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岁无甚可观,却也许可谓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的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但真要这样做,经历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有时写得顺手,写的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扶着的负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的文字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韩少功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