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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军旅的生活

在军队中服过役的人是堂堂正正的人。

——巴顿

军队是一座大熔炉,只要投入到这个大熔炉里去锻炼,即使是一块顽铁,也会变成一块精钢。任正非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他响应国家的号召,幸运入伍,最后成为一个光荣的基建工程兵。

一个学生娃,一个工程兵战士,这次华丽的转身,任正非又将如何顺利地完成?一个书生到一个战士的转变,中间又经历了哪些事情?任正非因为通信技术突出,旋即又被抽调到贵州安顺地区一个飞机制造厂工作,任正非面对崭新的环境,他又有什么新的感想?

是金子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任正非来到飞机制造厂,他经过刻苦钻研,曾经有多项发明创造,还有两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可是因为任正非出身的缘故,获奖和表彰总是与他无缘。

任正非没有消沉,而是更加努力工作。当他的成绩被肯定,他正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基建工程兵部队因为裁军的关系而被取消了。

从军人到商人,任正非还得需要来一次大转身,这次人生角色的变换,对任正非更是重要。任正非来到深圳的南油集团,参加工作后,他遭遇了人生第一个冬天……

回家,探望父母亲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游子吟》

时代是一条洪流,对于一尾鱼而言,它无法决定自己前进的方向。任正非的父亲由于出身的关系,在大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为人至孝的任正非不放心父亲的身体,他离开学校,奔波千里回老家探望父亲。可是他在坐火车的时候,却遭到了无故毒打。

1963年,19岁的任正非带着父母的期望,来到了重庆读大学。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被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因为地处丘陵,故此又被称为山城。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是西南地区一所建筑工程学院,也是当时中央建筑工程部唯一一所直属高等院校,任正非读得是该建筑学院的暖通专业。

暖通专业包括:采暖、通风、空气调节这三个方面,从功能上讲,暖通则是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任正非从偏僻的山区小县城读完高中,一下子来到了繁华的重庆求学,崭新的课堂知识,良好学习的氛围,让他有了一种遨游知识海洋的畅快感觉。

任正非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厂、农村和学校的造反派们开始了夺权运动,学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学校的校长和教授们纷纷被打倒,批斗他们的大会一场接一场,场面异常“激烈”。

教授们都被打成“臭老九”,面对疯狂的批斗,他们还哪有心思教书育人?在这场“火热”的“大运动”中,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课堂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能坐得住板凳了。

当任正非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踌躇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家里的一封信,信中说:任摩逊有在412军工厂工作的经历,造反派认为他历史不清,目前已经被打倒,正在接受批判……

任正非得到消息,他想着父亲瘦弱的身体,不由得心急如焚,便离开了学校,偷偷扒上火车,不远千里,回家去探望父亲。

那时候由于“文革”的关系,运输秩序混乱,定员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里硬是挤进来三四百人。不但座位、过道,就连卫生间、行李架上也都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汗臭、脚臭和劣质烟草的味道,令人作呕和窒息。

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挤到车厢门口,手持一本《语录》,带领车厢里的乘客高声大喊“战斗”口号。任正非被挤在车厢的角落,他本想再坚持几站就到家了,可是突然发现一群胳臂上带着红袖标的上海造反队正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逐一检查。

这些被鼓动起来的造反小将们一看到“可疑”的乘客就大声问:“你是什么成分?”

工人和农民穿着朴素,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乘客,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而一些穿着整齐、气质特殊的乘客,可就没有这样容易过关了。但凡架不住询问,成分又“有问题”的乘客,不是遭到毒打,便是被当作“阶级敌人”赶下火车。

任正非念了几年大学,从肤色和气质上看,很容易让这些“怀疑一切”的造反队产生不佳的联想。当他们盘问的时候,任正非说:“我是重庆建筑学院的学生!”

在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的子弟想念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造反队继续追问:“那你父亲是什么成分?”

任正非只得据实回答,说:“我父亲是老师!”

在“文革”的时候,老师都是被打倒的对象。任正非回答“错误”,立刻遭到了这帮造反队的殴打,随后便被推下了火车,即使想补票继续乘车,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造反队的眼里,“臭老九”的子女绝对没有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乘坐火车的权利。

任正非被推下火车,因为没有车票,又遭到了车站工作人员的一通为难,直到半夜时分,才得以脱身。当他步行十几里路,匆匆赶到家里时,满身淤青的任正非竟将父母吓了一跳。

任摩逊问:“正非,你怎么回来了?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任正非说:“我不放心,所以回来看看,我身上的伤不碍事儿!”

程远昭女士着急地说:“正非,你回来得不是时候啊!”

任正非回来得确实不是时候,任摩逊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本地的造反派们为了让他老实交代问题,经常将任摩逊头带高帽,满脸涂黑,反捆双手,动不动就被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

任正非的弟弟妹妹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已经不能进一步求学了。

任正非解释道:“现在重庆斗争得厉害,建筑学院已经没有几个人上课了!”

任摩逊叮嘱儿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

任父任母虽然心痛儿子,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任正非明天一早坐火车立刻离开家,回重庆去念书。如果任正非回家探望父亲的消息让本地的造反派知道,他再想脱身可就难了。

一滴水,无法左右河流的清浊;一粒沙,更改变不了荒漠的温度。任正非在第二天天不亮含着眼泪向父母告辞。任摩逊看儿子的鞋坏得不成样子,他就脱下脚上的一双旧反毛皮鞋,非让儿子穿上不可。父命难违,任正非穿鞋在脚,直奔火车站而去。

任正非后来才知道,父亲被打倒后,任家的境遇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困难。“革命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便不断以各种借口克扣任摩逊和程远昭的工资,任正非的弟弟妹妹因为父亲历史问题的缘故,一次次入学录取都被否定。任家那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连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但任正非的弟弟妹妹们个个懂事,他们为了分担家庭的重担,便到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

真的难以想象,任家兄弟姐妹六个未成年的孩子,站在冰冷的水里挖河沙,冒着塌方的危险抬土方,是怎样一种折磨?繁重危险的修路工作,又岂是几个孩子能做得了的?而更让任正非难过不已的是,他还是觉得对不住自己的父亲。

任摩逊被打倒后,造反队就让他放下教鞭,去做苦工,泥里水里,冰凉潮湿,他的鞋子都穿坏了,只剩下脚上穿的这双反毛皮鞋。可是这双鞋,还被任摩逊给了儿子,不管怎么说,任摩逊都比任正非更需要这双鞋子。

父爱如山,每当任正非回忆起这件事,都觉得自己太不懂事了。

参军,报国志气高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杨炯《从军行》

一个书生和一个战士之间,就是一念之差。任正非虽然一步就轻松地跨越了过去,可是再回头,却已经隔着11年戎装铁马的岁月。

任正非还能接着往前行,他还能继续自己的军旅之路吗?为了一双儿女,为了家庭的责任,任正非还是选择了转业,可是任正非身上的军装穿得时间够久,深圳这个商业之都,真的能容得下他的理想与现实吗?

任正非坐火车又回到了重庆。那时,重庆市造反派林立,武斗不断,完全是一个“枪林弹雨”的环境。

任正非回到学校后,他静下心来,什么派系斗争、文攻武卫,都成了他耳边的秋风、眼前的落叶和头顶的闲云。任正非重新回到了课堂,端起了书本,他将亏欠的知识都一点一滴地补了回来。他甚至将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这些看似没有用的课程,也都自学完毕。后来,他的家人都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感动。

任正非还在校外认识了几个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会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另外,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一道不落地做了两遍,并自修了哲学和逻辑学。最后,任正非还自学了英、日等外语,并达到了可以阅读大学外语课本的程度。如今,任正非去欧美市场考察,他和当地的客户洽谈业务的时候,可以不带翻译,直接用外语对话。

任正非知识渊博,见解独到,故此他的讲话旁征博引,总能一针见血地戳中要害。他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和他读大学时的努力自学是分不开的。

任正非知道自己父亲的处境很艰难,他就收集了许多传单,并夹在信中,寄给自己的母亲。其中有一张传单上印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

任母就把周总理这段话藏在饭碗里,送给关在牛棚中每日挂着牌子遭受批斗的任父。后来任摩逊说,是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看了这张条子才没有自杀。

其实,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任摩逊也不能自杀。如果他自杀了,就等于自绝于人民,孩子们将背上父辈沉重的政治包袱,一辈子都无法生存。

任正非大学毕业后,首先就职于建筑工程单位。1974年,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做出了一个决定:从法国引进一套世界先进的化纤项目,总投资28亿元人民币,并将在东北的辽阳市建厂。为了保证辽阳化纤基地的建设顺利完成,急需从全国各地调集优秀人才参加这项重点工程,而这些建设人员首先要参军,然后再以军队的形式参与建设。

此时,“文革”已经到了后期,任正非的出身问题,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任正非报名参军,应征入伍的事情受到的阻碍不大。任正非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基建工程兵的一员,并远赴辽阳,参加施工建设。

任正非1974年入伍,正式穿上了军装,成为辽阳化纤建设工地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员。基建工程兵部队是我国独有的特殊兵种,承担着国家大中型工程建设的任务。该兵种组建日期为1966年8月1日,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到10个军级单位,总人数近50万人,成为国家基建战线上的一支突击队。

任正非正式入伍,最初的时候从事化工相关方面的自动操纵工作。当时有数百个法国专家在现场亲临指导,他们教会了中国工人化工自动化操纵等必要的技术。

任正非在后来曾经这样回忆道:因为其时中国比较贫穷,国家的理想就是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穿上化纤的衣服。中国人那时认为化纤的衣服很挺,不打皱,很美丽。那个化纤厂建好以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认为棉布比化纤好。化纤有个缺点,不透气,一旦着火以后,沾在身上烧,会很危险。这个厂没有实现给每个中国人提供化纤打扮的梦想,后来转变为做包装袋质料,而不是做衣服了。

任正非入伍不久,由于技术突出,就当上了通信兵,他随后便被抽调到贵州安顺地区的一个飞机制造厂,参与开发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讯系统工程。任正非上进好学,刻苦钻研,有多项科技发明创造,还有两次曾经填补国家空白。由于任正非的出身问题,虽然他的发明不断,但他从未受到过嘉奖,想要入党更是奢谈。

飞机制造厂的工作虽然艰苦,但火热的青春和艰苦环境的碰撞更能激起绚丽的火花。经过多年建设,部队在贵州陆续完成了包括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在内的几十个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分布在贵州至安顺公路两侧的山沟里,绵延400多公里。1970年,该制造厂生产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这里面自然有任正非的一份功劳。

即使在条件艰苦的戈壁滩上,也能长出一朵爱情的小花来。任正非当兵的时候,他结了婚,有家的男人才像个男人的样子,有家的男人就好像一艘孤舟终于找到了可以停泊的港湾。

任正非结婚的时候,任家经济也是很拮据,但他的弟弟和妹妹们还是为他辛苦地凑了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虽然不多,但却是任家兄弟姐妹之间最浓、最真、最深的情谊!

1976年之后,“文革”结束。社会生活、科学研究,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任正非的各种荣誉也随即接踵而来。1978年3月,年仅33岁的任正非来到北京,出席了有6000名代表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这些人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可见任正非当时很受重视,他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后来,任正非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摩逊也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高兴,他还做了一个相框,将任正非和党中央领导的合影放进去,并将相框高高地挂在了自己家的墙上。

任正非在多年的军营生活中,除了发明创造,他还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也有深刻研究。《毛泽东选集》的精华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任正非的脑海中,以后他在华为的经营和管理中,借鉴了很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借此开创了独特的华为企业管理文化。

随着1982年的到来,任正非的从军之路终于走到了尽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和国家体制、军队体制改革的要求,党中央最后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

裁军,退伍?任正非没有想过,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有些茫然。任正非早已经熟悉了研究室和军营这两点一线的生活,让他转业去人际关系复杂的地方,他一下子怎能适应得了?

由于任正非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的领导也非常希望能将他留下来,并准备将他转到另外一个科研基地。任正非争求了爱人的意见,先领着一双儿女到基地参观一下,再根据实际情况,做去留的最终决定。

任正非当时已经有一儿一女,小儿子被他抱在怀中,尚不懂事。他的大女儿看完科研基地周围连绵的群山,说了一句让他心情复杂的话:“爸爸,这地方好荒凉!”

任正非婚后,夫妻双方长期两地分居。他可以留在军队的科研单位,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但他的一双儿女也要陪着自己在这个荒凉的山区生活和学习,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任正非思前想后,最后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转业。为了孩子的前途,任正非只能和部队说再见了。

任正非的爱人这时已经先他一步到深圳的南油集团高层工作去了。随后,任正非办完了转业手续,他领着一双儿女南下广东,来到了祖国边陲这座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城市——深圳。

深圳出现至今虽然已有一千六百多年,但最早的时候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深圳建市后,毗邻香港,水陆运输方便,并连续25年创造了经济年均增长达28%的高速度,堪称国内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奇迹。

深圳市南油集团创立于1984年,负责当时深圳西部南头半岛23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建设和综合经营管理工作,是深圳最大的工业园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南油集团一度成为深圳市综合实力最强的企业集团,并为特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任正非加入了南油集团,可是他却看不惯一些部门领导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官僚作风。他曾豪情满怀地给老总立“军令状”,要求将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他管理。然而热情换来的只是冷漠,他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

企业老总为了安抚任正非,让他去了该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命他为那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根据任正非之女孟晚舟(随母姓)后来回忆,当时任正非和妻子初到深圳,生活条件很艰苦,他们住在漏雨的房子里。深圳是多雨地区,在这个四通透风的屋子里,常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不久之后,孟晚舟要上初中了,为了不影响学习,她便被送到了贵州的爷爷奶奶家。

巴顿将军说:“作为男人,只有对艰苦和严格习以为常,在困难面前才能够尽职尽责。”

任正非军人出身,自然不怕艰苦。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好比一张绷紧的弓,正在寻找新的人生目标,他要向这个目标射出自己的希望之箭。他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要让自己的家人都过上好日子,他冥冥中有一个感觉,这个目标,一定会在这座城市中实现。

失败,痛苦自己受

失败是坚忍的最后考验。

——俾斯麦

军人,你的名字叫强者。任正非是个军人,军人就是要敢打敢冲,为了端掉敌人的碉堡,不惜用自己的鲜血铺平战友前进的道路。而军人的内在性格就是直爽正义,不搞歪门邪道。

任正非这样爽直的汉子在某些奸商的眼里,就是一个“傻子”,是可以欺骗的对象。这些可恶的骗子有没有想过?即使骗来了全世界,却丢了自己的良心,又有什么可高兴的?

犹太籍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诚实的人从来讨厌虚伪的人,而虚伪的人却常常以诚实的面目出现。

鬼蜮的商场,尔虞我诈,那些不法商人藏起肮脏的良心,一张虚伪的脸上装出一副极其谦卑的笑容。这些貌似忠厚的奸商们,背后腰带上藏着的全都是邪恶的“匕首”,一旦遇到善良的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挥“刀”夺财,杀人索命。

任正非正直忠厚,对朋友极重感情,他诚恳待人的军队作风真的不适合处处皆是陷阱的商场。果然,他没干多长时间便被一名奸商所骗——一笔200多万元的货款收不上来,任正非遭遇到从商后的第一个寒冬。

任正非做生意被骗,他只得变卖家产来还债。毫无疑问,他在南油集团彻底失去了工作,任正非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业者”。

不管任正非遭遇到了多大的困难,他对父母的孝心都不会变。面对老家父母年纪日大、身体有病、亟待儿女照顾的情况,任正非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将父母接到深圳与自己同住。

任正非的爱人那时已经是南油集团的高管。任正非出师不利,转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以辞职告终,而且连带公司的两百万货款打了水漂。要知道80年代的两百万放在今日和两个亿也差不许多。当年,内地城市平均月工资还不到100元。

然而,任正非背上了这个“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大包袱”,哪家公司还敢用他?任正非的前途一片黯淡,他在深圳似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而此时,任正非的第一段婚姻,也终止于他遭遇商场惨败的“寒冬”里。任正非离婚后,他和父母、侄子一起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房子里没有厨房,阳台就变成了他做饭炒菜的地方,晚上睡觉更是拥挤不堪。任正非身心疲惫,他每天都睡得很晚,他在不停地想,他在不断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路,究竟在何方?

任母看着儿子日渐消瘦,真是瞧在眼里,急在心上。她为了给儿子补身体,便在每天快要打烊的时候才去市场买菜,因为这时候的菜是一天之中最便宜的。

光吃青菜自然不成,任母就经常去市场的鱼摊买来一些死鱼死虾,晚上烧给任正非吃。沿海地区的鱼摊卖活鱼活虾价格很贵,可是鱼虾一旦死了,就会变成“白菜”价。

任母为了儿子,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可见母爱是多么伟大。任正非没有颓废,更没有倒下去,有父母的支持,他还有一双儿女,还有兄弟姐妹,大家需要他,这个家更需要他去撑,他怎么能倒下?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世上本没有路,只不过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任正非的脚下,既然路都被封死,那么他就要闯出一条路来,闯不出路,他就杀出一条血路。

任正非在南油的电子公司当了一阵子副总经理,虽然惨遭失败,但失败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任正非此时经商的眼光与他初到深圳时比起来,显然已经深邃和成熟了很多。

任正非想要创业,自然不能小打小闹。1987年他就和合伙人一起,以两万元资金创立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后来有人问华为公司名字的含义,任正非曾经这样回答:“华为华为,中华有为。”

中华有为——华为是一家民营公司,任正非是这家民营公司的掌门人,他做公司,努力开拓市场,将华为的产品卖遍五大洲的时候,他时刻不忘报效自己的祖国。

任正非在后来曾经向华为培训中心推荐过一本书:《西点军校领导魂》,这本书是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上校所著。其中最大的看点就是西点军校如何培养军队的领导者。任正非将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需要西点军人始终坚持的三大信念,升华为“责任、荣誉、事业、国家”。他要求不管什么情况,也不管遇到了什么难题,华为新员工必须永远铭记——国家最重要。

华为创办初期,承租写字楼一个月的租金至少好几千块钱,而居民楼却很便宜,一个月最多三四百元。任正非深深懂得创业艰难的道理,他并没有租高档的写字楼,也没有将自己的办公室装修得富丽堂皇,而是因陋就简地做起了自己的生意。

华为注册为集体企业,公司建立后,虽然公司的名字上有技术两个字,但一开始的时候做得是贸易。可是卖什么产品赚钱呢?这时有朋友向任正非介绍一种生意,那就是卖墓碑。一块墓碑的坯料买来不过百八十元,可是刻上字,一转手,就是三五百元,精雕细琢一点的就是上千元。这买卖虽然暴利,但绝非长久之计,任正非自然不感兴趣。最后,他经过朋友介绍,开始代销火灾警报器、气浮仪等厂矿所需的工业仪器。可是这些产品订货量少,根本不足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

任正非也要活下去,他最后将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香港鸿年公司的小型HAX程控交换机上。这种小型交换机在国内的矿山、公司和医院等小型单位很是实用。可是他没有一大笔资金付给香港鸿年公司当作供货费。

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经过和任正非接触,被任正非不凡的气质、诚恳的谈吐吸引了。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慷慨大方地为任正非提供了授信额度。就这样,任正非可以不用付现金就能拿到该公司的HAX小型程控交换机。

华为公司靠打价格差,最初在HAX小型程控交换机上获得了不菲的利润。即使后来任正非将华为公司做成了销售额达到300亿美元的大公司,他也没有忘记当初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在华为最困难时曾经拉过自己一把的恩情。任正非在香港经济不景气时,多次帮助该公司度过一道道难关。

20世纪80年代,我国电话普及率不高,十亿人的国家里,平均几百人才有一部电话。而且用户每装一部电话需要5000元的初装费。交了钱还不算,还得统一排号,有时等待的时间需要三个月甚至一年。有人为了尽快装上电话,还去主管部门偷偷地请客送礼。究其原因,全都是因为交换机没有多余的接口,不能支持更多电话的缘故。

1860年,美国人穆齐发明了电话,可是两台电话之间却要有一个交换机双方才能进行无障碍的语音交流。

最早的电话是人工交换,接下来是机电式自动交换,直到1970年,法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程控数位电话,这就标志着应用了大量电子元件、速度更快、语音更清晰的程控交换机诞生了。

HAX交换机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供二三十部电话对打。在国内电话还不普及的时代,HAX交换机很受学校、医院和矿山的欢迎。故此一推出,就很有市场。任正非代销HAX交换机,为华为公司赚取了第一桶金。

两年之后,华为代销HAX交换机出了问题。由于该交换机很对国内客户的胃口,故此销售量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华为收了客户的定金,香港方面的HAX交换机有时候也供不上货。

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就一个:代销这种生意门槛低,需要资金少,故此很多小公司蜂拥而上,一时间深圳的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涌出了不少和任正非抢生意的小公司。

面对HAX交换机整机供应不上,客户接连被抢,小型用户交换机的价格逐步下落的不利局面,任正非为了不失信誉,他一咬牙,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进口组件,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仓库”里,雇来技术工人,组装小型用户交换机。

任正非租来的这座简易仓库基本没有窗户,上面也没有遮风挡雨的瓦片。招来的技术工人没有住处,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在仓库的一头用砖头垒砌成了一道墙,然后隔成单间。这些单间就成了工人们的临时栖身之所。

谁会想到,一个个电子零件,一块块转港进口的电路板,在这个无比简陋的厂房中,经过十几名技术工人,十几把螺丝刀、电烙铁的拼拼装装,最后竟然“拼装”出了一个世界大公司的雏形。

小天鹅在刚刚出壳的时候,羽毛黑灰,步履蹒跚,生得确实很难看,可是小天鹅一旦长大,黑灰色的羽毛褪尽,换成了洁白的羽毛,那圣洁的天鹅,顶着艳红的鹅冠,不管是在池塘中昂首阔步,还是在白云间翱翔九霄,没有人,也不会有人嘲笑它当初的丑陋。任正非筚路蓝缕,一脸风尘地走来,又有谁会嘲笑开拓者身上的汗味,又有谁会嘲笑华为人敢于空手打天下的开创精神?

“一个班的人马,手里还有几条破枪……”这就是任正非当时创业的“班底”。虽然兵不强,马不壮,但任正非依然是雄心万仗,眼前暂时的苦难反倒让任正非的头脑更清醒。他知道这种毫无知识产权的拼拼装装,绝非百年大计……果然几年后,小型交换机市场竞争更是激烈,面对市场逐渐饱和、小型交换机逐渐滞销的局面,任正非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危急的到来,下一步,他该如何开拓市场呢? W4WSuhPZgSX2XJHMAF4HQ0o9aTdkPkcUuCzgzOVYHphbtyz66jrgfgy/gQIz81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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