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思想的大运动的特点，是一个从否定而到肯定，从破坏而到建设的运动。用卡莱尔所说的话，从永常的“否”到永常的“是”的运动。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就是一些如米拉博（Mirabeau）一流的人物都曾经吞噬一切的方式，但是并没有失掉他们对于人类的命运和精神力量的信仰。他们对于过去的压迫与风俗习惯的生活之解放，更促进他们明了人类的信仰与希望之永久的基础，人类之信心与组织所建筑的永恒的基石。他们伟大所在是以他们思想的历史，是否包括足以完全反映那时代思潮正与负的全部运动为标准；他们把握住历史上冲突的成分并且调解这些冲突使之成为构成他们自己内心生活的质素的程度愈高则他们便愈伟大。若果他们成为片面的思潮的反叛或反动的机关或发言者，或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打滚，而以群众之意见为意见，则是他们薄弱的表征。他们被动的顺从潮流趋于一偏之成分愈多，则他们便愈薄弱。在这种社会的与思想的冲突的潮流中，若果不从整个的历史背景着眼，是没有人能够聚积全时代之精神于一身，并深入于相反的潮流中而得完全的同情了解的。在这种潮流中没有人可以完全独立：因为他自己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譬如当反叛运动紧张时，他绝难分别自由与无政府的异同，当建设时代来临时，他绝难不利用旧的已经烧毁过的砖瓦木块以造新的大厦。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与命运开玩笑，没有人是可以逃得脱为时间和个性所限制的惩罚。任何人他能逃脱对于过去信仰之片面的否定与片面的肯定的发狂主义，他能够不仅依据普通常识与临时的便利，以作言行的指针，并且具有深远的识度，紧握着不同的各方面的实在而统贯之，换言之，任何人能不仅随时代潮流之变迁而变迁，而确能贡献真正的进步与发展于其间，必定是于我们有最高的兴趣，最大的教训的。因为这种人的生活似有一种小宇宙，从他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那比较难于了解的大宇宙的教训。所以必须有这种广博的经验，这种对于时代主要的潮流的虚怀态度，和这种不断的努力以达到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了解并且调和种种不同的趋势，而对于许多不同的伟大人物如华滋沃斯（Wordsworth）、卡莱尔、孔德（Comte）同哥德（Goethe）等的生活均能得适当的欣赏与评价。而对于德国从康德开始的哲学上的大运动之所以有兴趣，也因他们能够代表这种博大贯通的观点。而此观点的究竟意义，在黑格尔得了最高的表示。因为此运动也就在于寻得一条出路，由近代的主观的自由理想——造成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与18世纪的法国革命的自由理想——而达到过去人类生活所基以维系的思想和道德秩序之改造。

黑格尔（George William Frederic Hegel）于1770年8月27日，生于苏边区乌登堡省（Würtemberg）的省会司徒加尔城（Stuttgart），比谢林（Schelling）大5岁，比席勒（Schiller）大11岁，他们两人也都是乌登堡省人。苏边高原的居民，就方言与性格而论，皆与别处的德国人不同。苏边人的特点是朴素而又机敏，富于宗教热忱而又长于自由思想。因此史家舍利（Seeley）称他们为德国的苏格兰人。就种族与地位论，苏边属于南方，就宗教论属于北方。这种环境很适宜于保存很强烈的宗教的和理智的生活，在一个自命为新教的前驱的国家中就普通的性格而论，苏边人恰好构成日耳曼民族的各支派的中项。德国北部的，特别普鲁士的新教徒的谨严的理性主义与实行的毅力，到了苏边区便为南方人的活泼性情所柔化所扩大，而引起一种很深的玄思性情，有时甚至近于怪诞与神秘，但也不至于让他们对于真理的整体性与有机合一性的意识，为思想的相反部分所扰乱而破裂。说到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德国伟大的哲学运动的头两个领袖，康德与费希特——他们特别注重人的自由与独立，认我为高于非我——是属于北方的，而末后的两人谢林与黑格尔——他们超过这片面的唯心论而达到一种宇宙的精神性，人与宇宙合一，和我与他人一体的意识——是属于南方，而且同出于苏边区。

黑格尔的家世，可以追溯上去到约翰·黑格尔。他于16世纪的末年因信新教从奥国的加尔体亚（Carinthia）被驱逐出来，于十七八世纪时，有了许多的子孙皆在乌登堡省任下级官职。他的父亲，我们所知甚少，据说是在财政方面服务，生活甚有纪律，性情近于守旧。他的母亲似乎是一个受有相当教育，知力很高的女人。当她去世时，他才13岁。他有一弟名鲁意士（Louis）是一军人。有姊名克里士丁拉（Christina）。他们兄姊间，感情甚笃。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这中产阶级的家庭，是富于节俭清苦和诚实的精神，而以子女之教育为第一要务。当受了一些母教之后，5岁时，黑格尔便进拉丁学校。7岁时即进本城中学。在校中他似乎只以殊堪造就著称。随时预备着获得任何种知识，但是并无何种特殊嗜好或特殊才能。自初他便表现出一种忍耐的有方法的习惯，有如他曾经在政府服役过的祖先。简言之，他是一个“好孩子，获得多种奖金，包括品行良好的奖金的孩子”。当14岁时，他开首作日记——他处的时代是作日记的时代——但是这并不足表示他有一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分析的早熟趋势。其实，除了功课的进行外，他真找不到特殊的事情记在日记之内。有时他仅是借着日记为一种练习作拉丁文的工具。他对于功课进行的记载中，其老成持重的态度，也许带有一种孩子式的学究气。对于他的一个教员叫做鲁弗儿（Löffer）之爱慕与感谢（因为他于正课之外会给以私人的教导，当他死时，黑格尔才15岁），差不多是他全部日记中表示个人感情的唯一之处。——“在一小屋子里，他常坐在我旁边，我常坐在他旁边，好不快乐！”除此以外，他的日记的内容，都不过是些从教员那里得来的，从科学，和哲学教科书中抄来的一些当时开明的见解的回声。根据这种观点，他指出不容忍的罪恶，和自己为自己思想的必需，指斥流俗的迷信，指出各时代各国家的奇迹之相同处，并且认为贡献祭品以买天神的欢心，与近代教会中接收捐赠的礼物之间，莫有多大区别——凡此一切，就是这个开明时代的小圣人的思想。

有一种功课，好像对于他影响最深，而且当他中学快完结时，第一次唤醒他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鲜独创的意思，就是希腊诗歌的研究。苏封克里士的悲剧，特别对他有持久的魔力。他认为苏氏的《安体恭尼》（Antigone）一剧为剧诗中之杰作，曾两次翻译之：初译为散文，后在大学时，又译为韵文。黑格尔对于希腊艺术的纯洁的泉源的偏爱，是深印在他的脑海。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对于他此后的工作，皆有很大影响。即他当青年时代，他好像对于当时在德国颇流行的维特式的病态的感伤主义的小说，并不感觉些须兴趣，虽然后来希雷格尔以及别的浪漫主义者，皆会随声附和。对于耶教的浪漫艺术，虽然我们可以看出后来他曾受影响，但是他对于当时的无范型的感情的趋势，确只有反感，认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罗生宽曾说，“早年浸润于希腊艺术之高尚与优美，他绝不会承认真正的基督教是违背古典艺术之严肃恬静的。”他平素的理智同情的普遍性，一遇着自我意识的卢梭式的病态，便变成一种剧烈的反对；即以神秘派的人如哈曼（Hamann），虽其思想富于诙谐成分，颇令黑格尔注目，但是他发现了其中有一种麻醉剂，而不能对之完全表同情。但是在希腊艺术中他看出一种存在之现实的和谐，主与客，理想与现实，皆于其中和谐无忤，所以当他最初与希腊艺术接触时，他便从中发现了他的本性。所以很久以后，他对他的学生宣称，“对于希腊，凡有学养的日耳曼人均甚觉亲切。欧洲人的宗教——属于超越的高远的部分，来自一个很远的渊源，从东方，特别从叙利亚（Syria）；但是属于此地的目前的科学与艺术——凡一切使生活满足，使生活高尚，使生活优美的——我们皆直接间接得自希腊。”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习惯，是黑格尔得自学校时代的。当他16岁时，他即开首练习作很多读书撮要。即每读一本于他有兴趣的书，他都撮要抄写。从现在尚保存着的他所抄的稿本看来，那时他几乎对于他所涉猎过的任何方面的科学，都很有兴趣。这种习惯他一生都继续不断地保存着。所以他那时的重要的文学的或科学的著作——也可以说任何时代伟大的文学或科学著作——他很少没有作得有完备的分析，并且甚至将重要的部分手抄出来。用这种办法，他渐渐的积聚起来很多有条理的普通书籍——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是谨严而有条理的——而且更有价值的，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不仅把握住他所读过的著作之概括意义，而且他又能深刻领会到其独到之处，而能从字里行间欣赏作者个性之微妙趣味。有如他后来的说法，真的教育必须从一种有决心的自我放弃，或一种纯粹的领受的态度开始，只有从这种态度，我们才可以得到一种有生命的批评，此种批评才真正算得客观的批评。提到毕泰歌拉斯命学生须守五年缄默的教育方法，黑格尔说，“在某种意义之下，这种缄默的义务实在是一切教育和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必须从能认识别人的思想开始。这就包含有牺牲自己的意见在内。有人常说儿童的心思最初必须用问与答，反对与赞成等以启发之，其实这种方法，并不能给人以真的教育，实足以使之肤浅与表面化。缄默，保守我们本来面目，不唯绝不致使我们精神贫困，而且我们可借以养成一种认识事物之真实面目的能力，并且可以得到一种觉悟，明了主观的意见与主观的反对与赞成实毫无益处。所以最后我们才可以把这些主观的成分扫除尽净。”这个建议无疑地很难依从，而且若被误解也不无危险。特别对于所接受的材料的反应能力比较薄弱的人，若误用此法，将必变成书本奴隶。但是对于有一种人，他们思想的动力，不是博闻强记的重量所能压坏的，他们具有一种强健的理智消化力，无异于全部图书馆的消化力——而广博的见闻正是理智的救济。无论如何，黑格尔本人证明他早年之采取此法是有利无害，无可致疑的。

当18岁时，黑格尔离开中学而进大学。因为他的父母盼望他在教会做事，所以把他送在图宾根大学的神学研究院，去作一津贴生。这个神学研究院保存有一些僧院式的训练。院中的津贴生须穿特别服装。校规甚严，若有违犯校规的行为须受一种薄惩，普通吃饭时取消他饮酒的权利。当然，院中以神学为主要科目，但是全部学程亦分为两部分，哲学部分与神学部分，哲学占两年，神学占三年。那时图宾根的教授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地影响并指导像黑格尔这样的一个学生。也有些教授承认康德的影响，那时新兴哲学的明星，于演讲中也偶尔把康德作为演讲的题材，但有时甚至于曲解康德的学说以赞助旧时神学的主张 ——须知康德的文字每不足以完全表现其精神，要曲解他并非难事。但是他们里头实在没有一个澈底地受了康德学说的洗礼，能够用同情的了解以教授康德的新思想的人。所以黑格尔不久便把大学的工作，当成一种虚应故事，只用最低限度的精力以敷衍之。他曾因旷课太多而受过惩罚。但是他对于古代名家的著作，他确有继续不断的研究，而对于近代的作家，特别是对于卢梭的著作，他也很有兴趣。因为卢梭的著作，是当时快要达到顶点的法国大革命的关键。其实，黑格尔过去的训练，对于此种研究，实在是很好的预备。因为卢梭的学说，恰恰超过了当他中学时代所辛苦抄录出来的哲学教科书上的个人主义的普遍学理。大致因为他的热烈的信仰，他对于下层阶级天生的同情心，他对于社会上不公道的灵敏感觉，使他从轻松好玩的文艺，转变成一种快利似剑的，能使人发狂的演说。黑格尔与他的学侣，其中之一就是谢林——年龄较黑格尔轻，但思想的发展比黑格尔早熟——组织了一个政治学会，会中关于革命的思想都曾讨论到；据说黑格尔是会中最著称的对于博爱与自由的热烈的斗士。那时还有一种传说——据现在所证明此事属于别时——他同谢林有一个春天的早晨，曾经走到图宾根市中去种植了一株自由树。无论如何，当时激动全欧的伟大希望，黑格尔无疑地是充分具有同情。

生机萌动，真福祉也！

蓬勃少年，乃天仙也！

此外黑格尔在大学时，对于德国通常一般的学生生活的一切如娱乐的游艺，如热烈的友谊，甚至如男女的恋爱皆同样参加。不过总带有几分庄重与沉静的态度。因此得有“老先生”或“老夫子”的绰号。他的外面，和蔼可亲诙谐有趣，同学们对之，都有好感。但是没有人认为他有何伟大的才能。他对于津贴生中的同学，有两人，后来都有独创贡献的人，特别有深交：一为谢林，一为少年诗人赫尔得林（Hölderlin）。赫氏之诗充满一种对于希腊艺术与诗歌之浪漫的仰慕，略同于席勒《希腊的神》所表示之情绪。黑格尔与赫尔得林曾经共同研究过柏拉图与苏封克里士，所以他们的友谊特别使黑格尔在中学时代所读过的希腊文学的印象更为深刻化。当他的大学生活的末期，他的注意力开首更确定的转向于哲学，特别注重神学与哲学之关系和与康德的伦理著作的关系。据罗生宽《黑格尔传》中所引黑氏劄记本中的几页，已经可以表出他善于用短简有力的句子以表达深远意义的特殊能力了。——富于想像力同时又富于思维力，一语破的，有如炮弹的句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此时实在已经走进修正并改变他自己的哲学所由出的康德哲学的途程了。但是他的这种研究确为学校当局所不曾知悉。所以当他1793年离开图宾根时，他所得到的毕业证书上仅称他是一个才具和品格都很好的学生，尚适宜于其工作，但是短于言语；又称他对于神学与文字学皆有相当熟悉，但是对于哲学，并未十分着力。 vZb1Lq1y2rHsVOchFqfJ+IibDeItZhxx6GwvJBjshXs/KxpC+8Ka2z2RNZvXGT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