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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封建经济可以界定为通信和能源自给自足的复合经济体。农奴、耕牛和马匹构成了最主要的劳动力来源,而森林一方面构成了热能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小规模冶金的需要。除神职人员和少数庄园主之外,老百姓基本都是文盲,其经济生活受制于“口语文化”的时空局限性。由于古罗马道路年久失修而处于废弃状态,所以7~12世纪欧洲的商业和贸易几乎一片空白,经济和社会严重倒退,回到了相互隔绝、靠农业自给自足的社会。几乎所有产品都用于即时消费,仅有极少量剩余的用于本地交易,以补充庄园主以及乡村农民的日常所需。
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农业生产建立在土地公有的框架之上。封建领主通过各式各样的土地契约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世袭地产的所有人不仅世代拥有土地承租权,还有权永久居住在祖辈的不动产中;而一般的承租者则没那么幸运,其租赁时限通常不会超过三代,此后,封建领主既可以重新订立契约,也可以收回土地;一般佃农则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承租权,完全受控于封建领主。
租赁契约要求农民或上交一定比例的农作物,或为封建领主免费耕种土地。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初步发展,地主开始要求承租人缴纳一定数额的租金或税款。
封建农业建立在共同耕作的框架上,农民将小块土地集中并进行集体耕作。因此,土地的共同耕作成为欧洲民主决议制度的最初尝试。农民委员会负责监督相关经济活动,具体包括耕种、收割、轮作、森林和水资源的使用,以及公有牧场上放养牲畜的数量。
封建社会的财产关系概念与现代社会的财产关系概念大相径庭。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产是指对财产享有的排他性权利,财产可以被占有,也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然而,封建社会则截然相反,即世间所有物品都被视为上帝的创作并受上帝支配。上帝的创造物被想象为“巨大的链条”,下至最低级的生物,上至天堂中的天使,一切都处于严格的等级制度内。所有创造物都处于特定的等级当中,并被要求履行相应的职责,以满足其上游或者下游链条的需要,从而确保整个链条的顺畅运转。在这样的神学体系内,财产被视为一系列责任,从金字塔最顶端的上帝,到最底端耕种土地的农民,所有人都是责任的承担者。鉴于此,财产不能被某人排他性地占有,而是要被分成不同的财产权利,并且需要所有者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当国王将土地分封给领主或者诸侯时,“国王对于土地的控制权仍然存在,但是因土地所产生的收益则不再归国王所有”。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施拉特(Richard Schlatter)解释道:“没有人完全拥有土地。上至国王,下至耕作一线的农民,所有人都具备一定的支配权,但是没有人可以完全占有土地。”
就这样,封建经济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了700余年。然而,在16世纪,新的经济力量开始冲击封建秩序。这种冲击源起于都铎王朝,并逐渐蔓延至欧洲的其他区域。原来的公有土地被圈了起来,变成了私有财产,并在国王、议会或者乡村社区会议的许可下进入市场交易。
16世纪至19世纪早期,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被历史学家称为“富人对抗穷人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和政治的形态。无数农民背井离乡,被迫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为市场经济的萌芽提供了可雇用的劳动力。
在两种关联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圈地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对封建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运动发展初期,食品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城市人口迅猛增加,造成了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这对在通货膨胀前收取固定地租的封建地主形成了冲击。与此同时,纺织工业的兴起推高了羊毛价格,从经济上刺激地主开始圈地养羊。
成千上万的农民无家可归,看到昔日种植燕麦和黑麦、用于养活家人的土地上饲养着绵羊,农民们备感绝望。饱受饥苦的农民随处可见,但绵羊却被饲养得又肥又壮,羊毛被剪下来,送往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纺织工厂。
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爵士在其著作《乌托邦》(Utopia)中描述了这一苦难时期,猛烈地抨击了地主阶级的贪婪:
我听说,你那昔日温顺、驯服、食量很小的绵羊,如今变成了疯狂的吞噬者,甚至能将人吞下。它们消耗、破坏并吞噬所有土地、房屋和城市。
第二次圈地运动浪潮发生于1760年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工业革命开始扩展到英国全境及欧洲其他地区。新的经济模式使城市人口激增,对食物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高昂的物价促使地主圈起更多的土地,从而使欧洲最终完成了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农业经济的过渡。
圈地运动和随后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财产关系的属性,使其从有条件的所有权变为排他性的所有权。在人类隶属于土地几个世纪后,社会迎来了土地私有的时代,人们逐渐能够以不动产的形式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土地。人们世代居住的房屋变成了资本和信用的来源,被用于追求商业利润。而劳动力也成为一种专属权利,可以以合同契约的方式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不再受制于土地公有制下的义务和社会地位。
英国圈地运动不仅创造了现代私有财产关系概念,而且促进了相应的法律监管体系的出现。在封建社会,经济活动很少在亲属关系和熟人圈子以外展开,并且这些经济活动存在诸多限制。由于没有强制性的普通法和规章,人们不愿意与其社交圈外的人进行财产交易。在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人们主要以口头承诺作为担保,以确保交换在诚信的基础上进行。
一般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使现代市场成为可能。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对于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的匿名市场,则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准则来支撑。完善的私有财产制度需要有警察和法院做后盾的法律制度,以确保买方和卖方履行契约义务。在从封建公有制到市场经济产权私有制的过渡中,英国法律体系也逐步走向成熟,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旧秩序向新时代的转变。
大部分历史学家注意到,日益增长的羊毛市场和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制度在推动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其他经济因素也在这一转变历程中起了一定作用。人类学家指出,在13~14世纪,新农业技术的涌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促使人口持续增长(除了黑死病使人口数量短暂下滑)和城市生活出现。这些新农业技术包括北欧的重轮犁的发明、马对耕牛的取代,以及轮作方式从两轮轮种到三轮轮种的转变。历史学家也将这一转变归功于冶金技术的创新和一系列新机械的发明,例如凸轮、弹簧、踏板、复杂曲柄和调速器,这些都促使机械从往复运动向旋转运动转变。
虽然上述因素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都不是根本因素,不是导致史称“雏形”的中世纪工业革命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中世纪后期,印刷革命和风力、水力共同作用,才从根本上推动了欧洲从封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最终改变了欧洲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欧洲(后来产生于美国)疲软的原始工业经济,而非之前的封建经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了水力和风力。斯密将新的动力源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范例,而马克思则将风力和水力与能提供更可靠、更稳定动力的蒸汽进行对比。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一样,马克思也未能对封建经济与中世纪的经济模式加以区分,错误地认为“人力是封建社会的标志,而蒸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事实上,正是风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社会的能源关系,从而逐渐形成了中世纪的市民阶层。
此外,马克思还提到了印刷出版的重要性,但也仅仅是将其视为唤醒科学兴趣和科学追求的一种手段: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同时也成为驱动知识要素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然而,斯密和马克思都没有认识到,印刷术、风力和水力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才能成就欧洲经济模式的转变,并最终改变欧洲社会和政治形态。
欧洲人对水磨的使用历史悠久,从罗马时代就已经开始。但是受技术所限,水磨一直未能充分取代人力。然而,到了10~11世纪,技术创新将水力推向了经济生活的中心。据统计,截至11世纪末,英国的34个郡共有5 600座水磨。同一时期,法国有20 000座水磨,平均每250人就享有一座。水磨的经济影响非常显著:一座水磨产生2~3马力所用的时间仅为普通磨坊的一半。一座水磨可以取代一二十人的劳动。仅在法国,水磨产生的水能就相当于全国1/4的成年人所提供的能量,动力大大提升。
早期的水磨主要由庄园主投资兴建,一般建在流经其土地的河流和溪流上。随着欧洲城市和乡镇的大量涌现,各地都兴建了自己的水磨,形成了独立于庄园主的能量来源。
在水资源不足或相对缺乏的地区,以及产权属于封建领主的地方,乡镇和城市都将重心转向了风力。欧洲的第一座风车兴建于1185年,建在英国的约克郡,随后,这种风车很快在欧洲北部地区风靡。由于风力无处不在,不受土地限制且完全免费,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风力。于是,众多乡镇和城市纷纷启用风力,这样一来,大众掌握的能源完全可与当地领主相媲美了。为了纪念风为其带来全新、强大的能量来源,城市民众将风车称为“平民风车”。
水磨和风车广泛应用于碾米、制革、洗涤、运作高炉风箱、制作燃料、榨制橄榄油以及许多其他经济活动,而水磨最主要的作用表现在漂洗行业。漂洗是将羊毛变成布匹的第一步。在羊毛脱离织布机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去除杂质、清洗的步骤,并且需要通过在水中的敲打来增厚。而在水磨出现之前,完成上述过程需要人在水槽中反复地踩踏。是水磨改变了漂洗流程。人脚被木锤取代,而水磨则为木锤的起落提供了动力。一连串木锤可以取代一整组漂洗工人,而木锤的操纵仅需要一个工人即可。
漂洗业生产力提高使更多的土地从种植农作物转向饲养绵羊,从而使其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这也难怪漂洗作坊有时被称为“13世纪的工业革命”。在描述漂洗作坊时,历史学家卡勒斯–威尔逊(E. M. Carus-Wilson)将其称为“一场带来全国性经济繁荣并大大改变了中世纪英国的面貌的革命”。就这一点而言,威尔逊认为漂洗业机械化的影响力“可以与18世纪纺织行业机械化相媲美”。
18世纪90年代,在蒸汽机时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前夕,欧洲有50多万座水磨,共同提供约225万马力的动力。虽然风车在数量上少于水磨,但其提供的动力更多,平均每座风车能够提供30马力的动力。
虽然封建贵族和早期城乡市民阶层都曾对新能源进行抨击,但由于新能源分布广泛、总量充足,再多的抨击也不能阻挡新能源最终为市民阶层带来大量好处。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所拥有的动力能源等同于甚至超过封建权贵所拥有的,这使得市民阶层有能力冲破受财产义务约束的封建经济模式,过渡到由财产权利所构建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些现象在历史上都是首次出现。中世纪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对风力、水力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新技术对经济的重要意义做出了如下总结:
15世纪后半期,欧洲不仅掌握着比之前更多样的能源动力,而且拥有众多的技术方法来增进对这些能源的理解,从而指导对这些能源的使用。相比此前欧洲人以及同时代的新旧世界使用的方法,这些方法更具多样性和灵巧性。1492年之后,欧洲的对外扩张都是建立在欧洲能源消费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提升的基础之上。
从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从自产自用到交换生产的转变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通信技术革命为新能源带来众多的经济活动提供支撑,这种转变也不可能发生。通信革命以1436年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印刷机为标志。
印刷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其重要性堪比当今互联网产生的影响。当时印刷材料的数量相当惊人:
一个出生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之时)的人到50岁时回顾自己的人生,会看到人们已经用新的印刷技术印刷了大约800万本图书,这一数量超过了自330年君士坦丁堡建城以来欧洲手写本图书的总量。
当今社会,我们将印刷看作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印刷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我们很少思考印刷文字对我们的思维组织方式产生的重要影响。中世纪的手抄本则具有自身的特质,抄本的内容随着不同抄写人的主观投入而不断发生改变。但是印刷则去除了主观因素,提供了更加理性、更加精确以及更具分析性的获取知识的途径。同时,印刷有别于依赖记忆的口述文化,它不会导致流于形式的套话,而且能够储存记忆,并使信息更具可检索性(以目录、索引、脚注和参考文献的形式),从而使思想更为深刻,单词量得以扩展,印刷还开发出一种更加精妙的语言体系,可以供人们根据具体的情景或经验具体使用。
印刷对人类的商业贸易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刷引进了表格、列表和图形,提供了比个人评价更客观、更精确的描述方式。印刷不仅使地图实现标准化,而且使其价格更加便宜并可大量复制,从而提高了陆地旅行和海上航行的可预测性,进而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印刷也使商业合同的出现成为可能,使之成为远距离贸易以及在遥远地区拓展商业贸易的关键要素。在封建社会时代,经济联系主要靠口头交流,经济活动也局限于近距离交易。在口述文化时代,一个人的“言语”足以决定经济活动安排。即使在今天,会计人员仍然使用audit一词表示财务审计,而这个词的来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封建经济时代,在当时,审计师必须大声喊出财务信息来核实交易的真实性。此外,印刷还开辟了现代记账这一新模式。标准化的提单、流程单、发票、支票和本票可以远距离运输并长期保存,进而提供了一种多样化的、颇具扩展性的管理方式。随着风力和水力等新能源推动商业模式不断扩展,这种管理方式刚好与之相匹配。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商业“信用”以带有个人签名的书面形式得以确保。
印刷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对人们的读写能力和能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封建等级制度也构成了巨大挑战。两者协同作用,加之公路和水路运力的逐步改善,这一切因素共同加快了交易速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远距离贸易成为可能。
全新的通信/能源矩阵不仅缩短了距离和时间,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隔离状态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更鼓励人类走向开放,进而形成四海一家的世界性概念和思想。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地方主义和排外主义逐渐瓦解,人类开始想象一切新的可能性。这一繁荣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北方文艺复兴”—一次文学、语言、科学实验和对新世纪探索的全面觉醒。
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已有1 000多个颇具经济活力的城镇。除了提供粮食仓储、住宿和商店,这些城市中心也成为各类手工艺人的聚集地。这些新的城市管辖区通常被称为“自由城”,被看作独立于当地领主的区域。例如,按照一般的惯例,如果一个农奴从封建领主那里逃离,进入自由城避难的时长达到一年零一天,那么这个农奴就变成了自由人,他可以自由地从一个自由城迁徙到另一个自由城,并在那里定居。
新城镇的手工艺人(金属工、织布工和染工、兵器制造工、泥工、刺绣工和玻璃工、公证人、制帽工和家具制造者)加入行业公会,以便于制定货物的质量标准,并规定产品的固定价格和产量。公会并非完全采用市场机制,它制定的货品价格是所谓的“公平价格”而非市场价格,目的是维持人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方式而并非获取利润。公会着眼于维持现状,因此绕开了自由劳动力市场和竞争价格这两个市场经济的要素。
由于封建领主制度瓦解,大量廉价劳动力突然涌入,加之印刷机和新能源结合带来的生产潜能增加,17世纪的行业公会制度开始走下坡路。商人们绕开公会,将工作分给郊区的廉价劳动力(称之为“外加工制”),正是这一现象逐步侵蚀了公会所建立的、牢不可破的商业规则。外加工制为完全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就在商人与行业公会斗争的同时,作为一股新的生产制造业力量,小制造业主也与行业公会展开了斗争。这些小业主开始努力为其价格低廉的商品开拓国内市场,他们中多数人的工厂都利用水力和风力提供动力。
在推动国内市场自由化方面,新型制造商和商人志趣相投。他们联合起来拥护国内自由贸易,希望消除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希望商业合同受到法律保护,并且希望改善交通状况,以便进一步扩大市场。然而在对外贸易方面,他们产生了分歧。商人与君主结成联盟,旨在落实殖民政策,实行国外优惠于国内的贸易政策。商人的逻辑是:从严管理国内生产,确保产品质量高、成本低,从而以高价格销售到国外,以换取贵金属。相应地,海外殖民地被禁止生产成品,只能生产廉价原材料,并出口到母国,随后被迫以高价格购买母国生产的成品。
重商主义政策有利于出口商,却损害了母国和殖民地制造商的利益。此外,重商主义限制在国内市场生产的产品数量,从而人为地抬高出口价格,这不仅不利于国内制造商,而且也迫使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工薪阶层不得不同国内产品的昂贵价格进行抗争。
对重商主义的反抗情绪在欧洲和殖民地持续发酵,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率先与英国决裂。紧随其后,法国大革命也于1789年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这两个政治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既确保了在自由市场中通过自由贸易获得私有财产的权利,也争取了政治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权利。第一批现代联邦制国家都在思考谁应该拥有选举权这一问题,这使上述情况更加毋庸置疑。美国、英国、法国以及18~19世纪的其他民主国家都认为,政府的使命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与之相一致的理论是,拥有私有财产的人才享有投票权,这样一来,就将新成立的民主国家建立在以私有财产自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框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