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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军
现在见过清朝的“将军”的人是绝无仅有了。见过民国初年的将军的人恐怕也为数不多。我少年时望见过辛亥革命时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将军，听到他演讲。那时他已经是北伐军的将军了。见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将军和元帅的人就多了。可是抗日战争时见到国民党将军的人除军人和新闻记者外，未必多。我在无意中会见过一位，那是去世一年多的郑洞国将军。四十年代初他是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是军长，驻扎在印度的训练基地兰姆加。五十年代以后他成为政协委员，就不是将军了。多年来我在会议上见到他招呼时都没有谈起旧事。直到几年前才偶然对他说到。他当然想不起来。他说记得我在“反右”时说过，望远镜可以从两头看，一头看去变大变近，另一头看去变小变远。这话我也记不得了。老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这次回忆旧事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
说来很有趣，大约是 1942 年，我从乡间回到加尔各答。那时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李君一见我就说，“你来得巧，同我一起去远征军基地看看怎么样？”原来他的一位上司姓沈的经印度去美国，不能不去基地望一眼，可是他急于赶路，只想蜻蜒点水，便要这位记者同去，以便他立即脱身。李君想拉几个人陪同，只找到一位电影制片厂的汪君，凑上我正好三人。于是我刚离佛地又去军营，坐上了汽车兵团的交通车。
营地在印度东北部的一处荒野。一到，沈就带着李君直奔一所营房。我和汪君只好跟随在后。沈跑得飞快，当先进棚，我们赶到时他正和一位大个子美国军官讲话。我只听到最后的话是，沈说马上去美国，问他有什么话带去，那位站在桌子后面的上校大笑，用手比方了一个“飞吻”，沈转身便走。我见他对李君交代了几句，随即上了另一部车子如飞驶去。原来他是专为见美国军官来的。访问中国军官就由部下李君代劳了。我第一次见到美国军官，全不像个官，没个官样子。上校是这样，我想将军也差不多，怪不得同中国将领合不来。
我们三人见到了郑洞国将军。他的话很少，眉宇间隐隐有忧色，显得憔悴，说是一切事情可以和秘书及参谋长谈。于是汪君解下了照相机。这一来，郑军长笑了，说是对摄影很感兴趣。会拍电影的汪君成了谈话的主要角色。照例的事已毕，便同吃便饭。舒参谋长和两位秘书也来了。舒的谈锋很健，又毫无顾忌，发泄对美国军官的不满。原来那时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是中美英联合的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驻印军归他指挥。他不在这里，白上校便代表了他。于是中将司令要听上校参谋的话，郑军长便不上前线视察，免得要先通报那位外国参谋，只好守在基地管他的“八大处”了。郑不肯说。饭后舒却在自己房里对我们滔滔不绝。我们三人不约而同都想到，原先怪郑不上前线，原来内有隐情。后来两位秘书先后分别陪我们到处走。中文秘书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表示没想到这样没意思，打算走开。英文秘书是一所教会大学毕业的，说，现在帮助我们抗 的盟军只有美国人，不能不靠他们。言下是受点委屈也只好认了。参观坦克以后又看丛林打游击的训练。我们都觉得美国兵打游击还要这么讲究吃喝，怎么能打败 本兵？应当请八路军来教教这些美国军人游击战。
将军并不是都像戏剧电影中那样。这是记者李君的话，也是学戏剧拍电影的汪君同意的。那是艺术形象，不必是本来面目。