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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俄关系,一些词自然而然地会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老大哥”、“一边倒”、“一条线”、“北极熊”、“苏修”(苏联修正主义)、“苏联霸权主义”、“战略协作伙伴”……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折射出大半个世纪中俄(苏)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恩恩怨怨。
1988年12月1日,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陪同钱其琛外长访问苏联,同行的还有苏欧司司长戴秉国、亚洲司副司长张青、俄语翻译宫建伟等。
在飞往莫斯科的苏航班机上,我回想起自己与苏联的情缘和中苏关系的历历往事。
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苏联的书长大的,多少有些“苏联情结”。小时候我就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在姥姥家上小学时就学唱 《红莓花儿开》、《喀秋莎》等苏联歌曲。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此后的一天,我作为王戈庄小学六年级学生和中国少年儿童队(这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副大队长和其他同学肃立在半降的五星红旗下哭得昏天黑地:伟大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去世了,怎么得了,天是不是要塌下来了?
我初中最喜欢的两本书都是苏联人写的。上初一时,我用一个星期天读完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书中两位年轻主人公为了保卫祖国不惜牺牲的英雄气概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那个时候,苏联的英雄人物保尔·柯察金是中国少年儿童的偶像,我用另一个星期天一口气激动地读完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病中顽强写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得这本书是梅益同志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文字极具感染力,读完后印象深刻,有些句子我至今还能背下来:“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后来还读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那时一般中学,特别是城里的重点中学都教俄语,我们胶南中学是解放后一个新建县的新建中学,后来原属藏马县的一所中学被合并到我们县,胶南中学才成了胶南一中。因为找不到俄文教师,我们在无奈之下学了英语。没想到,英语后来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一扇窗户。
1959年仲春的一天,学校领导颇为神秘地把我叫去,让我准备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这对我一个乡下孩子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但留苏的事因中苏关系恶化而未能实现。校长说,留苏不成就好好考清华北大山大吧!我喜欢代数,但不大爱学几何和三角,思来想去没敢报考清华,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西语系英文专业,第三志愿报了该系法文专业,第四志愿为该系德文专业,第五志愿报了北大历史系,第六志愿为北大法律系,第七志愿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没想到北大以第二志愿录取了我。可以说,中苏关系的变化多少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到北京上大学和参加工作后,我慢慢了解和明白: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它地大物博,文化厚重,曾为人类贡献了无数英才,创造了诸多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它作为中国最大邻国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独一无二的影响。
中苏关系是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提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后来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歧,继而展开“中苏论战”,“苏联修正主义”经常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
1960年 7月,苏方将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建设的1 390名专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多项专家合同,取消了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这一举动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1969年,两国之间先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双方边境冲突升级。苏联在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并派军队进驻中苏的共同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现蒙古国),总数达100万人,从北面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冲突一触即发。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开始全面对峙。据西方媒体透露,苏联领导人曾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好在苏联没有轻举妄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70年代中苏继续对抗。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先后出动20余万兵力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苏联自己又出兵10万入侵阿富汗。苏联这么做主要是出于称霸全球的需要,实际上也从北面、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态势,威胁中国的安全。
在中苏关系恶化期间,我去过一次苏联。那是1965年,我随文化部代表团去瑞士、东德、西德、英国路过莫斯科。行前领导找我们谈话,要求我们提高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认识和警惕,要经得起考验。当时中国人普遍把“苏修”看得比“美帝”还要坏。
我们乘坐的是图–154客机,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停留加油,然后继续飞往莫斯科。我第一次看见贝加尔湖,想到了苏武牧羊。一到莫斯科,感觉气氛紧张,我们住在中国驻苏使馆的招待所,使馆门口有苏联特务在监视。我利用在莫斯科转机的一天空闲,去拜谒列宁墓,还去了无名烈士墓、卓娅和舒拉的墓以及青年近卫军战士古丽娅的墓,都与小时候崇敬的苏联英雄人物有关。
我在从莫斯科去英国的飞机上写了一首歌颂列宁的诗。我还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你——伟大列宁的故乡,我和我的同学不允许任何叛徒对你有任何损伤。”
老实说,我第一次苏联之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莫斯科人总体上比较文明,有礼貌,爱清洁。街上的行人比较稀少,人们的衣着简朴实用,大多是皮帽、大衣、长袜、长筒靴。可出差回国后,想到出国前领导的叮嘱,想到自己是个正申请入党的共青团员,得高标准地挑“苏修”的毛病,就在思想汇报里认真写道:苏联确实“变修”了,大街上没有看到任何革命口号,不像北京的街头到处都是“打倒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大团结”这样的标语,也没有看到马克思像和列宁像,苏联的年轻人穿得很怪,女孩子头发梳得高高的……
中苏对抗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也间接促成中美关系的缓和。
到了80年代初,美苏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苏关系正常化提上日程。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羞羞答答”地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字里行间的意思,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适当反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举行了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我担任英文翻译。
钱其琛发布了一个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几个月后,升任副外长的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开始在北京、莫斯科两地之间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这一磋商历时6年,共举行了12轮,到1988年钱外长访苏时基本完成历史使命。
当时,小平同志决定,中苏关系要有一个大的改善,这种改善又必须是有原则的,苏方得做点事才行。“做点事”指的是苏方要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采取行动,也就是“三个撤军”: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出于自身需要,他决定迈出实质性步子,加快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第二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了一次耐人寻味的外交政策演说。国际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选择在与中国近在咫尺的海参崴讲话,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有些新东西。
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四国,我担任代表团的发言人。胡耀邦同志在回答记者有关苏联改革和中苏关系的提问时说:改革总是好的,但在我们看来,苏联的改革和它的对外政策不协调。戈尔巴乔夫表达了好的愿望,如果有实际行动就更好了。我们赞成会晤,只是不赞成为会晤而会晤。如果不承认、不消除“三大障碍”,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是为了游山玩水吗?
慢慢地,苏联方面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
在这一背景下,钱其琛成了1957年以后第一位正式访苏的中国外长。我有幸陪同,见证历史。
去之前,小平同志专门把钱外长叫到家里,谈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在北京机场,钱外长发表简短谈话说:在过去几十年的中苏关系中,有过友好相处和交往的岁月,也有过相互对抗和冲突的时期;我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谋求通过坦诚、认真的讨论,增进相互了解,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钱外长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谈得不错,苏联方面答应逐步消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2月2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外长。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中方承认错误,在中苏关系史上,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会见后,戈尔巴乔夫高兴地对记者说:“我想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正常,我相信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他积极评价中国外长的这次访问,说“中苏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那天晚上,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会谈的情况。钱外长睡不着,就找戴秉国、张青和我聊天。当时,我们住的是苏联外交部在柯西金大街上的招待所。为了防止窃听,我们几个穿上棉大衣,在院子里的雪地上边溜达边讨论钱外长提出的问题:怎么看待这次访问?怎么看待苏联方面消除“三大障碍”的态度?问题算不算解决了?
秉国和我都认为,苏联人的承诺是有意义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基本成熟。我说,外交上的事情没有多少是干净利索、一步到位的。钱外长一直在静静地听我们说话,自己一言未发……我永远难忘的是,他缓慢而有力的脚步下积雪在沙沙作响。
12月4日结束访问回到北京后,钱外长直接去小平同志家汇报。没过多久,我们正式邀请戈尔巴乔夫第二年访华。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双重身份,开始对我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他此访的“重头戏”是5月16日上午10时与邓小平同志会晤。我当时负责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吹风。
那天,小平同志身着朴素的深灰色中山装,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来了,小平同志迈着稳健的步伐,微笑着走上前去,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点点头。细心的记者注意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双手相握,长达1分30秒。稍停片刻,他又扬手指指正在手忙脚乱按动快门的记者们说:“趁他们还没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一开始,就确立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主题。他首先毫不客气地历数沙俄时期及斯大林时期侵害中国权益的历史,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给中国造成灾难最大的是日本,但从中国得利最大的是沙俄,在一定时期内也包括苏联。小平同志说,中苏关系在60年代恶化后,苏联不断在两国边境地区加强军事设施,军队增加到100万,导弹增加到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苏联还在蒙古驻军。人们自然会得出结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戈尔巴乔夫好像没听明白邓小平同志谈这些敏感话题的意思,他赶紧表白:“对于不太遥远的往事,我们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两国间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历史形成的。如果重提国与国的边界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要恢复从前的边界,那么就得改画世界地图,这样就会引起天下大乱……”小平同志摆摆手,对他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的坦诚态度表示感谢。
关于中苏关系的未来,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他还强调:“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很大发展。今后双方发展关系,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历史性会晤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揭开了两国友好的新篇章。会晤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确定:两国关系的性质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和睦邻友好。中苏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界定,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从此,中苏双方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优先解决现实问题,致力于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关系。用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中苏之间)做好邻居,可以;再结同盟,不干。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不到两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中国同十几个独联体国家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直接参与处理中俄关系,却在不同的岗位上看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连续上了几个台阶:从“互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方针,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法律基础。两国还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没有理由不友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良好的中俄关系对冷战后一度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上扩大回旋余地,化解西方的战略压力。
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很重要。1992年9月,叶利钦签署了《关于俄罗斯与台湾关系的命令》。此后俄罗斯恪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1995至1996年,中美围绕台湾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俄方发表声明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不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我当时分管中美关系,亲身感受到这一宝贵支持对涉台问题上的对美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双方发表了《关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的联合声明》。俄方在台湾问题上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承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不接受“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记得普里马科夫总理对江主席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俄罗斯这样明确、全面地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他的说法有点儿自我表扬的味道,不过倒也符合事实。
中俄关系是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中发展迅速、机制完备、覆盖面广、合作水平高的一对大国关系。双方有元首、总理和议会等高层定期会晤机制及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都是去俄罗斯,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显示了中俄友好的特殊性。两国互为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彼此成为各自维护核心利益、促进发展振兴的可靠战略支撑和主要外部积极因素,这是双方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选择。
中俄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两国在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最大的共同点是积极主张和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两国在1997年发表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2005年又发表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重申建立多极世界的主张。
有专家说,20世纪50年代中苏一起反美,70年代中美共同反苏,现在中俄又站到了一起。其实,中俄并不是联手对付美国,而是在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共同语言较多、有广泛的利益汇合点而已。
从1949年10月2日中苏建交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12月,两国元首只进行了7次会晤。我担任外长的那几年,中俄领导人可以说是常来常往,两国元首每年都在双边及多边场合会晤好几次。
200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普京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提出要参观河南嵩山少林寺。河南省外办建议:普京是柔道高手,他参观少林寺的时候最好有一些表演。但如果要进行表演性比赛,会出现难题:少林寺赢了不合适,输了又有损少林寺的威名。该怎么办呢?
听到河南省外办的这些顾虑,我说,有关安排要符合外交礼仪,顺乎自然。俄罗斯人听到这些意见后也拿不定主意,说要回去商量,最后不得不请示普京。普京说:你们不用管,我自己处理。
3月22日,少林寺以隆重的仪式欢迎远道而来的俄罗斯贵宾。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陪同普京参观了寺庙。在方丈室前的空地上,普京观看了少林寺武僧的精彩表演。突然,他走进表演队伍,顺手把一个8岁的小和尚抛向空中,然后让他稳稳地坐在自己的肩上。普京显示了自己的功夫,又不伤及少林寺的面子,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我有一次访问俄罗斯,拉夫罗夫外长在莫斯科郊外的小花园餐厅设宴款待。吃着吃着,拉夫罗夫宣布:下面请我的好朋友李外长欣赏俄罗斯人用中文演唱的“中国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开始一愣,仔细一想就回过味来了。拉夫罗夫把前苏联著名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说成“中国民歌”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苏联不存在了,二是唱这首歌的应该是中国人最多,三是像我这一代人对这首歌都情有独钟。俄罗斯人唱得还真不错。我在致辞中说,感谢俄罗斯朋友演唱“中国民歌”,他们“几乎和中国人唱得一样好”。
互办国家年是中俄两国关系的一个创举,仅2006年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大型活动就有200多项,涵盖中俄合作的方方面面。这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情,扩大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后来,双方还互办“语言年”、“旅游年”以及中俄中小学生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两国人文交流的水平不断提升。我记得,举办“汉语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与莫斯科交响乐团在俄罗斯共同演出中国大型歌剧《木兰诗篇》,受到俄罗斯公众的热烈欢迎,成为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件盛事。这部歌剧获得成功的原因,一是《木兰诗篇》承继经典,赋予新意,是一部以生命与爱情呼唤正义与和平的民族史诗,这种爱国、爱民的英雄主义精神超越时空,超越国界;二是俄罗斯是歌剧大国,公众一向对歌剧怀有巨大热情。
当然,中俄关系也有一些矛盾,有些是需要协调的经济利益问题,有些是深层次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解。比如,中俄边境地区合作在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跨境交通和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双方在黑龙江上没有一座跨境桥梁。在繁忙的运输季节,一些口岸常出现人员、货物、车辆、设备因通道少、过关慢而积压的现象。又比如,有一次俄罗斯方面找我们交涉说,中国人常越过中俄边界线,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到俄方水域捕捞大马哈鱼、走私俄罗斯木材,俄方对此表示不满。为了照顾中方面子,俄方没有公开这些事,愿悄悄同中方沟通。我听后说,面子是重要的,但两国友好更重要。我们对内对外都得依法办事,中俄边境地区也要依法办事,防止走私、越界等不法行为。俄方听了很高兴。
还是在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邓小平同志讲到历史上中国遭受列强宰割的情况,特别谈到历史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同时表示,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中方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务实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与沙俄、原苏联有长达7 000多公里的边界。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岁月里,两国边界争议曾经导致不知多少次冲突。1964年,中苏开始第一次边界谈判,这次谈判持续半年时间,以失败告终。第二次边界谈判于1969年10月开始在北京举行,也没有谈出结果。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有耐心,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1987年2月,中苏双方开始第三次边界谈判。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全面回暖,边界谈判进程加快。苏联解体后,中苏边界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的共同边界,相应地,原先中苏一对一的边界谈判变成了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的边界谈判。
新的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很快与哈、吉、塔三国完成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中俄双方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按照“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原则,经过十几年谈判,终于解决了这一错综复杂、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最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访问苏联,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1994年,中国与俄罗斯又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这两个协定是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了中俄之间98%的边界争议,剩下的2%是关于阿巴该图洲渚、银龙岛与黑瞎子岛的争议。
黑瞎子岛,又称抚远三角洲,因常有黑熊出没被称为“黑瞎子岛”,面积为335平方公里。由于地处中国最东端“金鸡”版图上鸡冠的位置,扼守着黑龙江—乌苏里江航道咽喉,并紧邻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黑瞎子岛的战略地位重要,其归属问题一直是中俄(苏)边界谈判的难点,一度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尾巴。
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后,两国元首做出政治决断,尽早解决黑瞎子岛问题,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隐患,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发展两国关系。两国领导人强调,谈判要“以有关目前中俄(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相互妥协”。
两国外交部根据两国元首的共识展开谈判。经过长达三年艰苦、认真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满洲里东部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分为两部分,分别归中国和俄罗斯所有;银龙岛(塔拉巴罗夫岛)归中国所有;黑瞎子岛(博利绍伊乌苏里斯基岛)一分为二,大体平分,归中国和俄罗斯所有,从而为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画上了一个句点。
2004年10月,在普京总统访华期间,我和拉夫罗夫外长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解决了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和全部边界问题。两国立法机构分别在2005年4月和5月批准了这一协定。
协定批准后,双方需要互换批准书。俄方向我们打听,双方何时互换批准书?那时快到“六一”儿童节了,我想起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六一”儿童节,对这一天的来历印象非常深刻。那是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决定把每年的6月1日确定为国际儿童节。
想到这些,我建议说,最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拉夫罗夫表示同意。我心里希望在这一天中国小朋友能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这块中国“金鸡”版图上“鸡冠”的一部分、至今已离开祖国将近80年的领土可以收回来了。这样,我们相约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见面。遗憾的是,俄罗斯人在儿童节那天忙中出错,没带批准书的文本,而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天只有一趟飞机。我与拉夫罗夫外长在6月2日互换了批准书。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就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老百姓和专家学者都有议论,谁赢了?谁输了?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恐怕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管怎么说,黑瞎子岛的一大半,这个中国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终于回归祖国了。这是和平解决领土纠纷的一个成功案例,曾经困扰中俄关系很多年的这段历史终于可以翻过去了。
中俄东段勘界工作很快就启动了,在双方的努力下,实地勘界工作顺利完成。2008年10月14日,中国和俄罗斯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中俄界碑揭牌仪式,标志着中俄长达4 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划定。我羡慕和祝贺我的年轻战友杨洁篪外长,是他代表中方参与划定最后一段中俄边界线的。这是300年来中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双方都认可的、经过认真勘界也有文字记载的边界线。这一漫长的边界线将成为促进中俄人民友好的纽带。
对于我们这些外交官来说,最难弄懂也最该弄懂的一个事件就是苏联解体。一个超级大国竟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事情得从戈尔巴乔夫说起。
2004年6月初,我随胡锦涛主席访问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刚到波兰的第二天便得到消息,美国政府将于11日为不久前去世的前总统里根举行国葬。胡主席指示我作为他的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葬礼。乘班机去已经来不及了,幸好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很热情,让我和波兰政府特使、前总统瓦文萨一起搭乘波方专机前往华盛顿。这架专机就是2010年5月10日失事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那架飞机。
我同秘书张昆生和瓦文萨一起乘坐图–154客机去参加里根的葬礼。到了华盛顿后才知道,参加里根葬礼的来宾还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
华盛顿的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去继续参加胡主席的欧亚之行。那时,胡主席代表团已经离开波兰,我们也不好意思再搭乘波兰政府的专机,就坐了国际航班。
我把包放好,坐下来一抬头,发现戈尔巴乔夫也坐在里面。他显然也看到了我。1989年5月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访华会见邓小平同志时,我也在场。他好像对我还有点儿印象,通过翻译主动与我打招呼。
我当然很高兴与这位前苏联领导人聊天。开始几分钟,我们聊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我心里想,当年的超级大国苏联那么快分崩离析,冷战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难得有机会与直接当事人见面。我很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说:“我很荣幸与阁下见面,不想失去今天这个请教机会。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了避免让对方尴尬,我特意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不太外交,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说完,戈尔巴乔夫再也没有往下说什么。他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只能让人们去猜测了。之后,我们又找到一些轻松话题聊了很久。
与戈尔巴乔夫的巧遇,把我带进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苏联曾经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短短一二十年时间里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强国,在冷战时期成为两极世界的一极。后来苏联的变化却出人意料。苏联不但没有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掉队。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停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党和政府失去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国际上,苏联经常搞大国沙文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后来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在国际道义上陷入被动。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打着“新思维”的旗号开始改革,试图彻底摒弃过去的政治体制,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8年底,我随钱其琛外长去苏联访问的时候,苏联的改革已经如火如荼,任何有趣的话题都不会比谈论改革来得更热烈。
有一次,我和我的苏联陪同驱车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赶往莫斯科。这位苏联朋友50多岁,担任中层干部多年,读过不少书,英语讲得好,待人热情,言谈幽默,看问题尖锐。我们一路侃大山。这位苏联朋友总是把话题转到改革上。他说,苏联老百姓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实际利益了解得并不充分,但传到这里的消息已经足以让人羡慕了。我说,我们改革10年步子的确迈得不小,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拍我的手说:关键是你们手里已经拿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苏联改革的决心也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在大城市,在思想理论方面,改革的气氛很浓。问题是,普通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实惠,而实惠是最贴近人心的东西。
我记得,戈尔巴乔夫那次在会见钱其琛外长时,语气轻松、滔滔不绝地讲到国内改革、苏中关系、国际大势,谈了很长时间。戈尔巴乔夫自信地说: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都在经历着一场大变革。苏联的改革正在加速。过去搞过几次改革,结果是半途而废,主要是旧的行政体制、老的思维方式使之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行民主化,加强苏维埃的作用,改革管理机制。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继续往前走。
在苏联改革之初,外交部一位领导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过这样的话: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果不其然,改革没几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就摇摇欲坠。国内积蓄已久的民族矛盾爆发,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主权独立宣言。苏联经济陷入全面停滞,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的。
苏联解体前,我去过俄罗斯两次。那个时候,凡是到过苏联的人,回国时大多会带两种礼物,一种是呢子大衣,十多美元一件,不少人一次就买好几件。另一种是俄罗斯套娃。不是不想买别的,而是没有别的好东西可买。这种娃娃,我们中国人称为“套娃”,就是娃娃套娃娃,俄语称为“玛特廖什卡”。在俄罗斯乡村里,“玛特廖娜”是最常见的姑娘名字,“玛特廖什卡”是“玛特廖娜”的昵称,而这两个名字又源于拉丁文的“母亲”。它与套娃的特征颇为贴近,都寓意着旺盛的生命力、健康壮实的身体和人丁兴旺的后代。传统的套娃造型大多是一个圆脸农村姑娘(也有人说是俄罗斯大婶)形象,红扑扑的双颊,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小嘴,略带微笑,身穿绣花衬衣和长马甲,系着围裙,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色彩。木头娃娃的腰部可以打开,里面套着一个稍小的娃娃,再打开,又套一个,一般为连续套5至8个的,还有的能连续套十几个,其中最里面的那个娃娃,甚至小到像黄豆般大小,可是依然须眉毕现、栩栩如生。
苏联高科技发达,能把人送上太空,但苏联的发展又是畸形的,轻工产品匮乏,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颇能苦中作乐。一个中国学者讲了个故事,说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时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看到里面都是俄罗斯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他好奇地进去望望,陪同他的苏联朋友拉了他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给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那个时候,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经常提醒赴苏出差或工作的朋友,从北京来的时候最好多带些日用品。从事中俄民间边贸的人还有清晰的记忆:那时苏联的小朋友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吃,会攒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我们换泡泡糖。当时,苏联老百姓期盼改革最好能先让他们的餐桌发生实质性变化。
就是这个实力上曾经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仅仅5年后,就从地球上消失了,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国际上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是非曲直,只能由历史去作结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中国人有理由庆幸有小平同志这样伟大的领导人。难怪戈尔巴乔夫在20年后说他最敬佩邓小平先生。
我曾利用各种机会向30多位外国领导人请教他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民族政策不好、与美争霸失败等等。一位多次访问过苏联的美国前国务卿说,苏联比美国经济落后,但苏共领导人拥有的豪华轿车和别墅比美国总统多。2009年我参加全国人大与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交流活动时,一位前苏共党员心情沉重地告诉我:苏共在有35万名党员的时候夺得政权,在有550万名党员时打败希特勒,在有近2 000万党员时失去政权……
俄罗斯有人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1985至1990年间实施的政治经济改革缺乏深思熟虑;苏共的危机促成了苏联的崩溃;民族矛盾激化也加快了苏联的解体。政治斗争、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苏联解体不可避免。
戈尔巴乔夫1991年5月对到访的江泽民总书记说:苏联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对所有制、政治和民族等政策进行了全面改革。俗话说,不要惊动睡觉的人。而我们恰恰把睡觉的人都惊动了,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了。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推行的改革出了问题,但他已无力回天。
一位中国专家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看到苏联社会问题成堆,便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改革逐渐背离了原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最后葬送了社会主义。
还有人说,从俄国历史看,每70至80年要衰败一次,只有改革才能重新振兴。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总统在辞职演说中称:“我已完成了一生中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永远不会回到过去。”叶利钦的接班人普京总统曾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性悲剧,谁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想着再重新回到苏联,那是没有头脑。
苏联解体,毁灭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理念。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
2011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就苏联解体20周年发表评论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历史。
作为一个外交官,我认为苏联最不该做的傻事就是在国际上搞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把中国、南斯拉夫等国家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还入侵阿富汗,自己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它至少应该知道中国人民又善良又勇敢。自称信仰马列的苏联当权者也至少应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就赞扬过不怕穷、不怕死的阿富汗人民曾击败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入侵……
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产生过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伟人。俄罗斯有一句名言:“别哭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在不该哭,而该行动。”这也是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不断激励俄罗斯人民拼搏奋进。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引入西方的改革方案,实施“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经济几乎崩溃。1998年,俄罗斯又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经过几年的困难与转型,在俄罗斯人民和几届政府努力下,到新世纪初俄罗斯经济终见曙光。普京总统上台后,纠正了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积极探索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
这两年,我去俄罗斯时发现,莫斯科越来越漂亮,傻大黑粗的商品和苏联时代的老汽车几近绝迹。俄罗斯套娃也不断有新的变化。套娃人物造型已超出传统村姑的范围,演艺明星、球星甚至领袖人物,都成了套娃的形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俄罗斯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变迁。
这几年去过俄罗斯的同事回来都说,古老的俄罗斯变化快,真是一年一个样。这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到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时代,再到第二个普京时代,俄罗斯经历了一个衰落、恢复、重振、复兴的过程,走过一些弯路,但注意吸取教训,经济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国力明显恢复。近年来,俄罗斯在依托传统能源资源和军工产业的同时,更加重视创新,道路越走越宽。
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世界上只有在一个国家能够找到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里几乎所有的元素,那就是俄罗斯。它潜力巨大。冷战结束20多年后,俄罗斯又走上振兴之路,好像应验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对中俄友好的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