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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讲的内容不是古代高等院校制度，而是儒者的人生进阶路线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所有的古代读书人都是沿着这一条人生进阶规划图前进的。只不过，能治国平天下的人少之又少，许多人甚至连修身齐家都做不好。
为幕之人以学问计策换取主官发放的脩金。他们的收入在读书阶层中比较高。再加上久居官场，社会关系复杂，幕友往往向往风雅奢华的享乐生活。这在汪辉祖看来，并不是什么可取之事。
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中有言：“古也有志俭以养廉，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篱下。卖文之钱，事畜资焉。或乃强效豪华，任情挥霍，炫裘马，美行滕，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优童，狎娼妓，一咽之费，赏亦数金，分其余赀，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闻。”
假如汪辉祖活在今天，把这一段话以长微博形式发出，想必转发、评论、点赞的人会有很多。特别是那些生活不得志的落第读书人。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古代的贤能是这样教诲子孙修身齐家的。想要躬行其志向，就得先树立良好的人品口碑。口碑好了，主官才会信任你，聘用你，对你言听计从。立品贵在律己，律己先得清心，清心首在节俭。倘若沉溺于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心思必然不能保持清静，行为难免放荡不羁，律己立品也就无从谈起。
寻常幕友的生活观念是赚了钱就花，以及时行乐为最高。汪辉祖始终铭记自己是“以幕养学”，而不是“以幕养奢”。他对幕友的角色与处境，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
读书人靠做幕僚维持生计，虽然能得到不少脩金，但职业并不算非常风光。选择从事幕业的人，几乎都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也没有丰厚的家财。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举荐、恩荫、捐纳、军功等途径做官，唯有科举一道可走。偏偏科举又受挫，才不得不辞别父母妻儿，跟随幕主在公门谋生。说穿了，这也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幕友通过贩卖计谋来赚高工资，若是平时勤俭节约，把银两积蓄起来，也可以积累一笔较为宽裕的家财。这笔家财养活全家没问题，也能为自己参加下次科举提供所需经费。
虽然在汪辉祖看来，勤俭节约是治家的正道，但并非所有的幕友都这样认为。
汪辉祖辅佐过多位幕主，大部分同事都是不知俭用范家的享乐主义者。他们的脩金未必比汪辉祖高多少，却效法豪富的奢靡生活，肆意挥霍钱财，经常炫耀自己买下的裘衣和良马。更有不懂洁身自好的人，招养优童，猥狎娼妓，放纵淫乐。他们越是摆出挥金如土的富豪做派，就越是偏离寒门士子的本色。
吃一次豪华酒席，光是打赏小费就要花掉好几两银子。而汪辉祖最初在松江金山县做书启师爷时，一年的脩金为三十六两银子。你看，吃一次豪华酒席，就抵得上县政府书启师爷一两个月的工资。若是隔三差五地高消费，很快就会把钱花光的。
让汪辉祖非常鄙夷的是，那些乱花银子享乐的幕友对自己家人反而非常抠门。吃喝玩乐之后，才把剩下的钱用于供应家人生活。特别是那种花天酒地的人，家里往往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对家人的生活置若罔闻，可谓无情无义。这样德行败坏的家伙，又怎能不被熟知底细的故交鄙视呢？
也许有人会说私生活是个人自由，与公事无关。但汪辉祖久处公门，对此另有看法。
他在《佐治药言》中严肃地指出：“当其得意之时，业为职者所鄙。或一朝失馆，典质不足，继以称贷，负累既重，受恩渐多。得馆之后，情牵势绊，欲洁其守，终难自主，习与性成，身败名裂。故吾辈丧检，非尽本怀；欲葆吾真，先宜崇俭。”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却是难之又难。人一旦过惯了奢华的生活，就会食髓知味，难以抽身。当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奢靡时，他们不会省吃俭用，反而会选择靠着典当抵押过日子。假如家里穷到连能够典当的东西都没有了，他们就只能靠借债度日。长此以往，重债压身，同时接受他人的恩惠也越来越多。
这种人在幕府找到工作后，必然被人情牵累。债主会挟恩要求回报，迫使他们以权谋私。到那个时候，他们就算想痛改前非，坚持操守，也早已无能为力了。且不说长期的恶习难以纠正，就算能纠正，也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
根据汪辉祖的总结，奢侈作风至少有两大害处：
其一，奢靡的家风背离了儒门士子应有的为人准则，少不了被亲友们鄙夷。
其二，一旦失去经济来源，就不得不以借债典当度日。债务像滚雪球一样增多，他人的恩惠也累积如山。假如有朝一日重新被聘为师爷，不免碍于人情世故，难以据实断事、秉公执法。
于私受制于人、遭人唾弃，于公不能坚持原则、施展抱负。
汪辉祖认为人的悲剧源于平时生活的不检点。若想保持自己的真实本色，挺直腰板做人，必须发扬勤俭节约的家风。他在《佐治药言》中说：“古人云：人之于财，常患其来处少，而不知其病在去处多。每见小席脩微，尚堪仰事俯畜，而千金大多幕，反多支纳。甚或有困窘败检者，正患去处之病耳，故欲洁和必先俭用，合下条看。”
理财持家无非是把握好开源与节流两关。汪辉祖发现那些脩金不高的师爷足以养活父母妻子，反倒是脩金上千的大牌师爷因支出过多而陷于困窘。他由衷感慨道，读书人若是自己不保持节俭，就不足以做全家的表率。
汪辉祖还在《佐治药言》中说：“身自不俭，断不能范家。家之不俭，必至于累身，寒士课徒，数月之脩少止数金，多亦不过数十金，家之人，目其艰，是以节啬。相佐游幕之土，月脩或至数十金，积数月寄归，则为数较多，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爱惜，其后或至浪费，得馆仅足以济失馆，必至于亏，谚所谓搁笔穷也，故必使家之人皆知来处不易，而后可以相率于俭，彼不自爱者，其来更易，故其耗更速，非惟人事，盖天道矣。”
在儒家理念中，修身是齐家的基础，齐家是读书人最初级的功业。假如自己都奢靡享乐，根本不可能让家人学会勤俭节约。家庭生活若不节俭，最终会累及到自身。
没有背景的穷书生办学馆教学生，几个月辛苦下来也不过能挣几两银子，最多也不过几十两银子。家人目睹赚钱之艰辛，所以在平时花费时也就特别省吃俭用。
而那些在幕府佐治的读书人，收入状况比教书之人要好得多。每月的脩金就能达到几十两，积累几个月，寄回家的钱财也就比较多了。家人只知道来钱多，却不知这钱赚得辛苦，所以用起来没有节制，铺张浪费。到头来，幕友在府中的劳动收入基本上都被家人花光了，甚至可能会陷入亏损。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放下笔就穷”(搁笔穷)。
因此，必须让全家所有成员都明白挣钱的艰辛。唯有如此，家里人才能领悟到勤俭持家的重要性。那些不懂勤俭节约的人，钱来得容易，去得更轻松，不光是个人咎由自取，大概也符合上天的法则吧！
需要指出的是，汪辉祖提倡的节俭与吝啬有很大区别。他在《双节堂庸训》中说：“俭，美德也。俗以吝啬当之，误矣。省所当省曰俭；不宜省而省，谓之吝啬。顾吝与啬又有辨。《道德经》‘治人事天莫若啬’注云，‘啬者，有余不尽用之意。吝，则鄙矣。’俭之为弊，虽或流于吝，然与其奢也，宁俭。治家者不可不知。”
该节约的地方节约，这叫作节俭。不该省钱的也省钱，这叫作吝啬。“吝”与“啬”也有区别。啬是指有节余而不用完；吝则是真正的抠门。节俭若是超过必要的度，就会沦为“吝”。不过，汪辉祖认为不能因此而否定节俭。
由于终身保持俭用的习惯，汪辉祖的家道渐渐殷实起来。他从幕多年，不乱花一文钱，虽未发大财，积蓄却也足够养活全家，甚至为族人慷慨解囊。汪氏族人中，凡是绝后之人，汪辉祖都出资为其购买基地。嘉庆皇帝于即位元年(1796年)颁布恩诏，命地方推荐“孝廉方正”。萧山乡绅十余人上书举荐汪辉祖为“孝廉方正”，罗列了其十四项德行，其中就包括“关爱亲族”。
在清朝，只有新君登基之时才会举孝廉方正，由此可见，这是清代士人莫大的荣誉。当时的萧山县令方于泗、绍兴知府高三畏、浙江督学阮元等人都表示赞同。此事本已是板上钉钉，然而，汪辉祖出于种种考虑，还是婉拒了众乡亲的好意。尽管如此，他的高风亮节依然让萧山县官民引以为傲。
俭用足以范家，此言诚不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