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谷城

我与贺麟同志的接触，自解放后，特别多起来。他是专攻哲学的，对黑格尔哲学有深刻的研究，尤其介绍黑格尔逻辑很有功劳。我是研究历史的，也很重视哲学。解放后，我到北京的机会多了；每次到京，几乎都要找他谈哲学，打听学术界对黑格尔哲学翻译介绍情况怎样。我在五四运动时期，对各种思想，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等，都想研究，对各家哲学，如柏格森、罗素、詹姆斯、杜威等的著作，都想钻研。当时年轻，有些自命不凡，甚至有些狂妄，总以为多读些书，由博返约，总有一天可以自树体系，成一家之言。事情真有些凑巧的地方，我这样作，居然组成了一个体系，后来商务印书馆于 1924 年把我的书印出来，书名就叫《生活系统》。

不过历史发展很快，革命形势逼人，不能让我关起门来讲系统。于是下定决心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 1921 年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便以邮购的方法，向日本东京丸善株式会社买《资本论》两套，一为英文本的，一为德文本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一师附小任主事，看我读这类的书，半庄半谐地对我说：“你看这些，不怕惹麻烦吗？”我说：“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其实我错了，他的话是对的。后来， 1924 — 1927 年的大革命我参加了，曾任省农民协会顾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贺麟同志说我参加革命较早，大概是指此。当时我在长沙曾发表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其中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颇引起教育界同人的讥讽。 1927 年春到武汉，毛泽东同志找我到他自己所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任干事，做一点宣传工作。承他鼓励，又发表了一篇“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的文章，其中也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反响极好。但麻烦就发生在这里。宁汉分裂以后，湖南反动势力抬头，就有人利用我写的几篇文章，要给我以麻烦。幸喜我已由武汉到了上海。 1927 年秋到 1930 年春，我在上海以卖文及译书为生，并在中国公学兼了几点钟课。因受到朋友的鼓励，对中国社会历史及革命理论的研究，又迫使我不得不从《资本论》的学习，上溯到黑格尔逻辑问题。

1930 年春，到中山大学教书，并兼社会学系主任；有了职业，生活较稳定了，有暇就到图书馆找黑格尔的书；书很少，大概是哲学系的先生借去了。我仅找到一本文德尔班的《哲学史》，其中述黑格尔哲学颇详；找到一本《黑格尔论文选集》，其中有哈里士（ Wm. T. Harris ）英译“黑格尔逻辑大纲”一篇；找到一本瓦拉士（ William Wallace ）英译《黑格尔逻辑》，也就是所谓《小逻辑》。此外找到一本麦塔加（ J. E. McTaggart ）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及另一本《黑格尔逻辑述评》。麦塔加的两本书，文字简明流畅，我曾想择一译成中文。后想译他人的研究之作，远不如译黑格尔本人之作的重要；于是先取哈里士的英译“黑格尔逻辑大纲”译成了中文。然后又把瓦拉士的英译《黑格尔逻辑》进行翻译。只译了一半，因与几位进步教授讲了马列主义，遭学校里反动当局的疑忌，于 1933 年被迫离开了中山大学，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授，并兼史社系主任。这时也已有了职业，生活安定，一方面努力编写《中国通史》，另一方面则想进一步钻研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逻辑。当时曾在上海一家外文书店，名叫壁恒公司，买了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两卷，《艺术哲学》四卷，德文本《小逻辑》一卷，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英文、德文对照本一卷，自己又从朋友处借到了《逻辑科学》的德文本，更承朋友送我一本德文的《历史哲学》。原来在中山大学翻译的“黑格尔逻辑大纲”也用中英对照印出；《小逻辑》译稿一半约十二万字，也曾托《思维月刊》代为分期发表，只是因为《思维月刊》被反动派压迫停刊，译稿随着遗失。《逻辑大纲》曾于 1952 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我在重印的序言里曾说：“黑格尔著作中，关于逻辑的，可寻出三套：一曰《大纲》二曰《小逻辑》三曰《逻辑科学》。这三者体系都完整，只内容有略与详之不同，读起来，自然以由略而详为方便。”

我以为研究历史，学习革命理论，不能不上溯到黑格尔的逻辑问题。贺麟同志研究哲学，对黑格尔哲学有深刻研究，尤其解放以后，因所译《小逻辑》获得读者好评，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极为诚挚。他在《小逻辑》译者引言中曾说：“解放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参加北京哲学界人士的哲学交流会和批判旧哲学的座谈会（经常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和鼓舞。”我与贺麟同志研究理论的重点固不相同，进行的程序也不相同；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理论，则完全一样。不独止此，在学习方面，我们两人曾共同亲自受到毛主席的鼓舞。记得大约是 1957 年 4 月 11 日上午，我因参加全国人代会在北京，有一天毛主席召我到中南海；这次与平常不同，汽车从新华门进，进门后守卫的同志还举枪致敬。车行至露天游泳池旁边，同毛主席略谈了一会，两人又同车回到丰泽园，开始长谈。毛主席问我：“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些什么朋友同你谈得来？”我答曰：“有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等教授。”主席随即命工作同志把这几位召来，然后又把胡绳同志和人民大学两位搞形式逻辑的青年同志也召来了。我自己早九时就到了中南海；其余各位在十时左右到齐了，每人刚进门，毛主席即起而与他握手，相与欢谈。开始进午餐时，毛主席笑着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大家作陪。”其实主席重视知识分子，早想同大家聚谈；这样一说，使大家更加轻松愉快，能畅所欲言了。饭后谈到三点多钟时，大家还兴致勃勃，似有许多未说完的话。毛主席也毫无倦容。当时，我才插话说：“我们今天不要使毛主席太劳累了。”毛主席接着说：“好！今天就谈到这里了。”于是大家陆续起而告辞；毛主席还送我们出大门，凭对中南海水波，一一握别。胡绳同志嘱我乘他的车子回宾馆，其余各位则由中南海告别毛主席，乘车回家。这一次的座谈小宴，使大家高兴极了；所受的鼓舞也是很不易忘记的。

大家受到领导的鼓舞，学习理论的热情都是很高的；而贺麟同志则更积极，大有尽弃所学，专读马列、毛书之概。记得，大约在 1965 年 11 月左右，他有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学习团，路过上海，顺便到我家谈天。看到我书架上乱七八糟的书，几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则是詹姆斯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他不抽了，笑着对我说：“尽看这些！”这不是他对我的讥讽，也不是他对我的恭维；而是当时他和我的遭遇大体相同，所引出的同感！这同感的里面有一个深刻的意思，即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点，贺麟同志做到了，现在他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最近所编《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特别是下篇，可以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编成的。这本书的优点很多，我所特别重视的有三点：第一，每一章自为起迄，首尾连贯自然，任取一章阅读，都可以很畅快地读下去，没有顾此失彼的麻烦，方便极了。第二，各章的排比，彼此之间，仍具有系统性，而且系统性很强；例如詹姆斯与杜威连述，柏雷、摩尔、罗素、亚历山大、怀特海等连述，都是明证。作者自己本来就是很重视哲学史的，这本讲演集大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入门书，也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补充读本。第三，凡有可以引起误解，甚至导入歧途之处，则不厌麻烦，详加分析批判，使人毫无误解之余地；例如：对新黑格尔派的分析批判，以及对实用主义的分析批判，就是明证。尤其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作得特别好。首先把实用主义分为古典的现代的两种，实事求是地予以批判。对古典实用主义的错误理论，一一指明，对其稍有可取之处，也不抹煞；对现代实用主义容易引起误解之处，如思想方法之被人误解为有唯物辩证法的因素等，则严格指出，毋使以讹传讹。然后将两者相关之处，说得清清楚楚；尤其对两者各自的优缺点的评价，措词极为谨慎，极有分寸。是批评中所少见的好文章。实用主义哲学家中，杜威好讲思想的五步；他在《实验逻辑论丛》中讲五步，在《民主与教育》中讲五步，在《思维术》中讲五步。所谓五步，大意不过是思想起于疑难，然后确定疑难的性质，然后提出解决疑难的方案，再把方案付诸实践，最后疑难得到解决。这样的五步，严格说来，只是主观行为完成的过程，不是客观存在发展的法则。而且五步云云，并不是固定不可移易的；扩大到七步未尝不可，缩小到三步更是完全可能的。席勒（ F. C. S. Schiller ）论真理，其实就是论假设，便提出三事，曰真理的要求，真理的证明，真理的可靠（ Claim of truth ， Veri ﬁ cation of truth ， Validity of truth ）。提出一个假设，总希望它或要求它能变为现实，这就是真理的要求；假设付诸实践，能牵引着行为向前迈进，就叫真理的证明；行为前进到了尽头，假设变成了现实，就叫真理的可靠。真理可靠之日就是假设实现之时；假设实现之时就是行为完成之日；行为完成之日就是真理消灭之时。在行为过程之中，有假设的吸引，在行为过程之外，没有真理的存在。我的看法如此，不知贺麟同志以为如何。全书拜读一遍，所得启发很多；略抒己见如上，即以为序。

1983 年 5 月 1 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