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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来说，“张爱玲”早已不再是一个代表文采与天分的名字，而是展示生活情调、彰显时尚品味的精致形容词。张爱玲的背后不再是动人的文字、天才的比喻、深刻的剖析，而是老上海、织锦缎、青花瓷……
的确，张爱玲从未掩饰过自己对衣饰的钟爱：织锦缎夹袍、青花瓷旗袍，这些都是她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所推崇的“时尚”。她还在文章里如此认真地说道：“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也许是恼于整天将张爱玲挂在嘴边却没完整读过几本张作的“文艺青年”，“爱屋及乌”之下，张爱玲也成了矫情的象征；也许是安稳惯了的现代人难以切身体会动荡年代的世道人心，张爱玲在抗战年代如此注重个人生活品质的行为也招来不少责难。
张爱玲矫情吗？未必。张爱玲没心没肺吗？未知。我们唯一可以知道，并肯定的，就是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不论这份“精致”，在朴素主义者眼里是多么矫情，在爱国主义者那里又是多么不合时宜。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滩声名鹊起，凭借《传奇》和《流言》两本集子的热销，张爱玲成为上海最风光的女作家。那几年，张爱玲不仅在文学圈红得发紫，在时尚界，她也玩得很转：舞会、电台、咖啡馆、校园……她清瘦的身影和诡丽的穿着总能引得众人侧目热议。
一次，张爱玲要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与剧团老板周剑云见面时，她穿的是自己设计的一袭古典的齐膝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这种新颖的扮相让见多识广的周剑云也感到愕然，并称之为“上海第一服饰”。
兴许正是这样频繁地以华服示人，所以有人看不顺眼，刊文嘲讽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对于这些流言讽刺，张爱玲从未正面回应，倒是她在《传奇》再版序言里的一段话，可以给予完美地解答：“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年轻时张爱玲的生活哲学就是“活在当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和她幼年遭遇的家庭不幸以及在香港求学时经历的生死围城有关。父母离异后父亲的暴躁摧毁了她的安全感，继母丢给她的破旧衣裳则成了她童年记忆里永恒的“耻辱”，双重压迫下，印象中生母的优雅动人就成了她用尽半生去追逐的美丽幻影。
香港被日军围困期间，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都有人发疯，有的人忙于逃命，有的人却排队结婚。十八天的围困结束后，香港将压抑的欲望彻底释放出来，每个人都贪婪地享受着各种美食，张爱玲也不惜徒步数公里，只为吃一份心心念念的冰激凌。这些经历使得张爱玲注定会成为一个“生活型”的作家，她像看重文字质量一样看重生活质量。
不过，张爱玲的生活哲学虽饱受创痛经历的影响，但她的那份“精致”，却又不是淤泥中生出的妖冶之花。
《申报》上曾刊出过这样一则广告：“炎樱与张爱玲合办樱炎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话、时间：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
可见，张爱玲对衣饰时尚的热爱，并非只是对童年缺失的补偿，她当真是发自心底地喜欢，并且有研究，有追求。她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比同时代其他作家普遍来得生动，也和她对人物着装的巧妙设计与细致描述有很大关系。她甚至还写过一篇《更衣记》，主要讲述了满清以来中国人服饰的变化，巧妙而深刻地剖析了近代中国人在性格特质与审美观念上的变迁。
如果说在衣饰上，张爱玲的精致是通过搭配的别致和思想的深刻来体现的，那在饮食上，张爱玲的精致则体现在彻底的随俗和幽默的调侃里。
随俗和幽默也能算精致吗？在张爱玲的逻辑里，是的。
只要是关于生命本真的享受，对她来说都是精致的。如果你偏要给精致套上几个限制性的定语，那她一定会觉得这种“精致”仿佛是箍上铁环的贵妇帽，徒增美丽的负担。
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张爱玲大方地说：“中国人好吃，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因为吃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对张爱玲来说，吃的艺术就是精致理论与饮食习俗的自然交融。所以，在张爱玲看来，大饼油条也是精致的。因为：“大饼油条同吃，由于甜咸与质地厚韧脆薄的对照，与光吃烧饼味道大不相同……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但是油条压扁了就又稍差，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也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
张爱玲不喜欢周作人那种明明谈的是吃喝，却偏爱摆出一副冲淡清高的姿态：“他写来写去都是他故乡绍兴几样最节俭清淡的菜，除了当地出笋，似乎也没有什么特色……这样炒冷饭的次数多了，未免使人感到厌倦。”张爱玲可不想要节俭的清高，她要的是口腹的欢愉。
当然，张爱玲在饮食上的“随俗”还没到“看见什么吃什么”的地步。在《童言无忌》里，她说自己“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莱、酱萝卜、蛤螟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所以，她自嘲地说自己是个“最安分的肉食者”。对这个“肉食者”来说，上海的“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那里“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
这般幽默俏皮的“歪理”，想必也只有张爱玲这种有文学天分的“资深吃货”才说得出来。她还颇为羡慕地期许道：“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
食物的通行之所并不只是口腹，有时它也会从心底跳出，惹动张爱玲的亲切回忆。孤身漂泊在美国时，有一次她在多伦多的街上看见了一种久违的食物：香肠卷。她不禁想起小时候父亲带她去咖啡馆买小蛋糕时的情景，那时他总是让小张爱玲自己去挑选蛋糕，而自己每次都只买香肠卷。旧日恩怨早已消散，此时的张爱玲心中只剩怀旧的情愫，便顶着店员的白眼买了四只香肠卷。
张爱玲不仅喜欢设计衣服、研究食物，她还对自己著作的装帧设计很上心。也许是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的装帧并未完全符合张爱玲的审美，在散文集《流言》出版时，她热心地参与了整个设计过程。彼时，上海作为沦陷区物资较为紧缺，家家户户都会囤点东西以备不时之需，张爱玲囤的就是衣料和白纸。她有一间屋子，里面的大半空间都被成堆的白纸占据了。她有时甚至就睡在这些纸上，才感到踏实安心。
最终，这些聆听过张爱玲不少梦呓的纸张果然派上了用场，《流言》首印的两千册就是用的这些纸。酷爱画画和拍照的张爱玲还为《流言》画了不少插图，并将自己比较满意的几张照片嵌入其中。设计完毕后就是印刷了，为此她天天跑到印刷厂去“监工”，给印刷师傅提出种种意见，一心要把这本《流言》做得完美。
在《“卷首玉照”及其他》中，张爱玲回忆道：“今天在印刷所那灰色的大房间里，立在凸凹不平搭着小木桥的水泥地上，听见印刷工人说：‘哪！都在印着你的书，替你赶着呢。’我笑起来了，说：‘是的吗？真开心！’突然觉得他们都是自家人，我凭空给他们添出许多麻烦来，也是该当的事。”听这语气，像极了一心想把一件事做好而任性地折腾别人的孩子。
看着一架架机器不分昼夜地印着她的文章，张爱玲“不由得觉得温暖亲热，仿佛这里可以住家似的”。她想起在香港被围时，自己“没有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的情形”，她说那时垫着的画报“摸上去又冷又滑，总像是人家的书”。
现在，她终于有可以枕着安心入眠的自己的书了，她怎能不小心又小心，仔细再仔细呢？对她来说，这本书再精致都不为过。
衣饰、食物、书帧……张爱玲细心地雕琢着生活的每段枝杈。我们从树上掉落的片片木屑里，或是捡到了精巧的美丽，或是拾起了别致的风情，或是闻到了亲切的香气，或是听见了生命的欢愉……
当然，也有人对着满地木屑和跟风捡拾的人紧紧皱起了眉头，进而开始埋怨那个埋首树梢的“雕刻家”。但张爱玲早已听不见这些赞叹和埋怨，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雕琢，是非美丑，于她而言都不再是问题。将她的一句感慨稍加更改，也许就是对她生活态度的最好注脚：“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有我的临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