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趋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哪怕是悍不畏死的猛士，也不可能愿意天天活在凶劫中。人们烧香拜佛放河灯，无非是祈求一个吉利的好兆头。无论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如何变化，祈福的方式如何调整，吉凶观念都牢牢地占据了我们的头脑。
变幻莫测的未来，让人充满了不确定感与不安全感。古代人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认识不如今人深刻，往往通过占卜算卦来卜问吉凶。据史书记载，上至天子，下至万民，都会为大事占卜吉凶，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例如周武王发动灭商之战前曾经占卜战事吉凶，结果却是不吉。就在诸侯群臣打算放弃之时，姜太公一脚踩碎占卜的龟甲，力排众议进兵朝歌，这才让周军赢得了关键的牧野之战。
汪辉祖作为一个饱学鸿儒，自然也颇懂吉凶祸福之类的神秘文化知识。他本人也常常求神算命卜问吉凶，一来增加心中底气，二来也是想了解上天给自己定下了何种“宿命”。也就是说，对于当时所有人都信奉的风水问题，汪辉祖同样也非常重视。
按照传统观念，墓地风水的好坏与子孙的祸福是直接挂钩的。古代社会把偷坟掘墓定为重罪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这种犯罪行为会祸及墓主全家甚至子孙后代。汪辉祖曾多次为亲族成员选择墓地，并买下一块吉地做汪氏族人的公墓。
与普通官民相比，汪辉祖的吉凶观有一定的灵活性。
他信奉天道鬼神的理由，正如道家创始人老聃所说：“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秦朝官府培训吏员的教材中就有辨识吉凶用的《日书》(战国版《老黄历》)。清朝虽然不再拿这类书籍做社会风俗的教材，但官吏们在执政时也依然顺应根深蒂固的古老民俗。汪辉祖和普通人一样烧香拜佛选墓地，也不乏幕友体察民情风俗以便施治的考量。
然而，老聃在《道德经》中还说过另一句话：“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可见，老聃不否定鬼神存在，但坚持“以道莅天下”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吉凶问题上，“道”高于“鬼神”。而大儒汪辉祖也是这样看的。
什么是“道”？这个字在诸子百家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汪辉祖选择的是儒者之道，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经世理民。官场多险恶，宿命有吉凶，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迎难而上，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按照古代神秘文化学派的观点，“命”是上天注定的，“运”却是可以自己把握的。通过辨认吉凶，避开凶厄，把握福祉，就能积累更多的好运，弥补“命”的不足。
汪辉祖算命后得知自己“运利于水”，所以在从事幕业的数十年中一直没离开江浙等带“水”的地方。他甚至认为，在湖南宁远做官顺利，是因为宁远古称“冷道”(两点水)，后来调任到与“水”不挂钩的道州就不走运了。
尽管对“运利于水”的说法深信不疑，但汪辉祖无论为幕还是做官，都没有靠占卜问卦来处置公务。在他看来，真正的吉凶不在风水，而在于人事。特别是公门中事，求神算命可以预知天命吉凶，但只有律己立品才能真正趋吉避凶。此外，大丈夫为所当为，以道义公理为本，不因吉凶祸福而犹疑。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指出：“趋吉避凶，理也。公而忘私，不当存趋避之见，惟贪酷殃民，业业脞矿职，及险诈险谋，因而获罪者，咎由自取。外是则皆命为之矣。然福善过淫，天有显道，以约失鲜至觉不罹大戾，恣行威福之人，幸保今名，百无二三。不败则已，败必不止发黜。能辨吉凶者，为吾分之所当为，而不为吾分之所不当为。自符吉兆而远凶机，趋避之道，如是而已。”
趋吉避凶是万世不易的道理，没有谁喜欢凶兆和劫数。然而为官之人担负着一方安危，应当以公事为重，忘却私意，不该存在什么趋吉避凶的念头……汪辉祖一上来就把趋吉避凶的观念当成负面因素来批评，是不是对官员过于苛刻了呢？
一点也不算苛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地方长官与幕友接触辨识吉凶的学问，是为了掌握民情，更好地治理社会，当然不可存趋吉避凶之念。老百姓出门办事可以挑选个黄道吉日，碰上“诸事不宜”就索性躲在家里避开凶兆，但是官府却不可以这样做。古代官府行政与司法不分，百姓上诉告状，官员和幕友若是以今日“不宜诉讼”为由拒绝受理，分明是渎职之举。
此外，为官任事面对的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官吏若有太多趋吉避凶的心思，就会有意回避那些费时费力却利泽百世的惠民措施，也不会认真处置繁琐曲折的民间纠纷。如此一来，官府就会沦为只收赋税不干事的寄生机构，除了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外，完全无法履行公共治理职能。而这也恰恰是吏治整风的重点打击对象。
正因为如此，平时也去占卜算命的汪辉祖力倡官员要公而忘私，为了履行职责不惧任何凶险。在他看来，这既是执政之人的本分，也是佐治之人的义务。
当然，汪辉祖也不是要求公门中人完全远离吉凶。当时有一句民谚叫作：“刑名吃儿孙饭” 。在清朝人看来，常人多做善事，可以为子孙后代积累阴功，而刑名幕友主持阴气沉沉的刑杀之事，会损伤不少阴德。这就是说，刑名治狱之人不但无法为后世积德，反而提前消耗了子孙的福报。这种观念导致许多读书人对刑名师爷的职位敬而远之，就连汪辉祖也不大赞同族人子弟从事幕业，尤其是主持刑罚的刑名师爷。
不过话说回来，汪辉祖认为官吏的吉凶观应当以人事为本。具体而言就是，律己立品，洁身自好，遵纪守法。能把人事做好，哪怕是刑名师爷也能补回一些自己的福报，最起码不会遭致恶报。
老百姓通常觉得衙门里面尽是黑幕。官员贪婪残酷，胥吏压榨百姓，为了捞钱可以使出五花八门的阴谋诡计，为了满足贪欲可以逼得百姓倾家荡产。汪辉祖断定这些赃官污吏就算不被朝廷法办，也会遭到上天报应，最终落得个咎由自取的下场。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行善积德之家，必定会获得更多福祉，纵然不是大吉大利，至少也能消灾渡劫；为非作恶之家，必定会招致更多凶劫，纵然能得意一时，也逃不过天道轮回。
那些奸恶之徒，平时骄奢淫逸，多行暴虐，却想靠占卜算命趋吉避凶，保全一个好名声。这样的奸恶之人能成功的一百个里面也不过两三个。他们所做的坏事一旦败露，只怕不光要被罢官免职，说不定还会殃及家人和子孙后代。
既然如此，那什么才是正确的趋吉避凶方法呢？
真正擅长辨别吉凶的人，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本分之事，什么是不能做的非分之事。本分之事勤快去做，非分之事切莫涉足。能做到这两点，自己的言行举止就能符合赏善罚恶的天道。顺应天道之人，自然能得到上天庇佑。在汪辉祖眼中，真正的趋吉避凶之道并不玄虚，不过是立品守正，勿做非分之事罢了。
事实上，汪辉祖是个善于趋吉避凶的人。他的吉凶观表面上顺从天道宿命论与因果报应说，实际上处处以“人事”为本，立足于人们平时的所作所为。
虽然在古人眼中每个人的天道宿命是固定的，无法逃脱，但“运势”是可以通过努力而改变的。在某种程度上，多灾多难的“命”也可以靠修德积善所带来的“好运”来弥补。反之，大富大贵的“命”也可能为作歹损阴德而招致的“厄运”所抵消。
赃官污吏和地棍恶霸也有吉凶观念，只不过他们趋吉避凶的手段不是律己行善，而是一面胡作非为，一面烧香拜佛，弄得好像神佛都是“收人贿赂，替人舞弊”的腐败分子。这种做法在汪辉祖看来，恰恰与天道背道而驰，真正亵渎了无处不在的神明，反而会招致祸端。因此，他始终律己立品，修德守节，最终平安走过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为时人与后人树立了不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