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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谁不想搞好?“好”,是大多数人的希望,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中美关系谁在想搞坏?“坏”,恐怕只是极少数人的心思,但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视。一路走来,中美关系一直在向前发展,但从未一帆风顺,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我当过新中国第6任驻美大使,长期参与对美工作,对中美关系有不少亲身感受,有说不完的话……
多年来,我在工作中与6位美国总统有过交往:他们有的在台上,有的已离任;有的是短时间相处,有的是多年交往;有的是“不打不相识”,有的是一见如故。
1989年10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我陪同尼克松乘飞机去杭州参观,之后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在车上我们俩天南海北聊得很愉快。
尼克松不知道是从中国电影还是书本里了解到,中国过去把服务员叫“跑堂的”或“店小二”,白毛巾搭在肩膀上,给人端茶倒水,嘴里吆喝着“楼上请”,就像老舍《茶馆》里演的那样。
那天,尼克松兴致很高,快80的老头儿突然萌发童心,笑着对我说:“李先生,我想当一回店小二。”我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便同意和他配合。
就这样,尼克松找了块白毛巾搭在肩上,一手提着水壶,一手拿着茶杯,走到我面前,点头哈腰,客气地说:“先生,请喝水。”我连忙说“谢谢”。然后,他又去为下一位中方陪同人员送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享受”总统当服务员的待遇。我喜欢尼克松平易近人的态度和童心未泯的心态,更钦佩他为发展中美关系所做的一切。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较长时间里,中美两国处于冷战对抗状态。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处于守势。那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安全形成严重威胁。面对这种形势,美国认识到,结束与中国的敌对状态符合其战略利益。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通过“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然后有了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来华,无疑是一次历史性创举。这次“破冰之旅”实现了中美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经过曲折和耐心的谈判,两国在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时发表了“上海公报”。在周总理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尼克松不无骄傲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尼克松承诺,如果再次当选,他愿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年1月,尼克松获得连任。同年7月,中美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两国关系迈出重要的一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下台,但他关心、支持、推动中美关系的努力一直伴随他走到人生的终点。
不管美国国内如何评价尼克松,作为中美友好交往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名字已载入史册。
美国有人对卡特总统的评价是:在任上几无建树,离任后成就非凡。卡特离开白宫后多次参与国际争端的调解,并通过“卡特中心”在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进程”。
起初,卡特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不理解,总喜欢拿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一次,我同他争了起来,对他的看法提出异议,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发展权才是最大的人权。美国人没有饿过肚子,就理解不了。1960年、1961年我上大学时,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丢饭票。不丢饭票也常吃不饱,丢了就只能挨饿。失去自主谈民主,饿着肚子谈自由,究竟有多大意义!难怪中国有人说,你们美国有些政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和卡特是“不吵不相知”,慢慢成了朋友。有一年,卡特邀请我和夫人秦小梅去他在佐治亚州的庄园做客。他向我们讲述自己种花生和做木匠的经历,他夫人亲自给我们上茶。我呢,就讲起了小时候帮爷爷种花生和拉大锯锯木头的事。听我说到爷爷一会儿要我“别怕弯腰累,小孩子没有腰”,一会儿又说“直起腰来,歇一会儿吧”,卡特总统笑得开心极了。
我离开外交部长的岗位后,和卡特共同参加了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倡议、由前总统或总理以及大学者等组成的“国际长老会”。我官儿最小,年龄最小。2007年,我们一起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开会。卡特见到我就说,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5岁,津巴布韦女性平均寿命才34岁。这么大的差距说明一个问题,平等是具体的。人人平等只是一个理想,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才能实现。瞧,卡特在人权问题上境界大为提高!
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确有不同看法。如果你在美国的大街上随意采访美国人,问他们就人权而言什么最重要,他们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说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如果去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问同样的问题,人们会说“有房子住”、“有一份工作”、“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医疗保障”等等。可见,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言,他们所理解的人权问题是有很大差异的。通过交流,西方人对中国的某些误解和偏见是可以减少和改变的。
在另一次国际会议后,卡特给我提意见:“李先生,你说的话怎么和中国政府的立场那么一致?你现在不当外交部长了,能不能说一点儿心里话,说一点儿自己的话?”我笑着回敬道:“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能碰巧与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致。”
玩笑归玩笑,我对卡特是敬重的,因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中美实现了建交。1976年卡特当选总统后表示:“没有什么事态发展比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被誉为谈判能手的美国汽车工会主席伍德科克被卡特派到中国,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开始了他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的直接沟通。
1978年12月15日,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卡特政府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与台湾“断交”、“废约”、从台湾“撤军”三原则,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这份公报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明确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比“上海公报”又进了一大步。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应卡特邀请成功访问美国,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不过,中美建交当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又一个障碍。
卡特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他说,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是促成了美中建交。事实证明,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的历史性飞跃,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2004年6月11日,我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使参加了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里根前总统举行的国葬仪式。
那一天,华盛顿天空阴沉,细雨绵绵,仿佛也在哀悼里根的逝去。美国总统布什,几位健在的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福特、卡特,美国政府各部门高官,美国各界人士及各国贵宾共约4 000人参加了仪式,为里根总统送上最后一程。
上午11点,里根总统的灵柩从国会山运抵教堂,由8名仪仗兵缓缓抬进教堂大厅,灵柩上覆盖着美国国旗。随着唱诗班数十名少年清澈的颂歌响彻教堂,国葬仪式正式开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里根当年的副总统及继任者老布什先后致辞。最后,小布什代表美国政府致悼词。仪式结束后,仪仗兵护送灵柩至停在教堂外的灵车上。这时候,教堂鸣钟40下,以表达对这位第40任美国总统的哀思。
看着里根总统的灵柩,我不禁想起曾陪同他参观西安兵马俑那次快乐旅行,更感慨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影坛跨入政坛的总统,是当选时年纪最大的总统,也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总统之一。里根上台后,在国内推行减税计划,放宽政府控制,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据美国朋友说,他改造了共和党保守派,是美国现代保守派的主要政治代表,他的政治理念至今仍对美国政坛有着重要影响。在外交上,美国媒体认为他的外交政策为结束“冷战”奠定了基础。里根以直率、乐观、幽默的个人魅力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心,1989年他离任时的支持率高达63%,创下了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里根执政时期,中美关系是“低开高走”,用美国人的话说,是“先敌视后友好”。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为赢得选票,里根公开表示,如当选总统,他将与台湾互设“官方联络处”,恢复“官方关系”。里根还承诺,将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御需要。这说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里根一开始感情上是倾向于“老朋友”台湾的。当选后,里根准备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出席就职典礼,打算允许台湾在美国增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分支机构,酝酿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要同美国开展一场斗争,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政策,肯定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要准备中美关系倒退到1973年互设联络处时的水平,甚至退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前。那个时候,荷兰向台湾出售了两艘潜艇,我们果断地把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也给了美国人一个警告。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美斗争要立足于“不怕”,也要讲策略、注意方法,我们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多方努力,迫使美方让步,让已经抵达华盛顿的台湾官方人士以因病“住进了医院”为由,没有出席里根就职典礼。后来,双方就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并在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史称“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就对台军售问题向中方做出三项承诺: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至最后的解决。
1984年里根访华是中美关系好转的标志。这一访问推进了两国在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此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里根曾把中国称作“战略盟友”。中美开展军事合作被视为里根任内一项有魄力的决定。有美国专家评论说,在里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逐渐进入“蜜月”期。双方高层往来频繁,务实合作得到发展。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高潮,中美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对中国经济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里根在任上为中美关系所做的好事,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老布什总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英雄。他那时是美国海军飞行员,在一次对日作战中,他的飞机被日军击中坠毁,他跳伞落到了海里,几天后幸运地获救。有人后来问他:“你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他回答:“是为了逃生,因为日本兵打中了我的飞机,我没有勇气就没命了。”他没有豪言壮语,而是实话实说,告诉人们:生命可贵,生存第一。
老布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世纪70年代初他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喜欢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转悠。1989年初就任总统后,他打破惯例,很快就偕夫人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中方在钓鱼台国宾馆送给他们夫妇的礼物就是自行车,一辆男式的,一辆女式的。
按理说,对中国比较了解和友好的老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应该发展得顺利一些。但是,他访华后不久发生了北京政治风波,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后来,中美关系又受到冷战结束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冲击。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老布什为了扭转竞选颓势,争取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这件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损人未必利己,老布什还是败在克林顿的手下。
国际形势的发展常有一些“想不到”。老布什时期,中美关系有理由更上一层楼,结果却“高开低走”,麻烦不断。
2001年初,我从驻美国大使的任上调回北京工作。临走前,老布什专门让我坐他的专机到休斯敦他的家中吃饭。他的大儿子小布什即将就任美国总统,我也想与老布什好好聊聊。
吃饭的时候,老布什说:“我现在是全世界最值得骄傲的父亲。北京有的人是不是对我的儿子当总统有点儿担心?”我说:“没那事儿,对你儿子当选,我们很高兴,也发了贺信。你儿子跟中国是有感情的,在你常驻北京期间他到过中国。”老布什说:“当时他对中国的印象不是太好。”我说:“这也没关系,不少中国人对当时中国的印象也不太好。那时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我们彻底否定了‘文革’,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你儿子如果现在再去中国的话,他的印象肯定会很好。”老布什说:“那就请你转告江泽民主席、转告中国人民两句话,第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这个当父亲的更加了解自己的儿子,这叫‘知子莫若父’;第二句话就是,我儿子一旦上台,会为发展美中关系而努力,他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竞选期间把中国说成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那是竞选语言,还有好多人说他对中国不好,那不是事实,中方不必担心。”
老布什的国务卿贝克在旁边插话说,新政府不会像克林顿那样凭“民意调查”制定外交政策,不会根据《纽约时报》某篇有关人权问题的社论或文章攻击中国。我开玩笑说:“现在有两个布什总统,我们不好区分,怎么办?”老布什和贝克出了个主意:“以后你给国内写报告时就说 ‘ B–ONE’(B–1)是老布什,‘B–TWO’(B–2)指小布什。”我调侃道:“那不成了美国两种战略轰炸机吗?”
1998年3月16日,我作为新任驻美大使向克林顿递交国书。美国规定,大使作为一个国家的特命全权代表,到任递交国书时,可以检阅美国的五军仪仗队。美国不是三军仪仗队,而是由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组成的五军仪仗队。作为大使,我检阅的五军仪仗队每个军种有两个礼兵代表。
根据美国礼宾规定,新任大使向总统递交国书时,可以带夫人和家属,但不能带馆员。我赴任时夫人秦小梅正好在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任国际部主任,我的孩子也不在美国,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吃亏”,便向美国国务院礼宾司提出,我想带一位同事去。礼宾司坚决不同意我另外带人,但“通融”了一下,把总统会见我的时间由5分钟延长到9分钟。就这样,我在白宫向克林顿总统递交了国书,并与他进行了和其他大使相比时间最长的交谈。那次,在我之前递交国书的是来自人口较少的一个国家的女大使,她带了丈夫、孩子、父母、公婆共十余人,但只与总统交谈约3分钟。
“ 9 · 11”事件前,美国白宫在圣诞夜是对外开放的。按惯例,美国总统当晚会邀请外国驻华盛顿使节到白宫过圣诞节,总统还会与这些使节一一寒暄。国务院礼宾司规定,到白宫过圣诞节的大使不能带同事,但可以带家属。
1998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我从白宫出来时,又看到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带夫人和五个孩子欢欢喜喜到白宫过节。
到了第二年圣诞节,我才带着已经到馆任参赞的夫人以及当时在美国学习的儿子、侄女、侄子到白宫过节。他们都是第一次到白宫,带着好奇和兴奋和美国总统一起过圣诞节,受到克林顿总统夫妇热情接待。事后,我对美方礼宾官员表示感谢并开玩笑说,我可没有打破上述两位大使带的人数纪录。
克林顿属于美国“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上台时才47岁,成为仅次于西奥多·罗斯福和肯尼迪的美国历史上第三年轻的总统。克林顿英俊潇洒,能说会道,深受美国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的喜欢。他记性好。据说有一次在白宫与到访的日本首相会谈,可能谈的时间太长,克林顿想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便悄悄写了张纸条,要求参加会谈的美方人员写出最近5任日本首相的名字。日本首相换得比较频繁,任期最短的只有几个月,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结果,陪同会谈的美国官员都没写全,只有克林顿自己全写出来了。
克林顿执政8年,美国经历了“二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但中美关系却大起大落,发生了好几件大事,有点儿让人应接不暇。
1993年发生了美国指责中国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的“银河号”事件,1994年双方围绕美国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问题激烈争吵,1995年李登辉访美给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困难,一直延续到1996年。
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双方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1989年后美国对华制裁政策的终结。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5月发生震惊世界的“炸馆事件”,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美国国会经过数月激烈辩论和反复较量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由克林顿在2000年10月签署成为法律。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经贸合作发展从此驶入快车道。
我觉得,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的最大贡献是支持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推动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最惠国待遇)。为解决这个问题,就中方而言,在前方我驻美大使馆刘晓明公使等劳动很辛苦,在后方杨洁篪副外长和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等我的许多年轻战友工作很给力。
有一次,我应邀在武汉一所著名高校谈国际形势。有同学问我老布什和小布什最大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我说,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老布什是父亲,小布什是儿子;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是美国总统,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
小布什获得了美国历史上的一项冠军和一项亚军。冠军是,小布什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由最高法院裁决而产生的总统。一项亚军是,他和老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对父子总统。第一对父子总统是亚当斯父子,他们分别担任美国第2任和第6任总统。
2000年的总统大选堪称美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大选。当时我在华盛顿。选举结果当天出不来,原因是小布什与民主党竞争对手、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票数差距太小,按当地法律规定可以重新计票。两人在全国所得选举人票数差距不大,佛州的选票将决定谁当总统。
按惯例,美国新总统选出后,我国领导人会发贺电。那天江泽民主席从北京亲自打电话到驻美使馆了解情况,我在电话中向江主席详细汇报了美国新总统为什么还定不下来。
佛罗里达重新计票和打官司拖了30多天。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小布什获胜。戈尔不失风度地说,他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接受裁决。没当上总统的戈尔后来致力于环保事业,200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对小布什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他的就职典礼。那是2001年1月20日,华盛顿下着小雨,天气寒冷,美方为客人们准备了一件小雨衣,典礼办得庄重、节俭。老布什、克林顿和不少政要都来了。小布什宣誓就任第43任美国总统,并发表就职演说。
我和夫人秦小梅参加了典礼,在寒冷的小雨中坐了两个多小时。秦小梅和同去的几位大使夫人在现场就病倒了,被紧急送往海军陆战队设在白宫的临时医疗站接受治疗。
小布什上台后,不少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有一定期待。殊不知,小布什的外交理念与其说像他爸老布什,不如说更像里根。他任用了一批强硬的新保守派,一开始就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并声言要全力协防台湾。后来两国军机在海南岛近海上空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国人民极为愤慨。
2001年的“9 · 11”事件迫使美国调整全球战略,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合作。2002年10月,小布什邀请江泽民主席到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私人牧场做客。总体看,小布什在任8年,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美国人普遍认为,由于伊拉克战争,小布什的外交遗产乏善可陈,而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小布什的国务卿鲍威尔说过这么一句话:中美关系处于30年来的最好时期。一方面,这是客套话,是外交辞令;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在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希望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我们来说,中美关系在小布什任上8年避免了大起大落,这对中国外交和国内建设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有利的。在同一时期,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二者之间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
美国国务卿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打交道的主要伙伴。美国国务卿的权力比多数国家的外长要大,是美国政治架构里的第5号人物,礼宾排序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兼参议长)、众议长、临时参议长。
基辛格、奥尔布赖特、鲍威尔、赖斯这4位国务卿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我和他们有过比较多的交往。
基辛格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著名的战略家。他先后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人。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是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中美严重对抗、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人物之一。1971年他第一次秘密访华,并于次年陪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双方谈成著名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挑战这一立场。”这一经典表述是基辛格正式提出的。2009年,一位中国台湾学者问他:“38年后,您会不会修正这个说法?”基辛格很坚决地说:“不,如果我们现在要重写公报,只会用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观点。”
2012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二轨高层对话会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永龙问基辛格当时是怎么想出那句话的。他说:“这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是第一个使用者。当年我和周恩来总理谈判很艰难,我讲的意见周不同意,周提的方案我不同意。我们从北京一直谈到杭州。在西湖时,我想起看过的一份材料,美国国务院两个年轻外交官提出这个表述,但被上级‘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提法也许可行,想不到提出一试,中方就接受了。”对双方来说,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个表述是最大公约数。那天晚上我是研讨会有关台湾议题的中方主持人,我利用同基辛格一起去洗手间的机会赞扬他在关键时刻虚心向部下学习,并说:“你看,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点头称是。
离开政坛之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时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充当中美之间的重要非官方渠道。
2009年5月,我和基辛格一起去参加澳门理工大学校庆。我原先得到的消息说,基辛格表示,李肇星去他就去。我到了澳门后才知道,有人对基辛格说:“李肇星已答应去,他希望你也去。”反正我们一起被“忽悠”去了一趟澳门。
演讲前,基辛格抢先向我建议,两人都把演讲费捐给四川汶川地震灾民。基辛格当时虽然已经86岁高龄,却坚持要站着发表演讲。他说:“现在站着演讲是我唯一的体育运动了。如果我坐着演讲,那就表明我的生命力不行了。”
在基辛格的坚持下,我和他各讲半个小时,各回答问题一刻钟,一共45分钟都是站着说话。我在开场白中说,当基辛格博士197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在遥远的非洲工作,根本没想到会和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同台。我曾非常仔细地研读了基辛格参与起草的中美“上海公报”,并且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好外交官,就必须从基辛格身上、从大洋彼岸学很多东西。
2009年底,基辛格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见到我时,基辛格来了点儿幽默。他说:“李先生,你看我的眼睛。我有只眼睛动过手术,现在看不见了。”我安慰他说:“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说明你手术做得很成功。”他说:“是的,手术的效果很好。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却得到两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书法有改进,原来我的字只有我的秘书克里斯能认识,现在大家都能认识了。二是现在精力更集中,看问题更准确了。”我忙笑着说:“那恭喜你了。”
有一次,国内有家电视台拍摄了有关基辛格的节目,找到基辛格请他提意见。他友好地拒绝了,很幽默地说:“相信中国朋友说的和报道的都会比我本人更好。”
2011年,基辛格带着他的新著《论中国》
来北京。当他把这本600多页的英文书赠给我时,不无调侃地说:“李,这本书的作者并不伟大,但你要是能看完它,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读者。”
美国人大多坦诚、直率。和美国人打交道不能假客气,如果我说一定会读完你的大作之类的客气话,基辛格也不会相信,不如实话实说。我笑着说:“我恐怕难以从头到尾读完,但会仔细阅读我关注的部分,争取当半个或四分之一个‘伟大读者’。”这位“伟大的作者”听了很高兴,说他也是忙里偷闲,有选择地读书。
在聊天中,基辛格还问我:“李,我一辈子与无数人打过交道,你知道我当国务卿的时候与哪个国家的外长打交道吃过亏吗?”我想了想反问他:“苏联外长?”他说:“不是,是一个小国的外长。”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么精明的人也会吃亏。”他说:“高明的外交是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便宜,同时又让对方能够接受。”
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可能是,多年前我跟他提到他很早就提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不管是否有苏联存在,中美关系都极为重要。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有远见,那么早就预见到苏联解体?”他说:“感谢你还记得我那句话,我很感动。”
我感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我自常驻联合国代表任上奉调回国前,他专门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设宴为我送行,而且特意安排了“西餐中吃”,就是点西餐,但像中国宴会那样上七八道菜,还上了他不喝、只收藏的中国茅台。我说我不喝白酒,他就把餐厅老板叫来,老板说他什么酒都有。我其实什么酒也不喝,便说:我只要青岛啤酒。饭店老板耸耸肩,说青岛啤酒没有。不久,这家饭店便有了青岛啤酒。我无意中为家乡特产做了广告,也多亏基辛格博士给我提供了机会。
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后随父亲移居美国,上过大学,做过教授,后来到美国国会当过议员助手,还曾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1992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克林顿的外交顾问。克林顿上台后,奥尔布赖特受到重用,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属“内阁级大使”。
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后,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当时被美国媒体誉为“美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奥尔布赖特以强硬著称,伊拉克人骂她是“蛇一样的女人”。她却得意于这个称呼。有一次,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要见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特意戴了一枚蛇形胸针。
1993至1995年,我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奥尔布赖特。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安理会各保持两项纪录:我是5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中最年轻和唯一能说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中文的,她是学历最高的和安理会15个代表中唯一的女性。奥尔布赖特在一篇文章中风趣地写道:那一届安理会由14条领带和1条裙子组成。
我们交往很多,时间长了,也就很熟悉。她跟我说过一些知心话。有一次她拿出一张几个年轻人合影的老照片给我看。她说,上面一个长得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当年喜欢她,可捷克后来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她随父母来了美国,这事就黄了。还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离婚后按照中国孔子说的,不再嫁人,而且保留夫姓。
那个时候,非洲的索马里发生内战。安理会讨论索马里问题的时候,多数国家主张联合国不要干预。美国不同意,摆出一大堆理由,硬是推动安理会同意派兵。最后,克林顿政府向索马里派了兵,挺一派、打一派。
没过多久,索马里内战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被美国人打击的一派占了上风,与美国大兵打起巷战。美军拥有很多高精尖武器,确实很厉害,但打巷战、打“麻雀战”不行。在一次战斗中,索马里一派军阀一下子打死了18名美军士兵,还拖着他们的尸体游街示众。
美国老百姓从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十分震惊,向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克林顿顶不住了,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应奥尔布赖特的要求,安理会再次讨论索马里问题。和之前出兵很有理由一样,现在美国人提出撤兵也很有理由。奥尔布赖特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说:“索马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属于内部事务,应由索马里人民自己解决,任何外国都不应干涉。因此,美国政府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她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大使调侃说,奥尔布赖特今天搞错了,把中国大使李肇星的稿子拿去念了。大家哄堂大笑。
有一次,联合国开会讨论亚洲问题。这次会议是开放的,游客可以旁听,记者可以采访。朝鲜大使到会发言,讲话很长,几十分钟都没停下来。他在讲话中多次点名批评“美帝国主义”,强烈程度比较罕见。
全场都在静静等待着被点名批评的美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做出反应。她像是胸有成竹,又像是临阵磨枪,举手要求答辩。
在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后,奥尔布赖特先简要重申美方立场,然后故作严肃地说:“听了朝鲜大使阁下的发言,我感到很高兴,听到那些只有在五六十年代才能听到的话,我自己好像也回到了那个年代,觉得一下子年轻了二三十岁。朝鲜大使让我更高兴的是,今天旁听会议的人当中有我的女儿,她快临产了。要像朝鲜大使这么讲下去,可能会议还没结束,我就可以得到‘提拔’当姥姥了。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吗?”众人听罢,大笑不已。
担任国务卿之后,奥尔布赖特比较重视改善与朝鲜的关系,试图结束美朝之间的敌对状态。2000年她应邀访问平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朝的美国国务卿。她得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酷爱篮球,经常收看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赛,就赠送了一件独特的礼物——美国著名球星乔丹签名的篮球。当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奥尔布赖特访朝标志着美朝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
奥尔布赖特回国后本想着手筹备克林顿总统对朝鲜进行历史性访问。在白宫最后的日子里,克林顿却决定集中精力斡旋巴以冲突,而把朝鲜领导人邀请他访问平壤的事搁到了一边,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后来都后悔不已。
1995年5月,我离任回国。年轻同事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奥尔布赖特给中国外交官出了一个谜语:中国有三位男大使曾与她共过事,但与她“拥抱过”、“贴过脸”的只有一位,请猜他是谁。谜底是李肇星。原来,我到纽约赴任后,奥尔布赖特来拜会我。不知是出于西方礼节,还是为了显示友好,她在朝我走来时伸出了双臂。这时,我已经来不及想了,自然而然伸出双臂迎了上去,左右左地贴脸,友好地拥抱,然后落座交谈。
1997年,我与奥尔布赖特再度重逢时,好言劝她:“你荣任国务卿,我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我们过去在联合国时是同事,现在你高升了,我为你高兴,也为你当过外交官的爸爸高兴,但希望你当国务卿后美方不要再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上搞反华提案。你们一搞提案,我们就得反对,你们又得失败,这样很伤感情。”听完我的话,她不为所动,固执地说:“我知道我们会失败。但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即使失败,我们也得搞!”
这就是奥尔布赖特。
鲍威尔出身贫苦,“美国梦”在他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他父母是牙买加移民,父亲是码头搬运工,母亲是缝纫工。鲍威尔大学毕业后参加过越南战争,指挥过海湾战争,军衔升至四星上将,登上美国军界的最高位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黑人。他涉足政界较早,担任过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鲍威尔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他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是一本鼓励美国年轻人奋发向上的畅销书。
我在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半开玩笑地说,美国有个怪现象:文官好战,武官好和;女官好斗,男官温柔。鲍威尔被认为属于温和派。他积极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对小布什政府内的“鹰派”起过牵制作用。
有一年,鲍威尔访华。在正式会谈之前,他让双方的译员和陪同都离开,和我单独说了几句话:“我们是好朋友,但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我看,我们不必在人权问题上浪费时间,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讨论。但我也不能不向公众作个交代。你看这样行不行?会谈结束后,我们在记者会上就说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我说:“那好啊。”看来,美国朋友是很务实的。
有一次,我与鲍威尔通电话,他在家里接听。我在电话中好像听到狗叫,就问他是怎么回事。鲍威尔调侃道:“我的狗也知道是我最好的朋友来电话了,它想参加我们的讨论。”说完,鲍威尔叫着夫人的名字,让她把狗牵走。
还有一次,我们在柏林见面。我对鲍威尔说:“我给你打电话,要是打扰了你的家人,你多包涵啊。”他说:“没关系,不过有时你找我的时候,我在飞机上;还有的时候,我在睡梦中。记得有一次,你的部下与我的部下联系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我说:“也难怪,两国首都之间有十二三个小时(美国实行夏时制时为12个小时)的时差。”鲍威尔指着陪同会见的外交部美大司刘结一司长说:“可能是他把时差给忘了。”我马上接过话茬儿说:“没准儿是他那块美国制造的手表不准。”
2007年4月28日,我从外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鲍威尔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国时间当天就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说:“这些年我们合作得很好,成了好朋友。一个人的官职常有变迁,部长会成为前部长,总统也会成为前总统,但朋友总是朋友。”
这段话让我很感动,我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赖斯国务卿也不一般,她年轻时就在老布什政府当过高官,小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她是外交政策顾问。在小布什8年任期内,她先是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又出任国务卿。赖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先后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女性。
赖斯从政前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拥有博士学位。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我即将从驻美大使的岗位上奉调回国。记得第一次同她见面前,我和驻美使馆的同事还研究过如何称呼她,是叫官衔还是叫博士,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按美国人的习惯叫她“赖斯博士”。
2006年8月26日,赖斯国务卿给我打电话谈伊朗核问题。事情都谈完了,她冷不丁地向我抱怨中国支持委内瑞拉,说美方刚刚获得消息,中国已经表示支持委内瑞拉竞选2007至2008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美方对此甚感惊讶。如这一消息属实,对美方将是一个大问题,也将给美中关系带来损害。美方反对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进入安理会。
我不知道赖斯提出此事的具体背景,但我清楚,美国人一向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不对付,却又从委内瑞拉大量进口石油,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美国人自己和委内瑞拉做生意,却对中委加强互利合作心怀不满,现在又不允许中国支持委内瑞拉进入安理会,有点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我手头没有准备好的表态口径,就直截了当把赖斯给挡了回去:“我对国务卿女士表示惊讶也感到‘惊讶’。委内瑞拉是联合国会员国,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委内瑞拉一半以上的原油都出口到美国。中美都与委内瑞拉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美国对中委之间的那点儿事不要大惊小怪。”赖斯可能觉得理亏,只好表示美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可就具体问题保持联系。
2005年初,赖斯国务卿访华,我要和她举行会谈。年轻的同事们忙了好长时间,为我准备了大量材料。
会谈一开始,考虑到赖斯是客人,我让她先讲。她说,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原因就是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现在美国政府正面临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向中方施加压力,推动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升值。希望中方能理解,并采取行动。
我没想到她先谈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决定反守为攻。我说:“赖斯博士,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都离不开政治。这没有错。但你们美国好像什么事情都政治化。这使我想起中国多年前那场没有什么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中国的这段历史,当时‘四人帮’搞政治挂帅,口号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文革’那套在中国没有市场了,怎么在你们美国受到了追捧?你们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情绪化,必然会影响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中国有许多好的东西可以学,但希望你们不要学‘四人帮’那一套,不要受‘四人帮’的影响。”
赖斯表示,她知道“文革”,但不了解“四人帮”。我向她作了比较通俗的介绍。
我接着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你应该清楚。中国把好东西卖到你们美国,而你们美国的好东西却不肯卖给中国,这不公平,也没道理。你们不卖给我们高科技产品,只卖给我们小麦、大豆、葡萄酒。但你们美国大豆做的豆腐没有我们东北大豆做的豆腐好吃,你们加州的葡萄酒也不如我们山东的张裕葡萄酒好喝。”
我还说:“我们将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国人有个特点,讲得好听一点儿是民族秉性,难听一点儿是倔脾气,对别人的压力或指手画脚一向很反感。你说你面临很大的压力,你受的压力哪有我大?你们美国才有535名国会议员,中国有近 3 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你们美国只有3亿人,我们中国有13亿。现在中国老百姓都在提意见,说中国外长对美国太客气了,我承受的压力才大呢。”
我当时琢磨,国家领导人还要会见赖斯,吵架的事情应该在工作层面做,领导人那儿要多谈友好、多谈合作。我劝赖斯,人民币汇率问题最好就此打住,你说得越多,越没有用;你不干预,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会“独立自主地”动起来。在后来的会见中,她果然没有再谈这个问题。
在欢迎宴会上,赖斯对我说,中方派了高级礼宾官去机场接她,还安排滑冰运动员和她一起滑冰,她非常高兴。她还谈到小时候并不顺利的经历。我也告诉她我小时候受的苦以及解放前我姥爷得病没钱治、姥姥后来饿死的情况。她说,这有利于她了解今天的中国。
若干年后,我们作为前外交部长和前国务卿再次相聚。她告诉我,她的父母都过世了,她现在更加体会到父母当年对她有多好。我说,我有同感。我安慰她说:“我比你更早失去父母,现在我们都成了孤儿,更可以集中精力为巩固和发展中美友好多做些事情。”她点点头。
在和赖斯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过去没太注意的中美人民的共同点:我们都爱自己的父母,但小时候又都对父母的一些要求有过不理解。用外交套话说,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很多,孩子对父母的“关注”则少得不成比例。意识到这一点,往往为时太晚。所以,我常对年轻同事说,事态纷繁,做事则应简明扼要——“在家孝敬父母,在外热爱祖国,可也。”
中国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在中美建交以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我无论是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副部长、部长,还是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听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台湾,说得比较多的是台湾问题。像我在美国工作那几年,1999年驻美使馆就台湾问题与美方交涉70多次,2000年达93次。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台湾岛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美国国内的亲台反华势力蠢蠢欲动,企图进一步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1995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参议院以97票对1票分别通过议案,敦促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不久,克林顿政府违背当初向中方做出的承诺,允许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参加活动。
美方允许李登辉赴美,是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行为,是对李登辉及“台独”分裂势力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活动的鼓励和支持。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包括召回驻美大使李道豫。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与美方斗争。中方强调,发展中美关系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其核心就是台湾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会让步。克林顿政府多次表示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变化,重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第一次表态反对台湾独立。美方还对台湾地区领导人今后访美做出了严格限制,宣称美国今后处理这个问题将遵循“非官方的、个人的、逐案考虑,并且是很少的”这一原则。美方提出,克林顿总统希望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活动期间与江泽民主席在纽约会晤。
1995年10月2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江主席就台湾问题进一步做了克林顿的工作,克林顿表示,美方将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
但台湾问题的麻烦并未到此结束。1996年台湾地区举行领导人选举。为了警告“台独”分裂势力,解放军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导弹演习,而美国竟然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台湾以东近海游弋,炫耀武力。外界把这次紧张对峙称为“台海危机”。美国的举动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中方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经过我们的斗争,美国人看到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也担心被“台独”分裂势力拖入一场危险的战争,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这似乎形成了一个规律:我们每每要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斗争一次,美国才会有所收敛,“规矩”一段时间。然后美方“旧病复发”,又干坏事,我们又要进行斗争。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美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关系得到改善。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访华,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时,进一步阐述了美对台政策: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这就是美对台“三不”政策。当时,我作为驻美大使正好在现场,觉得克林顿的“三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美国国内亲台反华势力是一个警告。本来三个联合公报里面都有类似的内容,“三不”是三个公报原则的应有之义,但这些话由美国总统公开、系统地讲出来,意义就不一样了。克林顿回国后,因为对台“三不”政策受到国内一些人的批评指责。
我担任驻美大使期间,除了与美国政府打交道,还经常就台湾问题做美国民众的工作。有一天下午,我来到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向出席美国全国记者年会的媒体“大腕”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中美关系,我介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的政策立场。我讲完后是30分钟的问答。我明白,这30分钟才是真正的考验,那些“大腕”会向我提出各种问题。
有一位记者问:“这里有一个与台湾有关的文学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名字并不能说明什么,玫瑰不管叫什么名字,闻着都是香的。似乎你们与台湾的争论主要是名字及其被认可之争,难道中国就不能按莎士比亚的精神放松一些吗?”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人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最关切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据我所知,莎士比亚是个知识渊博的人,他的许多著作闻名于世。这些著作不仅是英国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但是,我想他当时对台湾问题肯定还是一无所知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近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美国为自己的统一曾竭尽全力,我相信美国朋友能理解为什么台湾问题对我们那么重要。”
另一位记者问:“大使先生,像中国一样,我们也十分关注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希望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但大陆方面在台湾对面部署了数百枚导弹,且不断增加数量。请大使先生对此做出评论。”
问题提完,全场一片安静,等待我的答案。我先心平气和地说,关于台湾问题,我刚才已经谈了基本看法,不再重复。随后,我故意提高声调,话锋一转,对那位提问者说:“关于所谓部署导弹的问题,你能保守秘密吗?”
那位记者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中国大使愿意回答这么敏感的问题?他又不放心地问了一句:“什么?你问我能够保密吗?”我肯定地答道:“是的,你能保密吗?” 他有点儿吃惊,沉默片刻,高声回答:“我当然能保密!”
这时,在场的记者都以为我会“爆料”什么重要新闻。一阵短暂的骚动之后,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全场静得几乎能听到人们的呼吸。我迎着众人的目光,微微一笑,轻松地说道:“先生,你能保密,我也能。”
众人一听,马上明白那位记者上当了,全场很快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笑声。我这样回应记者,是向一位美国前总统学的。
小布什上任之初,美国的两岸政策大幅度向台湾倾斜。当政百日,他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节目主持人查尔斯·吉布森采访。当吉布森问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有责任去保卫台湾时,布什说了“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这样的话。自尼克松以来,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表示。我们对布什的谈话提出了严正交涉。
2001年4月,美国宣布将向台湾出售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常规动力潜艇和12架P–3C反潜巡逻机等先进武器,总额达40亿美元。布什政府的做法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信息。陈水扁在推进“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9 · 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中美关系不断改善,而台海局势却趋于紧张。布什政府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在各种场合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同年8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美国政府立即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到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牧场做客时,当面做布什工作。江主席指出,“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是对台湾地区稳定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威胁,“台独”就意味着灾难。小布什听后,第一次明确表态反对“台独”。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在记者会上,小布什以十分清晰的语言、近乎指名道姓地反对陈水扁搞“统独”公投。他说:“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要做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对此我们是反对的。”小布什的话表明,美国认识到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符合美国自身利益,而“台独”分裂势力与此背道而驰。
通过我们做工作,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必须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允许台湾问题引发中美之间新的对抗。这一共识对保持此后5年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10月,鲍威尔国务卿访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不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这实际上是给“台独”分裂势力当头一棒。无论是2006年陈水扁制造废除“国统会”事件,还是2007年陈水扁极力推动“入联公投”,均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时间长了,美国领导人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就熟悉了。有一次,小布什与胡锦涛主席见面,小布什一上来就主动说:“主席先生,我知道你最关心台湾问题,我愿再次重申,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我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那就是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我说话算数。”胡主席对此表示赞赏。
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不得不和别人打了一次笔仗,起因就是台湾问题。
1999年3月,亲台的联邦参议员赫尔姆斯提出了《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鼓吹美国向台湾出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潜艇等先进武器。赫尔姆斯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
根据国内指示,驻美使馆全力以赴做工作,争取阻止美国国会通过上述议案。2000年2月3日,刘晓明公使就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举行记者会,阐明了中方立场,并告诫美方,如果美国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指参众两院都通过),其后果会比当年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严重得多,将不仅仅是中国召回驻美大使的问题。
刘晓明在与旅美华人华侨座谈会上分析说,在国会推动议案的只是少数反华议员,多数投赞成票的议员并不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有的议员连议案的案文都没有认真读过,还有的议员随大流是指望总统否决。如果他们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国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就不会这样投票了。刘晓明开玩笑说,国会有些人对台湾问题的了解还不如中小学生。会后,台湾“中央社”记者对座谈会作了断章取义的报道。
几天后,我收到赫尔姆斯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刘晓明先生几天前在记者会上批驳《加强台湾安全法》的某些言词令他目瞪口呆,这番话是不是表明一旦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中国就要对台动武?刘晓明还批评支持该议案的国会议员对台湾问题的了解“只及小学生的水平”,这是对国会议员的“人身攻击”。显然,赫尔姆斯对刘晓明的评论是借题发挥。于是,我回了封信,回应了他在信中的指责,再次就《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做工作。我在信中说:
我在查阅了有关记录后得出的结论是:刘晓明公使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话并无错误或不当之处。他确实提醒过人们,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的决定曾经使两国关系严重倒退。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果真成为法律,其后果只会更加严重。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某些议员对台湾问题的由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缺乏了解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他们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缺乏了解。你自己的这封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已逾20年,而你仍然称中国的台湾省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称台湾地区领导人为“总统”。仅仅说这是“无知”或“不了解”,实在是很客气的了。
据我记忆所及,他(刘晓明)从来没有把你和任何一位国会同事比作过“小学生”。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比较是,有些美国学者曾经说过,连小学生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许多政治人物好像还不懂得这个事实。
我愿与你私下讨论相互间存在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但是如果有人硬要把公开辩论强加在我的头上,本人愿意奉陪到底。
祝你新年快乐!
我原以为赫尔姆斯在收到我的回信后会认真反思一下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料,几天后赫尔姆斯把他给我的信和我的回信都刊登在《华盛顿时报》上。舆论评称,中国大使与美国参议员为台湾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这件事也成了我外交生涯中唯一的一次“笔仗”。
赫尔姆斯反华已渗透到骨子里。他从来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我在美国工作的那几年,从来没有听见或看到赫尔姆斯说过中国一句公道话,只要他谈起中国,都是指责之词。美国国会审议的所有涉华议案,只要是批评或反对中国的,他都投赞成票;反之,他都投反对票。仅在过去的三届国会,赫尔姆斯就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提出了46个反华议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他的工作。
这就是外交。搞外交和平常过日子不一样,两个人不是吵一架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如果平常我们不喜欢一个人,不搭理他就得了。但在外交工作中,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甚至讨厌一个人,如果工作需要,还得同他打交道,还得想办法做工作。
后来,赫尔姆斯通过中间人传递口信说,他不想与中方公开对抗,愿与中国大使私下会晤。他敬重中国人民,但与中国政府的看法确实不同。他对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持积极态度。
笔仗没有改变赫尔姆斯的反华立场,但对他还是有所触动的,使他认识到不要轻易得罪中国。更重要的是,通过使馆和国内一起做工作,我们取得了对美涉台外交斗争的一场胜利,赫尔姆斯提出的《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最终在美国国会流产。
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就台湾问题向美方交涉过很多次,最严肃的一次交涉是找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谈话”。
那是2002年初,美国政府允许台湾的所谓“国防部长”汤曜明访美。3月16日,我在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就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美关系的行径,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说:
美国政府日前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允许台湾所谓“国防部长”汤曜明赴美开会。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政府官员居然煞有介事地会见汤曜明,还与他讨论什么台海局势等问题。据报道,美方又在酝酿让台湾军方某官员和臭名昭著的“麻烦制造者”李登辉于近期去美活动。更有甚者,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所谓“核态势评估报告”公然声称,美国的核力量要为应对台海可能的冲突作好准备。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方做了一连串践踏《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坏事。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对美方的上述行径,人们不禁要问:美方究竟要把中美关系引向何方?你们口口声声讲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难道这样做是在推动和平吗?你们再三说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可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点符合三个联合公报?中美曾就核武器“互不瞄准”达成了协议,美方也多次表示无意威胁中国。现在为何要向中国人民炫耀核武力?
中国从未干涉过美国内政,从未做过对不起美国人民的事。同时,必须明确告诉少数政治偏执狂: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威胁,包括核讹诈。中国人民受欺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搞威胁还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只能进一步提高中国人民对某些人的警惕,更加坚定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决心!
西方人喜欢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不无道理。中美关系从来就是双向、互利的,而不是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予或恩赐;只有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才能稳定和发展。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而美国政府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是作了严肃承诺的。东方人常讲“人无信而不立”,这同样有道理。人尚且如此,一个国家如果言而无信,又如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绝不会容忍自己国家的内政受到干涉,而让美国少数死守冷战思维、混淆是非、认友为敌的人从中渔利。相信务实、聪明的美国人民也不会允许那些伪善、愚昧的所谓“鹰派”一味蛮干下去,损害美国人民的名声和切身利益。伟大的中美两国人民不会任由那些人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将世界引向动荡。
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做害人害己的事,多做有利于加强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希望美方做出明智的选择。
雷德大使不得不极其耐心、认真地听完我的长篇大论,并答应把我交涉的内容如实报告美国最高当局。
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是长期的。时至今日,美国不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有一次,我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不点名地批评美国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情同手足、血浓于水,我们在进行友好交流、加强友好交往的时候,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就像弟兄二人正要拥抱的时候,有人给其中一方递上一把匕首,其用心何在?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两岸关系改善,中国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主动权会越来越多。这让美国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容挑战的,在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要小心行事。有些美国专家甚至提出,美国继续把台湾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越来越得不偿失,倒不如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进而从美中合作中获得更多好处。长远看,这种明智的想法会在美国逐渐为人接受。
从整个外交来说,台湾问题的存在,始终是中国外交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1993年我到联合国工作时,很快就有一种悲壮感。当时联合国大大小小189个会员国,像我们中国这样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却没几个。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投入了不少外交资源。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只要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你就得感谢人家。更不用说,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还经常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或达到其他目的。在美国当大使时,我就听到一个敌视中国的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都不能有效地牵制中国,唯独台湾问题“最能刺痛中国人的神经”。
外交部流传着一个笑话,外交部前发言人沈国放有一次和朋友喝酒,喝高了开始说“酒话”,嘴里一直念叨着两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这位发言人的真言恰恰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国外交官心中的分量。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还总是对年轻同事说,中国再发展再强大,也不能骄傲自满,也不能丢掉忧患意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世界上其他大国不同,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这一点中国外交官千万不能忘记。我曾听过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一次讲座,他说毛主席曾说,一个国家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就谈不上强大。我还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具体出处,但我赞成。
在我担任驻美大使的三年里,最难的日子莫过于1999年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这一重大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科索沃战争。原来,南斯拉夫联盟内部不和,科索沃要独立,南联盟不同意,双方发生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科索沃地区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对南联盟发动空中打击。5月7日凌晨,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轰炸机使用了5枚精确制导的重型炸弹,从不同角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他的爱人朱颖当场牺牲,使馆20多位同志受伤,馆舍遭到严重损坏。
我是那天下午(美国东部时间)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这个消息的。直觉告诉我,中美关系将会因这一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陷入危机。我马上召开使馆党委会,分析形势,研拟对策,就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包括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信息。我本已订好机票回国述职,又马上向国内请示留在华盛顿。
祖国和人民愤怒了。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最强烈抗议北约野蛮侵犯中国主权、粗暴践踏中国尊严的罪恶行径,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以及新闻单位纷纷发表声明或举行座谈,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血腥暴行。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义愤填膺的高校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严厉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正立场。他们高呼“强烈谴责美国霸权主义行径”、“中国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侮”,发出了“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呼声。这些自觉、正义的行动,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民族凝聚力,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其间也有少数愤怒的学生游行时向美国驻华使领馆抛掷了矿泉水瓶等物品,砸坏了一些窗户的玻璃。
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要作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看到北约的暴行以及事件发生后美方的狡辩,我心中燃起万丈怒火;一想到祖国和人民,又增添了无穷力量。
人们常说,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外交官身处斗争一线,肩负着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的重大责任。作为驻美大使,当时我真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在处理“炸馆事件”过程中,驻美使馆处在风口浪尖;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严峻考验。多年的外交经历告诉我,对坏人坏事既要疾恶如仇,又要从容冷静。我心里明白,光有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巨大挑战面前,需要严格执行国内指示,依靠使馆同志,还要有应对复杂局面的智慧与能力。
“炸馆事件”后,第一个和我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官员是副国务卿皮克林,时间是5月8日晚。他向我递交了北约关于“炸馆事件”的声明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稿。我说,美方对事件所作的种种辩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是中方根本不能接受的。美方轻描淡写地把事件说成“意外事故”,而且没说过一句公开道歉的话,怎能不令中国人民感到气愤?美国一向以所谓人权卫士自居,却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请问美国人权何在?良知何在?
皮克林离开使馆没多久,美方就提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深夜来使馆见中国大使,并说国务卿已在赶往使馆的路上。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不一会儿,奥尔布赖特就带着皮克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和几个保镖来到使馆。
我没有马上出来,而是先让何亚非公使衔参赞与其周旋——我要等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我出来时已是晚上11点半了,奥尔布赖特好像有预感,一见到我就郑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总统之命来使馆,只见大使一人,不见记者。我心里本来就有气,听了她的话更不想给这位在联合国共过事的老朋友好脸色。我神情严肃,口气强硬,当即回应道:你见不见记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馆事件”中遇难的三名中国公民当中,邵云环是中国最大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许杏虎是《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他们的同行们能不关心这次事件吗?
奥尔布赖特说,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意外,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总统对记者的谈话和她致唐家璇外长的信都表达了这种心情。总统还提出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直接向江主席解释。事件发生后,她一直想和唐外长通话,但未获中方答复。奥尔布赖特还表示,美方关切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安全。
我听了她的话,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愤。我说,美国自诩人权卫士,却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人权,将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轻描淡写说成是所谓意外,不但不立即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公开道歉,反而阻挠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这一暴行。我严肃地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
奥尔布赖特要求休会5分钟,好让她和助手们商量商量。她商量完之后对我说,为表示美方的重视和歉意,请我再次报告北京,克林顿总统和她愿分别同江主席和唐外长通话,向中方表示道歉。
这时,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都赶来了,围在会客室外面。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就问我,使馆有没有后门。她的意思是想走后门,避开会客室外面的中国记者。我心想:哼,这回你还想溜掉,没门儿!我故意很认真地告诉奥尔布赖特:“在中国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没有后门。”
会见一结束,我顾不上送奥尔布赖特出门,立刻跑回办公室向国内汇报。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称,她同我告别后,一群中国记者挡住了她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她见状退回会客室,后来通过手下告诉中国记者,她将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但不回答提问,记者可以摄像和拍照。
奥尔布赖特在声明中说:“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员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我们并没有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意图。今天早些时候,我已经向唐外长发出一封道歉信,信中说我理解这一事件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情绪。我也与李大使讨论了我国外交官在中国使领馆的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炸馆事件”后第一次公开表示道歉,是我们迫使美方在公开道歉问题上走出的第一步。
最后,奥尔布赖特在保镖的护卫下离开使馆,她始终没开口。
“炸馆事件”初期,美国政府不仅错过了道歉的最好时机,更是在国际社会纷纷谴责美国这一行径后,轻描淡写地将事件称为“误炸”,并用“惋惜”和“遗憾”等说辞来搪塞。中国人民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的,不是美方的真诚歉意,而是趾高气扬的傲气。美国人自己都说,克林顿政府在事件发生后起初所作的道歉不认真、不真诚,更错误地把“炸馆事件”与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联系在一起,没法让人理解。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5月9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心情格外沉重,愿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我当时看到报道心里还有点儿不高兴,那家报纸的记者凭什么这么看低中国人,把中国大使比成一名小学老师,我即使当不了美国大学教授,起码也够得上中学老师。可美国朋友后来安慰我说:说你像小学老师是很高的评价;在美国,只有小学生才最听老师的话,最尊敬老师。有一家小报则批评克林顿对中国太软,软得连中国人都认为他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方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多年后,有人问及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和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对媒体说过这件事,之后也没有美国人就走漏消息一事找过我,真不知道是谁泄的密。大家都知道,美国泄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后来听说,一些不喜欢克林顿的美国政客也攻击他,说他对中国太软。
除了与美国政府严正交涉,我和使馆还积极主动争取美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当时受《考克斯报告》(诬蔑中国通过发射美国卫星窃取美国技术)的影响,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的气焰比较嚣张,中美关系的气氛不太好。“炸馆事件”发生后,一向标榜公正、客观、“自由的”美国舆论有一些同情中国人民的声音,但总体上很“讲政治”,与美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未如实报道中国驻南使馆无端遭到袭击的惨剧,却更多关注和报道美国驻华使领馆受到中国民众“包围”、“袭击”等情况。
我信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觉得在这个时候需要把事实和道理讲给美国老百姓听,让他们去评判。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即使在美国,主持正义的人也肯定占多数。我和使馆的同事们想方设法争取美国舆论,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事件的真相,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中国人民的愤怒,积极配合国内,迫使美国政府真心实意地向中国人民道歉。
我知道,美国媒体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也有同事好心地提醒我:“李大使,你上美国电视的谈话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授权和答问口径,这行吗?要是出了差错怎么办?如何向国内交代?”但是为了做工作,我顾不了那么多,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短短的一周内,我分别接受了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电视台的访谈。
第一场采访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著名节目吉姆·莱勒的《新闻时间》。主持人莱勒一上来就问我:你相信“炸馆事件”是一次错误和意外吗?难道你不相信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迄今所作的解释吗?
我一听就感觉到,这是美国人的普遍想法,必须进行有理、有力的回击,就有意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在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前,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次‘误炸’。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北约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你们一向自诩你们情报如何准确,难道你们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吗?美方必须认清这一事件的实质,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普遍抗议。中国外长唐家璇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正式道歉、调查、公布结果并处罚责任人的4项要求。”
5月8日,我来到美国广播公司《本周》专题节目直播室,较量的对手是美国电视界最负盛名的“铁嘴”之一山姆·唐纳德。10日,我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名牌主持人拉里·金在电视上“打擂台”。
5月16日,我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著名新闻评论家、金牌电视主持人拉瑟特的采访。那时,江泽民主席已应约与克林顿总统通话,围绕“炸馆事件”的较量已从美方正式道歉转到调查真相和惩处相关责任人。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美国总统至少已经向中国道歉5次。中国是否接受了美国的道歉?”听得出来,拉瑟特的发问有指责中国之意。
我必须抓住最有理的地方与对方进行辩论,便理直气壮地说:“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轰炸,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这是暴行,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恐怖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美国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时,承诺要进行彻底、全面的调查。现在,中国人民在等待着这样的调查。”
“那么,你们还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的道歉?”拉瑟特紧追不舍地问。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义正词严地指出:“我所说的是,当务之急是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中国人民有权知道调查的结果,有权知道这场暴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拉瑟特开始进攻,他说:“在美国,现在有许多对中国反应的议论。让我念几段《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中国对这次轰炸的反应就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国家控制的媒体用不真实和不全面的报道煽动老百姓的怒火,政府为示威者提供汽车、布告和事先批准的口号。中国政府是否在煽动老百姓?”
这番话让我很生气。我这人有个毛病,越生气,嘴就越快。我连珠炮似的以最强烈、最直接的语言表达一个中国人的愤怒:“只有精神变态和扭曲的人才会说出这样颠倒黑白的话。自5月7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以来,我一直在读这类东西。在那一天,中国人民受到伤害,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那一天,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破坏国际法和侵犯人权的日子而被载入史册。”
我不能被动防守,必须进行反击。我接着说:“有些人说,是中国政府‘煽动’老百姓示威。你认为中国老百姓还要由政府来‘煽动’吗?是这一暴行本身引发了这场示威。中国人民被激怒了。这是理性和合法的行为。关于对轰炸的调查,我对这个国家的一些政客,包括国会山上一些人的做法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一个擅长调查的国家,有一个擅长调查的国会。但是这样一场暴行发生了,造成那么多死伤,他们在做什么?试问,他们为什么那么沉默、那么冷漠?”
拉瑟特又提出了“政治献金”、“中国间谍”等问题,我不让他牵着鼻子走,不掉进他设下的陷阱,始终把对话集中在谴责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主题上。
采访结束前,早有准备的拉瑟特拿出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念完有关段落后说:“让我转到另一个问题,在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中国是否允许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否会允许妇女不被强迫堕胎和绝育?”我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读过中国的《宪法》,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法律保证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利益,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赞同。至于人权问题,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对你们杀害中国无辜平民的人权记录感到震惊。这就是你们所要提倡的人权吗?”
在舌战美国媒体的同时,我注意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发出声音,以正视听。5月17日,我接受了驻美中国记者的联合采访,批驳了美国一些政府高官及西方媒体在“炸馆事件”上的奇谈怪论,全面介绍我们的立场和要求。
在这次危机中,我和美国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较量,我作为中国驻美大使被美国媒体描绘成“强硬派”,美国报纸形容当时的我经常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也正是在这次事件后,我被媒体形容为“铁嘴钢牙”,一个咄咄逼人、不肯退让半步的斗士。其实,我真不是什么铁嘴钢牙,我的心和嘴都是肉长的,我嘴里说的只是普通好人的心里话。
在向美国群众阐述我们的立场时,我心平气和。在一次宴会上,一位美国女士见到我开口便问:“我们美国说过对不起了,怎么中国还没完没了?我们炸了你们使馆,你们的大学生也砸了我们使馆的玻璃。我们错了,你们也错了。”我说:“我们的学生是扔石头砸了玻璃,这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事情,而且毕竟你们使领馆人员是安全的,怎么能与你们军队的导弹袭击我们使馆造成重大伤亡相提并论?”那位美国女士说:“砸玻璃也不对嘛。”我回答:“你很有教养,阅历也丰富。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母亲,有没有孩子。你可以不回答……”听到美国女士说有孩子后,我接着说:“那好。假如你的孩子在自己的使馆无端地被别国导弹炸死,我相信,作为母亲你不会将孩子被炸死与个别人砸坏几块玻璃当作一回事,你同意吗?”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炸馆事件”发生后,驻美使馆时刻与首都北京保持着密切联系,严格执行国内指示,及时与美方进行交涉,报回情况并提出建议,供国内决策参考。我和使馆的同事们化悲痛为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们的强大压力和坚决斗争下,美国政府纠正了危机初期的错误,逐步满足我方提出的基本要求。克林顿本人和美国政府高官多次表示道歉。5月12日,我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他说,凭他对克林顿的人品、对华政策和美国政府决策机制的了解,美国总统绝不会故意下令轰炸中国使馆。克林顿致信江主席并公开表示道歉是真诚的。据他所知,克林顿上台6年多来就美国的过失行为向外国政府和人民道歉,这还是头一次。
一个星期后,美方向我方提出解决“炸馆事件”的“四步方案”:副国务卿皮克林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报告调查结果;一个月后奥尔布赖特访华;再一个月后伯杰访华;克林顿9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江主席举行会晤,全面恢复两国关系。
使馆身处一线,是国内决策的参谋。我们注意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尽可能对形势做出准确分析与判断。不少美国朋友告诉我们,“炸馆事件”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犯的“超级错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对我说,他和克林顿政府没有什么个人交情,但相信美国不会有意轰炸中国使馆,克林顿的道歉和调查承诺是诚恳的。
6月份,中方接待了美国政府特使皮克林访华,美方向中方表示道歉,并通报了其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后来,美方解聘了1名责任人,处分了其他6名责任人。我们与美方经过多轮谈判,于2000年初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方支付中方伤亡人员赔偿金450万美元、中国驻南使馆财产损失赔偿金2 800万美元。中国人是讲道理的,我们也赔偿了美驻华使领馆的财产损失。
几年后,我作为外长去东欧某国访问,在使馆碰到一位职员。他告诉我,当年美国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时,他在驻南使馆工作,那天晚上正在睡觉,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惊醒,从浓烟中跑了出来。他说,他也是捡了条命,事后想起来还后怕。我对美国人说过,中国政府一向重视维护中国公民的权利。美国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使馆的每个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个人的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美国人赔几个钱算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炸馆事件”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对外交官来说,永远是祖国和人民利益至上。当祖国母亲受到欺凌的时候,我们作为她的孩子无不怒火万丈,恨不得马上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但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牢记,我们是外交官,必须服从大局,服从组织,要想大事,谋大局。中国的大局是什么?无疑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说过,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不是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就意味着,我们外交官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作为祖国的儿女,我们要做的就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把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祖国发展的实际行动。我们国家只有发展了、强大了,才能在国际斗争中赢得更大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有人问我,在应对这次事件中我最不能忘怀的是什么?
我会说,是对主权、生命、尊严的捍卫。江泽民主席在与克林顿通话时坚定地说:“我们是一个有12亿人民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这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人权。”这句话掷地有声,震动了美国人。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美国媒体不得不收敛。
我会说,是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中国人民在“炸馆事件”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震撼了美国一些人,使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产生了敬畏之心。有祖国和人民做强大后盾,我们外交官在前方就更能挺起腰杆,有所作为。在关键时刻,外交官需要有勇有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祖国和人民争一分利,赢得尊严、赢得朋友。
我会说,公道自在人心。极少数美国政客与媒体罔顾事实,缺少良知,但大多数美国民众对中国是友好的,是讲道理、明是非的。数以千计的人来我驻美国使馆吊唁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近5 000位美国各界朋友和旅美侨胞、留学生发来慰问信,一天之内我接到上百个美国朋友打来的电话。
我还会说……
“炸馆事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账,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大度的,本着向前看的态度,继续发展与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勤劳、勇敢、智慧、团结的十几亿中国各族人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祖国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也能为逐步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应有贡献。
2000年10月10日是我担任驻美大使期间难忘的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签署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消除了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
最惠国待遇是国际贸易中一项通行的做法,常指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
这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在美国却走了样。美国1974年《贸易法》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除了与美国缔结贸易协定、允许“自由移民”的,不能享有美国最惠国待遇,但总统有权提出免予执行一年。这就是俗称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当时主要针对苏联。这样,美国总统要给予任何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就得向国会提出免予执行该条款的要求。
苏联解体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把最惠国待遇作为武器用来对付中国。从1990到2000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和1993年克林顿上台第一年除外),每年美国国会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辩论,持续两个多月,但讨论的不是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而是人权、宗教、计划生育、台湾、西藏、核不扩散、贸易逆差、劳改产品等不相干的问题。这实际上成为美国国会牵制政府对华政策和要挟中国的重要手段。
那些年,不管两国关系出现什么问题,都会反映到美国国会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中。美国国内各种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制造噪音、杂音,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干扰,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上半年波动、下半年稳定”的怪现象。美国这么做还在国际上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美国每年都要恩赐什么东西给中国,中国有求于美国;中国得听话,否则就会被美国国会“修理”。中国老百姓很不高兴,明明是互利共赢的事情,美国凭什么拿最惠国待遇说事儿,向中国施压?这不是霸权主义又是什么?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了当时中美关系的一大不稳定因素,也是对美工作的难点。
从1986年正式提出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缔约国地位的要求起,中国积极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有些进展较快,有些遇到困难。我们锲而不舍,前后谈了十多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中国要价很高,中美又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美国自然是我们入世谈判的重点。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我作为驻美大使陪同访问。当时由于《考克斯报告》、政治献金案、人权等问题,特别是中国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坚持原则,美国反华势力闹得很凶,给双方有关中国入世的谈判造成很大干扰。代表团和驻美使馆想尽办法,做了不少工作,但最后阶段的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后来朱总理到外地访问,克林顿后悔了,打电话希望朱总理能延长访问,双方再谈一次。朱总理淡定回答:要再谈就到北京来,做客出了门,哪有回去的道理。在机场送行时,大家心情比较沉重,我与朱总理拥抱告别。这是我外交生涯中唯一一次与我国高级领导人拥抱。
不过在朱总理访美期间,双方达成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这是关于中国入世谈判一揽子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方承诺,美国支持中国于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
后来,我们多方做工作,美方在中国入世问题上不得不趋于务实。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美国政府未能在朱总理访美期间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遭到国内的普遍批评。不少国会议员认为克林顿政府坐失良机,担心中国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批评克林顿不签协议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美国工商界对克林顿临阵退缩更为恼火。在他们看来,白宫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前畏畏缩缩,只是因为害怕在国会山会有一场恶战。媒体也批评克林顿缺乏政治勇气。
二是美国国会给予行政部门贸易谈判的5年“快轨授权”将会在2000年3月1日到期。如果中美在此之前达不成协议,国会反华势力可能会借重新授权之机发难,拿中国入世协议开刀。克林顿政府担心前功尽弃。
这样,1999年11月15日,经过长时间、多回合的谈判,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最大障碍。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谈及中国入世谈判,朱镕基总理曾感慨地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
根据世贸组织规定,成员之间应相互给予对方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入世后,美国1974年《贸易法》就会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美国面临选择:要么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后改称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使美国能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获得好处;要么援引互不适用条款,将中国开放市场带来的机会拱手让给别国。
美国政府向中方承诺,全力推动国会解决永久正常贸易关系问题。克林顿把它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和任期最后一年的外交要务,并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内阁协调班子,负责政府的游说活动。
美国工商企业界将是中国入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以“支持美中贸易企业界联盟”为核心,以“企业界圆桌会议”、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委员会、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为骨干,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游说活动。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长时间播放支持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广告:从太空俯视地球,看到美国和中国,接着出现中国商人、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还有人在打篮球。画外音说: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新的贸易协议将使中国向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市场大门。现在是国会做出选择的时候了,是选择孤立还是接触?我们对国会说,投赞成票与中国开展贸易。
在那段时间里,驻美使馆的同志们把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全力以赴开展工作。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清“敌”“友”,在策略上团结和依靠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尽可能把工作做到每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和选区。
我在各种场合对美国人说:除美国以外,中国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正常的贸易关系。实际上,国家间相互给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不是一件礼物,更不是恩赐,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平等安排,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少数人吹毛求疵,企图无事生非,为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制造麻烦,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美国的利益也许损失更大。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本人对这一问题作过承诺。你们总要求中方做这做那,而自己却做得很少。中国说话是算数的,也希望美方拿出具体行动。如果国会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着想,真为中美关系着想,就应该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
我与美国人对话时,眼睛也盯着国内老百姓。当时国内对入世也有争议。一些脆弱行业,如农业、纺织业等,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大。有专家担心,2 000万纺织工人、上亿农民会受到影响。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努力可以趋利避害,更何况其他许多行业会从中得到好处,显然利大于弊。我注意不把入世的好处说得太满,而是突出互利双赢。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5月24日、9月20日通过有关议案。议案总体上是积极的,但也埋下一些“钉子”,包括建立由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组成的所谓“中国问题委员会”,“评估”中国的人权、宗教、劳工状况并提出建议。这是国会与白宫妥协的产物,也是国会与白宫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结果。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自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我是无神论者,但人也许有时真的会有某种感应。2001年9月11日的晚上,德国交响乐团访华,我应邀去保利剧院看演出。看着看着,我好像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演出还没结束,就走出剧院,想回办公室看看有什么事没有。因为没到约定的时间,司机不在。正巧一位好心的哈尔滨人认出了我,主动提出开车送我回外交部。几年之后,我在哈尔滨向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提到此事,向黑龙江人民表示敬佩。吉书记笑答:我们这里就是雷锋多。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视随便看看,立马看到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冒着浓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正报道美国遭到恐怖袭击。没过几分钟,江泽民主席打来电话:肇星,你在办公室加班,很好。你看电视了吗?我说,我正在看,美国好像发生恐怖袭击了。江主席说:就这事,你马上带助手过来开会;带谁、带几个,你随便,要快!
我来不及和别人打招呼,叫上正在部里加班的亚洲司司长傅莹和美大司参赞张昆生,一起赶往中南海。
一路上,我在想,出了这么大的事,中国该怎么办?当时,发生在同年4月的“撞机事件”给双方造成的对立情绪还在。美国对华政策强硬的一面上升,小布什政府事实上已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中国民众对美国在“撞机事件”中“欺人太甚”和小布什关于“保卫台湾”的论调十分不满。同时,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上一向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谁对,我们就支持谁、赞成谁;谁不对,我们就批评谁、反对谁。我们一贯坚定反对恐怖主义,不管它发生在什么地方。现在,从国际道义和原则立场出发,我们都不能因“撞机事件”而对美国发生的灾难幸灾乐祸,不能因为心里有气或不喜欢美国搞霸权主义就对恐怖主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码归一码,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反对恐怖主义。我们不愿意看到无辜平民受到伤害,应该让美国政府和人民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大家在会上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决定,中国政府应该对“9 · 11”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
事件发生后仅5个小时,江主席就紧急致电小布什总统,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江主席指出,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第二天晚上,江主席又与小布什通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并表示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小布什在电话中表示,非常感谢江主席的慰问电,江主席是最早慰问他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专门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表示:“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地区一些地方受到严重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对此深感震惊。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在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
唐家璇外长给鲍威尔国务卿发去慰问电。我连续打电话给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在中国出席“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坛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何立强表示慰问。中国驻美使领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降半旗致哀。
国内舆论也很关注“9 · 11”事件,觉得国际社会应该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
说起来,美国人永远是很“讲政治”的。有一个国内新闻代表团那时正好访问华盛顿,看到电视里的画面随意评论了几句,美国人听了不高兴,立即要求他们中断访问、提前回国。
有一位美国记者问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听说你们国内有人对 ‘ 9 · 11’事件的发生表示高兴,你对此有何看法?”张宏喜说:“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口?13亿!遇到一件事情,你总不能让13亿人说哭就都哭、说笑就都笑吧!中国对‘9 · 11’事件怎么看,你应该看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表态,看我们政府的态度,看我们使领馆的态度。”他回答得很精彩。
我们不光说得好,做得也好。中国政府很快派出多名专家向美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中国在“9 · 11”事件后给予美方的支持,小布什政府多次表示“感激”和“高兴”。尤其考虑到当时中美关系的状况,美国人感到这一支持难能可贵。鲍威尔国务卿在一个外交场合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反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江主席与布什总统10月19日在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小布什说:“美国感谢中国政府在‘9 · 11’事件发生后立即做出反应,毫不犹豫地明确支持美国人民反对恐怖主义。我多次对同事讲,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高度重视美中关系。在目前情况下,我离开美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还是来到中国,因为美中关系太重要了。如果此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其他国家举行,我很可能不会参加。”我知道,小布什心直口快,他的这段话不像外交辞令,而是心里话。
外交工作讲究审时度势。“9 · 11”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国政府的及时反应和积极应对,拉近了中美人民之间的感情,对于推动小布什政府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人说“9 · 11”事件救了中美关系,这有点儿言过其实,但也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没有“9 · 11”事件,中美关系肯定也会好转,只是时间可能晚一些,因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太多了。这一事件只不过给中美关系转圜提供了一次机遇。
2009年1月12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我作为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在开幕式上讲了下面这段话:
中美建交具有划时代意义。30年后,回顾这一事件,更深感如此。
30年前,中美老一代领导人秉持和平与发展理念,摒弃战略对抗,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如今,中美友好正展现出强大的生机与广阔前景。
30年前,中美严重对立;如今,两国已成为建设性合作伙伴,拥有60多个对话机制、30多个政府间合作协议。
30年前,两国人民相互隔绝;如今,两国缔结友好省州35对、姊妹城市132对,每天有5 000多人往来于太平洋上空。
30年前,邓小平同志问卡特总统:“中国能否派5 000名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卡特总统说:“可以派两万!”30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生总数已达40万人。他的这一决定在当时被认为极富远见卓识、
慷慨大胆。
30年前,中美年贸易额只有9.9亿美元。据一篇报道透露,1971年,基辛格博士悄悄访华时曾允许每位随行人员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而到了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达3 337亿美元。
30年前,中美金融交往为零;如今,两国利益交织。地球变小了,面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美也成了需要相互关照的“邻居”。一位美国学者甚至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表明两国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随着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加深,彼此的影响已在不经意间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从芭比娃娃、可口可乐、耐克、麦当劳到米老鼠,从遍布各地商场的“中国制造”、姚明参与NBA到郎平执教美国女排并获北京奥运会亚军,中美友好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
我说的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回顾过去,中美关系的发展让我们这些参与者高兴,也让两国人民高兴。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继续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我前后在美国工作过6年,到过美国50个州,经历过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尤其珍惜中美友好合作。我们一向坚持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看问题,对中美关系也应当这样。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共同责任。两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合作,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是难以想象的。中美关系搞坏了,两国谁都承担不起,全世界也会跟着遭殃。中美只能友好合作,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由中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用全球视野、战略思维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大道无遮拦”。我喜欢福建一位僧人为日本一座大庙写的这句佛语。中美关系就是不怕遮拦、不可遮拦的大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必须长期友好下去。通过共同努力,中美两个伟大国家一定会走出一条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