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新常态的结构调整和发展路径是社会各界最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主要谈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新常态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第二个观点是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两个话题毫无疑问是密切相关的。

“新常态”这个词在我印象中是四五年前在达沃斯的冬季论坛上大家开始热炒的一个词。当时这个词主要用来形容西方经济，金融市场有所恢复，其他货币政策不断宽松。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推出之后，经济始终没有恢复，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以当时的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莫斯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当你等一辆公共汽车，本来应该五分钟一班车，五分钟到了还不来，二十分钟到了还不来，一个小时到了还不来，这时候你应该知道你进入一个新常态了，公共汽车永远不会来。这是一个调侃的词，但是我们现在强调新常态，不是悲观的，相反我们的取向是相反的，是面向未来的，是想给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的思想。

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新常态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增长速度阶段性的下降，注意是阶段性下降。我不同意很多学者认为增长速度是下台阶的分析，我认为是阶段性下降。中国经济中长期、潜在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能认为就直线下降，降到6%以下。

我判断一个经济体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这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和世界上领先经济体GDP的差距。全世界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大型经济体长期以来领先的就是美国，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的15%，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差得很远，从商业模式，从技术、理念、教育等方面来看也是如此。当然我并不是说只要人均收入低增长，潜力就高了，还包括受教育水平、储蓄率等因素。基于上述分析，中国经济潜在的、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新常态下增长速度是阶段性下降，主要是为了消化前期的一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像到了冬天人的身体要修复，我们中国经济也正处在一个修复期。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若干领域的投资过头了，包括房地产，房地产的实际投资是超前了，还有若干领域的产能，这些都是需要修复的。因此，在修复期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增长率在7%左右这是完全应该的，但并不等于讲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直线下滑，这个我不同意。

第二个新常态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结构深刻、全面升级。既体现在占GDP比重已经开始上涨，也体现在蓝领工人的工资，蓝领工人的工资涨得远远比白领工资快。因此从整体上来看，由于中国的城乡差距是我们基尼系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差距3.2倍，现在可能降到3.1倍了，由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整个基尼系数在下降。

在结构调整方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物流过去是很多企业自己搞的，现在变成专业公司了。网站的托管过去是每个单位要自己搞，现在逐步逐步地交给专业公司了。因为专业网站的管理，包括整个的一套管理，包括数据管理越来越专业化，你认为你安全，实际上交给专业公司更安全，这就是专业分工细化。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核心指标，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带动了整个服务业上升的速度，也带动了整个新创造的就业增长速度，这远远超出了预期。官方数据是新创造就业机会1300万个，也许里面有重复计算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远远超过一般认为的1000万左右的心理预期。

结构调整还包括技术领域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度和附加值产业链提高的程度，我认为这也远远超过大部分学者的预期。我本人是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的，起初是被作为工程师培养的，包括机械、车、钳、铣、刨、磨、焊都学过，所以我特别愿意关心工程的事情。我经常跟国外的朋友们讲，如果我是德国人的话挺担心，中国工程赶超技术很快，部分是自主研发，部分是到意大利北部买核心技术，这个增长很快。我国每年专利的申请书还有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都稳居第二，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所以未来10年之内应该能超过美国。

新常态的第三个要素是中国正在以崭新的心态和姿态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分工，这一要素目前强调得还不够。中国现在不仅是全球化的维护者和受益者，还是领导者。所以现在政府提出要搞“一路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坚持五年、十年。“一路一带”抓住了当前国际经济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基础设施远远跟不上，也是借鉴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的一些心得，这种举措将会改变全球。

再比如说跟澳大利亚、韩国，原则上以后达成了自由贸易的协定，2013年我们还担心美国搞TPP，即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把中国跨过去。但是现在基本上过去了，美国搞不起来，在自由贸易区我们自己练兵，让我们的企业和他们直接短兵相接。

同时国家提出要搞三个基金，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应急措施。现在俄罗斯的事情正在考验我们，很多国外的记者关心这个事情，我们会不会启动应急方案，这一系列都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开始学习做大国经济了。10年前回国的时候我在北大说中国需要大国发展战略，可能提早了一点，现在正在搞大国发展战略。这是我认为的新常态的三个重要要素，这个新常态和国外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是一个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的大国发展路径如何才能成功？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政府这张网，互联网20年前被引进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的确如此，但是不要忘记，除了互联网之外，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张网是政府这张网。大到北京、小到每一个村，都在这张网里，这张网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运作效率，如果不跟上形势，那么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顺利。要想提高这张网的效率，政府必须在很多领域退出，我相信应该逐步地会真正走向改革之路。

比退出还难的是政府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举几个例子，比如咱们有很多淘宝村，好像不用政府管，但是不要忘记淘宝村背后增长质量如何还是要靠政府。那些地本来是耕地，现在搞成工业了，合不合适，污染情况怎么样，交通是不是配套，这些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责，规划是政府永远的天职。在美国、欧洲，政府都是搞规划，我们没有，北京也是如此，我们经常看到门口一块地被拆迁了，不知道干什么的，过两天盖了一栋高楼。

所以政府的力量必须加强，需要法治，需要用法律管住政府的行为，让舆论、百姓去监督政府，让百姓利益通过更好的监管落实到经济体中。这是新常态下经济能够顺利发展的最难的一条。

最后，我想说，不要认为有了互联网，有了新经济，政府可以靠边站，相反，政府正确的作用更加重要。实现这一目标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法律界的学者、互联网的监督、经济学界的不断批评建议都非常重要。

（此文系作者在“新华网思客会·新经济跨界谈”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rH3fXSLpM4N1BS7x+AnhAiQCHTl0XLTnKDy9oCIUqKIq3xphzFM00KEEJaMI2eq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