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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500年的晋商是山西人的骄傲，但我们不能以阿Q“祖上富过”的心态作为自我安慰，而应该继承和发扬晋商精神，在这个新时代再现晋商风采。因此，晋商精神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就是新一代晋商必须了解的。
对于晋商的辉煌，大家是一致承认的，但对于什么是晋商精神，学者的认知并不一样。
许多学者认为，晋商的精神是勇于开拓、勤奋、诚信，等等。这些精神对晋商的成功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不是晋商独有的精神，也不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勇于开拓是许多国家和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共有的精神。有迫于生活的压力，也有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潮，沿海一带人民甚至到海外开拓，但有几个成就了晋商一样的事业？勤奋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几乎所有到过中国的学者，甚至像亚当•斯密这样没来过中国的学者，对中国人的勤奋都交口称赞，但旧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贫穷与落后。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诚信精神并没有成为社会财富。美国社会学家福山指出，中国缺乏普遍的信任，晋商所具有的低层次有限信任，任何一个商帮都具有。这种种对晋商精神的概括都不能说错，但都太泛泛化了。
我们所要寻找的晋商精神是晋商所独有，其他商帮所没有或不明显的精神，是晋商成功最核心的因素。这种精神在我看来是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
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企业制度是最完善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制度，晋商能够辉煌500年，尤其是产生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依靠的也是制度。晋商的股份制已经体现了股权多元化和相对控股的特点。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制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保证了高效率，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内严格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其他商帮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辉煌，但有这套制度者，唯有晋商。
与晋商齐名的徽商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晋商在这一时期却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否与时俱进。晋商和徽商都是以盐业起家的，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盐业的垄断被打破时，徽商就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后逐渐失去在盐业中的优势，首先转向多元化经营，然后又转向票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正是晋商的与时俱进。晋商能根据不同的形势，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尤其在清道光年间抓住时机转向票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及时作调整，是任何一个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晋商不愧识时务的俊杰，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到了与时俱进。这句话说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实践。晋商的成功正在于它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晋商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只有在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其他精神才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谈到晋商，更多说的是它成功的经验与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同时也应该注意使晋商走向衰亡的内在缺陷。只有以这种态度来探讨晋商精神，才具有现实意义。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政府。晋商和徽商的成功都得益于官商结合。但官商结合也埋下了晋商和徽商衰亡的种子。晋商票号的极大发展得益于汇兑官款和向政府的贷款，但当清政府灭亡后，票号的700万两政府借款化为泡影，这对晋商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晋商在与政府的交往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企业要利用政府获得政策支持，但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晋商后期过分依赖政府，就会同政府绑定命运。在清末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其风险就相当大了。二是晋商与政府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交往、行贿等非制度化方式来建立和保持的，虽能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无可奈何的，但也使晋商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并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它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利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改为“以义制利”是晋商成功的起点。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诚信观念”，都对晋商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利的一面。传统文化讲人治，晋商尽管有一套制度，但仍然没有摆脱人治。在股东中不是由董事会根据制度作决策，而是由控股的大股东一人说了算。在经营中则是由大掌柜一人说了算。大股东选对了人，大掌柜经营得法，晋商就成功。大股东选错了人，大掌柜经营失误，晋商就失败。票号没有成功地转向现代银行，正在于掌权的大掌柜（如蔚泰厚的毛鸿翙）的竭力反对，这种大掌柜可以“一言兴号，一言灭号”。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由人兴亦可由人亡，任何依靠人治的企业都难以基业长青。
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晋商把自己的票号看得完美无缺，不知道“师夷之长”，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它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失利，并失去了走向现代银行的机会。那些掌权的大掌柜们身居偏僻的山西内地，对世界的巨大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个别了解世界的晋商，如渠本翘，则无力改变晋商的整体保守心态。这时，晋商的衰亡就不可避免。
晋商犯过不少错误，有许多失败的教训，究其根源还在于固守传统观念上。
山西经济的振兴有赖于新一代晋商。新晋商不是历史上晋商的“克隆”，是21世纪的企业家。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新晋商应该从历史上的晋商身上学习好的精神传统，并克服先辈的缺点。根据我们对晋商经验与教训的分析，新晋商应该比历史上的晋商有根本性突破。
首先，新晋商应该实现制度化决策与经营。许多民营企业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这并不奇怪。但一旦企业做大之后必须摆脱家族制。晋商的股份制，家族企业非家族化管理，以及激励机制和其他严格的管理制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要照搬晋商的做法，而是让一个家族企业转型为股份制企业，用法治代替人治。
其次，克服保守观念，向全国学习，向世界学习。广东、浙江等地民营企业的强大还在于得开放之利。总体上看，山西还是较为保守的，这种观念阻碍了山西经济发展，只有开放，才能与时俱进。山西许多民营企业产生于煤业，但煤不是取之不尽、开之不完的，要在适当的时候转型——像晋商那样由盐转向多元化，又转向以票号为主。走出山西看全国，看世界，走出煤炭看其他行业，山西才有希望。
最后，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今天的新晋商仍需要政府的支持，利用政策机会，也应该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像历史上的晋商那样与政府密不可分。企业发展最终靠自己，政府只作为若干外因之一发挥作用，不能说不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同时，我们要在发展本地经济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取得政府支持，不能用行贿等非法手段把官员“拿下”。晋商打通政府关节的许多手段在今天是不适用的。
山西的经济需要新晋商，也一定能出现新晋商。我们研究晋商的意义在于为新晋商的形成提供一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