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朋友

迢迢几万里外飞来的信：

“以后我不写信去，你就别写信来了。这个朋友总算是全始全终吧？”

这是绝交书吗？不是。原因早已知道了。“来信字改大了，太大了，但墨色太淡，看信仍旧吃力。写信也太辛苦了。”“你的一大包信怎么办？”信封上有地址。姓上加了一个姓。外国名字改成中文两字拼音。那是我给她取的名字。

这是“终”吗？不是。这友情是有始无终的。“无终”是“无绝期”。但不是恨，是情，是友情。如果说“全终”是“有终”，那就是 1990 年春初这封信。

始， 1934 年春初。北平（北京），‘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四层楼角上一间小教室。法国教授在这里教法文，讲散文、小说。

这是外语系法文组二年级。学生只有一个人。课堂上倒坐着七八个。多出来的都不是北大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年纪大些，过三十岁了吧？一个很年轻，过不了二十岁。课堂上大家互不交谈。

1933 年夏天，张家口起兵抗日失败。不少青年说，还是埋头书本吧。有位朋友从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从英文学法文的自修书送给我。那时我会看英文小说还不久，又进了法文新天地。学完了，买了本法文文选，读不懂。北大的法、德、文组都停办了，只有残余。外文系变成了英文系。法文组剩下二年级和四年级。我便去公共外语的法语班上旁听。原来老师是法国巴黎公社著名人物的后代。上了几堂课只算是练习了发音。有一次课后我到教员休息室去，拿着这位教授编的文选去问。还不能说法语，只好对付讲简单英语。他正在穿大皮袍子要走，见到我问这本书的问题，有点奇怪。

“你是哪一系的？”“我不是学生。”“哪里学的法文？”“自己学的。”

他停了一下，望着我，似乎不信；然后仍用英语说，现在他没有工夫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去听法文组二年级的课。他教小说。寒假到了。下学期去上课。说完，又用法语说，他希望下学期在课堂上见到我。“再见。”

于是我挤进了这七八个人的行列。正式生一脸不高兴。怎么又多了一个？

年纪大的女生自称“沙鸥”。她法语说得不怎么样，英语很流利，常在课后和老师说话，一句法语带上几句英语。这是个热心人。很快她便认识了我。知道我无学无业，劝我跟她学英文打字。由于她，一年以后我才当了大半年的图书馆职员，正是在她的手下。学法文时她还没有结婚，经常拿我开玩笑，说话有点肆无忌惮。可惜我年轻不懂事，后来突然告别，不做她的部下，一定使她很难过。不过十几年后再见到她时，她仍然热心给我帮忙，没有埋怨我一句。

年纪小的女生除老师外和谁也不曾打招呼。大家轮流各读一段书，读完了回答老师的提问，再听老师讲。只从老师嘴里才知道各人的姓。可是两个女的，一个是把别号似的名字改成法文，一个只有法文名字，连姓也不知道。沙鸥告诉我，那个女孩子是天主教会办的圣心女校的学生，所以法语讲得好。确实她的程度恐怕要算全班第一。她是当时的“摩登小姐”打扮。我把她当作另一类人，决不招惹。虽然知道她的法文名字，还是称她为 Z 吧。

读的第一篇是《阿达拉》。沙多布里盎的华丽的句子比我的水平高了一大截。那时刚出版了戴望舒的译本，改名《少女之誓》。我看过，但那不是我的书，没有拿来对照。又没有好字典，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硬抠，准备好了再上课。教得很快。接着是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我觉得容易多了。也许是我的程度提高了。念起来不大费劲而且能摹仿口气了。课能上得下去，又结识了沙鸥，心里很平静。住在一家不挂招牌的公寓里，房租由同住的朋友出，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穿一件蓝布旧长袍和咔叽西装裤，旧布鞋还是朋友送给我的。尽管这样，忽然直接认识了法国浪漫主义文人，听他们对我讲话，好比到了新天地之中，连同屋朋友早晚吹口琴的乐声也打扰不了我读书了。

刚开始认识卢梭时，有一次我离开教室晚些，是最后一个。出课堂门，眼前一亮。年幼的同学 Z 女士手拿着书正站在一边，对我望着，似笑非笑，一言不发。难道是她在等我？觉得不答理不好，又不知说什么，不由自主冲口出来一句：“还上课吗？”

“是还有一门戏剧课。你上不上？是个瑞士人教的。”

“他让我去上课吗？我听得懂吗？我也没有书。”

“不要紧。你肯上，我去跟老师说一声，要他多打一份讲义给你。下星期教新课，就在那个教室。”她手一指，然后仿佛要笑出来似的，又忍住了，说：“你还能听不懂？下星期来上课啊！”说着扭头就走。我刚转过屋角，见她已到楼梯口，下楼去了。她这样快跑做什么？我想，一定是去放声大笑，笑我不但穷，还傻得可以。她是亲眼看到我从不懂到懂的。真想不去上戏剧课，免得给她作笑料。回去和同屋朋友一说，他倒大笑了。“你当是王宝钏抛彩球打中了薛平贵吗？少胡思乱想。叫你上课就上。怕什么！我担保，少不了你一根毫毛。”

戏剧课的教师是瑞士人，年纪不大，留着两撇黄胡子充老。堂上除了那一位正式生外，就是她和我，还有不常来的一两个，也都是上小说课的。我放下了心。原来她是为老师招兵捧场的。听说这位老师是语言学家（后来才知道还是索绪尔的嫡系传人），上一年开过语言学，没人听，停了。教戏剧，并不懂戏，不过是讲语言。瑞士人讲法语似乎好懂些。后来才知道他的母语是瑞士德语。新教材是王尔德的《莎乐美》。真有趣，瑞士人教英国人写的法文给中国人学。这又比卢梭还容易。

戏剧的教法是扮演角色，各读自己台词。不用说，莎乐美自然是 Z 女士。正式生自兼国王之类大人物。轮到我，只好当兵。兵的台词不多，听人家的，特别是莎乐美的长篇独自。到底是法国“嬷嬷”（修女）教出来的，音调语气都好，真像在演戏。她和我坐在后排两边，她念时，我偶尔转脸望望她，忽然觉得她眼角好像正在瞥看我。一次，又一次。我想，不必猜，一定是要我表示欣赏。于是我也照演戏式念兵的台词 （起初还有点不好意思），并且在她念时点点头，让她见我在注意听。《莎尔美》剧虽短，语言简单又漂亮，热情奔放。王尔德不愧是唯美派文人。念着，念着，我感到有点不对。为什么她一念到对约翰说话时就会瞥眼看我呢？我为什么要在她的或我的有激情的台词中去望她而看到她望我呢？她要把我像约翰那样砍下脑袋来吗？心想，决不再望她。可是一听到激动的台词又不由自主地投去一瞥，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瞥。这一点我连对同屋的朋友也没有讲，怕他大笑。他也没有再问我的小姐同学。

《莎乐美》快念完了，又选一篇比利时梅特林克的短剧。仿佛是瑞士人存心不教法国人的法文，表示法语文学并不专属法国。

念到《莎乐美》最后一场的那一堂，我去得早些，照例在后排侧面坐下。接着， Z 进来了，一言不发就坐在我前面。她打开书包拿出一本印得很漂亮的大本《莎乐美》，翻开就是插图。我一眼看去，禁不住说出口：“这是琵亚词侣的画。”她背对着我轻轻笑出声来。有过叶灵凤的介绍和鲁迅的嘲笑，我一眼就看得出那奇异的黑白画风格。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翻出莎乐美捧着约翰头颅的那一张。我轻声说：“借我看看。”她头也不回，低低地说：“就这么看。”这就是说要我从她的发际耳边去望她手里的书。太近了。本来就逼人的香气更浓了。我猛然一醒，直起身来。正在此时，老师进门了。

戏剧课上有时只有我们三个学生。正式生巍然坐在前排居中，正对老师，从不正眼看别人一下，表明他才是主人，别人不过是侵占他的权益的鼠窃狗偷之辈。于是余下的两人就自由得多。我们的偶然的交谈和对望都是在这课堂上。小说课上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彼此从来不互看一眼，冷若冰霜。我和沙鸥越来越熟，只有她谈笑风生。她不上戏剧课，所以她一直不知道我和 Z 已经互相认识。

学期终了，最后一堂课。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最后出来。上午第四节课已下，楼梯上没有别人。她慢慢地靠在我身边走。一步，一步，从第四层楼走下来，走下楼门口的石级，到了大门口。谁也没有出声。两年后，我有两行诗：

记得我们并肩走过百级阶梯，

记得你那时的笑，那时的春衣。

诗不纪实。她没有笑，穿的是一件短袖素花绸旗袍，是夏衣，不是春衣。我穿的仍旧是那件蓝长衫，咔叽裤，旧布鞋。若是有人这时望见这一对，装束截然不同，表情冷漠一样，也许会惊奇：怎么莎菲女士和孔乙己走到一起来了？

迈步出大门口时，我问她：“何时再见？”她没有转过脸来，说：“你可以给我打电话。”随即说了一个号码。我说：“怎么找？”她说：“找九小姐。”我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她转过头来了，眼睁得更大，问：“沙鸥没同你讲？”我说：“没有。她说过一个名字，那是译音。我只知道你叫——”迟疑一下，轻轻叫了她一声那个外国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叫她，谁知会引起以后的无数无数次。她说：“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报了名。她才告诉我：沙鸥说的名字不错。但那不是她的本名。她也迟疑了一下才说出名字。她忽然变得口气严肃，甚至是严厉：“你没有听到别人讲我？”我坦然回答：“没有。”这还用问？除了我们自己，谁知道我们认识？当然只是认识，或则还说不上认识，连名字都是刚知道，离普通朋友还远得很。

一辆人力车过来，她坐上去，含糊说了一声法语的再见，转眼就不见了。原来她是有包车的。

我只把这当做人生插曲中的插曲，几旬旁自，想不到这会是一段前奏曲，可断，可续。

人变成一个电话号码。不知怎么这号码竟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

遗忘不易。人不见了，声音笑貌还会浮现出来。都怪我有一天忽然又想起她来，心里犯疑。她为什么告诉我电话？是真？是假？不妨打一回试试。不料一找九小姐，居然灵了。一听声音：“谁？”我慌了：“是你的同学。”“哦！知道了。有事吗？”急中生智：“我星期天上午去找法国老师。你能去吗？”“哦，到时候看吧。还有事吗？”她是不耐烦，还是盼望我说什么？“没有了。”接着讲了法语的“再见”。她照样回答，挂上了电话。星期天，我去法国老师家。理所当然她没有去。我笨极了。假如沙鸥知道这件事，一定会笑得止不住。

不知怎么，过了些天，我又想起她来，又想做个实验。我去查电话簿。那时私家电话不多，很容易找。那个号码的住址栏有胡同和门牌，户名不是她的姓。我写了一封法文信。简单几句问候和盼望开学再见，附带说我在教暑期夜班世界语，地点在师大。这信只是给她我的地址和姓名。此信一去石沉大海。

我想，很好，人家本来是作一段游戏，我为什么认真？见面，通信，又有什么可说？本是两个世界的人，又何必通气？岂不是自寻烦恼，可笑？难道我还真的想和她成为朋友吗 7

暑期过去，法文课上不见她了。瑞士老师也离校了。我也就不想她了，以为留个回忆更好。现象总不如想象。不料，忽然收到她从日本寄来一封信，居然是毛笔写的文言信。说是她姐姐从日本回来，“述及三岛风光”，于是东渡进了早稻田大学。附了东京一个女子寄宿舍的地址，说希望我将北大法文课情况“有暇见告”。从此通起信来。

通了一年信，又到了暑假。忽然从本地来信了，要我定时间，她来看我。这下子我手忙脚乱了。在信里我是无所畏惧的，侃侃而谈，上天下地，好像我们真是朋友了。可是见面呢？眼前人不似信中人，岂不是杀风景？越想越怕，立刻回信辞谢，不知说了什么没道理的道理。当然通信又中断了。自己也不知道做得对不对。不料暑期一过，从日本又来了信，说：“既不愿见，自当遵命。”又说还是希望有信给她。

这一来，我真的堕入迷津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想不出该怎么办。

北平西城一个小胡同内一所四合院的小厢房中，我单独面对一个女郎。这是我的一个好友的小妹妹。那位朋友对我说过一些妹妹的事和她讲过的话。最令我惊奇的是说她有一次游北海公园划船时竟从船上跳下水，救上来后什么也不说，一副厌世自杀的样子。这次我去找她的哥哥。她一人在家，好像是知道我，招待我进去。说她是小孩子，太大；说是大人，又太小。喜笑颜开，哪有丝毫厌世模样？

“我要上高中了。我不想上学。我都十五岁了。”哦！十五岁的大人！”“怎么？你笑我？我不怕人笑。我什么都不在乎。”一副顽皮样子，不像生气。停了一会，接着说：“你爱看电影吗？我爱看。”

我没有钱看电影，多半是朋友请我看，而且多半是看外国电影。她说她中外电影全看，不过外国电影说外国话她不懂，同时看旁边字幕太别扭。电影这个题目也有点谈不下去。

说着话，她忽然站起身来，噗嗤一笑，说：“你看看，我这样就见你。”用手拉着短旗袍的左腰，原来是裂了一个大口子，皮肉都露了出来。她不但不掩盖，反而笑得很开心，好像我是她家里人，一点不见外。

我有点窘，起身要走。她笑个不停，指着腰间那个露皮肉的破口子，说：“你走吧。我不送了。到大门口给人看见，多不好。”真的不把我当外人了。实际上这才是第一次见面谈话，也是最后的一次。

不知为什么，我一连几天都想着她。忽然冲动，给她写了一封信。用毛笔在花格稿纸上仿佛写小楷。字字都是胡话，无非是对她的什么祝愿、希望之类。这不是写信，是写字；不是对话，是独自。当然不会有回信。

过几天见到她的哥哥。他不问，我也没有提这件事。又过几天，有位朋友对我说了，她哥哥对那朋友说，她小妹妹收到了我的信，说是“那个芋头给我来信了”。不置可否。那朋友说：“你怎么看上那个小丫头了？脾气古怪哪。别再惹她吧。”我听了，心中很不是味。怎么？见一次面，写一次信，这就是“看上”了？她是小孩子，我也不大，怎么扯得上爱情、婚姻？真的是“男女之间无友谊”吗？于是我又去了一封信，告别，祝福，附上从照片上剪下的一个头像，批着“芋头一枚”，贴在信纸上。寄去，明知不会有下文。这孩子的名字是 X 。

过了暑期，她上了高中，碰巧和认识我的一个同乡女郎同校。同乡女郎又有一个好友，也是同学。她们都认识 X ，知道了这件事。有一回在朋友家见到她们。那位新认识的朋友是个异乎寻常的热心人，竟然问我：“你怎么不找 X 了？不给她写信了？”我窘得无言可对。只好说：“她不理我。 ”“不理你，你就不理人家了？有人三番五次，十次八次，一百次，写信，求见面，碰到硬钉子，还不肯回头呢。”我有点生气了。她当我是什么人？说：“见面，写信，只要她愿意。我那两封信她不理，就请你替我把信要回来吧。”说了，又懊悔。人家想必早已扯掉了，还想要回来？可是，她说：，“你的信还保存着哩。你的话我给你传过去。她给，我就带给你。”我忽然想起，她们大概已经看过我的信了。现在没看，带回来时也会看。这可不好。尤其是那位同乡女郎。我曾经替追求她而碰钉子的人（我并不认识）打抱不平，当初第一次见面就说过讥讽的话。所以我更不愿意她知道我的事。哪知她早已忘了几年前的我，而且正闹着自己的纠纷，对我毫不在意。这只是她那位朋友热心。我当时真着了急。马上告辞。走时单对那位热心女郎低声说了一句“拜托”。

有一回我去中山公园，遇上了那位热心女郎和别人一起游园。她一见我就嚷：“我找你找不到。你托我的事，我办到了。”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有别人在场，我不等她多说话，道个谢，转身就跑，也不问 X 还有话没有。这位热心女郎以后还和我一同做了一件给别人帮大忙的事。她上北大物理系，我还去女宿舍看过她。此后再没有见面，只知道她最后下落很好，当年决想不到。她生来是个好人，我知道，尽管不是很熟。

X 的插曲就此完了。以后听到她的一些令人丧气的消息。最后据说是失踪了，不知所终。

又是北平西城一所小院子里。一对新婚不过半年的夫妇。男的是我到北平结识的第一个好友。由于我曾在他回家时给他写过一暑期的信，安慰他的所谓“失恋”，他把我算做弟弟。可是这位新夫人比我还小几岁，不像嫂子。有天傍晚，我去看他们，忽然多了一个女孩子，原来是他的妹妹 w 。这个哥哥非常高兴，说，妹妹来了，弟弟也来了，今晚非喝酒不可。四个人喝了一顿酒。我竟醉了。往常喝这一点酒我是不会醉的。醒后也记不得对那嫂子和妹妹说过什么胡话。哥哥也醉了，说：“今天是我这个新家的全家福，是我自己的家。搭个行军床，你也住在这里，不用回公寓了。”两个女的不知醉了没有。屋里拉起大床单隔一隔。天气不冷。不知怎么安排的。我倒在行军床上糊里糊涂一觉睡到大天亮。睁眼一看，可了不得，那个妹妹大概没有醉，先起来了。我猛然一跳就起身，揉揉眼睛，还没张嘴，就听到这个妹妹笑开了，说：“真像个猴子！”我一下子醒了。怎么“芋头”变成了“猴子”？看来“妹妹”是危险物品。没吃早饭我就走了。好多天没有再去。后来才知道，这位妹妹突然来到是有原因的。家里早给她订了亲，说定了男方供给她上学，到大学毕业后结婚。不料她初中刚毕业，男家便催着要娶。她一着急，一个人离开家找哥哥来了。若是男方不食言，她便留在北平上学。若是男方不供给，那就断绝关系，不承认婚约。看来男方不会放心让她在外面，她也不会回去了。我和 W 在她哥哥离开后又见过。抗战一开始，消息中断了。

照算命的说法，我好像遭逢“妹妹”煞。从此我不交有妹妹的朋友，除非这个妹妹比我大得多或小得多。然而，若真有命，那是逃得出去的吗？

几十年后重相见，我才知道 W 在兵荒马乱中游击队伍里还没忘记我这个“猴子”。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下了决心。既然到了好像是总得有个女朋友的境地，那就交一交东京这个女同学作朋友吧。是好奇，也是忘不了她。于是写了信，把给 X 的两封信都附进去。也不知这怎么能说明我拒绝和她见面。说来说去总像是怕见她。又说，还是她这个通信朋友保险。我隐隐觉得我写信给 X 是对象错位。下意识里恐怕是要写给 Z 的。可是又不对。像那样的信若算情书也只能是情书八股。 Z 恐怕不知收到过多少，扔掉过多少。我岂能给她写那种呓语？也不知我给她写了些什么。没多久就来了回信。两信附回来了。信中说她很高兴，想不到内中还有这样的曲折。“你只管把我当作保了险的朋友好了。”

真是心花怒放。有了个保险的女朋友。一来是有一海之隔；二来是彼此处于两个世界，决不会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纠葛。我们做真正的朋友，纯粹的朋友，太妙了。不见面，只通信，不管身份、年龄、形貌、生活、社会关系，忘了一切，没有肉体的干扰，只有精神的交流，以心对心。太妙了。通信成为我的最大快乐。我不问她的生活，也不想象她是什么样子。甚至暗想她不如别人所说的美，而是有缺点，丑。她可能想到什么，寄来了三张照片。一张像是在日本房子的廊下，对面站着；一张是坐着，对着打字机，侧面。（是不是因为我说正在学打字？）另一张是孤单地坐在椅子上，正面。站着的，穿的是日本女学生的制服吧？不是旗袍，也不是连衣裙。坐着的，穿着旗袍，像是在北平家里。没有烫发，是个普通学生的童发式样，还有短短的“刘海”覆在额上。这是上法文课的那个人吗？在 本的，没有笑，手拿着书，眼睛望着我，神气全和初次面对我说话时一样，然而装束打扮大不相同了。正面对我坐着的，眼神似有疑问，我疑心还稍带忧色。她这是告诉我，她并不是沙鸥描写的“风流小姐”吗？要我放心，她是可以做我的真正朋友的，是“保了险的”吗？后来证明，她还是给我“保险”的朋友。多次“遇险”，幸亏有她在心里才不致遭灭顶之灾。 恰巧这时，沙鸥给我帮忙，到了北大新图书馆里当职员，在她的属下。每月有工资，生活不愁了。每月有信来往，精神安定了。我读书，写诗，作文，翻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不快的心情全送进诗里和给她的信里。每次她的信都能消除我的烦恼，不管信多么平淡。原来一个知心女友能使我那么愉快，真没有想到，真该永远感谢她。

我见到古铜镜铭语后写给她的诗句：

“见日之光长勿相忘。”

则虽非三棱的菱花

也应泛出七色来了。

我参加每月一次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教法文和学法文的人的茶话会，认识了一些人。每次都由我发请帖，所以知道主客双方。有一次，请客的主人是几位女士。忽然来了清华大学的吴宓教授。吴先生一人独坐在角落里，仿佛沉思，又不时面露微笑。我去和他攀谈，谈旧体诗，谈新出版的《吴宓诗集》，谈他的学生钱钟书。随后他寄给我他的诗集，夹着钱钟书的小本诗集，说明两书一定要看后寄还。另外还有他的新作，《独游西山诗》七律。我一高兴，“次韵”和了他的诗。其中有一首他特别指出来问我背景。这首诗是：

也知真意终能解，争奈蛾眉不信人。

信里多情情易冷，梦中一笑笑难亲。

每量诗福犹嫌薄，纵去醉乡安敢频。

闻道女牛行相会，夜深翘首望天津。

吴先生再见到我时一定要我说“天津”是在天上还是地上。我只好说是天上。其实也是地上。那时从北平到日本是在天津上船的，正好借用天河以押原韵。再以后，我才告诉了吴先生，我的女朋友的事。他听后大为激动，大大责备我一通。在北平，在昆明，在武汉，几乎每次提到 z 时，他都慨叹说我太不应该，总是我不对。我以为我正是照他的柏拉图哲学实行精神的爱的，为什么他反而不赞成呢？这首诗当时大概没有寄给 Z ，也可能寄去过。诗说得有些过分，而且不合实际。实际不能说她不信我，而是我不信她。她以后曾在信中说我“是个怎么也不相信人的人”，而且当面还说过：“我知道，你就是不信。你信不过我。”如果她曾经真的为此对我不满，甚至伤心，我真是犯下罪过了。难道吴先生责备我的确实不错吗？我自以为总是轻信， 土当，不是不信人，而是处处提防，防不胜防。我相信的，往往不可信。我不相信的，反而是应当相信的。 Z 是真心朋友，我现在知道了，用一生的过程证实了，太晚了。

北平火车站上。几个男女青年送一个女的。我站在那里，不是送行的而是陪行的。送行的都对女的说话，不理我。直到车开，我和女的在靠窗一边对面坐下。我才有机会端详这位戴着红绒线帽的旅伴。

亚工，我在北平较晚认识的一位好友，忽然对我说，有一张到南京的免费车票，是双人的，可是只有一个人去。他问我能不能利用。那时我刚卖了一本天文学译稿，得了两百元，抵我几个月的工资。本来我可以请假游玩一趟再回来。沙鸥会批准的。可是我竟没想到，以为每年译两三本书便可生活，天南地北到处遨游，便留一个条子向沙鸥辞职，不告而别¨现在想来，实在对不起她，太鲁莽，太少不更事。但对我来说，却是有收获而无损失。因为离卢沟桥事变已不到两年，我迟早是要南下的。 、这个红帽女郎。我见过几次，也算认识。她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她见我面对她老不说话，便掏出一本小书来看。我看出是罗素的小册子。有了话题，开口谈哲学。我连她是做什么的，到南京有什么事，全不知道，也不问。

哲学谈不下去，改变话题。她说：“听说你学外国话很快。我看你学中国话不行。你到北平几年了？还带南边口音。”

我反驳：“你也带一点广东口音。”

“胡说！我是在这里上小学的，师大附小，怎么会有广东 12I 音？”也许她觉得过分了，笑着接下去：“你能听出我有广东音？反正比你地道。”

几句话一说，我才发现她真好笑。从车站上一直到车厢里，她总是愁眉苦脸心事重重的。这时笑逐颜开了。为了验证我学中国话也行。她教我讲广东话。

她先说“系唔系”。我照学不误。又教一个“乜田”，我发音不准了。她一连教几遍，越笑越利害，简直笑得脸红了。又教“细佬哥”。我不知是什么意思，学了一遍就不学了。问她是什么。她笑着指我说：“你就是细佬哥。”说完了又用广东话说，笑得几乎断了气，中断一两次。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笑。知道了“细佬哥”就是孩子，娃娃，也不觉得可笑。倒是她这个人有点可笑，所以我也笑了笑。她接着教我一二三四数目字，教一个字，笑一气。我只好跟她学，陪她笑，让她拿我当笑料。对广东话我并无兴趣，想不到后来会去香港还有点用。但对这个人兴趣越来越大。我和一个差不多同年的女的坐得这样近，谈得这样开心，还是第一次。我们又笑又闹。我也没想到旁边人怎么看，只看她一个人。

她的脸越来越红，不知道是不是笑出来的。忽然她一转脸。天已黑了。车里灯也亮了。车窗是关着的，玻璃上照出了她的红脸。她一头扑到车窗上，不笑了。我跟着扑过去，也对着车窗，问：“到哪里了？”她没有回答。我才发现，两人的脸正好在车窗玻璃上并列。她两颊发红，神情严肃。我像个大孩子，什么也不明白，两眼瞪着。都不说话，也没有避开，互相望着玻璃上的脸。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总不止几秒钟。我才听到她似乎轻轻吁了一口气，转过脸来，说：“你知道，我到南京就改名字了。”愁眉不展的神色又出现了。

“我只知道你的外国名字。”我说。

她眼睛睁得很大，脸不红了，迟疑一下，问：“他们都没跟你讲我？”我说：“谁也没说，我也不问。”这时她才讲出她的名字，又说她到南京以后用的名字。这些都是假的。她没讲出她的本名。过两年我才知道。又过些年，她正式结婚，恢复了原名。这里面的原故，我是后来才一步一步明白的，但也不十分清楚。我不想打听，不想知道她的身世。

她是 Y 。本来在广州上大学英文系，到北平来改学绘画，去年考上南京戏剧学校，又改了名字。那外国名字只有几个熟朋友才叫。“不过你可以叫。在外人面前还是叫我现在改的名字。”我以为她因为要演戏所以改名留姓，不知连姓也是假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改名又改行，我也不以为可疑。但我隐隐觉得她虽然喜欢艺术，也会弹钢琴，对绘画和戏剧并没有特别兴趣。眉宇间时时出现忧色。不过这一路上两人都很愉快，像毫无拘束的多年朋友。

南京到了。一下车就有人接她。是比我们稍大些的女的。她知道了同来的我，连正眼也不望一下。出站上了马车。来接的人说，早就想坐一次马车。一路上我成了多余的人，两人都不理我。霏霏小雨中到了戏剧学校。我见到一位北大英语系毕业的人。他在当职员。我和他谈了几句北大的朋友，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一进门，两个女的就自顾自走了。再来时， Y 给了我几个包子，对我说，每天傍晚可以来找她，平时不能出校门。在办公室里我见到校长余上沅，戏剧家应云卫，留长发的男学生。那位职员朋友都没有介绍。我和他不熟，但知道他的身份，觉得他有点不大愿意我多引起人注意，便走了。他以后在戏剧界、电影界、政治界风波中演的角色，因为他一再改名字，几年前我才从一篇说到他原名的为他辩白的文章中知道，可是他已去世而且没有人提到了。 阴雨蒙蒙中我每天傍晚找她出来散步。两人很少说话，完全不是旅途上有说有笑的样子。我还请她和那位去接我们的人去吃一次咖啡。那位女士本来也应算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后来才知是夫人），但好像对我隐含敌意。 Y 在她面前对我也有点拘束。我每天找 Y 好像她并不知道。因此，我和两个朋友约 Y 星期日去燕子矶就没有通知她。没有她， Y 又有说有笑，是活泼的女孩子了。这中间的顾忌，我到杭州后才有点明白过来。那位在北平的朋友，我原以为是 Y 的丈夫或未婚夫，其实并未和她定名分。这位朋友通过她转给我一封信，感谢我，说是 Y 每次离开北平都心情不好。这次有我陪伴，一路上很高兴，到校后还为我每天同她雨中散步而缓解了忧愁，是我有功。信中一再附上“请告地址”。第二次把字写得很大，还注上英文“扩大再版”。但我没有照办，复信仍由 Y 转。我自以为明白了内情，不想让他直接来信说 Y 什么。是不是我又做错了？

Y 在南京烫了发，照了一张相片，签名送我。她来信说，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搁在橱窗里，经她抗议才收回。她以后又改装了，有了个“刘海”。信中说：“你知道‘刘海’吗？是这样的。”画出了大半个脸的自画像给我看。

这对夫妇都是我的好友。五十年代末，男的先去世。又过十年， Y 也去了。没有子女。我把她也当作妹妹，其实她不会比我小，也许还大些。

信在东京和北平、南京、杭州之间来来往往。谈心越来越多，越深。具体的事却不多。我的诗都寄给她。她每次都说喜欢和感谢。我写诗也越来越多。也对她说过 Y 。大概没好意思说“芋头”变成了“猴子”。她还“恭贺”我一再有了“妹妹”。说她还继续学钢琴。说见到 本诗人西条八十。说她在毕业前不打算回国，所以我可以放心写信，不必害怕见她。不论她说什么，我看到来信就心生欢喜。她后来告诉我，我在信里写了一些她常说的话，使她姐姐看到后觉得奇怪。她用紫色墨水。我用绿色墨水。她的紫色字迹多年还清楚。我的绿色字迹恐怕现在都已经淡得看不清了。她也不能再看了。也不用再看了。她会记得，忘不了的。她在最后信里说我的信是“多么好的文章啊”。真是说文章吗？

抗战开始了。我匆匆转道南下，先回老家。居然她从香港来明信片到我老家。因为我曾回过家一次，她来过信，知道地址，所以来明信片希望有人转给我。恰好我在离家前一天收到了。她还怕失去我的踪迹，怕我无法知道她到了香港。我到武汉，她也有信到武汉，因为她知道武汉大学有我的好友。我到长沙，她的信又追到长沙。我行踪不定，但到处给她去信。

“我有点怕。这个保险朋友有点不大保险了。”香港寄长沙的信中有了这句话。

我怎么办？

长沙稻谷仓二号。以后长沙当局在战争中自己放的火也没有烧掉这一所房子。里面一间大屋里住着四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从日本回来，又送 Y 南下的教授。在南京接 Y 的就是他的夫人。另外是一对夫妇。四人中只有女的有职业，是国立戏剧学校的助教。这房子就在学校附近。她和 Y 和那位教授的夫人都是同学。她家在北平。姓名也是假的，是演员的名字。她演《茶花女》主角时就用这个名字，以后才从舞台上消失了。这个四人合组的“家”就靠她的微薄工资维持。我和她的丈夫一文不名。教授有点钱还想办杂志。他的家乡也沦陷了。他最着急的是他的夫人据说去延安，还写信骂他只想当教授，不知干革命，不去抗战。四人中我是真正的食客。可是女主人对我很好。她才二十岁出头吧？外表看不出孩子气，住在一起才知道她的天真烂漫。这对夫妇直到去世都是我的好友。我结婚前夕曾又住在他们家。她还拿我开玩笑，认为我结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笑得很特别，很开心。

随着长沙临时大学搬昆明改建西南联合大学，戏剧学校也迁往重庆。我们送那对夫妇上了船。教授朋友去西安想找回他的夫人。。家”解散了。我无处可去：经一位朋友介绍去当地力报馆白住吃闲饭。每天三餐干饭，加一餐夜宵供夜间工作的人。不论人数多少照例开一桌。我都跟着吃。也没人问。报是大报，工作的人并不多。社论是社长自己写。他作了一首七律给我看。我便依原韵“奉和”两首。录一首如下，‘又是“也”字起头：

也愿佯狂学纵酒，无如量浅酒杯深。

匹夫有罪唯怀壁，王法无情莫议今。

献璞当年须刖足，论人此日要诛心。

伤时涕泪休轻洒，珍重青衫未湿襟。

有一回，社长想了一个社论题目，说了意思，我自报奋勇执笔。湖南人看重古文，我就写文言，加些四六对句。以后他便常常出题给我作文。有文言也有白话，加上新名词，新句法。这算是我付房饭钱。不料到离开时社长还给我稿费。篇社论约 干字，一块钱。这成了我从长沙到香港的路费。

我到香港是“逃难”去的，是去找饭吃的。所指望的是一位好友，就是介绍我陪 Y 南下的亚工。一则是实在无路可走，二则是实在想再见那位保险朋友。这时的友情已经大非昔比了，不过还是朋友。“友谊至上”。“情人易得，友人难求”。这是我们两人共同承认的。

到广州在街上闲游一天，听广东话想起 Y 。她已经回老家了，没有和她的朋友在一起。一个人不知有多寂寞。搭上晚车，昏暗中经过荒凉的深圳，到九龙时已是万家灯火。由尖沙咀轮渡过海到香港。在一家小旅馆中放下行李，先去见 Z 。准备第二天一早找亚工。他们都是我临离长沙前匆忙写信通知的。

太白楼，学士台，简直不像香港的地名。在山半腰，原来离亚工借住的香港大学宿舍不远。 z 姊妹搬家以后，住进同一所房子的是从上海来的戴望舒夫妇。 Z 原先住的是下层。戴住上层。

一敲门，一位戴眼镜的女郎开门。不等我开口，她就说：“是金先生吧？请进来。你等一下。她在上面。我去叫她。”匆匆出门上楼了。

一间屋子，两张床，桌子，椅子，很简单，不像小姐的绣房。我坐下等了好半天，无影无踪。不知为什么，只好一个人枯坐。

忽然姐姐开门进来，说：“她在屋顶上等你。你顺着楼梯上去。”她几乎是把我赶了出来。我迟疑着上楼时，一个很年轻的青年下来，和我擦肩而过，好像是瞪眼看了我一下。

到最上一层，钻出屋顶，黑暗中看到有个人影远远站在一角。衬衫，长裤，是她吗？是她。打扮全变了。不是在北大上课的样子了。

“怎么来得这么快？也不先打个招呼。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到了。”

开口就埋怨，真成熟朋友了。

“我来得太快了？”

“你来得太迟了。太迟了。”

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黑暗中，渐渐看清楚了。脸还是那样子。眼睛、鼻子、嘴都没变。同我还是一样高，一样瘦。对望着，没有说话，只拉住了手。

天上星光灿烂，没有月亮。山顶上有点点的灯光。山下和隔海的九龙，灯光密一些。一排排路灯盘曲着显出山道。那是 1938 年初，旧香港。

屋顶上有一道水泥的横梁。她拉着我的手过去，并肩紧靠着坐下。

“你今天来得正巧。我们明天搬家。在九龙租了房子，是新盖的。明天不要找我，后天到新房子去。”

谈话不知不觉到了深夜。天上星横斗转。仗着天文常识，我知道再不走就要天亮了。紧拉着手一同下楼。又像在北大红楼那次离别一样，可是情分不一样了。

这是一次特殊的谈话。她把信里不能讲的，也许是对别人都不能讲出来的，一件又一件向我倾吐。我也照样回报。从自己到别人，从过去到未来，从欢乐到悲哀，都谈到了。这是真实无虚的对话。我们的关系从此定下来了。没有盟。没有誓。只有心心相印。她有的是追她谈爱情谈婚姻的人，独独缺少真心朋友。那么，“你没有朋友么？我就是。我来补这个缺。”她的话，我一生没有忘记。我的话，我一生没有改变。可惜的是，我太没用了。一丝一毫没有能帮助她解除烦恼。除了写信，还是写信。就是信，也常常引起她烦恼，甚至生气，可能还伤心。现在，不止现在，到我临离开这世界的时刻，我还会对她心有歉意。恐怕我还是没有真正完全懂得她的心思。我这一生总是错中错。人家需要温情时我送去冷脸。人家需要冷面时我喷出热情。不是“失人”，就是“失言”，总是“错位”。北平同学半年，九龙见面一年，断绝又接上，接上又断绝的通信五十七年。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不见面，见心，心里有永不磨灭的人，人的情。

她最后来信前曾表示，想和我打隔小半个地球的电话。我竟没有表示欣然同意。难道是我不愿和她谈话？不愿听她的声音？不是。我太老了，没有五六十年前那样的精神力量了，支持不住了。

夜谈回来，我提笔写下几首绝句。后来她也看了。这表达了我们两个人两颗心当时及以后直到现在和未来的情吧？这里抄下四首。

浮生若梦强为欢，怕听空山泣杜鹃。

天上蛾眉真解事：古今不见永团圜。

人间乐事苦无多，色色空空证佛陀。

邻座何劳示玉趺，臣心如水不扬波。

愿借星辰证我心，春宵似水苦寒侵。

海天有尽情无尽，多露何堪更夜行。

忽漫相逢已太迟，人生有恨两心知。

同心结逐东流水，不作人间连理枝。

1990 年春初 erdL0ZPjzGNBFt7ytIHPxUAsv0ZuuNY1Oc6H4kTzOLUXrFTSci0kNM/XOCfbXz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