我和姐姐回想起来,那仍旧是最美味的一顿狗肉了,鲜嫩筋道。还有身处逆境仍旧津津有味地带领我们大嚼狗肉的小孃孃,始终不能让我们忘怀。

……

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儿子在电话里对我说:“妈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侬在厨房里煮红烧肉,那肉极其的香,侬讲,这叫香肉,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叫‘香肉’啊?是不是真有‘香肉’呢?馋得我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做梦的事情怎么可以当真?侬大概很久没有吃妈妈煮的菜了,回来吧,妈妈想侬了。”

我曾经说过,儿子就是到了八十岁,在妈妈的眼睛里仍旧是个小孩子。可是现在,我怎么告诉这个在视狗为宠物的国度里长大的孩子,把一条大狗当作他最好的朋友的儿子,他梦里吃的“香肉”就是狗肉呢?

儿子吃狗肉,是在丈夫赴美求学以后的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了。我一个人背着儿子上下班,他教我唱歌,我教他讲话。风里来雨里去,我把儿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把我抱得亲亲热热。我到食堂里给他买了一个肉包子,那只包子热乎乎的雪雪白,硕大一个。儿子高兴得用两只手紧紧捧牢,他“啊唔”一口,放在手里看了看缺了口的包子说:“咦,没有肉啊!”

“侬的嘴巴太小了,还没有咬到肉呢,再咬一口!”

儿子“啊唔”又一口:“还没有肉。”声音有些沮丧。

我拿起包子看了看说:“哦哟,这一口咬得太大,把肉一口咬进嘴巴里,吞下去了,还不知道啊!”

旁边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拉拉说:“不是咬得太大,而是肉太少了,一口咬不到,两口就咬过去了。现在肉紧张,过几天我想办法给侬弄一点香肉,让他好好吃一顿。”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到底是肉少还是钱少,总之,在那些刚刚出道的大学生为国家的前途大叫“痛苦”的时候,我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年轻少妇,实实在在地为现实生活大叫“痛苦”。我会真心实意地倾听他们的“痛苦”,同时为儿子没有肉吃而更加“痛苦”。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那时候为什么肉会如此紧张,“肉”都到哪里去了呢?

两天以后是星期六,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拉拉把一个沉甸甸的蒲包塞在我的办公桌底下说:“好东西,送给你的儿子。”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趁着午休,一个人急急匆匆拖着这只沉甸甸的蒲包回家。

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从花园的侧门溜进去,把蒲包丢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面,抬起头来,看一眼没有温度的太阳,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是一个从来也没有弄过狗肉的人,为了我的儿子,我必须亲自动手。我好像看到了小孃孃在为乐乐烧狗肉,小孃孃朝着我笑了笑,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

于是我一咬牙扯开了蒲包,立刻倒抽一口冷气,向后退去,一张狰狞的狗脸呈现到了我的面前。怎么和当年小孃孃拎进来的狗肉是不一样的呀?小孃孃拎进来的是狗肉,而这却是一条刚刚杀死的全狗。狗的鼻子被重锤击烂,喉咙口被切开,血已经放得干干净净。可怕的是森白的牙齿和爆出的眼珠子,那两只怨恨的眼睛盯着我,使我觳觫。这以后,我都没有办法忘记那两只怨恨的眼睛,常常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它们紧紧地盯着我,让我不得安宁。

我飞快地把狗翻过身体,不要再看到那张狰狞的面孔,然后偷出姐姐的美工刀,在狗的后背上一刀切下去,割开了滑唧唧的狗皮。美工刀极其锋利,使用起来相当顺手,就好像手术刀一般。刀尖沿着狗皮底下的脂肪割过去,很快就把整张狗皮都剥了下来。遇到艰难之处,干脆把四只爪子、尾巴和脑袋一起砍掉。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屏息静气,就好像是一个熟练的屠夫。连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心狠手辣惊呆,我想这大概就是人的动物性——弱肉强食。

剥了皮的狗瘫软在水池子里,就好像一个蜷缩在那里的婴孩,淡黄色的阳光冰冷地洒落在粉红色的狗肉上,我深深吸了口气,继续操作。仍旧是那把美工刀,狠狠戳入狗的屁眼,一下子就把肚子破开了,鲜红的内脏还有些余热,让人感到恶心,我以为我会趴在墙根旁边呕吐,但是没有。我非常镇定,飞快地操作。

这一天的红烧狗肉是母亲烹饪的,我把整条狗都剁成了小块,就交给了退休在家的母亲,自己则回到办公室上班。下班拉着儿子的小手回家,还没有走进家门就闻到了厨房间里芳香四溢,母亲好像忘记了她早先说过的狗吃屎的故事,竟然带着我的儿子大快朵颐,儿子高兴地把个小肚子吃得滚滚圆。

但是这一天,命该我倒霉,一口狗肉还没有咽下去,一根骨头卡到了喉咙口,儿子和母亲轮流拍打我的后背,那根骨头仍旧不上不下卡得我眼冒金星,几乎断气。最后只好把我放在姐姐的残疾车上,拖到后马路上的五官科医院挂急诊。一位年轻的护士动刀动钳,就好像我剥狗肉一样,好不容易血肉模糊地拔出那根狗骨头,她大惊失色地说:“啊哟,侬吃的是什么鱼啊,怎么骨头这么大?”

我没有回答。

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只听见母亲拥着儿子坐在床上看菜谱,这本印满了彩色照片的菜谱是儿子最早的启蒙书。他们俩一问一答:“走油蹄髈好吃?”

“好吃咯!”

“糖醋排骨好吃?”

“好吃咯!”

想起来有些奇怪,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好像从来也没有这么津津有味地陪我看过菜谱,只有一把戒尺紧握在手,逼我背诵:“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背这篇《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是我最愤恨的了,远比《三字经》拗口难读。背到最后,母亲总归还会加上一句:“记住,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这都是顶顶重要的呢。”

喉咙口的疼痛一阵紧一阵,母亲和儿子的笑语让我无法入睡,于是夹着被窝睡到挂着父亲遗像的客厅。我感觉到,父亲慈爱的大手覆盖在我的眼睛上,疼痛渐渐离我而去。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笨重的无线电“嘟、嘟、嘟、嘟——”地叫了起来,睁不开眼睛,睁不开眼睛……年轻的母亲穿着一身花布旗袍,悠悠地来到我的面前……

她说:“起来了,太阳升起了。”

“……”

“起来了,该要上学了。”

“……”

“起来了,要吃饭了。”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然而,房间里一片寂静,至于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笨重的无线电,大概老早就被扔在阳台上,任凭风吹雨打变成灰烬了呢。这时候一口冷风撞进喉咙里,我开始咳嗽。

我拼了命地咳嗽,从早咳到晚,从冬天咳到春天,从春天咳到夏天、秋天,又是冬天,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当中,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打针还是吃药,舶来货还是偏方,都止不了我的咳嗽,我知道我不会好了,这是上苍对我的惩罚,我不得不甘心受罚,因为我几乎活剥了一条狗皮,我认命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形销骨立,窗子外面刚刚还是红日高照,一忽儿就变成电闪雷鸣,初夏的狂风暴雨让我联想起好婆的话:“打雷忽闪都是天老爷发脾气。”不由祈求天神,让所有的惩罚都落到我的头上吧,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儿子!一想到幼小儿子即将失去母亲,人生的道路上谁会来照顾他吃饭?不由心痛。

一阵声嘶力竭的狂咳,把我逼到头昏眼花的境地,我以为马上就要断气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顶头雷,把我震得跳了起来,同时看到门外闪进一个小老头儿,再仔细一看,那是图书馆员老丁,据说老丁当年是蒋介石的卫队长,后来因为舍不得家小,没有跟随主子出逃,在监狱里蹲了三十年。放出来以后,就被安排在我们单位的图书馆,任一闲职,算是落实政策了。我记不得以前是否听到过这个沉默的老丁讲话,我以为他是哑巴。

此刻,老丁站在我前面,毫无表情地说:“窗子下面有一片红、紫、白色,向上开放的花,每朵花有四个花瓣,单生枝头,妖艳绚丽。叶子大而光滑,呈椭圆形。大雨过后去把花瓣外面的壳剥下来,不要洗,泡水喝,侬会好的。”

我咳嗽咳到了肝肠寸断的地步,办公室外面过路的同事无不为之心痛,甚至连这个哑巴也开口说话了。老丁说完,立刻就在大门口消失了,甩下被他震慑的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的当中发呆。人的求生欲往往是不可理喻的,一想到老丁刚才说的“侬会好的”这几个字,我立刻跳将起来,不管是真还是假,想都不想一下就扑进瓢泼大雨当中。

果真,沿着大楼的花坛里面站立着一束半人高的花丛,花茎直立,花叶互生,边缘是不规则粗齿,具有羽毛形状,忽闪着银色光泽的绿色,呈现出幽幽森森的气势。那粉色的花朵有一种薄纸的质地,孤零零地高高地开放在花茎的顶端,下面还有一根长梗,很有挑逗的意味。我贪婪地把所有花瓣外面的壳都剥了下来,包进一块花手绢。雨突然停了下来,天边升起一道七色的彩虹,被剥去外壳的鲜花,一朵朵在雨后的阳光底下耷拉下了脑袋。

回到办公室,把花壳投入保暖杯,注入开水,一串青汲汲的水泡从杯底泛起,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喝下去,立刻整个的喉咙都被一股辛涩的味道充胀得麻木了,我以为我会呕吐出来,不料却好像中了邪一般一口一口喝得精光。喝光了以后咂咂嘴巴,里面生出一股轻微的甘甜,有一种飘逸洒脱的感觉,当时我并不知道,刚刚喝下去的就是“魔鬼之花”。

回到家里,母亲的鼻子在我周边嗅来嗅去,她说:“侬到啥地方去过啦?怎么身上有一股阿芙蓉的味道啊?当年我外公的鸦片房里充满了这种味道哦,侬的好婆是最痛恨的了。”

我没有回答,心里却打鼓,又一想:中国解放那么多年了,怎么会允许在国家机关里种植罂粟?一定是母亲弄错了。

不幸的是,母亲是对的;幸运的是,我顽固的恶疾——咳嗽停止了。我不知道应该感谢老丁还是痛恨老丁,第二天当我赶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远远就看到老丁握着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地把那片花的脑袋剪得干干净净,看到我,他隐晦地翻了翻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曾经趴在那片土地上寻找被老丁摧毁的花朵,结果那里褐色的泥土就好像是张开了神秘嘴巴,把那绚烂华美的碎片统统吞咽了下去。只是在我身体里面,留下了永远的迷恋。

十多年以后,前往呼兰河一位女作家的故居参观。同行者们高举着照相机,集中在这个女人早年的居所里流连忘返。大家都想在那里窥探到女作家成功的秘笈。只有我一个人,百般无聊地漫游到了后院。

到了后院,我突然立定了下来,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看到这个被女作家视为天堂的菜园子里,竟密密麻麻地种植了深埋在我鲜血里的罂粟花!这花比老丁指点我泡水的花更加鲜艳,更加茂盛,拳头般大小的花朵多为半重瓣或重瓣,它们如火如荼地争奇斗艳。我感到自己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生怕惊动这些神的精灵。我轻手轻脚地走到跟前,在那股久违的奇特香味当中,跌倒在黑色的泥土地上。

头顶上面是一片碧蓝的天空,拥挤的白云在那里变幻着,透过密密匝匝的罂粟花瓣,一时间我看到了火烧云。真的,我在这罂粟花的当中,看到了诡谲的火烧云。

女作家带着罂粟的毒素离开了她的呼兰河,到处寻找她的前途;而我则带着罂粟的毒素漂流到了异国他乡,到处寻找“吃饭”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伊登’,人人不愁饭吃……”胖妈双台下巴上面那两片厚嘟嘟的嘴唇皮,在我眼前忽隐忽现,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我不会忘记,胖妈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很早很早以前,一个冰冷的清晨。我一个人坐在饭厅里一张八仙桌子的后面,两只脚荡来荡去,苦巴巴地看着鼻子下面的一小盘卷心菜根。这些卷心菜根是胖妈从小菜场里捡来的,冲洗干净放在清水里煮熟,然后撒了两粒粗盐放到了我的面前。

旁边一座老式的立钟,咔嗒咔嗒地向前赶路,沉重的黄铜钟摆前面的玻璃门上,映现出一缕袅袅升起的热气,这是从我的早餐——卷心菜根里冒出来的。我用小手拨拉来拨拉去这盘子卷心菜根,我咽不下去,心想:“要是有一口稀饭,只要有一口稀饭,我就听话一天,不吵也不闹。”

那个年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仍旧是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笨重的无线电,音量被正在梳洗的母亲扭转到最高一挡,无线电里传出来一男一女两个义愤填膺的声音,一字一句批评苏联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的讲话,他们说这是修正主义。

“伊拉啥事体这么凶?为什么这么恨土豆烧牛肉?我喜欢土豆烧牛肉,我喜欢修正主义。”我嘟囔了一声。

母亲听见了惊慌失措,她跑到我的面前说:“不许瞎讲,小小的人,当心吃官司。”

“那不是修正主义,那个地方叫‘伊登’,人人不愁饭吃……”胖妈说。

“侬最好不要把这种邪教的东西弄过来毒害东东!”母亲说。

这就是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早晨,面对着一盆咽不下去的卷心菜根,我第一次听到“伊登”这个名字,从此铭刻心间,终生不忘。一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终于决定整理行装,出门远行去寻找“伊登”,寻找“吃饭”的地方了。然而让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出身在穷乡僻壤的胖妈,怎么会知道“伊登”?!

记得,临行之前,母亲固执地把一件件做饭的家什和基本调料塞进我已经超重的箱子,脸上呈现的是生离死别的悲哀。她说:“出门在外,最要紧的是吃饭。凡是可以和侬一起吃饭的人,就会是侬的朋友。假如连中国饭也不接受,就不会是侬这个中国人的朋友!”

于是,我一到美国,就开始邀请大家来吃饭。二十多年过去了,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我一共请过多少人来吃饭,一共去过多少人家吃饭。我只知道,在无数次的吃饭当中,我把我的爱、我的生命,全部地奉献……

我一直想告诉母亲关于我的“吃饭”的故事,却因为忙于寻找“吃饭”,拖过了一天又一天;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等待我的“吃饭”的故事,却因为害怕打搅我的“吃饭”,等待了一天又一天。

终于,一切趋向定当,我可以平心静气地坐在母亲身边,告诉母亲,关于我的“吃饭”的故事了。不料,母亲已经不会聆听我的故事,不会吃饭了。对此我感到心痛。

假如可以让我在吃饭和母亲当中重新选择,我一定会选择后者。然而人生无悔,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因此,我的这本《吃饭》是为我的母亲写的。我要让母亲知道,我这二十多年吃饭的故事;我的这本《吃饭》是为我的朋友写的,我要让我的朋友们知道,我是如何在这无根的土地上吃饭的;我的这本《吃饭》是为我的儿子写的,我要让我的儿子知道,“无论在何时何地,最要紧的是吃饭——民以食为天!”

《吃饭》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人物是虚构的。假如你发现其中的人物很像你,那一定不是你,只是你也许有过类似的经历,纯属巧合。而我仅仅是把这二十多年吃饭的故事,全部拼拢在一起。

我感觉到远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已经开始倾听我的故事了…… SO8Z9OvGyIfI/cWhb2zRKaLje+4b5vGaCx4q+9RDtRls2B2KwGwKCUAbyA/ado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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