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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时代正逐渐离我们远去,尽管这一进程并不迅速,但却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一种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事实上,当前的混合经济中已蕴含资本主义市场和协同共享两种元素,两者既相辅相成,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有时,两者能够通过互利的方式反哺自身。但更多的时候,其竞争的本质促使两者相互吞并或取代对方。
市场资本主义与协同共享两种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将是一场历时弥久的鏖战。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便对抗刚刚开始,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力不从心,尽管它曾充分地表现了人类的本性,并且规定了日常生活中商务、社会和政治等包罗万象的社会框架。虽然我认为资本主义在未来50年左右的社会架构中仍将占有一席之地,但21世纪下半叶,它能否在经济体制中保持主导地位是极不确定的。关于经济模式的大转型,虽然在现阶段其迹象并不明显,但协同共享模式已进入攀升期。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日益合理化、智能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将继续繁荣发展,并且在整合网络服务和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经济中强大的合伙人。而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我很清楚,这个预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难以置信。资本主义体制不可或缺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人们的脑海中,就好像人们要靠空气呼吸一样。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根据自然法则做出了伟大的判断,但这次不同的是,经济体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产物。
在经济体制的演变中,资本主义的表现可圈可点。同历史上其他的经济体制相比,虽然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命期相对较短,但它给人类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无论积极或消极)仅次于人类由狩猎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没落并非由“敌对势力”所致,资本主义大厦的门前没有蓄势待发的狼群摧城拔寨。恰恰相反,瓦解资本主义的正是昔日将其推向顶峰的运行理念。在资本主义内部架构中一直以来隐藏着一个矛盾,这一矛盾曾将资本主义推向了主导经济的地位,现在却加速了它的灭亡。
资本主义的宗旨是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入经济领域,人们所需物项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中交换。几乎所有日常所需都被纳入资本主义范畴,包括食物、饮用水、手工制品、社会关系、好创意、时间,甚至是决定我们是谁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它们都被定价并在市场上销售,而市场一直以来都是商品交换的特殊地点。今天,几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与商业交易相关。也就是说,市场定义了我们。
但矛盾也在于此,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是它的成功即意味着失败。且听我细细道来。
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市场的运作模式同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如出一辙。在自然界中,任何作用力都对应着唯一的反作用力。同样,在自我调控的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增加,那么卖家的售价就会随之上涨;如果售价过高,需求则会减少,进而迫使卖家调低价格。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另一位早期代表,他同样借喻牛顿力学,提出经济活动本身是持续性的。与牛顿第一定律相似的是,萨伊认为经济活动一旦启动即持续运转,除非有外力产生反作用。他说道:“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它的自身价值就从这一刻开始全部作用于市场中的其他产品……一个新产品的诞生对其他产品的影响是即时性的。”下一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改良了萨伊的说法,认为新技术提高生产率,使卖家能够以更低的单价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大量供应的低价产品拉升了自身的需求,这个过程迫使竞争者研发新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从而以比对手更低的价格赢回更多的老客户或吸引到新客户。这个循环的运转同永动机的运转机制相似。新技术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低价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的资产更多,而这反过来将刺激卖家展开新一轮的竞争。
然而,以上情况也存在一个隐患:他们都是基于“市场是竞争的”这一假设。问题是,如果一个或几个卖家有能力一家独大从而消除竞争并建立垄断或寡头,那么卖家就可以使价格保持在高位,因为买家几乎没有替代方案,这种情况在交易中的商品或服务是必需品时尤为突出。此时,垄断者几乎没有必要研发新技术提高生产率、降低售价或维持竞争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已经对垄断者司空见惯了。
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新的市场参与者会不断涌现,他们将带来技术突破,提高生产率,降低垄断商品或服务替代品的售价,从而动摇垄断者在市场中的地位。
现在,我们用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假设可以得出一个有逻辑的结论:设想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它的运行逻辑经得起任何质疑,它的竞争过程可以带来“生产率极限”和经济学家所说的“最优公共福利”(optimum general welfare)。这就像一个游戏的残局: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终极技术诞生,将生产率提高到理论上的最高点,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新产品的生产成本接近于零。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固定成本,则每生产一件额外产品的成本为零,这意味着产品几乎是免费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资本主义的血液(利润)就会枯竭。
在市场交换型经济中,利润是从差价中赚得的。例如,我是本书的作者,我把书卖给出版商,换得的是预付款和未来的版税收入。在读者拿到这本书之前,书的生产还要经过诸多环节,包括编审、排版、印刷、发行、经销和零售。参与流程的每一方都提高了交易价格,在原价格的基础上加入了足以使其获利的差价。
但写书和卖书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时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定价定得很低,甚至绕过出版商、编辑、印刷公司、批发商、经销商和零售商,在互联网上免费发表。在这种情况下,营销和发行图书的成本接近于零。仅有的成本是写书所消耗的时间、购买计算机和接入互联网的支出。电子书创作和发行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零边际成本现象已经破坏了出版业、传媒业和娱乐产业的旧格局,越来越多的信息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提供给数十亿受众。今天,全球超过1/3的人口通过手机和计算机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生成自己的信息,并通过视频、音频、短信以接近零成本的方式在互联网世界分享。零边际成本革命的触角正在延伸到其他商业领域,例如可再生能源、3D打印和在线高等教育。现在已经有上百万的产消者(消费自己生产的商品)在全球范围内以接近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制造绿色电力。据估计,全球有将近10万名业余爱好者采用3D打印技术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同时,600万学生正在参与慕课。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网络课程不但由世界知名教授授课,学生的学分还被大学认可。在这三个例子中,虽然前期成本相对较高,但都有增长指数曲线,就像过去几十年将计算机运算的边际成本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指数曲线一样。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各大洲和全球网络中的产消者将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并共享绿色能源、商品和服务,并且通过在线虚拟课堂学习,进而将经济带入一个商品和服务几乎免费的时代。
这场零边际成本革命中的很多佼佼者认为,在近乎免费的商品或服务更加流行的同时,他们也会创造出其他利润可观的商品或服务,甚至可以帮助资本主义重整旗鼓。《连线》杂志(Wired)前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以世界上第一家一次性大众剃须刀生产商吉列公司为例,提醒我们免费赠品一直都被用来吸引潜在消费者购买其他商品。吉列公司历来免费赠送剃须刀,旨在吸引消费者购买适合该剃须刀的刀片。
同样的道理,现在很多艺人允许上百万歌迷在网络上免费分享自己的音乐,目的就是希望能培养出忠诚的歌迷届时付费观看现场的演唱会。《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向数百万读者提供免费的预览版新闻,一定比例的读者会付费订阅以读取完整版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免费”是构建付费用户基础的市场工具。
但是,渴望“一切都免费”的想法本身就是十分短视且幼稚的。随着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转向近乎零边际成本甚至免费,资本主义市场将进一步萎缩至更加细化的市场领域,靠利润为生的企业只能倚仗高度专业化的商品和服务存活在经济体的边缘,且其用户群还在不断流失。
对近乎零边际成本经济模式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商业领域很多思想老旧的人无法想象商品或服务接近免费时经济的走向:如果利润枯竭,资产毫无意义,市场是多余的,那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有些人已经提出这样的疑问。令他们欣慰的是,几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在很久之前就审视了这个问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和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都思考过引领资本主义前行的致命矛盾。他们都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在遥远的未来,新科技是否会让生产率足够高、价格足够低,最后导致零成本模式的出现。
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是20世纪早期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注意到了成熟资本主义体制下潜伏的谜题。因为,追求新技术以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价格从根本上会威胁到体制本身。在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阵痛期,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生产方式私有制能否无限期持续以促进经济增长?或者,科技发展到某一足够发达的阶段,是否会成为资本主义体制进步的桎梏?
兰格发现,当一个创业者完成技术创新,能够以低价提供商品或服务时,较之仍陷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竞争者而言,创业者享有暂时性优势,而竞争者的早期投入则不可避免地贬值。竞争者迫于压力,也会研发出自己的技术创新作为回应,从而再次提高生产率并降低价格,如此循环周而复始。
但在成熟产业中,很多企业已经抢占了足够大的市场份额成为垄断或寡头,它们不遗余力地阻碍经济进步,竭尽所能地确保资本不因技术过时而贬值。兰格写道:“当维护已投入成本成为创业者首要关注问题时,那么经济进步的步伐一定会戛然而止,至少会大幅放缓……这种现象在垄断市场尤为明显。”
实力较强的产业领导者通常会尽力阻碍新竞争者的涌入和新技术的研发。通过放缓或停止新技术的研发,不但保护了先期投入资本的价值,而且阻碍了资本投入新的盈利领域,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回路。如果资本不能进入新的盈利领域,经济就会陷入长期停滞。
兰格用严肃的措辞描述资本家相互剥削的恶果:
如果不能打击为保护先期投资而阻碍经济进步的做法,或者打击没有成效,那么资本主义体制的稳定性就会动摇,甚至崩塌。
阻碍经济进步的做法注定是失败的,因为新的创业者总会挤入体制内,探寻提高生产力并降低价格的技术创新,用更低的价格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得客户群。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兰格提出的这一模式是循环往复的:不断提升生产率,进而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挤压利润空间。
对于当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商品或服务近乎免费这一设想其实是带有一点儿预言色彩的。而早期的经济学家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保守的热情”。凯恩斯是20世纪备受尊重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至今仍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930年,当数百万美国人认为1929年经济突然下行只是经济沉入谷底的“开篇”时,他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孙辈经济发展的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短文。
凯恩斯在文章中提到,新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生产率并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力消耗也大幅降低。凯恩斯发明了一个新术语,他告诉读者:“在未来,你会无数次听到这个词—‘技术性失业’,意思是指由于探索节省人力劳动方法的速度超过了新岗位的生成速度而造成的失业。”他还提到技术性失业在短期可能是种困扰,但长远来看它是件好事,因为“人们正在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凯恩斯认为:“我们很快将达到一个点(甚至比想象的更快),在这个点上,所有的经济需求都将得到满足,人们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非经济活动。”他很期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中,近乎免费的商品或服务达到富余水平,人类得以从苦难和拜金主义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生活中的艺术,实现人性的升华。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兰格和凯恩斯就预见到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分裂性特质:竞争性市场内在的创新性动力会驱动生产率的提升和边际成本的下降。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很清楚,最有效率的经济模式就是消费者只需承担所购物品的边际成本。但当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时,消费者如果只支付边际成本,商家将无法收回其投资,而利益相关方也无法赚取满意的利润。因此,行业领袖会争取市场份额以建立垄断,这样他们就能够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阻碍“看不见的手”引领市场达到商品或服务近乎免费的最有效模式。这一困境就是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矛盾。
兰格和凯恩斯的发现面世80年后,当代经济学家再次聚焦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他们也不确定在新科技加速零边际成本时代到来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将如何正常运转而不至于自我毁灭。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是克林顿任期内美国财政部部长和哈佛大学前校长,他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J·布拉福德·德朗(J. Bradford DeLong)在2001年8月堪萨斯市联邦储备银行的座谈会上联名发表了题为“信息时代的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Economy)的报告,重新审视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窘境。这一次的形势更危急:新兴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通信革命可能使资本主义在未来几十年迎来近乎零成本的时代。
萨默斯和德朗的关注点在于新兴的数据处理和通信技术。他们说这些“具有地震式效应的创新”正全面地重新配置商业环境,其潜在影响堪比电的出现。他们认为这些技术变革很可能极大地降低边际成本,而这也是其论点的出发点。萨默斯和德朗认为:“经济效率的根本原则在于价格要等于边际成本。就信息产品而言,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和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这样,悖论也就随之产生了:
如果信息产品以等于零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那依赖销售利润抵消支出的公司就无法创造并生产出这些产品。如果要创造和生产信息产品,就要假设销售产品会使某人得到利润。
萨默斯和德朗反对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抵消先期投入,因为“管理性民主、群体思维、官僚风气会摧毁市场的创新能量”。
两位经济学家不情愿地认为,在一个依靠大幅上涨的规模收益来生产商品的经济体中,保护创新的最佳手段是短期的自然垄断。他们的结论是“私营企业需要临时性的垄断和利润激励创新”,而且他们承认“自然垄断不满足于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一根本性经济效率法则”。事实上,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垄断的做法就是阻止潜在的竞争者研发出提高生产率、降低边际成本和产品售价的创新。然而,萨默斯和德朗总结道,在新经济中,垄断也许是能够维持经济运转的唯一方式。两位经济学家出奇地坦诚,承认“解开这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正确思路尚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竞争模式不是完全合适的……可我们仍不清楚什么模式才是正确的。”
萨默斯和德朗陷入了绝望的理论困境。虽然经济学家和创业者从不希望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毁灭(他们其实希望资本主义永居高位),但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行逻辑的审视表明,零边际成本模式的到来是大势所趋。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终极胜利,是推广社会福利的最佳状态。然而,胜利的一刻也成为资本主义淡出世界舞台的开端。虽然资本主义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很显然在我们离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越来越近时,资本主义从前的威风正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资源将变得过剩,而不是枯竭。
在萨默斯和德朗关于资本主义理论和信息时代实践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的论文中,最有趣的一段就是那句“可我们仍不清楚什么模式才是正确的”评述。他们暗示未来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替代模式,这种异常现象将使当前经济体制的长久可行性蒙上阴影。
看起来,我们已经处在经济模式改变的初期。资本主义的光芒逐渐黯淡,全新的经济模式正在脱颖而出,社会上正涌现出越来越多近乎免费的商品和服务。
术语“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近年来使用广泛,几乎涉及所有变革。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 c Revolutions)一书中第一次在广义上给“范式”一词下了定义。库恩将“范式”描述为“信仰和认知的一组系统”,这组系统建立了统一而协同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可以等同于现实。他用“范式”一词指代科学界的标准以及被广泛接受的模型,比如牛顿物理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
“范式”一词的威力在于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现实。一旦范式成立,那么很难(甚至不可能)质疑它反映自然规律的核心假设。范式以外的说辞几乎不受青睐,因为这些说辞游离在已被广泛接受的真理之外。但这种从不质疑的接受和对其他观念的视而不见使矛盾的逻辑逐渐堆积到一个临界点,之后便是该范式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能够解释不规则现象和新发展的综合性新范式。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模式被视为推动经济活动组织效率的最佳机制,但如今也在两个方面遭到围攻。
一方面,一个融合过去不同学科(生态科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和信息科技)的跨学科学术领域正在热力学原理的理论经济学基础上冲击着标准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仍执着于牛顿物理学的表象)。能量法则会产生生态约束,经济活动和这些约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标准资本主义理论几乎没有关注到这一关系。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影响地球的动力只是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它们是可调整的微小因素,对资本主义系统整体运转影响不大。
传统经济学家没能意识到热力学原理掌控着所有的经济活动。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认为“宇宙中的能量总量是固定的,熵(热力学函数)的量不断增加”。第一定律(也就是能量守恒定律)指出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无法被毁灭,从宇宙诞生到毁灭,能量的总量会保持恒定。虽然总量保持不变,能量的形态却在不断变化,且总是从可用向不可用转化。这也是第二定律的出处。第二定律指出,能量的流向总是从热到冷、从集中到分散、从有序到无序的。例如,对于一个燃烧的煤块来说,能量总量是固定的,但能量会以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其他气体的形式散发到大气层。虽然能量没有消失,但散发出去的部分对正常生产和工作没有意义。物理学家称这种无法利用的能量为熵。
经济活动的本质在于将自然界的可用能量(固、液、气三态)转化为商品或服务。在生产、储存和配送的各个环节,能量都负责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商品或服务。商品或服务中所包含的任何能量都消耗了有用能量和熵,进而推动经济活动沿着价值链前进。最终,商品被消费和遗弃,能量再次循环进入自然界,熵值随之增加。工程师和化学家指出,在经济活动中,能量永远不会出现净增加值,相反,只会在将自然资源转化成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损耗。问题是,这笔损耗的账单何时到期呢?
工业时代的“熵账单”已经来了。大量燃烧矿物能源使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在大气层聚集,导致气候变化频发,地球生物圈遭到大规模破坏,这为现有经济模型打上了一个问号。大体上看,经济学界还没有准备好应对经济活动受热动力学原理影响这个事实。业界人士的公然忽视,客观上强化了来自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界学者对经济模式的反思。在我此前编写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渐渐远去的亚当·斯密”这个章节对此有过相关论述。
另外,一个强大的新技术平台正突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范畴,加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核心矛盾,进而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推至上文中提到的末路。在物联网这个21世纪智能基础设施中,通信互联网将与逐渐成熟的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融合,造就第三次工业革命。物联网已经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使很多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商品或服务也几乎免费。其结果是企业利润开始枯竭,所有权概念淡化,经济稀缺逐渐让步于经济过剩。
物联网将把这个集成世界网络中的所有人和物连接起来。物联网平台的传感器和软件将人力、设备、自然资源、生产线、物流网络、消费习惯、回收流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连接起来,不断为各个节点(商业、家庭、交通工具)提供实时的大数据。反过来,大数据也将接受先进的分析,转化为预测性算法并编入自动化系统,进而提高热力效率,大幅提高生产率,并将整个经济体内生产和分销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降至趋近于零。
欧洲物联网研究项目组由欧盟委员会组建,旨在推动向“泛计算机化”时代的过渡。研究中心发现物联网已经通过成千上万种方式使世界连接成大网络。
物联网正在介入工业和商业领域。公司在整个商业环节安装传感器以便追踪货物流向。例如,美国著名快递公司UPS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其在美国境内6万辆货车的状态。UPS在车内安装传感器以便及时发现可能失灵的部件,这样公司可在第一时间为车辆更换部件,避免路上抛锚造成的巨额损失。
传感器可以记录并传送关于原材料可用性的相关信息,将当前库存信息告知前方办公室,并排除产品线的故障。其他传感器可以报告办公地点和家用电器的用电变化情况,以及用电变化对电价的影响。消费者可以设置相关电器以降低耗电量,或在用电高峰期关闭电器以避免电费暴涨,或将灯光调暗,防止下月电费出现赊欠。
安装在零售店的传感器可以帮助销售和市场部门了解消费者行为,进而获取相关信息,例如消费者仔细观察并拿起过哪些产品,把哪些放回货架,或者是买了什么。其他传感器可追踪发往零售商和消费者的产品,密切监视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的数量。全天候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校准供应量库存、生产和流通环节,并启动新的商业活动,进而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热动力学效率和生产率。
物联网也正被用于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传感器可以监测建筑物、桥梁、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材料波动和状态,分析建筑环境的构造状况,以便适时做出修补。其他传感器可以监测街坊邻里间的噪声污染情况、道路交通堵塞状况和人行道的密集度,以便优化出行路线。安装在街道沿线的传感器可以告知驾驶员哪里有可用车位,智能公路和智能高速使驾驶员了解最新的事故及堵车信息。一些保险公司正尝试在车辆上安装传感器,通过搜集车辆使用时间、位置、特定时间段行驶距离的信息来预测风险并制定保险费率。安装在公共照明设备上的传感器可控制设备根据周边环境的光照度调节自身亮度。传感器甚至还装在了垃圾桶上,用来优化废物搜集的时间。
物联网正迅速应用于自然环境,以便管理地球的生态系统。安装在森林中的传感器可以向消防员预警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因素。科学家们在城市、郊区和农村安装了传感器,用来提醒公众相关的污染信息,公众可减少户外活动以避免暴露在污染环境中。2013年,美国驻华使馆大楼的传感器每小时都会播报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这些数据会立刻上传到互联网,向公众发出污染程度的警示。这项举措迫使中国政府为保护公众健康推出严厉的措施,降低周边燃煤电厂的碳排放量、实施交通管制和限制能源密集型工厂的生产,以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传感器还可以安置在土壤中,探测土壤微小的波动和密度的变化,预测雪崩、塌方、火山喷发和地震等地质灾害。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公司正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城市上空和地面布置传感器,以提前两天预测大雨和泥石流,使市政机构能够及时疏散本地居民。
研究人员也正把传感器安装在野生动物身上和它们迁徙的路途中,对影响它们生存的环境和行为变化进行评估,以实施维持生态系统动力性的保护措施。传感器还被安装在河流、湖泊和海洋中用以检测水质的变化并估测该变化对生态系统中动植物的影响,进而制定补救措施。在美国艾奥瓦州迪比克的一个试点项目中,部分家庭安装了电子水表和配对软件用来监测家庭的用水习惯,这不但可以监测到可能的漏水情况,也可减少水的浪费。
物联网也正在改变我们生产和运输食品的方式。农民正在使用传感器预测天气,监测包括土壤湿度、花粉传播面积和其他影响产量的因素,并安装自动响应装置,以确保作物生长环境保持在最适宜的状态。传感器还被安装在运送蔬菜和水果的货箱上,这些传感器既能追踪货物位置,又能通过分析货物气味判断其是否将要变质,以便改变路线将其运往较近的分销商处。
医生甚至将传感器植入人体,检测包括心率、脉搏、体温和肤色在内的身体机能,方便医生察觉重要体征变化,以便提前采取措施。通用电气正在研究一种计算机视觉软件,该软件“可分析病人在剧烈疼痛、发狂或其他痛苦状态下的表情”,进而提醒护士采取必要措施。在不久的将来,人体传感器将与个人健康电子记录挂钩,使物联网可以快速诊断病人的身体状态,帮助医疗人员做紧急治疗。
毫无争议的是,物联网目前带来的最大影响出现在安全领域。家庭、办公室、工厂、商店甚至公共地点都安装了传感器,用以及时发现犯罪活动。物联网可以向安保部门和警察发出警示,提醒其迅速做出回应,物联网同时也为逮捕犯罪嫌疑人提供了追踪数据。
物联网将人造环境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了一个有序运转的网络中,所有人和事物在保护地球的前提下,通过优化社会热动力学效率的方式彼此沟通,促进彼此的连接。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平台在实现市场交换和获取私利的过程中切断并封闭了地球上大量生物的相关性,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物联网平台则恰恰逆转了这个过程。之所以说物联网是改变人类组织经济生活的颠覆性科技,是因为它帮助人类重新融入复杂的生物圈,在不损害地球上生态关系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在循环经济中更有效地使用较少的资源,以及从碳基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都是新兴经济模式的显著特征。在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个节点。
物联网正在彻底转变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在指引我们向可持续发展的富裕未来前行的同时,也带来了有关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恼人问题,本书的第五章和其他章节会对此进行说明。
世界上一些领先的信息科技公司已经开始着手构建物联网:通用电气的“工业互联网”、思科的“万物互联网”、IBM的“智慧星球”和西门子的“可持续城市”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们可以使互联网变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平台,将街坊邻里、城市、区域和大陆融汇在一个被工业观察员称为“全球中性网络”的架构中。这个网络是开放、分散和协同的,每个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访问该网络,并且可以使用大数据技术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创造新的应用,管理日常生活。
早前,支持物联网的跨国公司并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构造了物联网平台的核心运营机制。2012年,思科邀请我赴德国柏林同他们客户公司的首席信息官们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2013年,西门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会见首席执行官罗旭德(Peter Loescher)和全球董事会以及20位关键的全球部门领导。可见,两家公司的高管都很关注物联网。
在思科的会议上,我以一个问题作为开场:历史上所有基础设施的共同点在哪里?基础设施包括通信媒介、动力源和逻辑机制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相互影响,共同确保基础设施以一个整体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基础设施可以看作一个假肢,或一种扩大社会机制的手段。倘若通信、能量来源和移动性有一者缺失,社会就会停止运转。
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物联网是由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协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将持续不断地通过调度能源、生产并分销商品或服务以及回收废物的方式寻找提高热力学效率和生产率的新手段。三个互联网缺一不可。没有通信就无法组织经济活动,没有能源就无法生成信息或传送电力,没有物流就无法在价值链上推动经济活动。上述三个操作系统共同构建了新经济组织的生理机能。
物联网所包含的这三个彼此协作的互联网需要企业做出功能上的转型。在思科的案例中,我对新兴物联网经济中CIO(首席信息官)这一职位能否维持表示了怀疑,并建议未来的IT(信息技术)、能源服务和物流应整合成一个统一的职能部门,由CPO(提高生产率的首席官员)负责监督指导。CPO的职责是整合IT、能源和物流领域的专业技术,利用物联网技术优化公司运营的热动力学效率和生产率。
思科是个以IT为主要业务的公司,而西门子的业务更为多元化,设有IT、能源、物流和基础设施等部门。我在与西门子高管接触中发现,明显不同的部门之间多多少少还是相对独立的,各自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西门子公司将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为创建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提供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这迫使传统意义上的独立部门就如何增加彼此价值、推动物联网世界新局面展开对话。三大互联网在同一个物联网中运行,共同提高城市、区域和国家的热动力学效率和生产率,这一切使物联网这一概念突然变得有意义了。但是,建立一个新的商业模型,将西门子优秀的业务部门联手组建成强大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从而管理物联网技术平台的权限,并促进城市向智慧和可持续发展转型,这一想法到底有多明智呢?
随着物联网平台突然出现,对商业模式的反思也正在凸显。我自己的社会企业TIR咨询公司是由很多世界领先的建筑、能源、施工、电力、IT、电气、物流和运输公司组成的。自2009年起,我们就与世界上诸多城市、地区和国家探讨编制第三次工业革命总体规划以推行物联网基础设施的问题。如果不是当初发现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未知的领域并位于陡峭的学习曲线之上,我就不会专注于新智慧城市的建设。但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物联网操作系统的核心是未来通信互联网、能源物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的有机结合。如果三大互联网始终彼此独立,那么利用物联网推动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对构成物联网的三大互联网的论述贯穿全书。)
对物联网未来前景的兴奋在于极高的生产力会将万事万物连接到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中,人类向商品和服务近乎免费的时代加速迈进,21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走向没落,协同共享将取而代之,成为主导经济生活的新模式。
我们习惯于将资本市场和政府视为管控经济生活仅有的两种方式,以至于忽略了这两者以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于传递政府和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模型。共有模式在资本市场和政府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体制性自营活动。
当代的共有模式是数十亿人口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它由数百万的自营(大多数是民主的)机构组成,包括慈善机构、宗教团体、艺术和文化团体、教育基金会、业余体育俱乐部、产销合作组织、信用机构、医疗机构、倡导团体、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组织和无数能够生成社会资产的正式和非正式机构。
传统的民主性共有模式至今仍存在于世界各地。在农村,当地的资源被(土地、水源、森林、渔业、牧草等)集中并由村民们共同使用。关于征用、耕种、分发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决定在民主的基础上由共有模式中的成员共同做出。此外,违反惯例或条约的制裁或惩罚措施会写入组织章程,使共有模式成为一种自营的经济体。在以物质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中,共有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模式,因为产销的最终目的是使用而不是交换。它们是当今循环经济的早期原型。
考虑到共有模式诞生的政治环境,它的成功就更加引人注目。大体上看,共有管理出现在封建社会,势力强大的君主剥削当地百姓,强制百姓在庄园劳作或用其生产的部分产品交税。受剥削的百姓走到一起共享劳动所得成为他们优化自有财产的仅有方式。由此得到的启示是,以民主自营形式分享共有资源的做法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是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模型。
席卷欧洲大陆的圈地运动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萌生了现代市场经济和之后的资本主义体制,结束了农村的共有模式,但共享的精神仍然存在。农民把之前的经验带到了城市,在城市里,工业革命带来的工厂主扮演了和封建君主同样的剥削者角色。城市工人和新兴中产阶级同他们的农民先驱者一样,投入他们的共有资源(这一次是以工资和劳动技能的形式)建立了新型的自营共有模式。各类慈善机构、学校、医院、贸易联盟、合作社和大众文化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为19世纪的公民社会奠定了基础。这些新型共有机构由社会资本筹资,在民主精神的指导下经营,在改善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20世纪,公民社会通过免税组织的形式实现了体制化,甚至部分转化为非营利组织。今天,就其纯粹的社会职能和机构分类而言,“公民社会”和“非营利组织”两个词是通用的。现在,一个新的趋势是更多使用“社会共有”一词,不再做以前的区分。
从封建共有过渡到社会共有的漫长岁月里,一代又一代人已经把民主自营的原则理念打磨成了一个精细工艺。当前,全球很多国家的社会共有都比市场经济发展要快。可由于社会共有创造的大部分是社会价值而不是金钱价值,所以经济学家往往会忽视社会共有。然而,社会经济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调查表明,非营利性共有组织的运营支出达到了2.2万亿美元。在其中8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捷克和新西兰,非营利性共有组织的生产值平均占本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些国家非营利性共有组织对GDP的贡献高于其他所有公共设施领域,与建筑业持平,与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服务业的占比也相差不大。
社会共有的产物使社会以文化实体的形式存在。市场和政府是人们社会身份的延伸。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的持续补充,市场和政府就无法获得足够的信任而发挥作用,然而人们还是将社会共有轻蔑地划归为“第三领域”,好像它没有市场和政府重要似的。
然而,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一早醒来,发现所有社会团体组织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迅速萎缩和灭亡?如果没有神社、学校、医院、社区服务小组、倡导团体、体育和休闲设施、艺术和其他文化机构,我们将失去使命感、认同感以及将人类联结成一个大家庭的社会纽带。
资本主义市场在私利的基础上受功利性驱动,而社会共有受集体利益和与他人分享的精神驱动。如果说前者奉行的是产权、购者自慎和自治,那么后者推行的则是开源创新、透明度和对社区建设的追求。
共有的形式之所以在当今社会比在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受重视,是因为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高科技平台,该平台的根本特点在于它可以优化共有模式的核心价值和运营原则,从而使这一历史悠久的体制重新焕发活力。
物联网是新兴协同共享模式的“科技精神伴侣”。物联网的基础设施以分散的形式配置,旨在促进协同效应,使物联网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的理想技术框架。物联网的运营逻辑在于优化对等生产、全球接入和在公民社会中培养并创造社会资本的敏感程度。建立物联网平台的根本初衷在于鼓励分享型文化,这与共有模式相得益彰。物联网的这些设计特点带领社会共有走出阴影,赋予它一个高科技平台,使其成为21世纪决定性的经济模式。
物联网让数十亿的人通过点对点的方式接入社交网络,共同创造组成协同共享的诸多经济机会。物联网平台使每个人都成为产消者,使每项活动都变成一种合作。物联网把所有人连接到一个全球性的社区中,社会资本繁荣的规模前所未有,使得共享型经济成为可能。没有物联网平台,协同共享既不可行,也无法实现。
“协同”这个形容词直到20世纪才出现。使用谷歌强大的Ngram Viewer词汇查找功能可以一窥这个词的变化。研究人员可以使用Ngram Viewer服务查找1500~2008年出版的500多万本图书,确定某一个词初次使用是在什么时间,以及之后使用频率的增减。查询结果清楚地显示,“协同”第一次使用出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自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点对点互动通信媒体出现后,“协同”一词的使用率一路飙升。
协同共享已经对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市场正让步于网络,所有权正变得没有接入重要,追求个人利益由追求集体利益取代,传统意义上由穷变富的梦想转变成对可持续高质量生活的渴望。
在不久的将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将失去主导社会的地位,因为协同主义的时代即将到来。年轻的协同主义者吸取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华,同时去除了自由市场和官僚体系的核心本质。
物联网分散和互联的本质深化了个人参与创业的程度,该程度和个人在社会经济中协同关系的多样性和强度成正比。这是因为通信、能源和物流的民主化会使每个个体变得强大,但这要求个体必须参与到社会资本支撑的点对点网络中。一个通过提高社会内涵来增强自主创业精神的时代即将到来。毫无疑问,聪明杰出的“千禧”一代认为他们是“社会创业者”。对他们而言,其创业者的身份和社会成员的身份将不再相互矛盾,而是相互促进。
数百万人正在把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从资本主义市场向全球性的协同共享转移。产消者不仅在协同共享下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模式制造并分享自己的信息、娱乐、绿色能源、3D打印商品和大量的慕课,他们还通过社交网站、租赁商、“物质再分配俱乐部”和合作社以较低或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模式共享汽车、房屋甚至衣物。越来越多的人同样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模式在患者主导的医疗体系中协同合作以提高诊断技术,寻找解决顽疾的治疗方案。年轻的社会创业者正在创建生态敏感型企业,通过众筹资本组建新公司,甚至在新经济模式下创造另外一种新的社会货币。结果是,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正逐渐被协同共享下的“共享价值”替代。当产消者在协同共享中分享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时,市场经济中的交换法则与社会生活就越发不相关了。
当前经济学家、商业领袖和官员们就有关世界范围内可能产生的新型经济长期停滞的激辩预示着市场经济交换价值向协同共享中的共享价值转移这一大变革。
“大萧条”后,全球GDP一直保持增长,但增速放缓。虽然经济学家指出了一系列原因,如能源价格过高、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增长缓慢、消费者和政府债务过高、全球收入大幅流向富人、存在消费者风险规避现象等,但是可能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潜在因素(虽然还在初期)能够解释GDP增长的放缓。当越来越多的领域中的商品和服务生产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利润受到挤压,GDP也会逐渐降低。同时,因为商品和服务接近免费,市场中的购买行为也会减少,而这将再次降低GDP。甚至在交换经济中,购买行为也在减少,因为人们在共享经济中循环利用,延长了之前所购商品的使用周期,这也导致了GDP的流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青睐访问权而不是所有权,他们只愿意付钱购买汽车、自行车、玩具、工具或其他商品的有限使用时间,其结果就是GDP的降低。同时,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替代了数百万人的人力劳动,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购买力继续收缩,进而减少了GDP。而且,随着产消者人数的增加,更多的经济活动正在从市场上的交换经济转向协同共享下的共享经济,这使GDP再次缩水。
问题是,虽然导致经济停滞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个更显著的导致经济停滞的改变正在显现,那就是资本主义体制的缓慢衰退和协同共享的兴起,在协同共享下,市场资产的积累对经济水平的影响变小,社会资产的增加对经济水平的影响增大。未来几年或几十年的GDP下降将逐渐促进充满活力的新型经济模式的诞生,这一新型经济模式将采用全新的方式衡量经济价值。
全球范围内对评定经济成功标准的讨论很好地彰显了这一变化。传统意义上,GDP对资本市场经济表现的度量标准仅限于把每年商品和服务数量相加,经济增长不区分积极和消极。用于清理有毒废弃物、加强警务防护、升级监狱设施和军事拨款的增加全部包含在了GDP之内。
今天,经济生活正在发生改变,金融资本和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交换逐渐过渡为社会资本和协同共享中商品和服务的共享,这种过渡正在重塑社会对经济绩效评价标准的思考。欧盟、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很多工业化及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布评定经济发展的新标准,强调“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经济产出的数量。社会效益(包括公民受教育程度、医疗服务可用性、初生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环保工作力度、可持续发展、人权保护、社会的民主参与度、志愿者人数、公民休闲时间长度、贫困线下人口比率、财富的合理分配)已经优先成为政府评定社会中大体经济水平的众多方法之一。随着未来几十年市场经济的衰退,GDP作为评定经济绩效重要指标这一地位将不可避免地下降。21世纪中叶,协同共享下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成为衡量各国经济水平的指标。
在交换经济和共享经济的角力中,经济学家最后的担忧是如果所有事物都接近免费,那么研发新商品和服务的动机就不复存在,因为发明者和创业者无法收回先期投入。但开源法律文件正在从知识产权条例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数百万产消者在社会共有下协同工作,创建新的IT和软件公司、娱乐形式、学习工具、媒体产物、绿色能源、3D打印商品、点对点医疗研究项目和非营利性社会创业经营机构。其结果是大量的创新得以涌现,至少与20世纪资本主义市场出现的创新数量持平。
协同共享带来的创新民主化正孕育着一种新的激励机制,它更多的是基于提高人类社会福利的期望,而不那么重视物质回报。这种激励正有效地发挥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市场不大可能消失,但它将不再是定义人类文明经济日程的唯一因素。虽然有的商品和服务边际成本足够高,能够通过市场的流通为投资带来足够的利润,但在一个更多商品近乎免费的世界,社会资产发挥着比金融资产更重要的作用,经济生活更多地活跃在协同共享之下。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仅仅在于撰写一份关于推动协同经济模式计划的冗长清单,因为关于萌芽时期的协同模式已经有数百篇文章和几十本书讨论过了。本书关注人类行为的这次改变是怎样使我们在资本主义时期赖以生存并建立机制的核心价值作废的。本书还将探讨驱动新协同纪元的新价值观和新体制。
直到现在,很多关于协同文化日益兴起的著作和文章都认为,虽然这种组织商业的新模式破坏力很强,但它不会最终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的最高假设。对许多推崇协同经济模式的说客而言,他们认为协同模式在未来将大幅提高公民在社会中的参与度和社会创新度,促使我们将几乎所有领域内的机构设置为扁平式,但最终都会纳入更人性化和高效的资本主义市场。
环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当前配置可以发现,资本主义还在发挥着能量。全球《财富》500强企业继续掌握全球商业的操控权,2011年,全球500强企业的收入比这一年全球GDP的1/3还要多。考虑到资本主义系统的巨大能量和广泛性,很难想象一个资本主义逐渐消失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
我们需要考虑资本主义之后以何为生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并不清楚资本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退后一步,回顾一下历史上关键的经济模式变迁,以及社会机构如何随之改变。纵观历史,大规模经济转型都出现在人类发现新能源并建立新型通信媒介之时。能源和通信媒体的融合建立了重组时空动态性的矩阵,从而使更多的人走到一起,在复杂的、互相关联的社会组织中凝聚在一起。附属的科技平台不但成为基础设施,也决定了组织运营经济的方式。在19世纪,蒸汽驱动的印刷术和电报成为一种新的通信媒介,将基于煤炭动力的复杂的铁路和工厂系统连接起来并进行管理,这样就将全国人口密集的城市连接起来了。在20世纪,电话和之后的广播、电视成为管理和经营一个地域分散的石油、汽车和郊区市场以及大众消费者社会的通信媒介。在21世纪,互联网在全球相互关联的共有模式下成为分配可再生能源、自动化物流和运输的通信媒介。
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科技平台是集中化的,命令和控制都是自上而下的。这是由于化石燃料只能在部分地区开采,需要集中管理才能把产品提供给最终消费者。反过来,需要集中、垂直整合的通信媒介应对新能源出现带来的商业交易加速。
建立集中式通信/能源矩阵的巨额资本支出意味着,依靠这些技术平台的新兴工业或商业企业需要为自身创建一个贯穿整个价值链的大型垂直整合运营体制,这是保证规模经济足以收回投资成本的唯一途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建立垂直整合企业的大量先期投资需要巨额投资资本。
然而,投入大量资产是值得的。将整个价值链带到同一个屋檐下使企业避免了很多高成本的中间环节,降低了边际成本,进而极大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售价。但讽刺的是,同样的垂直整合使得一些市场领导者垄断了各自的领域,阻碍新参与者推出降低边际成本的新技术,进而夺取据点和足够的市场份额以便更高效地竞争。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物联网基础设施通过其开放的架构和分散式的特点,利用近乎零边际成本的区域分散并行生产特点和全球网络,使协同共享下的企业打破资本主义市场中大公司通过垂直整合形成的垄断。
物联网的技术平台依赖随处可见的可再生能源。而且,当日益成熟的技术价格越来越低廉,在未来10年后像手机和计算机一样便宜时,先期针对科技的固定投资收回后,西下的斜阳、檐下的清风和厨房中废弃物转化成的生物能都是免费的,就像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创造和分享的信息一样。然而,分散的可再生能源需要协同组织到一起,并且在社区和区域以点对点的方式共享,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规模经济把边际成本降到接近于零。由于物联网是一个分布式、协同和点对点的技术平台,这就注定了它将成为唯一一个能够灵活地管理相似可再生能源的机制。
分散式物联网基础设施上线的固定成本虽然很高,但远低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集中式科技平台的筹建和维护成本。不但固定成本减少,物联网还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生产及配送过程中通信、能源和物流的边际成本。通过去除价值链中几乎所有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合作社和其他非营利性商业机构)和数十亿的产消者可以在协同共享下以近乎零的边际成本直接分享商品和服务。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的下降极大降低了在分布式点对点网络中创建新企业的入市成本。低廉的入市成本鼓励更多人成为潜在的创业者和协同工作者,在共有模式下生产并分享信息、能源、商品和服务。
物联网基础设施和协同共享带来的变化远远超越了商业领域。每种通信/能源矩阵都伴有一组建议,提示它们如何利用新科技带来的机遇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这些建议反映了新技术投入应用的可能性和潜力。这些建议在庞大的信仰系统中被推崇,这个系统认为社会的新经济模式遵循自然法则,因此是组织社会生活的唯一合法途径。在历史上,我还不知道哪个社会对自然法则的看法与它和环境的关系不一致。通过建立自然观(复制了其影响世界的方式),每个社会都应感到安心,因为它们知道自身的组织方式符合自然法则。一旦这种无意识的自我审定在公众心中根深蒂固,那么任何关于社会和经济组织方式的批评或质疑都会被认为是异端,是愚蠢的,因为它与自然和宇宙法则相悖。纵观历史,决定各经济模式的宇宙论在保持社会稳定方面最终都比军队做得出色。
这就是为什么模式的转变不仅具有破坏性,而且是痛苦的,因为这不但质疑了支撑社会和经济模型的假设,同时否定了与之相伴的信仰系统和掌控这些模型的世界观。
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市场向协同共享转变时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心理变化,可以把这次变化的影响等同于人类历史上中世纪晚期由封建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以及当代市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在每个事例中,理解通信/能源矩阵的变化如何激发经济模式的转变、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世界观,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认识引领经济前行并把我们带入当代社会的演化机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让我们以历史的视角探寻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范式转换(这一次是从资本主义市场过渡到协同共享)带来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