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道光、咸丰年间，当以盐业为主的徽商走向衰亡时，晋商却正走向辉煌。使晋商辉煌的是票号，票号不仅创造了汇通天下的业绩，而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的制度。
每当我看到媒体上关于银行被诈骗，内部人卷款外逃的报道时总要想到票号。票号在其存在的近一百年间，经手的银子少说也有十几亿两，但从现有资料看，基本没有发生过被诈骗、内部人卷款外逃或贪污等事件。一百多年前封建社会的票号经营得居然比今天的银行还好，这到底是为什么？当然，票号的成功有其特殊历史环境，它的模式在今天是无法克隆的，但不可否定的是，它的许多成功经验，尤其是完善有效的制度建设，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走近票号，取其真经，正是我们研究票号的目的。
研究票号，先了解点儿票号的历史。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们有过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必然有为之服务的金融业。中国封建社会中金融业的业态包括典当、印局、钱庄、账局和票号。典当从事抵押贷款，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印局从事短期高利贷（称印子钱）活动，产生于明末清初。钱庄主要从事货币兑换（白银与铜钱兑换以及不同成色银子的兑换），也从事存贷款业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账局从事存贷款和商业清算业务，产生于雍乾年间（第一家有记载的账局是乾隆元年，即1736年，由山西汾阳人在张家口开设的祥永发）。票号从事大宗存贷款及银钱汇兑，产生于道光初年（第一家票号是道光三年，即1823年成立的日升昌）。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典当、印局、钱庄和账局已不适应需要。票号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票号产生于晋商也有其历史必然性。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存在时间最长也是最成功的商帮，当之无愧地位于十大商帮之首。晋商萌芽于先秦，兴盛于明清，终结于民国。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晋商积累了大量资本，富甲海内。同时，晋商奉行“以义制利”，其诚信和商德饮誉海内外。晋商的业务遍及海内外，在各地拥有众多分号，资本、信誉和分号正是成功的金融业的基础。晋商在票号前的典当、印局、钱庄和账局中都是相当成功，且在全国有影响的。这是票号产生于晋商的基础。但票号出现于1823年，由日升昌最先建立则有偶然性。当时是由于平遥李家西裕成颜料铺北京分号的大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银钱汇兑的商机，并鼓动李东家把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号。
票号出现后经历了发展、辉煌与衰亡的不同阶段。1823～1853年是票号的形成时期。1853～1863年是票号受太平天国起义打击的受挫时期。1863～1893年是票号最辉煌的30年。这一时期，票号的业务由客户以商人为主转向以政府财政汇兑和贷款为主，这使票号业务和利润大增。1893～1911年是票号的危机时期，20世纪初的义和团适动、八国联军的入侵都沉重打击了票号，加之清王朝的衰亡，使严重依赖政府的票号难以再现辉煌。清政府灭亡时欠票号债务七百余万两白银，给了票号致命的一击。1911～1921年是票号苦苦挣扎的10年。到1921年，随着最后一家票号的破产，票号终于从历史上消失了。票号的消失也标志着辉煌500年的晋商的灭亡。对票号和晋商灭亡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晋商没有实现从传统商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化，票号没有完成从传统金融向现代银行的转化，其中的许多谜还要我们去破解。
在这近一百年间，全国票号共51家，其中8家为南方人经营，43家由山西人经营。在这43家中，祁县（12家）、太谷（7家）、平遥（22家），共41家（另两家为太原人）。所以，祁、太、平又有中国华尔街之称。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xi Bank”。今天我们更多关心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在制度上的创新。
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1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二十多个，少者也有近十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柜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股权多元化和控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3～4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但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位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并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
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他决策。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安排等事务（山西人往往把老婆称为这种主内的“二掌柜”）。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
在此以下的中层管理人员包括总管全号账目、负责银钱出纳的管账先生一人（相当于财务总监），协助管理账目的副管账及帮账若干人（帮账多由学徒担任，有边干边学之意）。文牍先生一人，办理对内对外的往来信件（尤其是定期向分号写信，或分号向总号写信），录信员一人，正跑街一人，负责对外业务，包括接洽存贷款以及银钱往来，副跑街若干人，协助正跑街处理业务，还有练习跑街若干人，由学徒担任。此外，还有坐掌柜一人，负责管理门市业务（如兑换银子等）。这种管理框架已有现代企业的财务部（管账）及业务部（跑街）。各个部门和不同账务的人分工明确，责权利一致。这就保证了票号有效正常地运行，而且，机构简单，人员精干。
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亦称分庄）。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以加速资本的流通与运用。业务多为“南放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职业经理人贪污、卷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包括进入票号也要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除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许多票号还有更细的规定，如分号的人给家里带信、带东西，先要交总号检查，由总号转交等。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其原则是进－缴=存－该，或者该+进=存+缴。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这一会计账目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账目更为详细。账目总体上分为作为原始记录的流水账、分门别类的分类账（这种账按门类又分二十余种），以及记载现金来往的现金账。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的贪污行为。1897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巨光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该号王鉴、车跃龙、贾世源私吞，此事在1898年查账时查出。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
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的原则。为了防止假冒设计了一套防伪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精心印制汇票，如蔚泰厚的汇票由平遥一处印制，绿线红格，并有水印“蔚泰厚”三字；票纸有数，如有报废必报总号备案；书手固定，一人书写，笔迹可辨；附加暗号。这种暗号类似今天的密码，又称密押制，其原则是“月对暗号，日对暗号，银总暗号，对自暗号”，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这12个字分别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这30个字代表30天；用“生客多察达，斟酌而后行”代表1到10，用“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十。对自暗号是再加一个暗号，如在汇票上写“谨堪生盘”。这种暗号还定期更换，以免泄密。这种制度既保证了业务畅顺，又防止了外部人造假诈骗。
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实施，票号还有相应的督察制度，包括分号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既可以使总号了解各地情况，便于决策，又可以考察下面的工作，还包括总号派人到下面各分号考察业务和员工的业绩、纪律等状况。
这些制度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制度要人执行，业务要人去做，企业说到底还是要有德才兼备的人。鼓励这些人去努力工作要靠激励机制，票号的成功亦不例外。
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
在票号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柜。大掌柜由东家亲自选定。东家对大掌柜人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在晋商票号中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鸿翙、蔚丰厚的李宏龄、大德通的高钰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当优秀的。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在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有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学徒为期三年。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现金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满期后即可领取。从年薪二两或四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据太谷协成乾的记载，100两以上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票号中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股，可按股分红，在票号工作一定时间就可以有身股，称为“顶身股”。身股按员工的职务、工龄和贡献分为1厘到1分（10厘）。一般从1厘起身（也有从0.5厘起身的）。每个账期根据业绩晋升一次。一般来说，总号大掌柜可以有1分（也有例外的，如毛鸿翙分别在两个票号各有1分，共2分，还有大掌柜是1.2分的），分号掌柜可以有5～6厘。一般而言，票号的红利按银6身4的原则分红（也有按其他比例的）。比如，这个账期（3～4年）共有红利10万两，则银股分6万两，身股分4万两。如果身股共2分，则每厘为2000两，顶5厘身股者则可分1万两银子。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时期不同票号的分红情况差别很大，最好的有1分分到17000两银子的。差的也有1分分到2000两银子的，平均而言，大体1分身股在1万两银子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水平。例如，一个分号掌柜顶身股5厘，3～4年就可分5000两银子。再加上供给的生活用品和年薪，已高于当时的七品县官——其全部收入为1050两银子。而且，在顶身股者去世后家属还可以在两个账期中参与分红。
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日本企业采用的全员分红制正来自这种身股制。
票号员工还有休假待遇。总号员工一般两三个月休假一次，每次7～10天。分号员工由距离远近而定。如太原分号，一年一次，休两个月；远者三年一次，休半年，再远者五年一次，休一年。这些福利在当年许多商号中还是不多的。
这些有效的选人、培训人和激励机制也是票号成功的重要原因。
任何一个企业仅仅有严格的管理和物质激励还是不够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严格的管理也会有漏洞，这就需要有道德规范，以及体现这种道德规范的企业文化。票号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晋商成功地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转变为自己的企业文化。传统道德以义为核心，但却主张“重义轻利”。晋商保留了“义”，但却把“重义轻利”转变成“以义制利”，并把它们作为企业文化贯彻在自己的商业行为中，作为晋商顶峰的票号完全继承了这种企业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义”可以理解为“忠义”，“忠”是下对上的忠诚与服从，臣忠于君，子忠于父，等等。它是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义”是对别人的诚信，是维持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晋商成功地把这种伦理道德观运用于商业活动。“忠”就要求大掌柜忠于东家，下级员工忠于上级。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都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作为一个团队，其效率来自内部的协调，这种协调的基础是秩序。这种秩序的中心是等级制与服从。社会权利的平等与企业内的等级并不矛盾。晋商要求的忠义是对其成员的道德规范。“义”要求对同业、对客户的诚信，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中商业成功的道德基础。尤其对票号来说，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你，换回了一张纸条，如果没有诚信，哪有什么汇兑业务？所以，票号把“忠义”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核心，在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在外是开展业务的需要。
当然，要把这种文化观念灌输到每个员工的头脑，变为他们工作的指南，还要强调两个问题：引导与惩罚。引导就是让员工接受，票号在这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学徒时起就要读“四书五经”，读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学文化，而在于接受这种观念。二是把关公作为忠义的楷模，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用这个偶像来表达忠义的观念。关公崇拜是晋商和票号中一个独有的现象（其他商帮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起码不像晋商那样，把关公作为唯一崇拜对象）。这固然与关公是山西人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关公身上有票号所需要的精神。关公就是票号企业文化的载体或符号。要让员工接受这种企业文化还需要相应的惩罚，票号中的各种制度把这种企业文化变为可操作的制度，并对违规者严加惩罚。
晋商票号还有另一种企业文化——群体精神。商帮的“帮”字正在于同一商帮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山西人以“抱团”、“老乡观念强”著称，晋商正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徽商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松散商业集团。各个票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但它们之间又不乏合作与相互支持。这种群体精神在外地体现为会馆的建立。会馆是同乡聚集的地方，不仅交流感情（思乡之情），而且相互帮助。在今天所留下来的明清会馆建筑中，山西晋商的会馆是最气派、最多的。在本地（总号所在地）则有行会，订立成文的或相互默契的行规，进行自律。例如，由于犯错误而被一个票号开除者，其他票号不能录用。这对提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起到了积极作用。票号中相互借贷，帮助同行渡过难关的事例在票号史上屡见不鲜。
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票号的经验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票号存在的历史不到一百年，真正的辉煌也就是三十多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希望票号成为现代企业，它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和弱点。许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两权分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职业经理人得以最大发挥自己的才能，但离开了所有者的制约，也会出现今天所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使其中人治与保守的负面作用日益显著。票号以政府业务为主，对政府的依附是它成功的条件之一，但也留下了随清王朝灭亡而衰亡的隐患。我不准备深入探讨票号衰亡的根源，如果不是苛求古人，值得注意的倒是票号给我们的启示，尤其是在银行被诈骗、内部人贪污案件突出的今天，这种启示更值得注意。
在票号中尽管所有者（东家）并不参与经营管理，但并不等于不负责任，东家要用自己的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就决定了他必须关心财产的使用，这个问题当时是靠认真选大掌柜来实现的。东家对票号的关心与控制还在于产权明晰。产权一直是困惑国有银行的一个问题，由于所有者缺位，实际上缺乏真正对银行资产负责的人。到2004年年底，有4000名左右的银行从业者外逃，带走资金500亿美元。2005年银行被诈骗，卷走资金又达十几亿，有谁为此承担责任？如果这种事出现在票号，东家就破产了，所以，他要负责。今天的银行缺乏一个真正负责的所有者，这正是产权不明晰的结果。所以，国有银行的改革也应该与其他国企一样，通过股份制来实现产权明晰。
票号的治理结构远远没有达到现代企业的水平，但它适应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票号的制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银行改革模仿的榜样，但票号制度中所体现出的责权利一致、管理严格有效并认真实施的精神却与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路一致。具体做法无法仿效，但核心精神是应该学习的。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个别银行内部人能轻易地把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资金转移到国外吗？票号不许带家眷上任或在当地结婚，有防止卷款逃跑的目的。这种对人身的限制今天不适用了。但总不能眼看着贪官把家先安在国外，有条不紊地为外逃做准备吧？我们银行的哪些制度出了毛病，应该如何用制度来亡羊补牢，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个高效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是票号成功的保证。这支队伍的建设靠制度，尤其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也依靠思想道德建设。这是票号宝贵的经验。也许票号的许多做法今天已经不适用，例如生活上的供给制以及把关公作为精神偶像。但其基本思路是正确的：物质激励加精神激励。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现代条件下如何实现这两种激励并举。我们缺乏的是票号中那一批敬业的职业经理人。但这些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的产物，造就这种人才的“原料”并不缺，缺的是如何把他们加工成材的制度与机制。
在票号产生的相当长时间内，政府没有任何管制，其建立不用审批、注册，也没有任何外部制度约束，甚至不纳税。
直至1906年，我国才有了第一部《银行法》，这时票号已走向衰亡了。但票号在没有外部硬性制约的情况下，自觉守信，严以律己，没有引起重大挤兑、破产风潮，还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票号这种自觉的自我约束也值得我们学习、深思。如何建立银行和整个银行业的自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仅仅靠外部制约是不够的，银行要有自律意识。
现代银行比票号复杂得多，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