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变人形》书后

看完了 1987 年出版的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我不禁联想到 1948 年钱钟书的《围城》和 1946 年法国萨特的《厌恶》（汉译名不如法文原名那么“恶心”）。这是三部完全不同的小说。《围城》可以列入十八世纪的欧洲著名小说。《厌恶》则是二次大战后又败（贝当）又胜（戴高乐）的法国人的文学呓语。《活动变人形》当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才会有的。早也不行，晚了也会变样，只有这时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好像是十八世纪的理性欧洲和二十世纪中期的迷惑欧洲的汇合。能说这本书是《围城》加《厌恶》吗？不行。这样鲜明地揭露“传统”问题是四十年代的那两部小说所做不到的。

作者的意图不必推测，正像书中的人和事不需要索隐一样。那些都是专门家的事。作为读者，我看的只是这本书，书中说的什么就是什么。不过这个“什么”也是我读出来的。

我看到这书里有一篇又一篇的议论。大发议论好像是八十年代中国小说的特点。这也许是多年学习理论的习惯，也许是受过压抑的爆发，也许是形象不足以说明，则议论以明之。作者说话是议论，书中人物的心里话也是议论。何独小说？戏中对话常有大段议论。台词是对台下的演说。这个传统可长了。新诗也是不显感情而露哲理，是不连贯的非逻辑的议论。有的小说整篇是议论。中国是议论的国家吗？不错。从春秋战国就开始了。考试作官要经过“策论”。从汉代到清末这是正途。古希腊、罗马大兴辩论，据说这就是民主。但那不是中国的议论，算不上“处士横议”。我们是各说各的，从不对话。欧洲从基督教占上风直到什么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等都是神秘逻辑为一方，推理逻辑为另一方，互相消长，而不是中国的议论。我们的议论是指示或则骂人，都是断案。对方不能张嘴，或则由一方代替他讲，以便反骂。譬喻就是推理。引经据典就是证据。这在印度逻辑中叫作“譬喻量”和“圣言量”，是知识的重要来源。“诗云”、“子日”记熟了，张嘴即来。会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这就议论风生了。这本《活动变人形》里有现代中国的各种议论，虽不便称为议论大全，也令人眼花缭乱，值得一看。

书的第一章等于“楔子”，其中不乏议论。最后一章（续集第五章）等于“尾声”，又有议论。精彩的还是插在中间第十章后半由作者出面的长篇议论（ 135 至 142 页），简直是一篇《吊古战场文》，是一首《离骚》，是劳改和干校（又岂止干校？）的悼词。我想到自己，自己在湖底造田的两年。在大风雨中用沙筑路，冲了又修，修了又冲。挑泥上大堤去为水闸筑坝。挑两筐泥一倒就被风雨吹洒下来，再挑上去，再流下来。水与泥俱飞，人与泥一色。真有愚公移山的气概。那时的理论是“不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要的不是物质财富，要的是精神财富。”这就是为劳动而劳动。这才能改造出唯有体力劳动至上的世界观。（“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真是古老的世界观啊！）当时从北京匆匆赶来对我们作这精彩报告的人却从未劳动一下就赶回北京了。因为他是不需要改造的，或则是改造好了的，或则是忙于“治人”的劳心而不必再劳力了吧？他要改造掉我们的“劳心治人”而自己却实行劳心治我们的劳力。当年皇帝也要到先农坛上去摸一摸犁耙的。但若要他天天出大力流大汗起早贪黑肩挑手提忙不停，那么谁来批发文件治天下呢？大发议论是要别人照办而自己不必照办的。这才是传统，是这本书中说的“白白的愚蠢和痛苦”的来源。书中叹息，议论，竟未碰一碰传统的这一点奥妙。

读这本书也像读这十年中一些别的小说一样，总使我想到好像是幼年时读《昭明文选》。气势浩瀚的文章，排比的词句，滔滔不绝，真可佩服。贾谊的《过秦论》就有这种气势。到了类似口吃的一连五个“最”才“最”出那个词来，真有点“完全、彻底、全部、干净”的气派了。这也是中国的议论文的一点奥妙，以气压人。这使我想到与众不同的鲁迅。鲁迅的文章比起当代文章来是太瘦了，但瘦得有精神。当代文章是太肥了，可肥得有气派。“环肥燕瘦”，各有千秋，不能据此评文章好坏。鲁迅的文一句可抵不知多少句。例如“儿子打老子”，“一代不如一代”之类。他砍了又砍，删了又删，把可有可无的词句一概不要，许多句删得只剩下一句，甚至一句不剩，可是就从这一句或则没有句子的无言中引出读者的许多句话。不过这要求读者未免太高了吧？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文章了。现在需要气派，要反复不厌其详，要对读者下倾盆大雨。到底是时代不同了。 ’

这书有议论，有故事，有方言土语、古诗小调，但人物不多。 r 就我的认识范围说，活人只有那位大姨。尽管她和我所见过的寡妇不一样，我还是见过泼辣的女性的，能在眼前浮现出从十九岁守寡到老死边荒的一个“无理”的活人。她不是“活动变人形”，不是拼凑的，或说组合的。和她对立的那位主角倪吾诚就不像活人，是画出来的。尽管同类的真人真事我见过，可不是书中写的那样子。真人不这么单纯得像个代表。（也许正因此我觉得不像）大姨不用作者代言，倪吾诚就不行了。这书采用了多种写法。说故事的本领不错，有古典小说之风，可是写人（除大姨便很费力，不得不替人讲话，替人说心里话，“形象”得不足。这又使我想到《呐喊》、《彷徨》。能像鲁迅那样几笔就勾出一个活人的写意画，不但“五四”以来几乎是只此一家，便古今中外小说中也不是很多见的。可能是他把中国小说读化了，又读化了俄国小说和一些日本小说吧。从他译的《域外小说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可以看出来。我读他的《呐喊》和读《超人》（冰心）、《隔膜》（叶绍钧——圣陶）、《海滨故人》（庐隐）差不多同时。那三人的文章都很干净，刨出了新的白话文，不像鲁迅的文章那样南腔北调半文半白谁也学不来。那时我还是个少年，看得有兴趣的只有《社戏》，别的不懂。可是没过多少年，这些小说中的人的影子只剩下鲁迅写的了。到 1966 年我拔草：清除垃圾、打扫厕所时想起来的小说人物只有孔乙豆。“我是孔乙己吗？ 99 五四时期的小说已经几十年不看了，但儿时描红写的“上大人孔乙己”和说“多乎哉，不多也”的《论语》句子的落魄文人还从小到老跟定了我。

为什么写倪吾诚要那么费力？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只怕是因为不该将他和大姨“周姜氏——姜静珍——姜却之”对立起来。这两位都属于中国的古老传统，是一件东西的两面。拜“天地君亲师”的和破“天地君亲师”的是孪生兄弟。至少从秦始皇、李斯、赵高统治时的“焚书坑儒”等等德政起，“破”的传统一直未断。反秦的刘邦也不喜儒生。义和团抓“二毛子”。在“横扫一切圹之后还有人继承这个传统要否定“一切传统”。倪吾诚的外国不过是他否定中国的道具。否定中国也是中国的传统。“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孔子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谁知道？“拜”和“破”是互为表里的。“罢黜百家”为的是“独尊儒术”。破一切传统为的是只留下一个“破”的传统。我见过不止一位戴红顶瓜皮帽穿长袍马褂而满嘴讲地道英文吃西餐的中国先生（不是辜鸿铭）。姜静珍显出了这个传统的奥妙，痛骂一切，闭门打扮，所以是活人。倪吾诚没有显出这个传统的奥妙，所以不论怎么“活动”，怎么“变”，还只是个“人形”，即日本话的“玩偶”。不论用多少弗洛伊德、布莱希特的手法加工，“人形”还不是人。

写人其实也不算难。写人而不使人觉得费力才难。一针扎进读者脑子从此留下疤，这才难。郁达夫写的是日本所谓“私小说”吧？费那么大的事写喝老酒骂自己。我一看就想起，这不是鲁迅的《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吗？十来岁时读过这篇小说，以后几十年并未再读，可是读《沉沦》时想到了吕纬甫。不能说是相同，但是可以联想起来。我不是说写意画一定比工笔画好。不过写意似乎容易其实难得很。工笔也很难，但只要花工夫练习，不至于“画虎不成反类狗”。鲁迅是写人的，不是写“人物”的，所以学不来也学不得。茅盾虽然开始写小说稍晚（ 1927 年），但他是写“人物”的能手。现代中国小说家恐怕大多数是这位大宗师的门下。八十年代变化多些，但出了他的框子的还没有出“私小说”的框子。写人的不大注意物。鲁迅很少写风景、房屋、家具、衣服等等。他写女娲、老子也是“开门见山”。写人的把物也当作人。写“人物”的就会注意写物，仿佛是衬托人，其实往往是把人也当作了物。 “人物”是塑造和刻画出来的。“人”是生出来的，是一个“场”，一个“世界”。这本《活动变人形》变来变去还只能使我想起茅盾、郁达夫而想不起鲁迅有多少相同之处。

这本书的语言（或说文章）不错。虽然有的用词造句还可议，也偶有败笔，但还是运用自如引人入胜的。用方言也还自然。加上注音大概为的是增加点气氛吧？我读不出那音，也不相信要写南皮张之洞必须在他的话中加上“嘛行子”。幼年看《海上花列传》时以为“来哉”是古文，但也由此看到了而不是听到了苏州话。方言和古语是避免不了的。避得越干净，自以为： 1 语化，离口语越远，只好作为课本中的范文，让大家学习语法修辞。过于干净的文章用于小说不利。叶圣陶也许吃了这个亏，因此他的散文胜于小说。用不用方言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语言和意识的联系。近年来有的小说中出现连篇累牍的自言自语或胡言乱语。有人说是“意识流”。不论是与不是，这是一种尝试。《活动变人形》中也有类似的片断。这种独自总是像文章，像议论，不像什么“意识”，更不要说潜意识或下意识了。外国人的我不敢说，但我敢说中国人的“意识语言”和外国人的不大一样。中国人的没有那么多逻辑推论或者逻辑混乱。我们不像《厌恶》那样想。我们有自己的逻辑。我看外国人做的梦也和中国人棚：一样。精神分析学家引的一些梦例和中国古人所记（内有编造）以及今人所梦都只能说是大异小同，同少异多。莫言和刘索拉的小说我偶然见到一两篇，只觉得是文章，不是讲话，更不像是什么意识。三十年代初期，废名（冯文炳）的《莫须有先生传》中上句不接下句，但那还像是当时一个文人的心中自言自语。作报告而不念秘书写的稿子满嘴“这个、那个”的人很像是在倾吐他的“意识”，但他实是在努力作文章。汉语有了汉字以后几千年来形成了一种文章语。不论是文言，是白话，总不会是头语。头语，除非是极少的经过自我训练的人说出的话，都是记不下来的。所以《活动变人形》中那些“嘛行子”和古诗、小调，尤其是一连串骂人的话（不知是不是从潘金莲学来的），才真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意识。可惜没有记全。我想那些话是无法完全记下来的。外国人也不见得没有这种情况。他们的普通人也不是说话都像背书。但是欧洲人从古以来就养成了传教布道和发表演说的习惯。不少人说话和作文不分。不是他的作文像说话而是他们说话像作文。这是中国人没有的。他们说来说去也就这么想了。因此欧美人可以口述录音成文，不需要秘书费多大的事整理，而中国很少人能这样做。一般人不会用嘴作文。怎么想就怎么讲，怎么讲话就怎么写文，这在中国是办不到了。想要口语化，那就少不了方言土语，包括北京土语，否则仍是一副学生腔。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戏剧因观众复杂，不能不用通行语，只有丑角可用土话。这在全世界都一样。汉语小说如何将“意识”变为语言，语言又变为写得下来的文章，从《水浒》记李逵的骂人口语起，大家就在努力。到《活动变人形》，我看仍未真正解决。哪位小说家解决得好些，他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看完了《活动变人形》，我不由自主地隐隐有点感伤情绪。这当然是怪读者我而不能怪作者的。听到重压下的呻吟的自然是我。不知为什么几十年来“感伤”一直挨骂，被大家瞧不起，而实际上感伤多得很，不比豪言壮语少。不许感伤，这也许是从 1929 年只出版了一期的《文化批判》时期开始的吧？那时猛烈的呼声是：小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必须奥伏赫变（扬弃）为普罗列塔利亚特（无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等等，俨然有大工业无产者向农业小生产者开火的味道。批判的矛头直指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逼得他去“硬译”“蒲力汗诺夫”。可能有不少当年批判“小布尔乔亚”的人到 1942 年也被指为小资产阶级而“普罗”化为工农兵。“感伤”不用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所以被认为低级，甚至是反动。可惜在中国没有消灭“小布尔”以前，感伤的情绪只怕也消灭不了，不论你说好说坏都一样。到了感伤不再被歧视的时候，大概感伤也就会没有了吧？我衷心祝愿那个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